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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帅要对其下令，这时该部队应该应旗（按一定节奏挥舞本部军旗）回应。一部应旗的同时，该部下辖各队也看到了本部军旗，明白下来该有任务，可以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日月水火图案的旗帜可以用来表示此时应用何种方式接敌。五色旗可以下令用什么阵型应敌——战前军议商量好用什么信号代表要列什么阵势。同时几种固定的挥舞旗帜的姿势也可以表示一定的含义。
刘病已也不得不为我们古人的智慧赶到自豪，在二千多年前就能创造出这样精密的战场指挥体系。
他现在也明白了，为何前世看的好多小说里面，都有不“临阵换将”的说法，每一位将领（幕府旗鼓队）都有各自不同的旗帜信号，换将的同时就必须要下辖部队的所有指挥人员熟悉新将领的指挥信号（更约束）。临战则没有多少时间去完成这一过程，造成指挥脱节。通常有师承（或者上下级）关系的将领会有接近的旗鼓约束，上述这些旗帜都是统帅幕府旗鼓队应该备有的，当然旗帜的使用方式较带有强烈的统帅个人性特点，不一定有统一固定的使用方式。这也能提供一个隐藏的好处——指令的保密性。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封建时代兵为将有，世代将门（不像现代人想像的，战争在古代也是一门技术活，可不只是“舞刀弄枪”而已，外人不懂得如何去指挥）的情况。
刘病已还记得张安世还特别强调的是在用具体旗帜下令前，需要挥舞统帅的将旗表示要发令——将旗最为显著，能够引起所有人的注意。将旗只有一面，保证不是其他人冒用将领的名义下达假命令——如果将旗被砍倒，一是表示将领已经不在指挥位置（可能已经阵亡），二是在重新建旗前将领无法通过旗帜型号下令。
战线过长的情况下，距离较远的部队难以看清楚统帅处所挥舞的是什么旗帜。那么就必须有副手来统领侧翼部队，或者调整全军展开方式来缩短指挥距离（八卦阵、六花阵）。
刘病已不禁“思古之情”大发，记得前世明期末年一片石之战，当日大顺军从北山至海边排列成一字长蛇阵，多尔衮即令清军沿近海处鳞次布列，吴三桂军排列于清军的右边，采取重点突破战术。这时正值大风扬尘，能见度很低，清军得以从容布阵。少顷，风止，多尔衮一声令下，清军呼啸出击，万马奔腾，飞矢如蝗。
我们不难想象，苦战一昼夜的大顺军突然被风沙阻住去路，当风沙过后，却发现面前多出数万铁骑，面目狰狞，长辫垂地，“哇、哇”（满语：杀）声“震天动地”，这才知道是鞑子兵来了，当时体力也已经透支的农民军，惶恐情绪可想而知。在女真重骑兵（披厚铁甲，100步内弓箭不透）的冲击之下，以步兵为主的大顺军根本无从抵挡，而且。本来山海关前的战场，实在是太过狭小，挤得满满都是人，根本就施展不开，顺军在满清骑兵的冲击下，损失惨重，大量的人马被冲入海中淹死。
本来准备拼命的李自成，在部下的苦劝下终于卷起大旗撤退，而此举也标志顺军的全线溃败，李自成带到山海关的都是嫡系人马，经过此战，顺军的精锐基本被消耗殆尽，李自成为自己的战略短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满清入关，真正的硬仗实际上也就是这一战，真可谓“一战定中原”！
后来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预言满清既将灭亡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国初（他是清人）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实际上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满清因明亡于李闯、因吴三桂大开城门而入关，所以“创业太易”；入关后为震慑人数远远多于自己的汉人而大开杀戒，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诛戮太重”，这两点决定了清王朝统治缺乏“合法性”。当然这些都是后话，还是让我们继续回到主题上。
说到战场通讯，刘病已通过与张安世等了解到由于通讯能力的限制，在古代战场上指挥官所传达的命令内容往往都比较简短——旌旗金鼓能只能传达很简短的信息。长而复杂的信息传达起来会有很严重的时滞，使用传令兵更要看战线长度的情况了（当然，下令给统帅身边的直属部队和预备队用传令兵更好。可以传递更加精确的指令，同时不挤占旌旗金鼓的指挥通信资源）
所以将帅们必须预判战场形势，预先定下方案，对可能发生的不同情况也要有不同预案；战阵之中以旗鼓的方式将命令——执行哪一套预定方案——传达给下一级指挥官。很多时候将领的运筹能力正体现在对战况的预判和预案的策划上。
击鼓进攻，鸣金收兵这样的常识大家早已听说过了，但是用音乐往下传达的命令容易在传递过程中走样（战场的环境是极为吵杂的），所以只能承载最为简单的指令——进、退、止步，最多可以控制部分部队进攻的节奏。
吉时已到，皇帝陛下、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赵充国等一大批将领立于高台之上。在王者天下归来看来，皇帝陛下今天头戴紫金冠，身披“黄金甲”，杀气腾腾，有如天神下凡，巍然屹立。
旁边站立的张安世大声道：“大军出征之前，请皇帝陛下发表军誓（类似现代的战时动员大会）。”
这是对中国古代兵法的良好继承。其按照文字记载军誓最早为夏后氏所创，其“誓众于军中，欲人先诚其虑也。”后来商人起兵也采取这种形式“誓众于军门之外，欲人先意，以待事也。”而周人亦“将交刃而誓之。”
虽然夏商周三代军誓形式有些许差别，但其本意是一样的，即“出兵伐罪，必立誓命之文。”为的是鼓舞士气、凝聚人心。从此，军誓便作为一项必不可少的战前准备工作被后世继承下来。
统帅要对其下令，这时该部队应该应旗（按一定节奏挥舞本部军旗）回应。一部应旗的同时，该部下辖各队也看到了本部军旗，明白下来该有任务，可以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日月水火图案的旗帜可以用来表示此时应用何种方式接敌。五色旗可以下令用什么阵型应敌——战前军议商量好用什么信号代表要列什么阵势。同时几种固定的挥舞旗帜的姿势也可以表示一定的含义。
刘病已也不得不为我们古人的智慧赶到自豪，在二千多年前就能创造出这样精密的战场指挥体系。
他现在也明白了，为何前世看的好多小说里面，都有不“临阵换将”的说法，每一位将领（幕府旗鼓队）都有各自不同的旗帜信号，换将的同时就必须要下辖部队的所有指挥人员熟悉新将领的指挥信号（更约束）。临战则没有多少时间去完成这一过程，造成指挥脱节。通常有师承（或者上下级）关系的将领会有接近的旗鼓约束，上述这些旗帜都是统帅幕府旗鼓队应该备有的，当然旗帜的使用方式较带有强烈的统帅个人性特点，不一定有统一固定的使用方式。这也能提供一个隐藏的好处——指令的保密性。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封建时代兵为将有，世代将门（不像现代人想像的，战争在古代也是一门技术活，可不只是“舞刀弄枪”而已，外人不懂得如何去指挥）的情况。
刘病已还记得张安世还特别强调的是在用具体旗帜下令前，需要挥舞统帅的将旗表示要发令——将旗最为显著，能够引起所有人的注意。将旗只有一面，保证不是其他人冒用将领的名义下达假命令——如果将旗被砍倒，一是表示将领已经不在指挥位置（可能已经阵亡），二是在重新建旗前将领无法通过旗帜型号下令。
战线过长的情况下，距离较远的部队难以看清楚统帅处所挥舞的是什么旗帜。那么就必须有副手来统领侧翼部队，或者调整全军展开方式来缩短指挥距离（八卦阵、六花阵）。
刘病已不禁“思古之情”大发，记得前世明期末年一片石之战，当日大顺军从北山至海边排列成一字长蛇阵，多尔衮即令清军沿近海处鳞次布列，吴三桂军排列于清军的右边，采取重点突破战术。这时正值大风扬尘，能见度很低，清军得以从容布阵。少顷，风止，多尔衮一声令下，清军呼啸出击，万马奔腾，飞矢如蝗。
我们不难想象，苦战一昼夜的大顺军突然被风沙阻住去路，当风沙过后，却发现面前多出数万铁骑，面目狰狞，长辫垂地，“哇、哇”（满语：杀）声“震天动地”，这才知道是鞑子兵来了，当时体力也已经透支的农民军，惶恐情绪可想而知。在女真重骑兵（披厚铁甲，100步内弓箭不透）的冲击之下，以步兵为主的大顺军根本无从抵挡，而且。本来山海关前的战场，实在是太过狭小，挤得满满都是人，根本就施展不开，顺军在满清骑兵的冲击下，损失惨重，大量的人马被冲入海中淹死。
本来准备拼命的李自成，在部下的苦劝下终于卷起大旗撤退，而此举也标志顺军的全线溃败，李自成带到山海关的都是嫡系人马，经过此战，顺军的精锐基本被消耗殆尽，李自成为自己的战略短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满清入关，真正的硬仗实际上也就是这一战，真可谓“一战定中原”！
后来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预言满清既将灭亡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国初（他是清人）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实际上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满清因明亡于李闯、因吴三桂大开城门而入关，所以“创业太易”；入关后为震慑人数远远多于自己的汉人而大开杀戒，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诛戮太重”，这两点决定了清王朝统治缺乏“合法性”。当然这些都是后话，还是让我们继续回到主题上。
说到战场通讯，刘病已通过与张安世等了解到由于通讯能力的限制，在古代战场上指挥官所传达的命令内容往往都比较简短——旌旗金鼓能只能传达很简短的信息。长而复杂的信息传达起来会有很严重的时滞，使用传令兵更要看战线长度的情况了（当然，下令给统帅身边的直属部队和预备队用传令兵更好。可以传递更加精确的指令，同时不挤占旌旗金鼓的指挥通信资源）
所以将帅们必须预判战场形势，预先定下方案，对可能发生的不同情况也要有不同预案；战阵之中以旗鼓的方式将命令——执行哪一套预定方案——传达给下一级指挥官。很多时候将领的运筹能力正体现在对战况的预判和预案的策划上。
击鼓进攻，鸣金收兵这样的常识大家早已听说过了，但是用音乐往下传达的命令容易在传递过程中走样（战场的环境是极为吵杂的），所以只能承载最为简单的指令——进、退、止步，最多可以控制部分部队进攻的节奏。
吉时已到，皇帝陛下、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赵充国等一大批将领立于高台之上。在王者天下归来看来，皇帝陛下今天头戴紫金冠，身披“黄金甲”，杀气腾腾，有如天神下凡，巍然屹立。
旁边站立的张安世大声道：“大军出征之前，请皇帝陛下发表军誓（类似现代的战时动员大会）。”
这是对中国古代兵法的良好继承。其按照文字记载军誓最早为夏后氏所创，其“誓众于军中，欲人先诚其虑也。”后来商人起兵也采取这种形式“誓众于军门之外，欲人先意，以待事也。”而周人亦“将交刃而誓之。”
虽然夏商周三代军誓形式有些许差别，但其本意是一样的，即“出兵伐罪，必立誓命之文。”为的是鼓舞士气、凝聚人心。从此，军誓便作为一项必不可少的战前准备工作被后世继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