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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惊叹中国京剧何以能用虚拟动作表现行船和水浪一样，瑞典皇家剧院总导演也惊讶叶盛长何以能用很低的收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回国时，大使馆的同志们热情欢送。他们说：“你们用艺术帮助我们取得了许多用通常的外交手段难以达到的良好效果。”
原来今天的艺术，不再是过去的玩意儿，而是国家的宣传工具了。
右派窝子（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1957年，在我母亲的动员下，叶盛长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春季，他响应号召积极参加大鸣大放，义不容辞地帮助中共整风。动机单纯，热情高涨。常陪着张伯驹参加各种类型的座谈会、鸣放会，并在会上畅抒己见。他又一次感到做一个新型的文艺战士的光荣和自豪。但这次的政治行动却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一夜之间，他被清除出革命队伍，沦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不仅他是，四哥是，三哥也是个内定中右。好端端的梨园世家，一下子变成了右派窝子。
啥叫“教养”？（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到了1958年，在战战兢兢的日子里，他终于熬到了接受处分的那一天。领导依据政策，给叶盛长的处分是“保留公职，劳动教养”啥叫“教养”？他这辈子没听说过的有这样一种处分？从前只知是父母教养，现在才晓得还有劳动教养。但二者都是“直见性命”
遥望将来“一半儿云遮，一半儿烟霾”叶盛长饱含着恐惧、凄惶，抛下一家妻儿老小，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北京城，踏上这条“改过自新”的“教养”之路，被押送到150公里以外的茶淀。那里有个由北京市公安局管辖、专门改造犯人和劳教人员的清河农场。据说之所以取名为“清河”是包含着让犯罪分子在这条清水河里把身上污垢洗净的寓意。他睁大了眼睛，四周却是一片黑暗——一种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尾的黑暗。自己已堕入了深渊，而且没有一根绳索能拉他走出这个黑暗了。
听说在清河的日子是每天挖土方、抬大筐，完不成定额要挨整。叶盛长37岁，正是年富力强，自幼还有练就的武功底子，可这样的活儿，从来没干过，自己行吗？挺得住吗？
继续唱戏（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没承想，大队人马到了清河农场，惟独把他一人用小吉普车送到农场场部附近的一处整洁的长形院落。一进门，叶盛长便听到了熟悉的锣鼓声、胡琴声和吊嗓子声，还有人在练功。这是剧团吗？他还真个猜对了。这儿正是剧团，它的全称是“清河农场文教队业余京剧团”说是业余，其实是全脱产的专业剧团。于是，他没有干任何农活，在这里继续唱戏了。
他的幸运，并非源于政策，而是遇到了一个戏迷。这个戏迷就是清河农场负责人、北京市公安局五处的梁处长。此人比较开明，又喜京剧，便一手创办了这么个剧团。他把叶盛长叫到家里，拿出好烟好茶招待，说：“你是梨园世家，来了正好有用武之地。我希望你多出点子，多卖力气，把这个剧团的水平搞上去。你今后工作和生活上有什么问题困难，不必顾虑，可以直接找我。”
剧团的政治指导员也对他说：“我们考虑到你的专业，没有把你放到劳动单位去，而仍然让你干你的专业。这是党和政府对你的关怀和照顾。希望你在彻底改造反动世界观的同时，为剧团做贡献。我们相信你是有这个能力的。”
叶盛长很受感动，当即表示：“请放心，我一定努力干，以赎清我对党和人民犯下的罪过。”
在那样一个环境，却遇到这样的好人，叶盛长曾对我的母亲说：能在劳教农场继续唱戏，实在是不幸中的大幸。其实，这个大幸也是自己得来的——因为他是叶盛长。
中国历朝革命皆必有歌舞，戏曲又是以歌舞演故事。所以，他的“大幸”也不完全在于遇到一个戏迷型的劳教干部。
不弱！（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到了剧团，他发现剧团的阵容不弱呀！里面的成员绝大部分都是科班出身的专业演员和受过名家指点的北京名票。比如主要青衣演员就是梅派青衣赵慧娟，扮相、嗓子、做派都好。花脸连振东，就经过侯喜瑞的指点。武生兼武净郭世华是中国戏曲学校的毕业生。还有几位老生、小生及武戏演员，则分别出科于“荣春社”和“鸣春社”另有部分票友也各有宗法，具有相当的水平。他们经常演出不少老戏、本戏。他看了几场以后，觉得戏路子是比较正规的。
不久，与他同一个单位、同样性质的丑角演员方荣慈也被送到了清河农场劳动。叶盛长打听到情况，向梁处长提出建议，把方荣慈调到剧团来，以充实阵容。听了有关业务介绍，当晚梁处长派人把方荣慈接到了场部小礼堂。叶盛长和他演了一出问樵。领导看后满意，方荣慈就留下了。此后，又有一些北京的京剧演员因为各种情况而被送来。其中，最有名的要算马连良之婿、著名武生演员黄元庆了。
据我所知，四川劳改局所属的川剧团的阵容也不弱，缺个净行，他们还真把个好花脸弄了进来。我在四川监狱呆了十年，其中的一个感受就是：在中国，只要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这个地方一定也藏龙卧虎。
立功赎罪（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他只想立功赎罪，到了剧团后就一门心思用在演出上，自己争取多演，还担任了导演。这多亏“富连成”科班的严格教育，使叶盛长具备全面的功底，也掌握大量的剧目。他先是排自己拿手的剧目，后排演其他的剧目。每排出一个戏来，立即在总场和下属各分场巡回演出。出戏的速度很快，演出的活动也频繁。北京在大演现代戏了，他们也跟着学演。特别是农场领导让他这个右派分子扮演杨子荣英雄形象，叶盛长听了，真是“喜出望外，受宠若惊”从剧本分析、唱腔设计到舞台调度，他算得废寝忘食、呕心沥血了。唱腔上融合俏丽多姿、节奏明快的马（连良）派，形体动作上则更多地从武生表演方法中提炼出新的程式。开打和某些念白他还揉进了武丑的技巧。结果，他的杨子荣大受欢迎，一连演了几十场。这回，叶盛长真挑大梁挂头牌了。但走到哪儿，广告只写“国营清河农场业余京剧团”演员的名字一个没有。
继而，在叶盛长的建议下，还排演了三打祝家庄柳荫记猎虎记赵氏孤儿以及杜鹃山。后来，赵氏孤儿还带到北京给公安部做汇报演出。他和黄元庆请马连良、裘盛戎光临指导。他们都去了，又光临又指导，把剧团的人高兴坏了。
一位看过他在清河农场演出的北大右派学生对我说：“叶盛长的做功，实在是太好了。他在戚继光斩子里，饰演戚继光。‘斩子’的时候，他站在帅案前面，背向观众。但通过背部、肩部、双臂的动作，把人物内心激烈的痛苦都表达出来。”
在演出、排练之余，叶盛长还接受了培养青少年演员的任务，一下子招收了30多名学生。由他和其他演员负责孩子们的练功和教学工作。他每天工作的紧张程度远远超过了在中国京剧院当演员。犯人总觉得日子过得太慢、太慢。因为排戏的任务一个接着一个，所以叶盛长却觉得自己在清河的日子过得非常快。
农场在风景优美的葡萄园内建有几栋造型漂亮、设备考究的别墅，经常有中央首长或北京市领导干部来此休假或养病。每遇首长莅临，必看演出。叶盛长为彭真、罗瑞卿、冯基平等人演过专场。演毕，中央首长上台接见时总说：“好好改造思想，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白面饺子（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大概是在1960年，清河剧团到新建的塘沽戏院演出，这个戏院也是塘沽京剧团所在地。剧团里有个郭仲林先生，他先学谭派，后给名票夏山楼主（韩慎先）操琴。郭先生在后台见到叶盛长，眼里噙着泪、紧紧握着手说：“老五，你的戏下来以后，到我家坐坐。”
好在当日叶盛长的戏排在前面。演完了，他去郭先生的小屋小坐。一进门，就惊呆了：原来老俩口正为自己包饺子呐。时值三年饥荒，有两个窝头就是不可多得的美餐了。深受感动的叶盛长说：“干嘛这么破费，我们的伙食还可以，这饺子您留着自己吃吧！”这也是实话，那时剧团的人吃的是农场干部食堂，细粮多，粗粮少，演戏归来，还可以加一顿夜宵。黄元庆是回民，一场武戏下来，体力消耗大，领导有时还特意犒劳他涮羊肉呢。
郭先生却慎怪起来：“老五，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诚心诚意给你预备的。想你从小就没受过磕碰，如今落到这个地步，我们心里真替你难受。大忙我们是帮不上的，这么多年不见，总该让你吃上一顿可口的饭吧。”
今日春来，明朝花谢。叶盛长端着热腾腾的白面饺子，一时哽咽难言。重回首，往事堪嗟！
她是江山（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叶盛长被送去劳动教养的前一天，把那辆英国“凤头”牌自行车擦了又擦。他走后，谭秀英用布把那自行车裹得严严实实，放在顶柜上。对孩子们说：“你们谁也不许动，这是你们爸爸最喜欢的东西了。”
叶盛长原来是每月二百二十多元工资，劳动教养后，就没了工资，只有三十元的生活费，仅够他自己用的。在叶盛长劳教的四年时间里，家中一点经济来源都没有了。一个女人带着八个孩子可这么过？他们唯一的儿子叶金援告诉我：那时给自己最深的印象，就是母亲坐在椅子上，一边抽烟，一边发愣。
儿子问：“妈，您又在想什么呢？”（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谭秀英答：“我在想今儿咱们吃什么？明儿咱们卖什么？”
吃饭的时候，能听见母亲说：“今儿咱们吃电扇。”
孩子们心里明白，母亲这是把电扇卖了。
过些日子，又听见母亲说：“今儿咱们吃耳环。”
孩子们心里明白，母亲把自己的首饰卖了。
能卖的都卖了，连陪嫁都典当光了。实在没法子了，她跑到娘家，请求帮助。每次，哥哥谭富英都没让妹妹空手回去过，一边偷偷塞钱，一边悄悄叮嘱：“这钱，你可千万别往外说呀，我这儿也不跟家里讲。”叶盛长在外多少年，谭富英就接济了多少年。
丈夫获罪，子女受苦，谭秀英没有丝毫的离恨之心。这个从来不抛头露面的女人，为了等丈夫、养孩子，找到街道工厂，当了一名采购员。
1960年，叶盛长因演出劳累和心情郁闷而突发心脏间歇症。农场领导通知了他的妻子，谭秀英接到电报，即匆匆上路。一个30多岁的瘦弱妇女，背着几十斤重的衣物食品独自行走。路长，夜长，她深一脚，浅一脚，一盏路灯也看不到。
夫妻相见，泪水涟涟，俩人半晌说不出话来。叶盛长见妻子带来那么多的滋补食品和营养品，遂惊问：“咱们哪儿还有钱？买这么些东西，你们的日子可怎么过？”
谭秀英扭脸不答。
叶盛长追问再三，她才开口：“自你离家，早存的那点家底儿已经耗光了。现在只能卖着吃，所有能换的东西都换了钱。不然，那么多张嘴怎么活呀？”
叶盛长说：“有些东西什么时候也不能动，比如咱老父亲传下来的宝剑。”
“你说晚了，宝剑已经出手了。”
“什么，你把它卖了？”（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不卖，我拿什么给你买东西？”
劳动教养期满后，中国京剧院却不想接叶盛长回来。谭秀英知道情况后，跑去找相关领导，理直气壮地说：“当初你们给他的处分是‘保留公职，劳动教养’。既然保留公职，那叶盛长就还是中国京剧院的职工。他就得回来！”
他回到了北京。夏天清晨胡同里随风吹落的槐花，中午从窗户里飘散出来的菜香，日落时分邻里街坊来回走动的悠闲神情以及那街灯下忽长忽短的身影——这些是他在最孤独时的渴望，又终于呈现在眼前。叶盛长回到了家，那辆英国凤头牌自行车还在。
人事有可量有不可量，谭秀英不可量，如山如海。她是妻子，她还是江山。
啥都干了，就是没唱戏（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在中国京剧院二团，他唱了几年的戏，登台的机会不多，都是配角。熟人见面，客客气气，也冷冷淡淡。叶盛长极大地吸取了以往的教训，不管排什么新戏，不管领导把什么角色分配给自己，他二话不说，就都担当起来。“佐国心，拿云手，命里无时莫强求”
1963年，中国京剧院决定排演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叶盛长先后担任过王连举、鸠山、小伍长等几个角色，而最后竟连一个小角色也没演成。特别是鸠山一角，他和三哥叶盛兰为了这个角色，化了许多的心思。后得知由毛遂自荐的袁世海出演，叶氏兄弟则把自己的创意毫无保留地提供出来。当然，富于想象力的袁世海并非照猫画虎地按叶氏的构思去演，而是沿着花脸的路子创造出另一个鸠山形象。红灯记彩排那天，江青坐镇，气氛紧张。叶盛长亲手给袁世海化装，除了脚下一双马靴是新置的，其余仍按叶盛长设计的扮相。这事儿要搁在从前，他早发脾气了，起码也得找领导说道说道。而现在他全忍了，也认了。因为想想自己的身份，实在不能和别人相比，只有听任驱使，无比顺从了。中国京剧院的疏冷与淡漠，让他常常回想起在清河那些忙碌的日子，为什么眼下的现实总偏离当初的理想？
“文革”乍起，叶盛长便从配角变为陪斗，斗三哥，他陪着；斗四哥，他陪着；斗当权派，他也都陪着。从小他受多少宠，现在就受多少罪。从1966年到1976年，他干了各种各样的体力活儿——先烧锅炉，烧了一段时间得了病，就叫他看澡堂子。每天负责卖澡票、放水、刷池子，后又调到食堂卖饭票。他还当过电工、管道工。这十年间，啥都干了，就是没唱戏。生命就这样沉浮在一汪死水里，卑微又委屈。而这种生活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则有着全部的严酷意味。
什么是命？无可奈何就是命。京剧、昆曲这样的精致文化，使艺人在戏剧情景中成为才俊，也使他们在另一番情景中成为废物。艺人即使有优异的秉赋，也是要在正常秩序下，得有相当的条件才能发挥。也就是说，越是高雅的艺术就越需要安闲的条件。叶盛长在回忆录里说：“艺人一旦不能演戏了，便有沦为乞丐的危险。”他的话说得含蓄，没挑明这个“危险”是什么。
有一点愠怒，就有更多的苦涩（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1978年，叶盛长的右派问题获得改正。他以清白之身开始了新的演艺生涯。即使领导让他扮个船夫，也觉得幸福。其实，他的心里很清楚：代际的更迭正在加速进行，年轻的一代已掀起一个又一个“时尚”“创新”的浪潮。他还没来得及重新证明自身的文化创造力，就被后来者迫不及待当成了“老前辈”推到一边儿歇着去了。
1980年，叶盛长随中国京剧院赴香港，回到广州做汇报演出的时候，他在舞台上翻了一个“抢背”当时就深感不适。待演出完毕，便突发了脑血栓。幸亏治疗及时，更多亏妻子照料，妥帖安排起居，规律又合理，精心安排伙食，吃着顺口，又于病有益。每日到时候催他起床，催他散步，催他吃药，催他午觉。叶盛长也有毅力，就是躺床上，也坚持练功。经过两年多的治疗和锻炼，他的左臂和左腿居然恢复了大部分功能，原来的糖尿病也大为好转。痊愈后的叶盛长曾对我母亲说：“如果没有妻子加‘家庭护士’的严格管理，自己的病是肯定好不了的。”生活就是这样，有一点温馨，就有更多的苦涩。1985年，谭秀英病倒了，检查的结果是白血病。一家人都吓傻了。
“文革”时，叶盛长的私人房产——宣武门海北寺街八号的两进四合院共24间平房连带一个庭院，全部归了公。后来落实政策，政府给了八千块钱。别小看这八千块，它是叶盛长1949年以后仅有的财产和积蓄！全拿出来给妻子治病，也没能见效。
“淡却双蛾，哭损秋波”临终那一刻，谭秀英对丈夫说：“看样子我得走了。撇下你，我真有点不放心。往后，你要多注意身体，多活几年”她吐露的每一个字，都是用血泪凝成。牢牢给在谭秀英心上的情结，渐渐松开，走了。她结束了自己艰难疲惫的生命历程，而他的生活也从此而改变。
一世忠贞出名门，秀洁冰清，甘做贤妻良母。
半生坎坷临逆境，英姿依旧，堪赞劳苦功高。
这是梨园行送的一副挽联，也是对她的概括与评价。我注意到：上、下联分别嵌入了“秀”“英”二字。
因为写叶盛长往事，我和叶盛长之子、颇有成就的京剧武生演员叶金援成了朋友。一次聚会，我问他：“你父亲可真是漂亮呀。有很多女人跟他要好吧？”
他笑了，点点头。（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我说：“那你妈妈知道吗？”
我问到这里，清秀的叶金援突然激动起来，说：“我妈可不简单了，决非一般女人。她不但知道，还把我爸在外面生的孩子认了回来。母亲说都是叶家人哪！现在每年到父亲的忌日，我们都去。”我知道，在这个“我们”里包括了外面生的叶家儿女。
说到谭鑫培一家的事迹，便是人人称颂的“谭门七代”所谓“谭门七代”指的是谭家人一连七代都唱戏，而且七代都唱谭派老生。这固然不易，但谭秀英也不易：隐忍了一辈子。在这个“忍”字里，包含着担当、胸襟、勇气和牺牲。所以，谭秀英的一生丝毫不弱于她的父辈和兄长登台唱戏。原以为大侠才能有的义烈，她这个民间寻常女子却能平淡而行。
谭秀英的为人行事，深深影响了子女，甚至包括儿媳。叶金援夫人小刘，在婆婆患病期间尽心看护，细心伺候。婆婆病逝后，她一个人又把全部家务承担起来，无怨无悔。她对我说：“在我生活中，婆婆就是我的榜样。”
梨园一叶（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说到命运，他的结尾比几个哥哥要好些，活到为右派改正的日子，也见到子女的成材。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因身体不支，他彻底告别了舞台。据说，最后一次的演出是在天津，由他和陈永玲合演乌龙院。叶盛长为了遮掩不太灵活的左臂，居然把左边的袖口扎起来表演杀惜的宋江。即使如此，他风采依旧，比四肢健全的演员还漂亮。看戏一向挑剔苛刻的天津观众，给了他许多的掌声。
妻子去世十年后，叶盛长又结了一次婚。婚后却不幸福，随即分居。这第二次婚姻是个劫难，对他的伤害很大，痛苦很深。曾经拥有谭秀英那样一颗玲珑剔透的心，我想，盛长先生以后再遇到多美的女人也不会有幸福感的。
“名利竭，是非绝，红尘不向门前惹”最后，他拿起了笔，与我的一个朋友陈绍武先生一起合作，撰写回忆录。叶盛长不指望自己做什么大事，只希望能成为文化传承链条中的一环，不可缺失的一环。他在北京口述，录音后寄给住在天津的陈绍武。陈绍武记录整理后，再邮寄给他审阅，往返数次才定稿，断断续续地写了五六年才完成。
回忆录叫梨园一叶。陈绍武—这个也在清河农场劳教的北师大右派学生，在“篇尾赘语”里说：书是“尽最大之可能，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而实际上，叶盛长的讲述是有很大程度的保留，写出来的是少数，还有一肚子的话没有说呢。有句俗话叫：“是什么年龄做什么事，有多少本钱下多少注。”叶氏家族是有足够本钱下注的，可他们弟兄二人在人生末端，都是草草收场——不管是右派问题获得改正的叶盛长，还是没来得及改正的叶盛兰。不止他俩，京剧界的许多技艺超群、炉火纯青的艺人都是这样一条早期走红、中年受挫、继而很快收场的人生轨迹。
书出来后，叶盛长和我的丈夫（马克郁）通了一次很长的电话。他非常兴奋，说自己总算了却一件心事，但仍有件心事未了。我和丈夫心里都明白：他的另一件心事是要在2004年要隆重地、有规模地举办“富连成”科班成立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为此，叶盛长常对孩子们说：“我得好好活着，注意身体，先争取活到80岁，再争取活到2004年。”
叶盛长没活到80岁，也没活到2004年。上个世纪40年代叶氏三雄（叶盛章、叶盛兰、叶盛长）在上海滩演出，戏院的蓝色守旧上绣着三张红叶。现在，最后一张红叶也已凋谢。这不止是生命的终结，还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戏曲走完了由盛而衰、由峰而谷的惨淡历程。
像惊叹中国京剧何以能用虚拟动作表现行船和水浪一样，瑞典皇家剧院总导演也惊讶叶盛长何以能用很低的收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回国时，大使馆的同志们热情欢送。他们说：“你们用艺术帮助我们取得了许多用通常的外交手段难以达到的良好效果。”
原来今天的艺术，不再是过去的玩意儿，而是国家的宣传工具了。
右派窝子（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1957年，在我母亲的动员下，叶盛长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春季，他响应号召积极参加大鸣大放，义不容辞地帮助中共整风。动机单纯，热情高涨。常陪着张伯驹参加各种类型的座谈会、鸣放会，并在会上畅抒己见。他又一次感到做一个新型的文艺战士的光荣和自豪。但这次的政治行动却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一夜之间，他被清除出革命队伍，沦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不仅他是，四哥是，三哥也是个内定中右。好端端的梨园世家，一下子变成了右派窝子。
啥叫“教养”？（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到了1958年，在战战兢兢的日子里，他终于熬到了接受处分的那一天。领导依据政策，给叶盛长的处分是“保留公职，劳动教养”啥叫“教养”？他这辈子没听说过的有这样一种处分？从前只知是父母教养，现在才晓得还有劳动教养。但二者都是“直见性命”
遥望将来“一半儿云遮，一半儿烟霾”叶盛长饱含着恐惧、凄惶，抛下一家妻儿老小，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北京城，踏上这条“改过自新”的“教养”之路，被押送到150公里以外的茶淀。那里有个由北京市公安局管辖、专门改造犯人和劳教人员的清河农场。据说之所以取名为“清河”是包含着让犯罪分子在这条清水河里把身上污垢洗净的寓意。他睁大了眼睛，四周却是一片黑暗——一种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尾的黑暗。自己已堕入了深渊，而且没有一根绳索能拉他走出这个黑暗了。
听说在清河的日子是每天挖土方、抬大筐，完不成定额要挨整。叶盛长37岁，正是年富力强，自幼还有练就的武功底子，可这样的活儿，从来没干过，自己行吗？挺得住吗？
继续唱戏（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没承想，大队人马到了清河农场，惟独把他一人用小吉普车送到农场场部附近的一处整洁的长形院落。一进门，叶盛长便听到了熟悉的锣鼓声、胡琴声和吊嗓子声，还有人在练功。这是剧团吗？他还真个猜对了。这儿正是剧团，它的全称是“清河农场文教队业余京剧团”说是业余，其实是全脱产的专业剧团。于是，他没有干任何农活，在这里继续唱戏了。
他的幸运，并非源于政策，而是遇到了一个戏迷。这个戏迷就是清河农场负责人、北京市公安局五处的梁处长。此人比较开明，又喜京剧，便一手创办了这么个剧团。他把叶盛长叫到家里，拿出好烟好茶招待，说：“你是梨园世家，来了正好有用武之地。我希望你多出点子，多卖力气，把这个剧团的水平搞上去。你今后工作和生活上有什么问题困难，不必顾虑，可以直接找我。”
剧团的政治指导员也对他说：“我们考虑到你的专业，没有把你放到劳动单位去，而仍然让你干你的专业。这是党和政府对你的关怀和照顾。希望你在彻底改造反动世界观的同时，为剧团做贡献。我们相信你是有这个能力的。”
叶盛长很受感动，当即表示：“请放心，我一定努力干，以赎清我对党和人民犯下的罪过。”
在那样一个环境，却遇到这样的好人，叶盛长曾对我的母亲说：能在劳教农场继续唱戏，实在是不幸中的大幸。其实，这个大幸也是自己得来的——因为他是叶盛长。
中国历朝革命皆必有歌舞，戏曲又是以歌舞演故事。所以，他的“大幸”也不完全在于遇到一个戏迷型的劳教干部。
不弱！（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到了剧团，他发现剧团的阵容不弱呀！里面的成员绝大部分都是科班出身的专业演员和受过名家指点的北京名票。比如主要青衣演员就是梅派青衣赵慧娟，扮相、嗓子、做派都好。花脸连振东，就经过侯喜瑞的指点。武生兼武净郭世华是中国戏曲学校的毕业生。还有几位老生、小生及武戏演员，则分别出科于“荣春社”和“鸣春社”另有部分票友也各有宗法，具有相当的水平。他们经常演出不少老戏、本戏。他看了几场以后，觉得戏路子是比较正规的。
不久，与他同一个单位、同样性质的丑角演员方荣慈也被送到了清河农场劳动。叶盛长打听到情况，向梁处长提出建议，把方荣慈调到剧团来，以充实阵容。听了有关业务介绍，当晚梁处长派人把方荣慈接到了场部小礼堂。叶盛长和他演了一出问樵。领导看后满意，方荣慈就留下了。此后，又有一些北京的京剧演员因为各种情况而被送来。其中，最有名的要算马连良之婿、著名武生演员黄元庆了。
据我所知，四川劳改局所属的川剧团的阵容也不弱，缺个净行，他们还真把个好花脸弄了进来。我在四川监狱呆了十年，其中的一个感受就是：在中国，只要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这个地方一定也藏龙卧虎。
立功赎罪（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他只想立功赎罪，到了剧团后就一门心思用在演出上，自己争取多演，还担任了导演。这多亏“富连成”科班的严格教育，使叶盛长具备全面的功底，也掌握大量的剧目。他先是排自己拿手的剧目，后排演其他的剧目。每排出一个戏来，立即在总场和下属各分场巡回演出。出戏的速度很快，演出的活动也频繁。北京在大演现代戏了，他们也跟着学演。特别是农场领导让他这个右派分子扮演杨子荣英雄形象，叶盛长听了，真是“喜出望外，受宠若惊”从剧本分析、唱腔设计到舞台调度，他算得废寝忘食、呕心沥血了。唱腔上融合俏丽多姿、节奏明快的马（连良）派，形体动作上则更多地从武生表演方法中提炼出新的程式。开打和某些念白他还揉进了武丑的技巧。结果，他的杨子荣大受欢迎，一连演了几十场。这回，叶盛长真挑大梁挂头牌了。但走到哪儿，广告只写“国营清河农场业余京剧团”演员的名字一个没有。
继而，在叶盛长的建议下，还排演了三打祝家庄柳荫记猎虎记赵氏孤儿以及杜鹃山。后来，赵氏孤儿还带到北京给公安部做汇报演出。他和黄元庆请马连良、裘盛戎光临指导。他们都去了，又光临又指导，把剧团的人高兴坏了。
一位看过他在清河农场演出的北大右派学生对我说：“叶盛长的做功，实在是太好了。他在戚继光斩子里，饰演戚继光。‘斩子’的时候，他站在帅案前面，背向观众。但通过背部、肩部、双臂的动作，把人物内心激烈的痛苦都表达出来。”
在演出、排练之余，叶盛长还接受了培养青少年演员的任务，一下子招收了30多名学生。由他和其他演员负责孩子们的练功和教学工作。他每天工作的紧张程度远远超过了在中国京剧院当演员。犯人总觉得日子过得太慢、太慢。因为排戏的任务一个接着一个，所以叶盛长却觉得自己在清河的日子过得非常快。
农场在风景优美的葡萄园内建有几栋造型漂亮、设备考究的别墅，经常有中央首长或北京市领导干部来此休假或养病。每遇首长莅临，必看演出。叶盛长为彭真、罗瑞卿、冯基平等人演过专场。演毕，中央首长上台接见时总说：“好好改造思想，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白面饺子（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大概是在1960年，清河剧团到新建的塘沽戏院演出，这个戏院也是塘沽京剧团所在地。剧团里有个郭仲林先生，他先学谭派，后给名票夏山楼主（韩慎先）操琴。郭先生在后台见到叶盛长，眼里噙着泪、紧紧握着手说：“老五，你的戏下来以后，到我家坐坐。”
好在当日叶盛长的戏排在前面。演完了，他去郭先生的小屋小坐。一进门，就惊呆了：原来老俩口正为自己包饺子呐。时值三年饥荒，有两个窝头就是不可多得的美餐了。深受感动的叶盛长说：“干嘛这么破费，我们的伙食还可以，这饺子您留着自己吃吧！”这也是实话，那时剧团的人吃的是农场干部食堂，细粮多，粗粮少，演戏归来，还可以加一顿夜宵。黄元庆是回民，一场武戏下来，体力消耗大，领导有时还特意犒劳他涮羊肉呢。
郭先生却慎怪起来：“老五，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诚心诚意给你预备的。想你从小就没受过磕碰，如今落到这个地步，我们心里真替你难受。大忙我们是帮不上的，这么多年不见，总该让你吃上一顿可口的饭吧。”
今日春来，明朝花谢。叶盛长端着热腾腾的白面饺子，一时哽咽难言。重回首，往事堪嗟！
她是江山（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叶盛长被送去劳动教养的前一天，把那辆英国“凤头”牌自行车擦了又擦。他走后，谭秀英用布把那自行车裹得严严实实，放在顶柜上。对孩子们说：“你们谁也不许动，这是你们爸爸最喜欢的东西了。”
叶盛长原来是每月二百二十多元工资，劳动教养后，就没了工资，只有三十元的生活费，仅够他自己用的。在叶盛长劳教的四年时间里，家中一点经济来源都没有了。一个女人带着八个孩子可这么过？他们唯一的儿子叶金援告诉我：那时给自己最深的印象，就是母亲坐在椅子上，一边抽烟，一边发愣。
儿子问：“妈，您又在想什么呢？”（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谭秀英答：“我在想今儿咱们吃什么？明儿咱们卖什么？”
吃饭的时候，能听见母亲说：“今儿咱们吃电扇。”
孩子们心里明白，母亲这是把电扇卖了。
过些日子，又听见母亲说：“今儿咱们吃耳环。”
孩子们心里明白，母亲把自己的首饰卖了。
能卖的都卖了，连陪嫁都典当光了。实在没法子了，她跑到娘家，请求帮助。每次，哥哥谭富英都没让妹妹空手回去过，一边偷偷塞钱，一边悄悄叮嘱：“这钱，你可千万别往外说呀，我这儿也不跟家里讲。”叶盛长在外多少年，谭富英就接济了多少年。
丈夫获罪，子女受苦，谭秀英没有丝毫的离恨之心。这个从来不抛头露面的女人，为了等丈夫、养孩子，找到街道工厂，当了一名采购员。
1960年，叶盛长因演出劳累和心情郁闷而突发心脏间歇症。农场领导通知了他的妻子，谭秀英接到电报，即匆匆上路。一个30多岁的瘦弱妇女，背着几十斤重的衣物食品独自行走。路长，夜长，她深一脚，浅一脚，一盏路灯也看不到。
夫妻相见，泪水涟涟，俩人半晌说不出话来。叶盛长见妻子带来那么多的滋补食品和营养品，遂惊问：“咱们哪儿还有钱？买这么些东西，你们的日子可怎么过？”
谭秀英扭脸不答。
叶盛长追问再三，她才开口：“自你离家，早存的那点家底儿已经耗光了。现在只能卖着吃，所有能换的东西都换了钱。不然，那么多张嘴怎么活呀？”
叶盛长说：“有些东西什么时候也不能动，比如咱老父亲传下来的宝剑。”
“你说晚了，宝剑已经出手了。”
“什么，你把它卖了？”（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不卖，我拿什么给你买东西？”
劳动教养期满后，中国京剧院却不想接叶盛长回来。谭秀英知道情况后，跑去找相关领导，理直气壮地说：“当初你们给他的处分是‘保留公职，劳动教养’。既然保留公职，那叶盛长就还是中国京剧院的职工。他就得回来！”
他回到了北京。夏天清晨胡同里随风吹落的槐花，中午从窗户里飘散出来的菜香，日落时分邻里街坊来回走动的悠闲神情以及那街灯下忽长忽短的身影——这些是他在最孤独时的渴望，又终于呈现在眼前。叶盛长回到了家，那辆英国凤头牌自行车还在。
人事有可量有不可量，谭秀英不可量，如山如海。她是妻子，她还是江山。
啥都干了，就是没唱戏（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在中国京剧院二团，他唱了几年的戏，登台的机会不多，都是配角。熟人见面，客客气气，也冷冷淡淡。叶盛长极大地吸取了以往的教训，不管排什么新戏，不管领导把什么角色分配给自己，他二话不说，就都担当起来。“佐国心，拿云手，命里无时莫强求”
1963年，中国京剧院决定排演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叶盛长先后担任过王连举、鸠山、小伍长等几个角色，而最后竟连一个小角色也没演成。特别是鸠山一角，他和三哥叶盛兰为了这个角色，化了许多的心思。后得知由毛遂自荐的袁世海出演，叶氏兄弟则把自己的创意毫无保留地提供出来。当然，富于想象力的袁世海并非照猫画虎地按叶氏的构思去演，而是沿着花脸的路子创造出另一个鸠山形象。红灯记彩排那天，江青坐镇，气氛紧张。叶盛长亲手给袁世海化装，除了脚下一双马靴是新置的，其余仍按叶盛长设计的扮相。这事儿要搁在从前，他早发脾气了，起码也得找领导说道说道。而现在他全忍了，也认了。因为想想自己的身份，实在不能和别人相比，只有听任驱使，无比顺从了。中国京剧院的疏冷与淡漠，让他常常回想起在清河那些忙碌的日子，为什么眼下的现实总偏离当初的理想？
“文革”乍起，叶盛长便从配角变为陪斗，斗三哥，他陪着；斗四哥，他陪着；斗当权派，他也都陪着。从小他受多少宠，现在就受多少罪。从1966年到1976年，他干了各种各样的体力活儿——先烧锅炉，烧了一段时间得了病，就叫他看澡堂子。每天负责卖澡票、放水、刷池子，后又调到食堂卖饭票。他还当过电工、管道工。这十年间，啥都干了，就是没唱戏。生命就这样沉浮在一汪死水里，卑微又委屈。而这种生活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则有着全部的严酷意味。
什么是命？无可奈何就是命。京剧、昆曲这样的精致文化，使艺人在戏剧情景中成为才俊，也使他们在另一番情景中成为废物。艺人即使有优异的秉赋，也是要在正常秩序下，得有相当的条件才能发挥。也就是说，越是高雅的艺术就越需要安闲的条件。叶盛长在回忆录里说：“艺人一旦不能演戏了，便有沦为乞丐的危险。”他的话说得含蓄，没挑明这个“危险”是什么。
有一点愠怒，就有更多的苦涩（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1978年，叶盛长的右派问题获得改正。他以清白之身开始了新的演艺生涯。即使领导让他扮个船夫，也觉得幸福。其实，他的心里很清楚：代际的更迭正在加速进行，年轻的一代已掀起一个又一个“时尚”“创新”的浪潮。他还没来得及重新证明自身的文化创造力，就被后来者迫不及待当成了“老前辈”推到一边儿歇着去了。
1980年，叶盛长随中国京剧院赴香港，回到广州做汇报演出的时候，他在舞台上翻了一个“抢背”当时就深感不适。待演出完毕，便突发了脑血栓。幸亏治疗及时，更多亏妻子照料，妥帖安排起居，规律又合理，精心安排伙食，吃着顺口，又于病有益。每日到时候催他起床，催他散步，催他吃药，催他午觉。叶盛长也有毅力，就是躺床上，也坚持练功。经过两年多的治疗和锻炼，他的左臂和左腿居然恢复了大部分功能，原来的糖尿病也大为好转。痊愈后的叶盛长曾对我母亲说：“如果没有妻子加‘家庭护士’的严格管理，自己的病是肯定好不了的。”生活就是这样，有一点温馨，就有更多的苦涩。1985年，谭秀英病倒了，检查的结果是白血病。一家人都吓傻了。
“文革”时，叶盛长的私人房产——宣武门海北寺街八号的两进四合院共24间平房连带一个庭院，全部归了公。后来落实政策，政府给了八千块钱。别小看这八千块，它是叶盛长1949年以后仅有的财产和积蓄！全拿出来给妻子治病，也没能见效。
“淡却双蛾，哭损秋波”临终那一刻，谭秀英对丈夫说：“看样子我得走了。撇下你，我真有点不放心。往后，你要多注意身体，多活几年”她吐露的每一个字，都是用血泪凝成。牢牢给在谭秀英心上的情结，渐渐松开，走了。她结束了自己艰难疲惫的生命历程，而他的生活也从此而改变。
一世忠贞出名门，秀洁冰清，甘做贤妻良母。
半生坎坷临逆境，英姿依旧，堪赞劳苦功高。
这是梨园行送的一副挽联，也是对她的概括与评价。我注意到：上、下联分别嵌入了“秀”“英”二字。
因为写叶盛长往事，我和叶盛长之子、颇有成就的京剧武生演员叶金援成了朋友。一次聚会，我问他：“你父亲可真是漂亮呀。有很多女人跟他要好吧？”
他笑了，点点头。（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我说：“那你妈妈知道吗？”
我问到这里，清秀的叶金援突然激动起来，说：“我妈可不简单了，决非一般女人。她不但知道，还把我爸在外面生的孩子认了回来。母亲说都是叶家人哪！现在每年到父亲的忌日，我们都去。”我知道，在这个“我们”里包括了外面生的叶家儿女。
说到谭鑫培一家的事迹，便是人人称颂的“谭门七代”所谓“谭门七代”指的是谭家人一连七代都唱戏，而且七代都唱谭派老生。这固然不易，但谭秀英也不易：隐忍了一辈子。在这个“忍”字里，包含着担当、胸襟、勇气和牺牲。所以，谭秀英的一生丝毫不弱于她的父辈和兄长登台唱戏。原以为大侠才能有的义烈，她这个民间寻常女子却能平淡而行。
谭秀英的为人行事，深深影响了子女，甚至包括儿媳。叶金援夫人小刘，在婆婆患病期间尽心看护，细心伺候。婆婆病逝后，她一个人又把全部家务承担起来，无怨无悔。她对我说：“在我生活中，婆婆就是我的榜样。”
梨园一叶（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说到命运，他的结尾比几个哥哥要好些，活到为右派改正的日子，也见到子女的成材。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因身体不支，他彻底告别了舞台。据说，最后一次的演出是在天津，由他和陈永玲合演乌龙院。叶盛长为了遮掩不太灵活的左臂，居然把左边的袖口扎起来表演杀惜的宋江。即使如此，他风采依旧，比四肢健全的演员还漂亮。看戏一向挑剔苛刻的天津观众，给了他许多的掌声。
妻子去世十年后，叶盛长又结了一次婚。婚后却不幸福，随即分居。这第二次婚姻是个劫难，对他的伤害很大，痛苦很深。曾经拥有谭秀英那样一颗玲珑剔透的心，我想，盛长先生以后再遇到多美的女人也不会有幸福感的。
“名利竭，是非绝，红尘不向门前惹”最后，他拿起了笔，与我的一个朋友陈绍武先生一起合作，撰写回忆录。叶盛长不指望自己做什么大事，只希望能成为文化传承链条中的一环，不可缺失的一环。他在北京口述，录音后寄给住在天津的陈绍武。陈绍武记录整理后，再邮寄给他审阅，往返数次才定稿，断断续续地写了五六年才完成。
回忆录叫梨园一叶。陈绍武—这个也在清河农场劳教的北师大右派学生，在“篇尾赘语”里说：书是“尽最大之可能，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而实际上，叶盛长的讲述是有很大程度的保留，写出来的是少数，还有一肚子的话没有说呢。有句俗话叫：“是什么年龄做什么事，有多少本钱下多少注。”叶氏家族是有足够本钱下注的，可他们弟兄二人在人生末端，都是草草收场——不管是右派问题获得改正的叶盛长，还是没来得及改正的叶盛兰。不止他俩，京剧界的许多技艺超群、炉火纯青的艺人都是这样一条早期走红、中年受挫、继而很快收场的人生轨迹。
书出来后，叶盛长和我的丈夫（马克郁）通了一次很长的电话。他非常兴奋，说自己总算了却一件心事，但仍有件心事未了。我和丈夫心里都明白：他的另一件心事是要在2004年要隆重地、有规模地举办“富连成”科班成立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为此，叶盛长常对孩子们说：“我得好好活着，注意身体，先争取活到80岁，再争取活到2004年。”
叶盛长没活到80岁，也没活到2004年。上个世纪40年代叶氏三雄（叶盛章、叶盛兰、叶盛长）在上海滩演出，戏院的蓝色守旧上绣着三张红叶。现在，最后一张红叶也已凋谢。这不止是生命的终结，还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戏曲走完了由盛而衰、由峰而谷的惨淡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