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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幻化如泡影，几个临危自省？
奚啸伯（1910－1977）男，满族，北京人，京剧老生演员。
为写“奚啸伯往事”一文做资料准备的时候，我意外地发现：这个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名伶，在公开场合居然没有说过一句反党的话。我托在石家庄工作的朋友去查阅相关材料，得到的回答是1957年河北省所有的报纸没有一篇关于奚啸伯鸣放期间的言论的报道，也没有批判他的文章。我又去问他的弟子、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得到的回答也是同样的：奚啸伯在1957年夏季没有反党言论。
这岂不怪了？
不过，他还与我的父（章伯钧）母（李健生）有过一面之缘。
“留学生”
奚啸伯是以书香子弟而从事京剧的，后进入四大须生（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之列，艺术上可与马、谭一争短长。
他是满族正白旗人，出身清廷官宦世家，祖父曾入阁。辛亥革命后，家道中落，到了父亲这一代已靠卖房产度日了。奚啸伯自幼聪颖好学，七岁入私塾，九岁入崇实小学。在六岁的时候看过一次堂会戏，从那一刻起，他爱上了京剧。哪家有堂会，他就想办法去看。为什么爱京剧，当时就说不上来。即使到了成名以后，他还是说不明白。
从八岁起，奚啸伯就跟着留声机唱片学。那年月，北京又管留声机叫话匣子。他从亲戚家弄到一架破留声机和一些唱片。其中有谭鑫培的卖马战太平四郎探母等。天天跟着唱片学，没多久，所有唱片里的唱段他全会了，而且是各派的东西都有。因为是从留声机学得的老生，所以后来有人戏称他为“留学生”
十一岁的时候，他一再向父亲请求容许他入科班学戏。不久，父亲去世，唱戏的事情被搁置。后恳请于母，母亲亦不允。赶到十二岁那年，他在亲戚家的聚会中清唱了斩黄袍里的一段，被座中大名鼎鼎的言菊朋赏识。此后，他每日到言家学艺，这样，独树一帜、独成一家的言菊朋就成为他的开蒙老师。
十四岁时，因为嗓子倒仓，便又去念书，进的是一所教会中学。他喜欢国文课，每一篇课文，不管老师要求与否，他都背诵下来。他也喜欢历史课，能记住许多历史人物和事件。他还喜欢英文，读得很不错呢！当时就能与英语老师作一般的对话了。数理化是奚啸伯最不爱上的课了，老师在黑板上写公式，他就在下面念叨：“我主爷攻打葭萌关”
十六岁那年，他的嗓子又回来了，便放弃学业，正式从艺。他一度在张学良海陆空行营总务处当一名上士录事，终日抄写公文赖以糊口，也练就一笔好小楷。到了晚上，便去票房与友人切磋京剧，偶尔也粉墨登场。二十岁那年，以票友下海。正式唱的第一出戏是捉放曹，在堂会上唱的。
以后的几年，是最辛苦的日子。他家住北京安定门二条，每日清晨，到安定门外护城河边喊嗓子，边走边喊。冬天，赶上下大雪，就带上一把条帚。出了城就边扫边走，边走边喊，一直走出十三个城门垛子。然后，再扫着雪往回走。如此，五年如一日。
后来，奚啸伯红了，挂了头牌。在北京就流传起来一个说法：“奚啸伯能不红吗？安定门外往东第十三个城门垛子的一块砖，都被他喊得凹进去一块。”由此说明，他用功极苦。
他曾经跟一位姓吕的先生学戏。因家道窘困，只好徒步往返。来回三十里，一天一趟。去时十五里熟（戏）词，归时十五里熟（戏）腔，从未间断。因为没钱在外面饭铺吃饭，到了午饭时间，他只得从吕家出来，自己找个僻静的地方啃凉窝头。
后来，他还拜了著名的文武老生李洪春为师，学了几十出戏。李洪春后来感慨地说：“奚啸伯不像别的学生，师傅怎么教就怎么学。他爱刨根问底，问这个人物的出身、经历、脾气，什么他都想知道。即使成了名，也没有停止过学习琢磨京剧。他成为奚派，可不是靠领导，靠关系，完全凭自己的本事。”
在艺术上奚啸伯常想着自己的短处，曾对朋友说：“我是票友出身，基本功差，个子矮，扮相穷（即苦相），这样自己就有了努力的目标。”是的，他能成为“四大须生”之一，着实来之不易：一没有马连良的天赋，二没有谭富英的好嗓子和深厚背景，也不像杨宝森既是梨园子弟、又有哥哥杨宝忠的胡琴保驾。他完全靠自己那股子把“城墙的砖头喊凹进去”的劲头和苦心。
给梅兰芳挂二牌
那时“四大名旦”最红，不管什么演员，只要搭上了他们的戏班，尤其是搭上梅兰芳的戏班，就如登龙门了。机会终于在他二十六岁那年，来了。
梅兰芳最爱他的儿子小九（梅葆玖）。有一次，葆玖染上了伤寒重症，高烧不退。请来的名医都束手无策。病情危急之际，与梅关系密切的银行家冯耿光（中国银行总裁），举荐天津的中医郭眉臣去试诊，以冀万一。不料想这位郭大夫的两服汤药下去，孩子居然退烧，就此挽回一条小命。事后，梅氏对郭眉臣之于其子“恩同再造”万分感激。郭大夫的亲外甥就是已经下海唱戏的奚啸伯。郭老先生趁此机会向梅老板举荐，而梅剧团其时正缺当家老生。拿当时的奚啸伯比以前几个合作的老生，多少还是有些差距的。这事，在梅只是答谢之意；在奚则是从此得“傍”一代名优，身价陡增。梅氏用奚搭配时间颇长，直到他“留须谢客”
奚啸伯给梅兰芳挂二牌，用功又用心。凡是在梅兰芳需要表演的地方，必充分提供空间。在生、旦唱对口时，奚啸伯都把自己的尺寸把握好，使梅兰芳在接唱的时候，十分合适。所以，梅兰芳对他一直都十分满意，愿意与他合演。应该说，演员挂二牌也是很难的，难就难在必须揣度和满足头牌的需要，惟如此，方能合作长久。
儒伶
社会上不少人称他为“儒伶”一些朋友还误传他是大学毕业生。虽说奚啸伯读到中学便辍学，可他一生从未放松过学习。常年演出在外，总把厚厚的一部辞源以及其他文史类书籍带在身边。书法也是陪伴他一生的乐事。
他爱交朋友。每到一处，都要结识一些新朋友，而且还从梨园行扩展到文化界、学术界，和许多教授、学者、画家、医生往来。他认为这样可以丰富自己的知识。为了演好屈原，他向文怀沙先生请教。演宋江，他和历史学家张守常一起聊水浒。排演范进中举，他不知把一本儒林外史翻阅了多少遍，而且倾听精通京剧的北大教授吴小如先生的高见。唱空城计，奚啸伯扮演的孔明有很浓的书卷气。为了使墙头抚琴的动作更真实，他向古琴演奏家求教指法。
他在书法上下过很大功夫。早年临过灵飞经，又练习赵体。奚啸伯和朋友通信，也多用毛笔书写。人们都说读奚啸伯的信是享受。字迹端庄，文辞典雅。晚年，又学郑板桥的书法，而他的表演艺术也更加走向深沉含蓄，精纤雅洁。特别是他的演唱风格醇厚而柔婉，有如洞箫之美。这与他的人生际遇相关，也与他的文化修养相通。
有一年，奚啸伯到上海，见到一位金石家为俞振飞治了一方“江南俞五”的图章。篆法与刀刻都是上乘。他看了啧啧称赞，认为不仅刻得好，更有趣的是“江南俞五”的立意。俞振飞笑着说：“这有什么，你不是也可以来个‘燕北奚四’吗？”
燕北奚四，江南俞五，真是天然一联，名伶印“对”雅人雅事了。
戒毒
和许多名伶一样，他也有吸毒的嗜好。每夜散戏，吃罢夜宵，便开始吸鸦片，一抽就是一整夜。次日清晨六点，孩子去上学，他才宽衣睡觉。为了这“一口”奚啸伯有时不得不把一些值钱的物件卖掉，或送进当铺。儿子奚延宏说：“他离开大烟，就跟死人一样。”到了1947年前后，奚啸伯已处于手背向下，求借于人的穷途。那时，叶盛兰、李少春等人不断给予周济。雪中送炭之情，令他终生难忘。
1951、1952年，政府大力宣传戒毒。奚啸伯住在石家庄，行署专员张东屏登门拜访，动员他戒毒。
奚啸伯说：“我不戒，我走，我不唱了。”
张东屏说：“不唱可以，走也可以，但大烟不戒不行。禁烟戒毒是政府的法令。”
经多次谈话，奚啸伯同意戒毒。当然，也是不得不戒。张东屏找来最好的医生给他配药戒毒。谁知他是不抽不能睡，一夜折腾至天明，痛苦异常。不能抽大烟，就抽纸烟。一天晚上，他服完安眠药以后就躺在床上抽烟，抽着抽着就睡着了。深夜，儿子被烟呛醒，才知道是父亲的被褥给烟头点燃了。连忙把他叫醒，又是泼水，又是脚踩，才算把火扑灭。
三个月后，奚啸伯戒了毒。大家又担心他是否还能开口唱戏，于是，去北京请回他的琴师魏铭先生。一听，不单能唱，且底气也比过去好。
奚啸伯眉开眼笑，说：“戒烟，救了我的灵魂。”
人缘
上个世纪50年代，奚啸伯挑班的“啸声京剧团”排演了屈原，这是一出新戏。为了取得人物和时代的真实感，他提出要重新设计、制作服装。当时剧团是私营的，没人肯为新戏投资。只有自己掏腰包了。他宁肯降低生活费用，少拿戏份，也要保证新戏的质量，决不凑合。奚啸伯的行动感动了所有的配角，大家也都表示支持。结果屈原在北京、上海等地演出，获得了很好的评价和收益。
一次在天津新华礼堂演出，他住在裕华宾馆，戏码排得密实，每天都很累。一个星期天的中午，突然来了几十名中学生，他们说要见奚啸伯，又说，要请奚啸伯签名留念。陪伴父亲的儿子奚延宏听了很不高兴，不想叫这群学生进来。奚啸伯当即制止，不但和孩子们见了面，还用毛笔工工整整地为他们一一签名留念，有的还题了词。
学生高兴地走了。奚啸伯对儿子说：“你为什么要回绝人家呢？”
“一群孩子，懂什么！”
“孩子也是我们的观众，虽说他们现在才十几岁，可再过几年就都长大成人，他们会分配到各地去工作。这不等于为京剧播下种子吗？你今天冷淡了他们，人家就会对你有不好的印象或看法，这无形中就留下了隔阂。”奚啸伯郑重地对儿子说“没有人缘，就没有戏缘，更谈不上饭缘儿。”
平时，他常和孩子们一起聊天，谈话的内容多与艺术相关，从不在背后讲同行的坏话。“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这是他遵守的做人道德。现在的人，没几个能做到。我自己就做不到，爱在背后说长道短。
挥金如土，仗义疏财
成名后的奚啸伯，收入大，开支也大。可用“挥金如土，仗义疏财”八个字，来概括他的日常做派。他的一个嗜好，就是“请客吃饭”平素就极少独酌自饮，总是约上一些朋友聚会，边吃边聊。上个世纪60年代初，他去上海演出，住在惠中饭店，每日必请客。又赶上生日，来祝寿的络绎不绝。一共呆了十七天，不但把全月的工资搭进去，还欠了五百元债。
奚啸伯还把许多钱花在亲戚朋友的身上。唱红了以后，每天都有人到家中去“告帮”（即借钱）。只要对方张口，无论多少，总要给一两块大洋。一个表弟，每周必来吃两次饭，饭后必抽大烟，临走必拿点钱。奚啸伯对这个表弟从未厌烦过。妻子有七个兄弟，生活也常靠他供给。他认为这是分内之事。奚啸伯对同行也是如此。著名花脸演员金少山一度衰败，连顿正经饭菜都吃不上。他组织同行为金爷唱“搭桌戏”（一种不取酬劳的演出。若干演员为救助某一同业而举行的演出，收入全部赠与该人），以解决生活困难。著名老生高庆奎，晚年生活窘迫。只要他去了后台，就一定叫管事给高先生送个“红包”里面装上相当二路老生的戏份。
令人想不到的是，奚啸伯对家里人却相当“抠门”奚延宏说：“想花他几个钱，可太难了。”1956年，儿子在北京京剧四团工作，想买辆自行车，求父亲凑点儿钱，可说什么也不行。实在没辙，便向当时的副团长吴素秋求援。吴一口答应，从奚啸伯的工资里扣下二百元。事后，奚啸伯还老大不高兴呢。
奚啸伯死时，没有积蓄，也无家产。死后，他给儿子留下一条破毛毯、一个樟木箱。
妻子
奚啸伯是个孝子，对长辈极其恭顺。挣钱多的时候，别说是置房产，就是给妻子买件新衣服，一要经母亲同意，二要跟姐姐、嫂子一起买才行。他的妻子张淑华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很受管束，常常暗自生气，又不敢多说一句。久而久之，元气大伤。奚啸伯也为家庭里的各种纠纷耗去许多精力，疲惫又痛苦。1949年，妻子病故，那年，他四十岁。
好岁数又唱得正红，续弦还不容易？妻子病逝不久，不少亲戚朋友便登门提亲，却都被奚啸伯婉言谢绝。他深知母亲的脾气和家务的繁重，深恐婆媳不和，引来家庭不幸。1954年老母去世。再提此事时，他又怕新媳妇给三个子女带来痛苦。弟子欧阳中石也劝说他续娶，以便有个老伴照顾。他仍不同意，说：“再娶困难很多。一要对方满意，二要孩子满意，三要我本人满意。我不能委屈别人。你想想，对方不满意，这不是叫人家来受委屈？孩子们自幼丧母，若与继母不和，既委屈了孩子，更对不住他们九泉下的母亲。与其日后对不住人家，不如自己对不住自己。”
每说到这件事，他总是热泪盈眶。与梅兰芳合作演出二堂舍子，梅老板曾感慨地说：“他这个戏是越演越好了，可能是有切身体会了吧。”
“文革”中，他身患半身不遂之症。朋友们议论说：“奚啸伯如果有个老伴儿就好得多了。”
他说：“我成了这个样子，又是反革命又是右派，又这么个半死不活的身子，不是坑人家吗？！”
奚啸伯六十七岁溘然辞世，二十八年孑然一身。
我冤呀！
1957年6月5日，由叶恭绰、李伯球、李健生、李万春等主持的戏曲界整风座谈会在北京饭店举行了，后来，父亲和农工中央副主席黄琪翔也赶来参加。在这个会上，父亲结识了奚啸伯。
俩人作了简短的谈话，父亲劝他参加中国农工民主党。
奚啸伯说：“我已经参加民盟了。”父亲笑着说：“那我们是一家人了。”
父亲问他经常演出的剧目都有什么。他说：“为了纪念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诞辰，我和北京市四团演出了一个新戏，叫范进中举。”编写剧本的是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的作家汪曾祺。
“范进中举？”父亲重复了剧名，高兴地说：“好戏呀。”
奚啸伯答：“我只演了范进，可没中举。”这话惹得周围的人都笑了。
座谈会上，奚啸伯没有发言。可他的儒雅气质给父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散会时，父亲让我的母亲用她的车送奚先生回家。
我对这次会晤很感兴趣。想查查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过去的简报、记录或资料，做进一步的了解。可人家告诉我，农工党所有过去的文字材料都上缴了中共中央统战部。我还想查查民盟中央1950年代的档案，看看奚啸伯是不是真的参加了民盟。人家又告诉我，民盟的档案也上缴了。
后来从奚延宏那里，我才知道了奚啸伯在反右阶段的某些情况：1955年奚啸伯和儿子一起参加了北京京剧四团，他任团长，与吴素秋等人合作演出。不久，北京成立了一个京剧工作者联合会。梅兰芳、马连良分别任正副会长。因奚啸伯有文化，大家就推举他为秘书长。这段时间，他又忙着唱戏，又忙着社会活动。那时，奚家住在菜市口，李万春先生住在大吉巷，两家靠近，彼此交情也好，加之他孤身一人，李万春、李小春父子就经常请奚啸伯到家里聊天、饮酒、吃饭、喝茶。1957年大鸣大放的时候，戏曲界开座谈会，李万春总拉他参加。他也愿意和叶恭绰、张伯驹这样的大知识分子往来。每次的座谈会，都是李万春发言，他记录。俩人形影不离。运动转入到反右阶段，俩人就一齐戴上了右派帽子。... -->>
人生幻化如泡影，几个临危自省？
奚啸伯（1910－1977）男，满族，北京人，京剧老生演员。
为写“奚啸伯往事”一文做资料准备的时候，我意外地发现：这个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名伶，在公开场合居然没有说过一句反党的话。我托在石家庄工作的朋友去查阅相关材料，得到的回答是1957年河北省所有的报纸没有一篇关于奚啸伯鸣放期间的言论的报道，也没有批判他的文章。我又去问他的弟子、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得到的回答也是同样的：奚啸伯在1957年夏季没有反党言论。
这岂不怪了？
不过，他还与我的父（章伯钧）母（李健生）有过一面之缘。
“留学生”
奚啸伯是以书香子弟而从事京剧的，后进入四大须生（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之列，艺术上可与马、谭一争短长。
他是满族正白旗人，出身清廷官宦世家，祖父曾入阁。辛亥革命后，家道中落，到了父亲这一代已靠卖房产度日了。奚啸伯自幼聪颖好学，七岁入私塾，九岁入崇实小学。在六岁的时候看过一次堂会戏，从那一刻起，他爱上了京剧。哪家有堂会，他就想办法去看。为什么爱京剧，当时就说不上来。即使到了成名以后，他还是说不明白。
从八岁起，奚啸伯就跟着留声机唱片学。那年月，北京又管留声机叫话匣子。他从亲戚家弄到一架破留声机和一些唱片。其中有谭鑫培的卖马战太平四郎探母等。天天跟着唱片学，没多久，所有唱片里的唱段他全会了，而且是各派的东西都有。因为是从留声机学得的老生，所以后来有人戏称他为“留学生”
十一岁的时候，他一再向父亲请求容许他入科班学戏。不久，父亲去世，唱戏的事情被搁置。后恳请于母，母亲亦不允。赶到十二岁那年，他在亲戚家的聚会中清唱了斩黄袍里的一段，被座中大名鼎鼎的言菊朋赏识。此后，他每日到言家学艺，这样，独树一帜、独成一家的言菊朋就成为他的开蒙老师。
十四岁时，因为嗓子倒仓，便又去念书，进的是一所教会中学。他喜欢国文课，每一篇课文，不管老师要求与否，他都背诵下来。他也喜欢历史课，能记住许多历史人物和事件。他还喜欢英文，读得很不错呢！当时就能与英语老师作一般的对话了。数理化是奚啸伯最不爱上的课了，老师在黑板上写公式，他就在下面念叨：“我主爷攻打葭萌关”
十六岁那年，他的嗓子又回来了，便放弃学业，正式从艺。他一度在张学良海陆空行营总务处当一名上士录事，终日抄写公文赖以糊口，也练就一笔好小楷。到了晚上，便去票房与友人切磋京剧，偶尔也粉墨登场。二十岁那年，以票友下海。正式唱的第一出戏是捉放曹，在堂会上唱的。
以后的几年，是最辛苦的日子。他家住北京安定门二条，每日清晨，到安定门外护城河边喊嗓子，边走边喊。冬天，赶上下大雪，就带上一把条帚。出了城就边扫边走，边走边喊，一直走出十三个城门垛子。然后，再扫着雪往回走。如此，五年如一日。
后来，奚啸伯红了，挂了头牌。在北京就流传起来一个说法：“奚啸伯能不红吗？安定门外往东第十三个城门垛子的一块砖，都被他喊得凹进去一块。”由此说明，他用功极苦。
他曾经跟一位姓吕的先生学戏。因家道窘困，只好徒步往返。来回三十里，一天一趟。去时十五里熟（戏）词，归时十五里熟（戏）腔，从未间断。因为没钱在外面饭铺吃饭，到了午饭时间，他只得从吕家出来，自己找个僻静的地方啃凉窝头。
后来，他还拜了著名的文武老生李洪春为师，学了几十出戏。李洪春后来感慨地说：“奚啸伯不像别的学生，师傅怎么教就怎么学。他爱刨根问底，问这个人物的出身、经历、脾气，什么他都想知道。即使成了名，也没有停止过学习琢磨京剧。他成为奚派，可不是靠领导，靠关系，完全凭自己的本事。”
在艺术上奚啸伯常想着自己的短处，曾对朋友说：“我是票友出身，基本功差，个子矮，扮相穷（即苦相），这样自己就有了努力的目标。”是的，他能成为“四大须生”之一，着实来之不易：一没有马连良的天赋，二没有谭富英的好嗓子和深厚背景，也不像杨宝森既是梨园子弟、又有哥哥杨宝忠的胡琴保驾。他完全靠自己那股子把“城墙的砖头喊凹进去”的劲头和苦心。
给梅兰芳挂二牌
那时“四大名旦”最红，不管什么演员，只要搭上了他们的戏班，尤其是搭上梅兰芳的戏班，就如登龙门了。机会终于在他二十六岁那年，来了。
梅兰芳最爱他的儿子小九（梅葆玖）。有一次，葆玖染上了伤寒重症，高烧不退。请来的名医都束手无策。病情危急之际，与梅关系密切的银行家冯耿光（中国银行总裁），举荐天津的中医郭眉臣去试诊，以冀万一。不料想这位郭大夫的两服汤药下去，孩子居然退烧，就此挽回一条小命。事后，梅氏对郭眉臣之于其子“恩同再造”万分感激。郭大夫的亲外甥就是已经下海唱戏的奚啸伯。郭老先生趁此机会向梅老板举荐，而梅剧团其时正缺当家老生。拿当时的奚啸伯比以前几个合作的老生，多少还是有些差距的。这事，在梅只是答谢之意；在奚则是从此得“傍”一代名优，身价陡增。梅氏用奚搭配时间颇长，直到他“留须谢客”
奚啸伯给梅兰芳挂二牌，用功又用心。凡是在梅兰芳需要表演的地方，必充分提供空间。在生、旦唱对口时，奚啸伯都把自己的尺寸把握好，使梅兰芳在接唱的时候，十分合适。所以，梅兰芳对他一直都十分满意，愿意与他合演。应该说，演员挂二牌也是很难的，难就难在必须揣度和满足头牌的需要，惟如此，方能合作长久。
儒伶
社会上不少人称他为“儒伶”一些朋友还误传他是大学毕业生。虽说奚啸伯读到中学便辍学，可他一生从未放松过学习。常年演出在外，总把厚厚的一部辞源以及其他文史类书籍带在身边。书法也是陪伴他一生的乐事。
他爱交朋友。每到一处，都要结识一些新朋友，而且还从梨园行扩展到文化界、学术界，和许多教授、学者、画家、医生往来。他认为这样可以丰富自己的知识。为了演好屈原，他向文怀沙先生请教。演宋江，他和历史学家张守常一起聊水浒。排演范进中举，他不知把一本儒林外史翻阅了多少遍，而且倾听精通京剧的北大教授吴小如先生的高见。唱空城计，奚啸伯扮演的孔明有很浓的书卷气。为了使墙头抚琴的动作更真实，他向古琴演奏家求教指法。
他在书法上下过很大功夫。早年临过灵飞经，又练习赵体。奚啸伯和朋友通信，也多用毛笔书写。人们都说读奚啸伯的信是享受。字迹端庄，文辞典雅。晚年，又学郑板桥的书法，而他的表演艺术也更加走向深沉含蓄，精纤雅洁。特别是他的演唱风格醇厚而柔婉，有如洞箫之美。这与他的人生际遇相关，也与他的文化修养相通。
有一年，奚啸伯到上海，见到一位金石家为俞振飞治了一方“江南俞五”的图章。篆法与刀刻都是上乘。他看了啧啧称赞，认为不仅刻得好，更有趣的是“江南俞五”的立意。俞振飞笑着说：“这有什么，你不是也可以来个‘燕北奚四’吗？”
燕北奚四，江南俞五，真是天然一联，名伶印“对”雅人雅事了。
戒毒
和许多名伶一样，他也有吸毒的嗜好。每夜散戏，吃罢夜宵，便开始吸鸦片，一抽就是一整夜。次日清晨六点，孩子去上学，他才宽衣睡觉。为了这“一口”奚啸伯有时不得不把一些值钱的物件卖掉，或送进当铺。儿子奚延宏说：“他离开大烟，就跟死人一样。”到了1947年前后，奚啸伯已处于手背向下，求借于人的穷途。那时，叶盛兰、李少春等人不断给予周济。雪中送炭之情，令他终生难忘。
1951、1952年，政府大力宣传戒毒。奚啸伯住在石家庄，行署专员张东屏登门拜访，动员他戒毒。
奚啸伯说：“我不戒，我走，我不唱了。”
张东屏说：“不唱可以，走也可以，但大烟不戒不行。禁烟戒毒是政府的法令。”
经多次谈话，奚啸伯同意戒毒。当然，也是不得不戒。张东屏找来最好的医生给他配药戒毒。谁知他是不抽不能睡，一夜折腾至天明，痛苦异常。不能抽大烟，就抽纸烟。一天晚上，他服完安眠药以后就躺在床上抽烟，抽着抽着就睡着了。深夜，儿子被烟呛醒，才知道是父亲的被褥给烟头点燃了。连忙把他叫醒，又是泼水，又是脚踩，才算把火扑灭。
三个月后，奚啸伯戒了毒。大家又担心他是否还能开口唱戏，于是，去北京请回他的琴师魏铭先生。一听，不单能唱，且底气也比过去好。
奚啸伯眉开眼笑，说：“戒烟，救了我的灵魂。”
人缘
上个世纪50年代，奚啸伯挑班的“啸声京剧团”排演了屈原，这是一出新戏。为了取得人物和时代的真实感，他提出要重新设计、制作服装。当时剧团是私营的，没人肯为新戏投资。只有自己掏腰包了。他宁肯降低生活费用，少拿戏份，也要保证新戏的质量，决不凑合。奚啸伯的行动感动了所有的配角，大家也都表示支持。结果屈原在北京、上海等地演出，获得了很好的评价和收益。
一次在天津新华礼堂演出，他住在裕华宾馆，戏码排得密实，每天都很累。一个星期天的中午，突然来了几十名中学生，他们说要见奚啸伯，又说，要请奚啸伯签名留念。陪伴父亲的儿子奚延宏听了很不高兴，不想叫这群学生进来。奚啸伯当即制止，不但和孩子们见了面，还用毛笔工工整整地为他们一一签名留念，有的还题了词。
学生高兴地走了。奚啸伯对儿子说：“你为什么要回绝人家呢？”
“一群孩子，懂什么！”
“孩子也是我们的观众，虽说他们现在才十几岁，可再过几年就都长大成人，他们会分配到各地去工作。这不等于为京剧播下种子吗？你今天冷淡了他们，人家就会对你有不好的印象或看法，这无形中就留下了隔阂。”奚啸伯郑重地对儿子说“没有人缘，就没有戏缘，更谈不上饭缘儿。”
平时，他常和孩子们一起聊天，谈话的内容多与艺术相关，从不在背后讲同行的坏话。“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这是他遵守的做人道德。现在的人，没几个能做到。我自己就做不到，爱在背后说长道短。
挥金如土，仗义疏财
成名后的奚啸伯，收入大，开支也大。可用“挥金如土，仗义疏财”八个字，来概括他的日常做派。他的一个嗜好，就是“请客吃饭”平素就极少独酌自饮，总是约上一些朋友聚会，边吃边聊。上个世纪60年代初，他去上海演出，住在惠中饭店，每日必请客。又赶上生日，来祝寿的络绎不绝。一共呆了十七天，不但把全月的工资搭进去，还欠了五百元债。
奚啸伯还把许多钱花在亲戚朋友的身上。唱红了以后，每天都有人到家中去“告帮”（即借钱）。只要对方张口，无论多少，总要给一两块大洋。一个表弟，每周必来吃两次饭，饭后必抽大烟，临走必拿点钱。奚啸伯对这个表弟从未厌烦过。妻子有七个兄弟，生活也常靠他供给。他认为这是分内之事。奚啸伯对同行也是如此。著名花脸演员金少山一度衰败，连顿正经饭菜都吃不上。他组织同行为金爷唱“搭桌戏”（一种不取酬劳的演出。若干演员为救助某一同业而举行的演出，收入全部赠与该人），以解决生活困难。著名老生高庆奎，晚年生活窘迫。只要他去了后台，就一定叫管事给高先生送个“红包”里面装上相当二路老生的戏份。
令人想不到的是，奚啸伯对家里人却相当“抠门”奚延宏说：“想花他几个钱，可太难了。”1956年，儿子在北京京剧四团工作，想买辆自行车，求父亲凑点儿钱，可说什么也不行。实在没辙，便向当时的副团长吴素秋求援。吴一口答应，从奚啸伯的工资里扣下二百元。事后，奚啸伯还老大不高兴呢。
奚啸伯死时，没有积蓄，也无家产。死后，他给儿子留下一条破毛毯、一个樟木箱。
妻子
奚啸伯是个孝子，对长辈极其恭顺。挣钱多的时候，别说是置房产，就是给妻子买件新衣服，一要经母亲同意，二要跟姐姐、嫂子一起买才行。他的妻子张淑华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很受管束，常常暗自生气，又不敢多说一句。久而久之，元气大伤。奚啸伯也为家庭里的各种纠纷耗去许多精力，疲惫又痛苦。1949年，妻子病故，那年，他四十岁。
好岁数又唱得正红，续弦还不容易？妻子病逝不久，不少亲戚朋友便登门提亲，却都被奚啸伯婉言谢绝。他深知母亲的脾气和家务的繁重，深恐婆媳不和，引来家庭不幸。1954年老母去世。再提此事时，他又怕新媳妇给三个子女带来痛苦。弟子欧阳中石也劝说他续娶，以便有个老伴照顾。他仍不同意，说：“再娶困难很多。一要对方满意，二要孩子满意，三要我本人满意。我不能委屈别人。你想想，对方不满意，这不是叫人家来受委屈？孩子们自幼丧母，若与继母不和，既委屈了孩子，更对不住他们九泉下的母亲。与其日后对不住人家，不如自己对不住自己。”
每说到这件事，他总是热泪盈眶。与梅兰芳合作演出二堂舍子，梅老板曾感慨地说：“他这个戏是越演越好了，可能是有切身体会了吧。”
“文革”中，他身患半身不遂之症。朋友们议论说：“奚啸伯如果有个老伴儿就好得多了。”
他说：“我成了这个样子，又是反革命又是右派，又这么个半死不活的身子，不是坑人家吗？！”
奚啸伯六十七岁溘然辞世，二十八年孑然一身。
我冤呀！
1957年6月5日，由叶恭绰、李伯球、李健生、李万春等主持的戏曲界整风座谈会在北京饭店举行了，后来，父亲和农工中央副主席黄琪翔也赶来参加。在这个会上，父亲结识了奚啸伯。
俩人作了简短的谈话，父亲劝他参加中国农工民主党。
奚啸伯说：“我已经参加民盟了。”父亲笑着说：“那我们是一家人了。”
父亲问他经常演出的剧目都有什么。他说：“为了纪念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诞辰，我和北京市四团演出了一个新戏，叫范进中举。”编写剧本的是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的作家汪曾祺。
“范进中举？”父亲重复了剧名，高兴地说：“好戏呀。”
奚啸伯答：“我只演了范进，可没中举。”这话惹得周围的人都笑了。
座谈会上，奚啸伯没有发言。可他的儒雅气质给父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散会时，父亲让我的母亲用她的车送奚先生回家。
我对这次会晤很感兴趣。想查查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过去的简报、记录或资料，做进一步的了解。可人家告诉我，农工党所有过去的文字材料都上缴了中共中央统战部。我还想查查民盟中央1950年代的档案，看看奚啸伯是不是真的参加了民盟。人家又告诉我，民盟的档案也上缴了。
后来从奚延宏那里，我才知道了奚啸伯在反右阶段的某些情况：1955年奚啸伯和儿子一起参加了北京京剧四团，他任团长，与吴素秋等人合作演出。不久，北京成立了一个京剧工作者联合会。梅兰芳、马连良分别任正副会长。因奚啸伯有文化，大家就推举他为秘书长。这段时间，他又忙着唱戏，又忙着社会活动。那时，奚家住在菜市口，李万春先生住在大吉巷，两家靠近，彼此交情也好，加之他孤身一人，李万春、李小春父子就经常请奚啸伯到家里聊天、饮酒、吃饭、喝茶。1957年大鸣大放的时候，戏曲界开座谈会，李万春总拉他参加。他也愿意和叶恭绰、张伯驹这样的大知识分子往来。每次的座谈会，都是李万春发言，他记录。俩人形影不离。运动转入到反右阶段，俩人就一齐戴上了右派帽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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