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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王国在16世纪上半叶死皮赖脸地和大明帝国展开“通商交往”，反复使用了诸如战争、诈骗、掠夺、卑颜屈膝等各种手段。
葡萄牙人对东方贸易的执着终于有了回报：1553年，葡萄牙船只遭遇风暴在澳门登陆，以晾晒货物为由搪塞明朝官员，从此赖着不走；1557年，通过编造身份、贿赂明朝官员的一系列铺垫之后，葡萄牙终于以每年少得可笑的租金获得了澳门的居留权和贸易权。就算大明依然握有象征性主权，但并没有阻挡葡萄牙在澳门慢慢展开的殖民地经营。
当初到底有多少猫腻，能够让天朝上国被人在眼皮子底下堂而皇之地占据澳门，历史的细节已经难以摸清。但不可否认的是，澳门的成功拿下，也是欧洲人对东方政治与官本位哲学的第一次成功理解与应用。在这个过程中，明朝地方官如何对他们的皇帝解释明显比葡萄牙人编造的理由更靠谱，更离不开大明边海商人集团本身的强大利益诉求能力。
……
1637年5月24日，周日。
虽然早已过了立夏，但小冰河时期的北美也处于气候不定的阶段，今年的雨水极端偏少，连气温都要死不活地依然停留在二十度上下。
根据农业部的悲观预测，就算是全力开动抗旱措施，今年的本土农业收成也将是建国以来最糟糕的一年，几种主要谷物的减产预计将达到25%以上。好在国家粮食战略储备在过去几年中几乎年年爆仓，所以今年的农业灾难对国内粮食价格的影响也不会很大。
就在本土各主要农业城镇大规模展开抗旱救灾运动的时候，身为参议员的苏子宁却坐在自家花园里，正在翻看常春藤高校数学教授笛卡尔今年刚出版的一部个人学术著作——《科学中正确运用理性和追求真理的方法论》，分拉丁语版和华美国语版。
已经实行了七年的欧洲人才收集的“路灯”计划，让历史上许多崭露头角或大有潜力的学者人才不断流入华美，如今大量经典的基础学科的研究教育都在沸沸扬扬地进行着。
在后世知识的“逆向”启发下。大量就连穿越众自己都“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的基础学科理论研究涌现，让科工委的大佬们清晰地见证了近代科学发展的“发芽”与成长过程，不由得让人欣喜若狂。而受到穿越众知识储备刺激的欧裔学者们，也是如狂人一样不顾一切地刨根问底，生怕错过了这辈子的最大幸福。
但他们的学术成果并非能直接为华美的近代科学复原工程起直接作用，而是服务于这个国家整体的基础教育。基础教育的循序渐进和应用学科的一点破面相结合，是目前最主要的科研发展基调，从这方面上看，在许多方面已经陷入知识断层的科工委是一清二楚。
毕竟穿越众本身所能覆盖的科学门类并不多，而且许多都只是应用级的。要补漏和接续发展就必须重新梳理和普及下一代的基础理论教育，培养下一代正确的科学方法观，这些欧裔学者的最大价值，也正在此处。
翻看着书籍最后附录的百多页《几何学》，数学成绩马马虎虎的苏子宁也不由得轻轻赞叹。
“苏子宁，严晓松回来了，好像有急事找你。”正在饶有兴致地翻书，忽然只见妻子袁欣艺从一边走来。
“他带队出去好几个月了，算是游逛了大半个西欧。也不说好好休息一下。一回来就兴师问罪啊！”苏子宁笑着放下书，表示自己已经大概明白了对方的来意。
……
书房里，苏子宁只是坐着保持微笑姿态，而他面前的严晓松则显得情绪很不好。
“……好吧。我同意你刚才的说法，我们依然要等待时机，和大明地方官绅保持谨慎合作的距离，通过少数初级产业项目输入。培养海南岛的新兴阶层。但你怎么解释香港岛的事？吴元一难道不知道这是为以后埋下历史祸根吗？”严晓松有点愤怒地转过身，双手插在兜里，脸色极其不悦。
“谁的祸根？”苏子宁淡淡说着。
并没有回答好友的反问。严晓松揭开衬衫纽扣，算是平复了情绪：“任长乐他们有点过分了，国家已经给他们在远东的产业经营限制做了很多调整，他们还在打香港岛的主意。这对中国历史会是多大的亵渎，他们玩过头了。”
“严晓松，还记得我们最早谈论的一个话题吗？”苏子宁并没有为任长乐等人和吴元一以及国兴集团关于“一换一”的私下协议进行辩解，反而换了个话题。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底对中国是好事，还是坏事。同样的，1644年清军入关，中国的命运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苏子宁说完，又继续从书架上拿下三本出版物，在手里轻轻把玩着，“在我看来，‘1644’和‘1840’在后世已经不是历史学课题，而是心理学课题，影响我们对这两个历史节点看法的，更多的是心态上的纠结，而不是历史本身的因果……那么请问，如果没有发生那两件事，历史就真能改变？”
“没有答案。”严晓松板着脸，回到座位上，死死地看着对面的苏子宁，“你想说服我什么？再次证明大明无可救药？”
“这不是大明政权的问题，而是整个近代东方民族步入进步瓶颈的根本问题。看看，这些是安邵清在科工委里推进的‘东方文献与艺术拯救计划’的成果。”苏子宁把手里的书本丢了过去，“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的原本，费了好大心思，不然还要等几年才能看到陈子龙的修订版……另外一本也是徐光启主导编纂的《崇祯历书》，第三本是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的初版原稿，也费了好多周折，它们算是明末文人呕心沥血的最高学术成果的代表作。”
“徐光启这么一个位高权重的大明官僚，思想这么开放的大师。也不过只做到了《农政全书》、《几何原本》和《崇祯历书》这三件大事，其中《几何原本》还没翻译完，只是个半成品。毫不客气地说，这三本在我们从小的教育中被灌输无比自豪的‘巨著’，与欧洲同时期的学术水平来比较，完全就不在一个档次。”
“《几何原本》让徐光启惊为天人，但它是什么？还是古希腊欧几里得的基础数学知识，一个曾经研究出勾股定理的民族，居然在17世纪才有机会向一个二把刀传教士请教，去翻译古希腊的基础数学。这个民族之前已经自闭到什么程度？问世后又得到了多大普及？还好，不管如何，17世纪至少出了个徐光启，否则《几何原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出现。”
“因为天相和皇帝天命紧密挂勾的缘故，从汉唐开始，这个帝国就禁止民间研究天文学。看看《崇祯历书》，一堆已经被这个时期的欧洲主流学者废弃了的‘地心说’，还在大量借鉴采用，奉为明朝天文学的最尖端学术成果。”
“站在民族自尊与自豪的角度。我们不得不拼命将这些课本里耳熟能详的东方科普书籍的价值无限拔高，拼命地让他们在近代的文明天平上看起来各有千秋、旗鼓相当。但我深深的知道，这些本质上只能算是‘复读机’的东方科普书籍，还是依然停留在‘经验主义’的层面。与千年前的古代科普读物的书写模式和思想同出一辙，毫无进步可言，与正在成型的近代科学方法论、建立基础科学理论体系的同时期欧洲书籍相比，其内涵更是差了不知道多少档次。”
“即使是在科学研究上最接近近代欧洲科学方法论的徐光启。其最大的政治影响力和成就也只能做到翻译和推广西式基础数学。一本《农政全书》，90%以上的内容还是引用古代文献的记录，属于他自己的研究内容只有10%不到。不知不觉地圆满了一个东方文人的著书理想。而且那不到10%的内容说是研究还是太勉强，经验传承依然是主导思想。我甚至在想，假如没有这些古代文献，他会怎么办。”
“就连《天工开物》此类的‘科学巨著’，也只是把一大堆已经在民间存在的实用技术和东西进行了汇总归类，而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这需要多大的耐心和记忆力才能‘收集整理’完成？让我佩服的同时，也心里悲哀。说句不客气的话，民间百姓若少几样东西，这本书就会少几页，而绝不会多出新的一页。”
“中国古代科学发展，打元朝郭守敬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基础科学与方法论上的进步。利玛窦这样的传教士二把刀，把落后欧洲同时代至少百年的科学知识传到明朝，就让徐光启、李之藻这样的大师甘之若饴。中国的落后真是满清开始的吗？”
“有人说如果满清不入关，度过危机、和平安定的明朝就会敞开国门积极发展、解放生产力……可惜，我只看到最强盛时期的明朝，在郑和下西洋的时候还用着和几百年前宋朝差不多的装备。”
“我只看到葡萄牙人在16世纪初传入弗朗机炮后，明朝为应对倭寇复制了成千上万门，国泰民安之后又用了近百年，然后再次被红夷大炮看愣了眼，这些陈年复制品精益求精到让几百年后的我们都叹为观止。17世纪的明军主要火器装备，还是16世纪初的葡萄牙水准，在管状火器上甚至落后我们认为野蛮的那些东南亚苏丹国。徐光启活着的时候，还能推动聘请葡萄牙技师，徐光启死了又一切归零，偏偏还能说出‘火器乃中国之长技’这种话。”
“蒙元入侵，宋朝为应对北方危机制造了大量火器，然后又在数百年的王朝更替和平后沉寂了下去，到17世纪明朝的火器自研发能力远不如宋朝！我只看到被喻为明代冶铁最发达的广东佛山，没有官府的同意，当地的冶铁作坊就连私自设计一口锅、打造一把锄头的权力都没有，更别提永世不翻身的匠户！”
“我们这个早熟的文明，领先了周边落后民族两个千年纪，已经习惯性地在战乱危机消除后就马上停止了发育。儒家大学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了明代就阉割剩下了后四样只动嘴皮子的高大上。把研究客观事物获取知识的基本态度和思想都丢进了垃圾桶，读书人对道德哲学的喜好远远凌驾于科学技术之上。都本末倒置了，再给明朝三百年和平安逸，就能指望它大彻大悟奋发图强纯属扯淡。除了养出更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贤’，又有何用？不去真正开启民智、解放底层民众的劳动圈禁、统治阶层主体不接受科学思想，再‘收集整理’十部束之高阁的永乐大典去彰显皇家声望，又有何用？”
“1840年的‘千年来前所未有之变局’，真是说得很恰当。千年啊，停止发育的华夏民族其实从明代开始就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岂能是一小撮只能算特例的非主流开明文人或几本束之高阁具备‘历史价值’的书籍能够扭转的... -->>
葡萄牙王国在16世纪上半叶死皮赖脸地和大明帝国展开“通商交往”，反复使用了诸如战争、诈骗、掠夺、卑颜屈膝等各种手段。
葡萄牙人对东方贸易的执着终于有了回报：1553年，葡萄牙船只遭遇风暴在澳门登陆，以晾晒货物为由搪塞明朝官员，从此赖着不走；1557年，通过编造身份、贿赂明朝官员的一系列铺垫之后，葡萄牙终于以每年少得可笑的租金获得了澳门的居留权和贸易权。就算大明依然握有象征性主权，但并没有阻挡葡萄牙在澳门慢慢展开的殖民地经营。
当初到底有多少猫腻，能够让天朝上国被人在眼皮子底下堂而皇之地占据澳门，历史的细节已经难以摸清。但不可否认的是，澳门的成功拿下，也是欧洲人对东方政治与官本位哲学的第一次成功理解与应用。在这个过程中，明朝地方官如何对他们的皇帝解释明显比葡萄牙人编造的理由更靠谱，更离不开大明边海商人集团本身的强大利益诉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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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7年5月24日，周日。
虽然早已过了立夏，但小冰河时期的北美也处于气候不定的阶段，今年的雨水极端偏少，连气温都要死不活地依然停留在二十度上下。
根据农业部的悲观预测，就算是全力开动抗旱措施，今年的本土农业收成也将是建国以来最糟糕的一年，几种主要谷物的减产预计将达到25%以上。好在国家粮食战略储备在过去几年中几乎年年爆仓，所以今年的农业灾难对国内粮食价格的影响也不会很大。
就在本土各主要农业城镇大规模展开抗旱救灾运动的时候，身为参议员的苏子宁却坐在自家花园里，正在翻看常春藤高校数学教授笛卡尔今年刚出版的一部个人学术著作——《科学中正确运用理性和追求真理的方法论》，分拉丁语版和华美国语版。
已经实行了七年的欧洲人才收集的“路灯”计划，让历史上许多崭露头角或大有潜力的学者人才不断流入华美，如今大量经典的基础学科的研究教育都在沸沸扬扬地进行着。
在后世知识的“逆向”启发下。大量就连穿越众自己都“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的基础学科理论研究涌现，让科工委的大佬们清晰地见证了近代科学发展的“发芽”与成长过程，不由得让人欣喜若狂。而受到穿越众知识储备刺激的欧裔学者们，也是如狂人一样不顾一切地刨根问底，生怕错过了这辈子的最大幸福。
但他们的学术成果并非能直接为华美的近代科学复原工程起直接作用，而是服务于这个国家整体的基础教育。基础教育的循序渐进和应用学科的一点破面相结合，是目前最主要的科研发展基调，从这方面上看，在许多方面已经陷入知识断层的科工委是一清二楚。
毕竟穿越众本身所能覆盖的科学门类并不多，而且许多都只是应用级的。要补漏和接续发展就必须重新梳理和普及下一代的基础理论教育，培养下一代正确的科学方法观，这些欧裔学者的最大价值，也正在此处。
翻看着书籍最后附录的百多页《几何学》，数学成绩马马虎虎的苏子宁也不由得轻轻赞叹。
“苏子宁，严晓松回来了，好像有急事找你。”正在饶有兴致地翻书，忽然只见妻子袁欣艺从一边走来。
“他带队出去好几个月了，算是游逛了大半个西欧。也不说好好休息一下。一回来就兴师问罪啊！”苏子宁笑着放下书，表示自己已经大概明白了对方的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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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里，苏子宁只是坐着保持微笑姿态，而他面前的严晓松则显得情绪很不好。
“……好吧。我同意你刚才的说法，我们依然要等待时机，和大明地方官绅保持谨慎合作的距离，通过少数初级产业项目输入。培养海南岛的新兴阶层。但你怎么解释香港岛的事？吴元一难道不知道这是为以后埋下历史祸根吗？”严晓松有点愤怒地转过身，双手插在兜里，脸色极其不悦。
“谁的祸根？”苏子宁淡淡说着。
并没有回答好友的反问。严晓松揭开衬衫纽扣，算是平复了情绪：“任长乐他们有点过分了，国家已经给他们在远东的产业经营限制做了很多调整，他们还在打香港岛的主意。这对中国历史会是多大的亵渎，他们玩过头了。”
“严晓松，还记得我们最早谈论的一个话题吗？”苏子宁并没有为任长乐等人和吴元一以及国兴集团关于“一换一”的私下协议进行辩解，反而换了个话题。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底对中国是好事，还是坏事。同样的，1644年清军入关，中国的命运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苏子宁说完，又继续从书架上拿下三本出版物，在手里轻轻把玩着，“在我看来，‘1644’和‘1840’在后世已经不是历史学课题，而是心理学课题，影响我们对这两个历史节点看法的，更多的是心态上的纠结，而不是历史本身的因果……那么请问，如果没有发生那两件事，历史就真能改变？”
“没有答案。”严晓松板着脸，回到座位上，死死地看着对面的苏子宁，“你想说服我什么？再次证明大明无可救药？”
“这不是大明政权的问题，而是整个近代东方民族步入进步瓶颈的根本问题。看看，这些是安邵清在科工委里推进的‘东方文献与艺术拯救计划’的成果。”苏子宁把手里的书本丢了过去，“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的原本，费了好大心思，不然还要等几年才能看到陈子龙的修订版……另外一本也是徐光启主导编纂的《崇祯历书》，第三本是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的初版原稿，也费了好多周折，它们算是明末文人呕心沥血的最高学术成果的代表作。”
“徐光启这么一个位高权重的大明官僚，思想这么开放的大师。也不过只做到了《农政全书》、《几何原本》和《崇祯历书》这三件大事，其中《几何原本》还没翻译完，只是个半成品。毫不客气地说，这三本在我们从小的教育中被灌输无比自豪的‘巨著’，与欧洲同时期的学术水平来比较，完全就不在一个档次。”
“《几何原本》让徐光启惊为天人，但它是什么？还是古希腊欧几里得的基础数学知识，一个曾经研究出勾股定理的民族，居然在17世纪才有机会向一个二把刀传教士请教，去翻译古希腊的基础数学。这个民族之前已经自闭到什么程度？问世后又得到了多大普及？还好，不管如何，17世纪至少出了个徐光启，否则《几何原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出现。”
“因为天相和皇帝天命紧密挂勾的缘故，从汉唐开始，这个帝国就禁止民间研究天文学。看看《崇祯历书》，一堆已经被这个时期的欧洲主流学者废弃了的‘地心说’，还在大量借鉴采用，奉为明朝天文学的最尖端学术成果。”
“站在民族自尊与自豪的角度。我们不得不拼命将这些课本里耳熟能详的东方科普书籍的价值无限拔高，拼命地让他们在近代的文明天平上看起来各有千秋、旗鼓相当。但我深深的知道，这些本质上只能算是‘复读机’的东方科普书籍，还是依然停留在‘经验主义’的层面。与千年前的古代科普读物的书写模式和思想同出一辙，毫无进步可言，与正在成型的近代科学方法论、建立基础科学理论体系的同时期欧洲书籍相比，其内涵更是差了不知道多少档次。”
“即使是在科学研究上最接近近代欧洲科学方法论的徐光启。其最大的政治影响力和成就也只能做到翻译和推广西式基础数学。一本《农政全书》，90%以上的内容还是引用古代文献的记录，属于他自己的研究内容只有10%不到。不知不觉地圆满了一个东方文人的著书理想。而且那不到10%的内容说是研究还是太勉强，经验传承依然是主导思想。我甚至在想，假如没有这些古代文献，他会怎么办。”
“就连《天工开物》此类的‘科学巨著’，也只是把一大堆已经在民间存在的实用技术和东西进行了汇总归类，而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这需要多大的耐心和记忆力才能‘收集整理’完成？让我佩服的同时，也心里悲哀。说句不客气的话，民间百姓若少几样东西，这本书就会少几页，而绝不会多出新的一页。”
“中国古代科学发展，打元朝郭守敬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基础科学与方法论上的进步。利玛窦这样的传教士二把刀，把落后欧洲同时代至少百年的科学知识传到明朝，就让徐光启、李之藻这样的大师甘之若饴。中国的落后真是满清开始的吗？”
“有人说如果满清不入关，度过危机、和平安定的明朝就会敞开国门积极发展、解放生产力……可惜，我只看到最强盛时期的明朝，在郑和下西洋的时候还用着和几百年前宋朝差不多的装备。”
“我只看到葡萄牙人在16世纪初传入弗朗机炮后，明朝为应对倭寇复制了成千上万门，国泰民安之后又用了近百年，然后再次被红夷大炮看愣了眼，这些陈年复制品精益求精到让几百年后的我们都叹为观止。17世纪的明军主要火器装备，还是16世纪初的葡萄牙水准，在管状火器上甚至落后我们认为野蛮的那些东南亚苏丹国。徐光启活着的时候，还能推动聘请葡萄牙技师，徐光启死了又一切归零，偏偏还能说出‘火器乃中国之长技’这种话。”
“蒙元入侵，宋朝为应对北方危机制造了大量火器，然后又在数百年的王朝更替和平后沉寂了下去，到17世纪明朝的火器自研发能力远不如宋朝！我只看到被喻为明代冶铁最发达的广东佛山，没有官府的同意，当地的冶铁作坊就连私自设计一口锅、打造一把锄头的权力都没有，更别提永世不翻身的匠户！”
“我们这个早熟的文明，领先了周边落后民族两个千年纪，已经习惯性地在战乱危机消除后就马上停止了发育。儒家大学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了明代就阉割剩下了后四样只动嘴皮子的高大上。把研究客观事物获取知识的基本态度和思想都丢进了垃圾桶，读书人对道德哲学的喜好远远凌驾于科学技术之上。都本末倒置了，再给明朝三百年和平安逸，就能指望它大彻大悟奋发图强纯属扯淡。除了养出更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贤’，又有何用？不去真正开启民智、解放底层民众的劳动圈禁、统治阶层主体不接受科学思想，再‘收集整理’十部束之高阁的永乐大典去彰显皇家声望，又有何用？”
“1840年的‘千年来前所未有之变局’，真是说得很恰当。千年啊，停止发育的华夏民族其实从明代开始就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岂能是一小撮只能算特例的非主流开明文人或几本束之高阁具备‘历史价值’的书籍能够扭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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