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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曼住精神病院的三年,看望她的一共有五人次,这是主治大夫告诉她的。第一是她母亲,她转到歌乐山母亲又去探望她一次,因此母亲一人算两人次。第二次母亲探望时,小曼药物反应严重,临床记录说,她拒绝让母亲靠近。再有就是野战医院政治处主任的探望,为她送来小曼丈夫牺牲的通知。最后一人是谁,小曼一直没搞清,据说此人也来过两次,这样算起来便是五人次。出院那天,精神科保管员把探病的人留下的东西清点给小曼,有母亲带来的当时上海流行的连衣裙,有政治处主任给她带来的二等功军功章。最后就是一封信,字迹她熟,但想不起是谁的。拆了封口,里面掉出一张二人合影,竟是刘峰和穿蓝条病号服的小曼自己。主治大夫问小曼,是否记得这个人来看望她,还带了个照相机跟她照了合影,小曼说不出话。她这才意识到自己病得有多重,连刘峰都认不出。刘峰信上说,他已接到转业通知,回乡后就不知什么时候还能见面了,趁着他到司令部办事(他部队的司令部也在重庆),顺便来看看她。上回照的相片洗出来了,小曼照得比他好,但愿她满意。信里留下了他母亲的地址。此刻小曼说,两次去,都错过了。
我想小曼过去只是口里没话,并不是心里没话,现在口一松,话不断了,你一听便明白她那些话攒了多久。我想她早就哭够了。
她从歌乐山精神病院出了院,找到了转业回乡的刘峰。她给刘峰写了封简短的信,说她出院了,调到五十四陆军医院继续当宣传干事,谢谢他在她住院时来看望她。刘峰回信也简短,为她的痊愈高兴,更为她能继续留在军队高兴。然后他说到自己,回到了梆子剧团开始工作了,看大门兼职党支部书记,刚刚结婚,爱人在长途汽车上售票,业余唱民歌。通了几封信后,刘峰告诉她,部队要他回去一趟,给几个被俘战友做善后证人。他也正好想去看看同连队阵亡战士的坟,听说陵园刚修起来。小曼给他的梆子剧团发了电报,说想跟他一起回云南,刘峰同意了。两人在成都会合,刘峰见到她还出来一句笑话,说,去那山高水险地方,俩人仨胳膊,打架吃亏小些。他们到达中越边境的时候,抚恤工作组还没撤,烈士陵园也还没完全竣工。刘峰买了几瓶当地出产的大曲,还买了萨其玛和花生,足足装满一辆独轮车,他们一人推一边车把,推到烈士陵园。到了烈士陵园门口是下午五点,铁栅栏门已经上了锁。俩人扒在铁栅栏上往一块块整齐划一的石碑上看,刘峰说,小曼,咱俩命还算大,不然那块碑可能就是我的。小曼说,你旁边那块,可能就是我的。回到招待所,开饭时间过了,他们就在刘峰房间里喝酒,花生米当菜也当饭,聊到半夜。聊的都是童年故事,孩提时代在二十多年后聊,才不显得一味苦楚,倒也有让他们笑出声的事。两人喝了半茶缸白干,刘峰对小曼说,别喝了。小曼问为什么?刘峰说,喝酒误事。小曼笑着问,还有什么事可误?刘峰说,明天要起早扫墓啊。这样,他站起来,小曼也跟着站起来。
“他才明白呢,装糊涂。”站在灵台前,小曼看着刘峰照片说。
刘峰明白什么我也知道。他明白小曼对他那杂七杂八的感情中是有些爱的。在他即将被我们发配到伐木连的前夜,他就明白。但刘峰不能;一场战争抹杀了多少生命?都没能抹除他心里的林丁丁,跟小曼如何,那是欺负小曼。刘峰一生不肯欺负任何人。
第二天小曼起床,刘峰不见了,院子里的独轮车也没了。等她追出招待所,刘峰已经从烈士陵园回来,给同连队的战友敬了烟和酒,不喝不抽的新兵蛋子,敬上了萨其玛和花生。一个连队百分之八十是新兵,老实得像一群会动弹的土豆,真正的新兵蛋子。他们是刘峰到贵州和川东接来的新兵,都不知道穿上军装跟上队伍就直接去打仗,父母和奶奶爷爷们跟着跑,叫他们小名儿,扔红薯干柿饼子,七嘴八舌喊话,让他们守纪律,别想家,好好听首长的话,部队的好伙食别白吃,吃了多长点个头。都没来得及吃好伙食,更没来得及长个头,就永远卧倒了。
回去的长途汽车上,刘峰说,还有冒充岁数来的呢。十五六岁,愣充十八,五号军装穿着都像面粉口袋,听首长话是真的,一句都不顶嘴就上了前线。十几岁也是一辈子过去,萨其玛都还没吃过呢。
刘峰还说,他负伤负得亏心,因为负伤,他反而活下来了,而他接兵带走的新兵蛋子,全都被他丢在了身后。
我从灵台转过身,腿站疼了。眼光一下给那个红色木头挂箱抓了去,刘峰最后日子的兴致和喜兴让我难过,好难过。小曼看着红箱子说:“他给我做的。做了一个月。我老是找钥匙。门钥匙,自行车钥匙,我老找,他让我一进家门就把钥匙放进去。那时候他知道自己日子不多了,吃几口饭浑身都汗透……有天夜里他睡不着,我问他要不要叫他女儿来,他说还不到时候,再等等……他生病就跟做错事似的,最好谁都别想起他,谁也别看见他……”
在“鸭王”吃饭的时候,小曼告诉我,刘峰病危去医院之前,替她把大衣柜里面那根杆子换了,原先的太细,多挂几件衣服就给坠弯了。他还帮她把浴室的一块活动地砖重新砌平,说不砌早晚会绊她一跤,这年纪摔一跤老五岁。还有冰箱内的灯,一开冰箱在里面摸瞎子,那不成,他把里面的电源修好,现在冰箱里亮堂了。最... -->>
小曼住精神病院的三年,看望她的一共有五人次,这是主治大夫告诉她的。第一是她母亲,她转到歌乐山母亲又去探望她一次,因此母亲一人算两人次。第二次母亲探望时,小曼药物反应严重,临床记录说,她拒绝让母亲靠近。再有就是野战医院政治处主任的探望,为她送来小曼丈夫牺牲的通知。最后一人是谁,小曼一直没搞清,据说此人也来过两次,这样算起来便是五人次。出院那天,精神科保管员把探病的人留下的东西清点给小曼,有母亲带来的当时上海流行的连衣裙,有政治处主任给她带来的二等功军功章。最后就是一封信,字迹她熟,但想不起是谁的。拆了封口,里面掉出一张二人合影,竟是刘峰和穿蓝条病号服的小曼自己。主治大夫问小曼,是否记得这个人来看望她,还带了个照相机跟她照了合影,小曼说不出话。她这才意识到自己病得有多重,连刘峰都认不出。刘峰信上说,他已接到转业通知,回乡后就不知什么时候还能见面了,趁着他到司令部办事(他部队的司令部也在重庆),顺便来看看她。上回照的相片洗出来了,小曼照得比他好,但愿她满意。信里留下了他母亲的地址。此刻小曼说,两次去,都错过了。
我想小曼过去只是口里没话,并不是心里没话,现在口一松,话不断了,你一听便明白她那些话攒了多久。我想她早就哭够了。
她从歌乐山精神病院出了院,找到了转业回乡的刘峰。她给刘峰写了封简短的信,说她出院了,调到五十四陆军医院继续当宣传干事,谢谢他在她住院时来看望她。刘峰回信也简短,为她的痊愈高兴,更为她能继续留在军队高兴。然后他说到自己,回到了梆子剧团开始工作了,看大门兼职党支部书记,刚刚结婚,爱人在长途汽车上售票,业余唱民歌。通了几封信后,刘峰告诉她,部队要他回去一趟,给几个被俘战友做善后证人。他也正好想去看看同连队阵亡战士的坟,听说陵园刚修起来。小曼给他的梆子剧团发了电报,说想跟他一起回云南,刘峰同意了。两人在成都会合,刘峰见到她还出来一句笑话,说,去那山高水险地方,俩人仨胳膊,打架吃亏小些。他们到达中越边境的时候,抚恤工作组还没撤,烈士陵园也还没完全竣工。刘峰买了几瓶当地出产的大曲,还买了萨其玛和花生,足足装满一辆独轮车,他们一人推一边车把,推到烈士陵园。到了烈士陵园门口是下午五点,铁栅栏门已经上了锁。俩人扒在铁栅栏上往一块块整齐划一的石碑上看,刘峰说,小曼,咱俩命还算大,不然那块碑可能就是我的。小曼说,你旁边那块,可能就是我的。回到招待所,开饭时间过了,他们就在刘峰房间里喝酒,花生米当菜也当饭,聊到半夜。聊的都是童年故事,孩提时代在二十多年后聊,才不显得一味苦楚,倒也有让他们笑出声的事。两人喝了半茶缸白干,刘峰对小曼说,别喝了。小曼问为什么?刘峰说,喝酒误事。小曼笑着问,还有什么事可误?刘峰说,明天要起早扫墓啊。这样,他站起来,小曼也跟着站起来。
“他才明白呢,装糊涂。”站在灵台前,小曼看着刘峰照片说。
刘峰明白什么我也知道。他明白小曼对他那杂七杂八的感情中是有些爱的。在他即将被我们发配到伐木连的前夜,他就明白。但刘峰不能;一场战争抹杀了多少生命?都没能抹除他心里的林丁丁,跟小曼如何,那是欺负小曼。刘峰一生不肯欺负任何人。
第二天小曼起床,刘峰不见了,院子里的独轮车也没了。等她追出招待所,刘峰已经从烈士陵园回来,给同连队的战友敬了烟和酒,不喝不抽的新兵蛋子,敬上了萨其玛和花生。一个连队百分之八十是新兵,老实得像一群会动弹的土豆,真正的新兵蛋子。他们是刘峰到贵州和川东接来的新兵,都不知道穿上军装跟上队伍就直接去打仗,父母和奶奶爷爷们跟着跑,叫他们小名儿,扔红薯干柿饼子,七嘴八舌喊话,让他们守纪律,别想家,好好听首长的话,部队的好伙食别白吃,吃了多长点个头。都没来得及吃好伙食,更没来得及长个头,就永远卧倒了。
回去的长途汽车上,刘峰说,还有冒充岁数来的呢。十五六岁,愣充十八,五号军装穿着都像面粉口袋,听首长话是真的,一句都不顶嘴就上了前线。十几岁也是一辈子过去,萨其玛都还没吃过呢。
刘峰还说,他负伤负得亏心,因为负伤,他反而活下来了,而他接兵带走的新兵蛋子,全都被他丢在了身后。
我从灵台转过身,腿站疼了。眼光一下给那个红色木头挂箱抓了去,刘峰最后日子的兴致和喜兴让我难过,好难过。小曼看着红箱子说:“他给我做的。做了一个月。我老是找钥匙。门钥匙,自行车钥匙,我老找,他让我一进家门就把钥匙放进去。那时候他知道自己日子不多了,吃几口饭浑身都汗透……有天夜里他睡不着,我问他要不要叫他女儿来,他说还不到时候,再等等……他生病就跟做错事似的,最好谁都别想起他,谁也别看见他……”
在“鸭王”吃饭的时候,小曼告诉我,刘峰病危去医院之前,替她把大衣柜里面那根杆子换了,原先的太细,多挂几件衣服就给坠弯了。他还帮她把浴室的一块活动地砖重新砌平,说不砌早晚会绊她一跤,这年纪摔一跤老五岁。还有冰箱内的灯,一开冰箱在里面摸瞎子,那不成,他把里面的电源修好,现在冰箱里亮堂了。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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