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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比起床号吹响早两分钟,新兵班长的闹钟闹起来。营房里还是黑夜,何小曼右边的邻居一纵身跃起,同时向左边伸臂,抓下左上方挂着的军帽,立刻扣在头上,与此同时,另一个新兵跳到门边拉灯绳。就在新兵班长咕哝闹钟怎么会响铃的时候,灯光大亮,所有人都向何小曼注目。我们都以为会看到想当然的一个瘌痢头,但大家全失望了,或说比真看到瘌痢还惊讶:何小曼的头不仅长着头发,而且一个头长着三个头的头发。让我试试另一种形容:何小曼的头是一个头发的荒原,或者,头发的热带雨林。那样不近情理的茂密,那种不可遏制的丰沛,似乎她瘦小身体所需的能量摄入极有限,而节余的能量都给了头发,那一头冲冠怒发是她生命能量的爆破。我们所有人是应该喜欢甚至羡慕这头发的,可我们都有点怕这头发,这头发跟我们比,太异类了,细看它的每一根都带无数小弯,每一根都茁壮油黑,我们一时还不知道该怎么去喜欢太异端的东西。终于有人对何小曼的头发发言了:“哟,这是头发呀?!怎么长的呀?!”明明是质疑的。质疑者姓林,叫丁丁,她是新兵训练中期来的,新军装里还系着一条大花纱巾。她孩子气地把手指尖伸到何小曼的头发上,一摸,赶紧缩回,看看手指:“不是染的吧?”何小曼把自己的头挪开一些,挪到距林丁丁手指安全地带。林丁丁接下去又说:“也没烫过?”何小曼摇摇头。丁丁又说:“怎么长成这样了?”明明有点嫌恶了。
从此我们有了个基本态度,对何小曼的头发的微微嫌恶。
后来何小曼告诉我,当年她跟接兵首长和其他新兵在上海登上西行的火车,送行的只有母亲。母亲想在女儿远行的前夕再做一回亲妈。火车晚上发车,母亲的送行从上午就开始,开始在火车站的行李寄存处。母亲替女儿寄存了不大的帆布旅行包,然后领着她来到淮海路上。有一家“鲜得来”的小馆,做的排骨年糕名气极大,店堂里坐不下,大部分人都端着盘子站在马路上吃。母亲就在马路上宴请女儿。她只买了一客年糕,让小曼吃,自己一手端着一碗汤,一手端着个放辣酱油的碟子,不时提醒女儿:“蘸点佐料呀!喝口汤呀!”没有餐桌,母亲宁愿做女儿的餐桌。吃完午饭,娘儿俩又去逛公园。二月天出了个四月大太阳,母亲在复兴公园的草地上铺了张报纸,让女儿坐上去,由她来为女儿梳辫子。小曼的头发难梳,母亲把她梳得疼极了,比弟弟揪还要疼,疼得她眼泪盈眶。父亲活着的时候,她最怕母亲给她梳头,宁可由父亲用条手绢马马虎虎把她头发扎成一大捆。自从做了拖油瓶被拖进继父家,她便开始想念母亲梳头的疼痛,但母亲再也没心思没时间花在她的头发上了。母亲给她梳头简直就是跟她的头发打仗,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镇压,最终把那一头不断抗争的头发全部制服,从头顶到辫梢编成了花儿,告诉她那叫“麦穗花儿”,也叫“法国辫子”。她问为什么叫法国辫子。母亲柔声说,也是别人告诉她的。小曼猜“别人”就是她的爸爸。母亲此刻在想她的亲爸爸,母亲跟小曼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看见小曼的相貌和体征替她的亲父亲活下来的时候,就会想念她那个软弱善良的前夫。前夫的好大一部分活在小曼身上!二月的阳光里,他们一家团聚了,只是缺席了小曼的亲父亲。
“你知道你这种头发叫什么头发吗?”母亲突然问。
女儿不知道。
“叫纱发。中国人难得长这种头发。”
小曼还认识一个长这种头发的人,她的好爸爸。母亲还不止一次说过,贵人不顶重发,这么厚这么重的头发,只长在苦命人头上。
我们看到的何小曼,就是把母亲的手艺藏在军帽里的瘦小新兵。我们怎么会知道,小曼想尽量长时间地带着母亲的手迹在我们这群陌生人中生活。对于她,母爱的痕迹,本来就很少,就浅淡,法国辫子也算痕迹,她想留住它,留得尽量长久。两周之后,辫子还是保持不住了,她在澡堂的隔间里拆洗头发,却发现拆也是难拆了,头发打了死结。她把核爆炸蘑菇云一般的头发塞进军帽,跑到隔壁军人理发店借了把剪刀,把所有死结剪下来。我们要揭晓她军帽下的秘密时,正是她刚对自己的头发下了手,剪了个她自认为的“刘胡兰头”,其实那发式更接近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
直到九十年代我又见到何小曼,了解了从童年到少年的她是怎么回事,我才醒悟到她是怎样热爱上发烧的。也许小曼是我们女兵当中最羡慕也最妒忌林丁丁的人。丁丁让很多人疼爱着,就因为她层出不穷地害着各种小病。我们也爱流传那些丁丁生小病的笑话,比如她说自己咳嗽好多了,就是“蛋”[7]很多;叫她生病多吃水果,她说“蹶子”[8]维他命多,就是容易生蛋。常常是两只小白手捧着胃,那就是又胃气痛了,一问,她会用七成上海话三成普通话说:“这只胃胀得像只球!”我们下部队演出吃招待宴会,有人吃美了,便会招来警告:“当心把这只胃胀成一只球!”林丁丁的病都不大,可都是真病,一旦她那只胃胀成了一只球,人们眼看她把胃舒平脆生生地一把把嚼成花生米。有次她的独唱马上要开幕,胃气痛又来了,卫生员当时没有针灸银针,用了两根粗大的别针深深扎进她的虎口,那一刻所有人都疼死她了。尤其刘峰,疼她疼得一肚子柔肠化成了水。这是“触摸事件”爆发后我回想推测的。
此刻最羡慕丁丁的就是何小曼。她对病的渴望由来已久。自从她父亲自杀,她就再也不是任何人的掌上明珠,只有在生病时才能被母亲短暂地宝贝一会儿。她看着我们像碉堡一样围着林丁丁,她自己也是碉堡的一块砖石,林丁丁此刻是团首长们不折不扣的掌上明珠。
在一次下部队演出途中,何小曼如愿以偿地发起烧来。我们住的县城招待所昏暗寒冷,卫生员从她嘴里取出体温计,就开始了下面这段著名对话。
何小曼:“多少度?”
卫生员:“不知道……”
何小曼:“那你快看啊!”
“看不清!”
何小曼:“再不看就凉了!”
卫生员和我们都不懂什么“凉了”。
卫生员拿着体温计往门外走。何小曼急得叫起来:“哎!你出去干什么?!”
卫生员:“这个鬼地方白天不发电,屋里看不清啊!”
何小曼:“你不能出去!……”
卫生员无语,愣在门口。
何小曼:“出去了体温表不就更凉了吗?”
当时我们在午睡,被她如此愚昧的话惊醒,又都笑了。她对医学和医疗设备实在愚昧得可以,我们说,你以为体温计跟馒头似的,出笼就会凉下去?
卫生员从屋外回来,报告何小曼的体温为三十九度六。何小曼还是遗憾,说在屋里肯... -->>
第二天一早,比起床号吹响早两分钟,新兵班长的闹钟闹起来。营房里还是黑夜,何小曼右边的邻居一纵身跃起,同时向左边伸臂,抓下左上方挂着的军帽,立刻扣在头上,与此同时,另一个新兵跳到门边拉灯绳。就在新兵班长咕哝闹钟怎么会响铃的时候,灯光大亮,所有人都向何小曼注目。我们都以为会看到想当然的一个瘌痢头,但大家全失望了,或说比真看到瘌痢还惊讶:何小曼的头不仅长着头发,而且一个头长着三个头的头发。让我试试另一种形容:何小曼的头是一个头发的荒原,或者,头发的热带雨林。那样不近情理的茂密,那种不可遏制的丰沛,似乎她瘦小身体所需的能量摄入极有限,而节余的能量都给了头发,那一头冲冠怒发是她生命能量的爆破。我们所有人是应该喜欢甚至羡慕这头发的,可我们都有点怕这头发,这头发跟我们比,太异类了,细看它的每一根都带无数小弯,每一根都茁壮油黑,我们一时还不知道该怎么去喜欢太异端的东西。终于有人对何小曼的头发发言了:“哟,这是头发呀?!怎么长的呀?!”明明是质疑的。质疑者姓林,叫丁丁,她是新兵训练中期来的,新军装里还系着一条大花纱巾。她孩子气地把手指尖伸到何小曼的头发上,一摸,赶紧缩回,看看手指:“不是染的吧?”何小曼把自己的头挪开一些,挪到距林丁丁手指安全地带。林丁丁接下去又说:“也没烫过?”何小曼摇摇头。丁丁又说:“怎么长成这样了?”明明有点嫌恶了。
从此我们有了个基本态度,对何小曼的头发的微微嫌恶。
后来何小曼告诉我,当年她跟接兵首长和其他新兵在上海登上西行的火车,送行的只有母亲。母亲想在女儿远行的前夕再做一回亲妈。火车晚上发车,母亲的送行从上午就开始,开始在火车站的行李寄存处。母亲替女儿寄存了不大的帆布旅行包,然后领着她来到淮海路上。有一家“鲜得来”的小馆,做的排骨年糕名气极大,店堂里坐不下,大部分人都端着盘子站在马路上吃。母亲就在马路上宴请女儿。她只买了一客年糕,让小曼吃,自己一手端着一碗汤,一手端着个放辣酱油的碟子,不时提醒女儿:“蘸点佐料呀!喝口汤呀!”没有餐桌,母亲宁愿做女儿的餐桌。吃完午饭,娘儿俩又去逛公园。二月天出了个四月大太阳,母亲在复兴公园的草地上铺了张报纸,让女儿坐上去,由她来为女儿梳辫子。小曼的头发难梳,母亲把她梳得疼极了,比弟弟揪还要疼,疼得她眼泪盈眶。父亲活着的时候,她最怕母亲给她梳头,宁可由父亲用条手绢马马虎虎把她头发扎成一大捆。自从做了拖油瓶被拖进继父家,她便开始想念母亲梳头的疼痛,但母亲再也没心思没时间花在她的头发上了。母亲给她梳头简直就是跟她的头发打仗,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镇压,最终把那一头不断抗争的头发全部制服,从头顶到辫梢编成了花儿,告诉她那叫“麦穗花儿”,也叫“法国辫子”。她问为什么叫法国辫子。母亲柔声说,也是别人告诉她的。小曼猜“别人”就是她的爸爸。母亲此刻在想她的亲爸爸,母亲跟小曼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看见小曼的相貌和体征替她的亲父亲活下来的时候,就会想念她那个软弱善良的前夫。前夫的好大一部分活在小曼身上!二月的阳光里,他们一家团聚了,只是缺席了小曼的亲父亲。
“你知道你这种头发叫什么头发吗?”母亲突然问。
女儿不知道。
“叫纱发。中国人难得长这种头发。”
小曼还认识一个长这种头发的人,她的好爸爸。母亲还不止一次说过,贵人不顶重发,这么厚这么重的头发,只长在苦命人头上。
我们看到的何小曼,就是把母亲的手艺藏在军帽里的瘦小新兵。我们怎么会知道,小曼想尽量长时间地带着母亲的手迹在我们这群陌生人中生活。对于她,母爱的痕迹,本来就很少,就浅淡,法国辫子也算痕迹,她想留住它,留得尽量长久。两周之后,辫子还是保持不住了,她在澡堂的隔间里拆洗头发,却发现拆也是难拆了,头发打了死结。她把核爆炸蘑菇云一般的头发塞进军帽,跑到隔壁军人理发店借了把剪刀,把所有死结剪下来。我们要揭晓她军帽下的秘密时,正是她刚对自己的头发下了手,剪了个她自认为的“刘胡兰头”,其实那发式更接近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
直到九十年代我又见到何小曼,了解了从童年到少年的她是怎么回事,我才醒悟到她是怎样热爱上发烧的。也许小曼是我们女兵当中最羡慕也最妒忌林丁丁的人。丁丁让很多人疼爱着,就因为她层出不穷地害着各种小病。我们也爱流传那些丁丁生小病的笑话,比如她说自己咳嗽好多了,就是“蛋”[7]很多;叫她生病多吃水果,她说“蹶子”[8]维他命多,就是容易生蛋。常常是两只小白手捧着胃,那就是又胃气痛了,一问,她会用七成上海话三成普通话说:“这只胃胀得像只球!”我们下部队演出吃招待宴会,有人吃美了,便会招来警告:“当心把这只胃胀成一只球!”林丁丁的病都不大,可都是真病,一旦她那只胃胀成了一只球,人们眼看她把胃舒平脆生生地一把把嚼成花生米。有次她的独唱马上要开幕,胃气痛又来了,卫生员当时没有针灸银针,用了两根粗大的别针深深扎进她的虎口,那一刻所有人都疼死她了。尤其刘峰,疼她疼得一肚子柔肠化成了水。这是“触摸事件”爆发后我回想推测的。
此刻最羡慕丁丁的就是何小曼。她对病的渴望由来已久。自从她父亲自杀,她就再也不是任何人的掌上明珠,只有在生病时才能被母亲短暂地宝贝一会儿。她看着我们像碉堡一样围着林丁丁,她自己也是碉堡的一块砖石,林丁丁此刻是团首长们不折不扣的掌上明珠。
在一次下部队演出途中,何小曼如愿以偿地发起烧来。我们住的县城招待所昏暗寒冷,卫生员从她嘴里取出体温计,就开始了下面这段著名对话。
何小曼:“多少度?”
卫生员:“不知道……”
何小曼:“那你快看啊!”
“看不清!”
何小曼:“再不看就凉了!”
卫生员和我们都不懂什么“凉了”。
卫生员拿着体温计往门外走。何小曼急得叫起来:“哎!你出去干什么?!”
卫生员:“这个鬼地方白天不发电,屋里看不清啊!”
何小曼:“你不能出去!……”
卫生员无语,愣在门口。
何小曼:“出去了体温表不就更凉了吗?”
当时我们在午睡,被她如此愚昧的话惊醒,又都笑了。她对医学和医疗设备实在愚昧得可以,我们说,你以为体温计跟馒头似的,出笼就会凉下去?
卫生员从屋外回来,报告何小曼的体温为三十九度六。何小曼还是遗憾,说在屋里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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