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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盼着父母给“捎东西”，所有女兵暗中攀比谁家捎的东西最好、最多。捎来的东西高档、丰足，捎的频率高，自然体现了那家家境的优越程度，父母在社会上的得意程度。像我和何小曼，父母失意家境灰溜溜，只有旁观别人狂欢地消费捎来的东西。我们眼巴巴地看着她们把整勺麦乳精胡塞进嘴里，嘎吱嘎吱地嚼，蜜饯果脯拌在稀粥里，替代早餐的酸臭泡菜。至于巧克力怎么被她们享用，我们从来看不见的，我们只配瞥一眼门后垃圾筐里渐渐缤纷起来的彩色锡箔糖纸。我们还配什么呢？某天练功结束从走廊上疲沓走过，一扇门开了，伸出一个脑袋，诡秘地朝你一摆下巴。这就是隆重邀请。当你进门之后，会发现一个秘密盛宴正在开席，桌上堆着好几对父母捎来的美食。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有三，一是东道主确实慷慨；二是捎来的东西是新鲜货，比如上海老大房的鲜肉月饼或北京天福号的松仁小肚，不及时吃完就糟践了；三是家境既优越又被父母死宠的女兵有时需要多一些人见证她的优越家境和父母宠爱，我和何小曼就是被邀请了去见证的。
在刘峰赴京开会之前，我收到父亲的信，说从劳动改造的水库直接被借调到北京电影厂。我给父亲写了封信，交给了刘峰。我的意思是如果刘峰在北京实在没地方串门，也实在有空，就替我去看看我阔别好几年的父亲。信自然是个由头，真话我也不会往上写。那时我的真话往哪儿都不写。日记上更不写。日记上的假话尤其要编得好，字句要写漂亮，有人偷看的话，也让人家有个看头。我渐渐发现，真话没了一点也不难受。我跟爸爸都在彼此大而化之的字句里读出真话。
我傻乎乎地问刘峰，我爸给我捎的是什么？
刘峰说他没看，不过我爸托交的包裹最沉。我偷瞥一眼所有人，希望她们都听到了，我爸不再是反动文人，不再是工资被冻结每月领十二元生活费的文明叫花子，而是在北京的电影厂里上班、给女儿捎得起东西的父亲！但没人留神我的成分改变和翻身解放，都还晕在对刘峰的崇拜里。刘峰拎起地上灰狗般的行李袋，说他一会儿把东西给女兵们送来。意思是他要在宿舍里完成分检。不是每家父母都细心，在包裹上写清名字的，不分检清楚，万一张三被李四的父母错爱了呢。
我们散会前，刘峰拎着那个行李袋回来了。他把自己的私人物品分检出去了，可行李袋一点没见小。刘峰是个人拥有品极少的人，出门又会精简再精简。我们女舞蹈二分队有四个北京人，刘峰从丑陋疲惫的行李袋里先拿出四个包裹。最后一个，第五个，是父亲给我带的。那是体积最可观的一个包裹。塑料袋在当时可不被看成环保垃圾，而是值得爱惜一用再用的好东西。父亲一定是专门弄来这个印有北京友谊商店店标的双料大塑料袋，那样的华美让它盛装的无论什么都华美了。
下面是刘峰的原话。
“我打电话到你爸电影厂招待所，跟他说对不住，会议安排忒紧，电影厂离城里远，咱又人生地不熟，这回就不拜访您了。我还说，叔叔您看我是不是把萧穗子让带的信投邮筒里给您寄过去？你爸问我住哪家招待所，我说我还真说不清，头一回来北京。第二天一早，他找上门来了，我纳闷他怎么找着了我住的地方。他说打听个招待所还不容易？你爸非得请我吃饭。我说会议伙食好着呢，四菜一汤。他说四菜一汤有啥吃头，他要请我吃北京烤鸭！我告诉他会议代表不能随便离会，吃了午饭还要分小组讨论，你爸这才算了。晚上他又来一趟，送来这么个包裹。还非送我一条烟，我说我不会抽。你爸说让捎这么重的东西，三千里地，过意不去，问我不抽烟酒喝不喝？我说那更不会了。他又说，那你都说说看，你还不会啥？我看看还能不能找点儿你会的送给你。我说您就别客气了，不就捎点儿东西给萧穗子吗？是我应该做的。”
刘峰把一个父亲爱女儿的急切和渴望做报告一样叙述一遍。跟他开导我的语调差不多。我那场历时半年的纸上谈爱暴露之后，情书全被缴获，刘峰在两所院墙之间的骑楼上找到了我。我手里拿了一根背包带，头顶上有根结实的横梁，多年前不知吊过多少军阀大户的丫头小姐。他一把夺过背包带说，萧穗子你好糊涂。组织派他来挽救我，来得正是时候，晚一步就太晚了。
“……萧穗子，你千万不要悲观，背思想包袱，在哪里摔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刻苦改造自己，大家还是会欢迎你归队的嘛。浪子回头金不换嘛。就给大家看一个金不换！怎么样？”
作为一个小说家，一般我不写小说人物的对话，只转述他们的对话，因为我怕自己编造或部分编造的话放进引号里，万一作为我小说人物原型的真人对号入座，跟我抗议：“那不是我说的话！”他们的抗议应该成立，明明是我编造的话，一放进引号人家就要负责了。所以我现在写到这段的时刻，把刘峰的话回忆了再回忆，尽量不编造地放到一对儿引号之间。
刘峰对我爸的描述语调虽然乏味，还是让我鼻子酸了，能想象出一个做了好多年阶级敌人的父亲，怎样笨拙地学起庸俗的社交手段来。爸爸想送刘峰礼物，看起来是犒劳刘峰三千里地当马帮运货的辛苦，实际上是拉拢刘峰，为了他不得意的女儿。刘峰是全军学雷锋标兵，政治光环好歹能罩着我一点。逆境让爸爸这样的人学庸俗，学拉拉扯扯，正是这一点让我心酸。
吃晚饭的时候，北京友谊商店在我们全体女兵和部分男兵当中已经著名了。本来它也是一个著名的所在，据消息灵通的北京兵说，进那个商店的都是特权人士，外国专家，外交官，华侨，中国出访代表团成员。那里头人民币可不流通，流通的叫外汇券，是一个有着自己专门货币的小世界！我父亲此刻的身份高低，大家可想而知。其实父亲是没那份特权的，但他在北京混入的社会阶层，尽是那种特殊身份的人物。后来，那是很后来了，已是刘峰在中越前线负伤之后，何小曼因为背着一个伤员行走十多公里而立功之后，我才知道当时父亲是沾了一位谢姓大导演的光，蹭他的护照进了友谊商店。一九七六年这位导演身边有许多人为他写剧本，这一大帮人的名字叫作“集体创作”，我爸爸当时也没有自己的名字，跟那一大帮人被叫成“集体创作”。
都盼着父母给“捎东西”，所有女兵暗中攀比谁家捎的东西最好、最多。捎来的东西高档、丰足，捎的频率高，自然体现了那家家境的优越程度，父母在社会上的得意程度。像我和何小曼，父母失意家境灰溜溜，只有旁观别人狂欢地消费捎来的东西。我们眼巴巴地看着她们把整勺麦乳精胡塞进嘴里，嘎吱嘎吱地嚼，蜜饯果脯拌在稀粥里，替代早餐的酸臭泡菜。至于巧克力怎么被她们享用，我们从来看不见的，我们只配瞥一眼门后垃圾筐里渐渐缤纷起来的彩色锡箔糖纸。我们还配什么呢？某天练功结束从走廊上疲沓走过，一扇门开了，伸出一个脑袋，诡秘地朝你一摆下巴。这就是隆重邀请。当你进门之后，会发现一个秘密盛宴正在开席，桌上堆着好几对父母捎来的美食。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有三，一是东道主确实慷慨；二是捎来的东西是新鲜货，比如上海老大房的鲜肉月饼或北京天福号的松仁小肚，不及时吃完就糟践了；三是家境既优越又被父母死宠的女兵有时需要多一些人见证她的优越家境和父母宠爱，我和何小曼就是被邀请了去见证的。
在刘峰赴京开会之前，我收到父亲的信，说从劳动改造的水库直接被借调到北京电影厂。我给父亲写了封信，交给了刘峰。我的意思是如果刘峰在北京实在没地方串门，也实在有空，就替我去看看我阔别好几年的父亲。信自然是个由头，真话我也不会往上写。那时我的真话往哪儿都不写。日记上更不写。日记上的假话尤其要编得好，字句要写漂亮，有人偷看的话，也让人家有个看头。我渐渐发现，真话没了一点也不难受。我跟爸爸都在彼此大而化之的字句里读出真话。
我傻乎乎地问刘峰，我爸给我捎的是什么？
刘峰说他没看，不过我爸托交的包裹最沉。我偷瞥一眼所有人，希望她们都听到了，我爸不再是反动文人，不再是工资被冻结每月领十二元生活费的文明叫花子，而是在北京的电影厂里上班、给女儿捎得起东西的父亲！但没人留神我的成分改变和翻身解放，都还晕在对刘峰的崇拜里。刘峰拎起地上灰狗般的行李袋，说他一会儿把东西给女兵们送来。意思是他要在宿舍里完成分检。不是每家父母都细心，在包裹上写清名字的，不分检清楚，万一张三被李四的父母错爱了呢。
我们散会前，刘峰拎着那个行李袋回来了。他把自己的私人物品分检出去了，可行李袋一点没见小。刘峰是个人拥有品极少的人，出门又会精简再精简。我们女舞蹈二分队有四个北京人，刘峰从丑陋疲惫的行李袋里先拿出四个包裹。最后一个，第五个，是父亲给我带的。那是体积最可观的一个包裹。塑料袋在当时可不被看成环保垃圾，而是值得爱惜一用再用的好东西。父亲一定是专门弄来这个印有北京友谊商店店标的双料大塑料袋，那样的华美让它盛装的无论什么都华美了。
下面是刘峰的原话。
“我打电话到你爸电影厂招待所，跟他说对不住，会议安排忒紧，电影厂离城里远，咱又人生地不熟，这回就不拜访您了。我还说，叔叔您看我是不是把萧穗子让带的信投邮筒里给您寄过去？你爸问我住哪家招待所，我说我还真说不清，头一回来北京。第二天一早，他找上门来了，我纳闷他怎么找着了我住的地方。他说打听个招待所还不容易？你爸非得请我吃饭。我说会议伙食好着呢，四菜一汤。他说四菜一汤有啥吃头，他要请我吃北京烤鸭！我告诉他会议代表不能随便离会，吃了午饭还要分小组讨论，你爸这才算了。晚上他又来一趟，送来这么个包裹。还非送我一条烟，我说我不会抽。你爸说让捎这么重的东西，三千里地，过意不去，问我不抽烟酒喝不喝？我说那更不会了。他又说，那你都说说看，你还不会啥？我看看还能不能找点儿你会的送给你。我说您就别客气了，不就捎点儿东西给萧穗子吗？是我应该做的。”
刘峰把一个父亲爱女儿的急切和渴望做报告一样叙述一遍。跟他开导我的语调差不多。我那场历时半年的纸上谈爱暴露之后，情书全被缴获，刘峰在两所院墙之间的骑楼上找到了我。我手里拿了一根背包带，头顶上有根结实的横梁，多年前不知吊过多少军阀大户的丫头小姐。他一把夺过背包带说，萧穗子你好糊涂。组织派他来挽救我，来得正是时候，晚一步就太晚了。
“……萧穗子，你千万不要悲观，背思想包袱，在哪里摔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刻苦改造自己，大家还是会欢迎你归队的嘛。浪子回头金不换嘛。就给大家看一个金不换！怎么样？”
作为一个小说家，一般我不写小说人物的对话，只转述他们的对话，因为我怕自己编造或部分编造的话放进引号里，万一作为我小说人物原型的真人对号入座，跟我抗议：“那不是我说的话！”他们的抗议应该成立，明明是我编造的话，一放进引号人家就要负责了。所以我现在写到这段的时刻，把刘峰的话回忆了再回忆，尽量不编造地放到一对儿引号之间。
刘峰对我爸的描述语调虽然乏味，还是让我鼻子酸了，能想象出一个做了好多年阶级敌人的父亲，怎样笨拙地学起庸俗的社交手段来。爸爸想送刘峰礼物，看起来是犒劳刘峰三千里地当马帮运货的辛苦，实际上是拉拢刘峰，为了他不得意的女儿。刘峰是全军学雷锋标兵，政治光环好歹能罩着我一点。逆境让爸爸这样的人学庸俗，学拉拉扯扯，正是这一点让我心酸。
吃晚饭的时候，北京友谊商店在我们全体女兵和部分男兵当中已经著名了。本来它也是一个著名的所在，据消息灵通的北京兵说，进那个商店的都是特权人士，外国专家，外交官，华侨，中国出访代表团成员。那里头人民币可不流通，流通的叫外汇券，是一个有着自己专门货币的小世界！我父亲此刻的身份高低，大家可想而知。其实父亲是没那份特权的，但他在北京混入的社会阶层，尽是那种特殊身份的人物。后来，那是很后来了，已是刘峰在中越前线负伤之后，何小曼因为背着一个伤员行走十多公里而立功之后，我才知道当时父亲是沾了一位谢姓大导演的光，蹭他的护照进了友谊商店。一九七六年这位导演身边有许多人为他写剧本，这一大帮人的名字叫作“集体创作”，我爸爸当时也没有自己的名字，跟那一大帮人被叫成“集体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