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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CT片来看，对冲伤明显。颅骨骨折线连贯为线形，贯穿枕部，这样的损伤必须是和有一定接触面积的钝物接触才能形成，而且应该是经过了减速作用。”我说，“显而易见，是伤者说了假话，他的伤不是被打的，而是摔出来的。”
说完，会议桌周围的几名法医都点头认可。
“既然这样，那就不宜参照人体轻重伤鉴定标准进行伤情鉴定。”胡科长说。
其实这并不是在尸检，而是在进行伤情鉴定会诊。
伤情鉴定是法医的另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工作的难度一点儿也不亚于命案侦破。一方面伤情鉴定牵涉纠纷当事人双方的利益之争，所以无论做出什么结论，总会有一方不服，会认为对自己不公，然后猜测说法医有徇私舞弊的嫌疑。另一方面，因为很多损伤伤及内脏、骨骼，法医不能像检验尸体那样得到直观的认识，而是要通过医学知识、医学影像学资料对活体的伤情进行诊断，并对照伤情鉴定标准进行鉴定。
省城的法医实力很强，但是对于伤情鉴定也丝毫不敢怠慢，为了尽可能地保证鉴定结论的科学、客观和公正，省城公安局法医部门会利用地理优势，定期邀请省公安厅、市检察院的法医共同对一些疑难的伤情鉴定进行会诊，尤其是接近伤情鉴定标准线的伤情，通过集思广益更能体现鉴定的透明和公正。同时，各部门的法医也通过这种类型的会诊工作，提升自己的业务素质、统一对伤情鉴定标准的理解度。
这一段时间，省城的伤情鉴定数量突然减少，疑难案件数也大大降低，所以这一次的会诊工作只有这么一起案件。
案件很简单，是两个人发生纠纷，没有其他的目击证人。伤者报案的时候称是行为人用砖头砸伤了他的后脑勺，而行为人称是伤者追逐他进行殴打的时候自己滑倒摔了个四仰八叉。于是办案单位向市公安局提供了伤者的病历材料，要求法医解决致伤方式的问题。法医简单的一纸鉴定，却可以分辨出这个案件中谁才是真正的“恶人”。听上去很神奇，但是法医的肩上担负着千斤重担。“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这是师父对伤情鉴定的解读。
会诊结束后，我和胡科长在办公室里拉家常。胡科长是我工作前实习的带教老师，如今一晃数年，他的鬓角也染上了白霜。
“最近案件好少啊，都有点儿闲得发慌了。”胡科长笑着说。
“我翻了你们的登记表，这一个月来，你们收了60起伤情鉴定，还闲得发慌？”我说。
“我们每年受理伤情鉴定都是1000多起，这个月才收60起，你算算是不是闲了很多？”胡科长掰起了指头，“不过，咱省城有个规律，一旦伤情鉴定少了，就是要有难度大的命案了。不过最近好像还算平静。”
不是我迷信，但是干法医的确实忌讳这样的话，虽然我也被称为“乌鸦嘴”，但是乌鸦嘴的法医绝对不止我一个。听完胡科长的话后，我突然后背冒了一身冷汗，冷汗还没消去，胡科长办公室的电话就应景地响了起来。
胡科长接着电话，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从惊讶到凝重。挂了电话，他说：“真邪门儿，我这破嘴。”
“有命案？”虽然祈愿天下太平，但是听说有命案，还是有一股冲劲儿涌上心头。
“西郊城际铁路高架下面的小楼，死了一对年轻夫妇，据说惨不忍睹。”
胡科长皱起了眉头。
我拿出手机看了下日历：“明天周末，不如我向师父汇报一下，我和你们一起出勘现场、侦办此案吧？”
“那是最好不过了。”胡科长高兴地说，“走，出发。”
省城不大，我们却也开了40分钟车才到达现场。一路上经过了繁华的市区，经过了寂静的农田，又经过了一片破旧的村落，最后我们才抵达了现场。
和命案带来的压抑气氛截然不同，这里看上去像一片世外桃源，初春时节花香四溢，旺盛的植物簇拥着绿化带中央的3栋联排别墅，我们刚刚靠近，就被大自然的芬芳笼罩了。
我绕着别墅的围墙走了一截，问：“怎么会有人在这里盖这么好的房子？难道有内幕知道这里会被开发？离市区不近啊。”
“这块地是一个小老板的，之前作为苗圃，后来这里盖了高铁高架，征了他的地，他也算赚了一大笔改行了。”辖区派出所民警说。
“他住这里？”我站在旁边的一个小土坡上，看了看周围的环境。别墅的周围有近10亩地种着各种植物。苗圃的边缘连接着刚才经过的那片破旧的村落，和小村的矮墙砖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小老板转了行，这片苗圃就给了他妹妹打理，并且在这里投资了3栋联排别墅，说是以后能开发起来的话就赚钱，开发不起来，也正好是自己家老人颐养天年的好地方。目前小老板自己倒不住在这里，他的妹妹和妹夫住在这里打理苗圃。”
“也就是说，这3栋别墅有2栋是空着的？”我问。
民警指着最西边的别墅说：“是的。完全是空的，都没装修。只有这一栋简单装修了一下，小老板的妹妹柏长青两口子住这里，也是隔三岔五地住，周末肯定是回市里的。”
我点了点头：“柏长青是死者？”
民警说：“技术部门同志正在技术开锁，您可以看看一楼卧室的窗户。”
我戴上了现场勘查装备，顺着民警手指的方向走到了一扇装着严实的防盗窗的窗户边，探头向屋内望去。
窗户上挂着窗帘，遮挡了一部分视线，但从窗帘的一角，隐约能窥见一只戴着银白色手链的雪白的胳膊无力地瘫在地上，手背上沾满了血迹。从手臂上明显的尸斑和屋内发出的腐败的臭味看，我们确实没有必要强行破门抢救了。
我看了看正在开锁的民警，又退了回来，问派出所民警：“什么情况？”
“3天前，25号下午，在外地做生意的柏老板给他的妹夫周方打了电话，问了一些苗圃的情况。周方称自己摔了一跤，脚踝骨折脱位，已经卧床一周了，他说等到26号上午再让柏长青给她哥哥打电话说说苗圃的事儿。”
“26号，她没有打电话是吧？”胡科长插话道。
“是的。”民警说，“柏老板打电话过去的时候，电话无法接通。柏老板说柏长青从来不会关手机，更不应该无法接通，就叫他在省城公司的秘书开车过来看了一眼。秘书发现门是从外面锁好的，恰巧26号是周六，小夫妇应该回城了，所以也没在意。秘书回到城里他们的住处，发现也没有人开门，就向柏老板反馈了消息。柏老板一直忐忑不安，打了3天的电话，一直是无法接通的状态，今天又差了秘书过来看。秘书来了发现门依旧和3天前一样是锁着的，就从一楼的窗帘缝里往里看，发现了一只死人的手。”
“锁打开了，这锁真是难开，好锁啊。”刚刚听完案件前期情况，开锁的民警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胡科长和我一起走到了别墅的大门口，看见两名民警拿着一只造型别致的挂锁，正在擦着头上的汗：“这种防盗门真是安全，有暗锁，还有挂锁。这种挂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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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CT片来看，对冲伤明显。颅骨骨折线连贯为线形，贯穿枕部，这样的损伤必须是和有一定接触面积的钝物接触才能形成，而且应该是经过了减速作用。”我说，“显而易见，是伤者说了假话，他的伤不是被打的，而是摔出来的。”
说完，会议桌周围的几名法医都点头认可。
“既然这样，那就不宜参照人体轻重伤鉴定标准进行伤情鉴定。”胡科长说。
其实这并不是在尸检，而是在进行伤情鉴定会诊。
伤情鉴定是法医的另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工作的难度一点儿也不亚于命案侦破。一方面伤情鉴定牵涉纠纷当事人双方的利益之争，所以无论做出什么结论，总会有一方不服，会认为对自己不公，然后猜测说法医有徇私舞弊的嫌疑。另一方面，因为很多损伤伤及内脏、骨骼，法医不能像检验尸体那样得到直观的认识，而是要通过医学知识、医学影像学资料对活体的伤情进行诊断，并对照伤情鉴定标准进行鉴定。
省城的法医实力很强，但是对于伤情鉴定也丝毫不敢怠慢，为了尽可能地保证鉴定结论的科学、客观和公正，省城公安局法医部门会利用地理优势，定期邀请省公安厅、市检察院的法医共同对一些疑难的伤情鉴定进行会诊，尤其是接近伤情鉴定标准线的伤情，通过集思广益更能体现鉴定的透明和公正。同时，各部门的法医也通过这种类型的会诊工作，提升自己的业务素质、统一对伤情鉴定标准的理解度。
这一段时间，省城的伤情鉴定数量突然减少，疑难案件数也大大降低，所以这一次的会诊工作只有这么一起案件。
案件很简单，是两个人发生纠纷，没有其他的目击证人。伤者报案的时候称是行为人用砖头砸伤了他的后脑勺，而行为人称是伤者追逐他进行殴打的时候自己滑倒摔了个四仰八叉。于是办案单位向市公安局提供了伤者的病历材料，要求法医解决致伤方式的问题。法医简单的一纸鉴定，却可以分辨出这个案件中谁才是真正的“恶人”。听上去很神奇，但是法医的肩上担负着千斤重担。“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这是师父对伤情鉴定的解读。
会诊结束后，我和胡科长在办公室里拉家常。胡科长是我工作前实习的带教老师，如今一晃数年，他的鬓角也染上了白霜。
“最近案件好少啊，都有点儿闲得发慌了。”胡科长笑着说。
“我翻了你们的登记表，这一个月来，你们收了60起伤情鉴定，还闲得发慌？”我说。
“我们每年受理伤情鉴定都是1000多起，这个月才收60起，你算算是不是闲了很多？”胡科长掰起了指头，“不过，咱省城有个规律，一旦伤情鉴定少了，就是要有难度大的命案了。不过最近好像还算平静。”
不是我迷信，但是干法医的确实忌讳这样的话，虽然我也被称为“乌鸦嘴”，但是乌鸦嘴的法医绝对不止我一个。听完胡科长的话后，我突然后背冒了一身冷汗，冷汗还没消去，胡科长办公室的电话就应景地响了起来。
胡科长接着电话，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从惊讶到凝重。挂了电话，他说：“真邪门儿，我这破嘴。”
“有命案？”虽然祈愿天下太平，但是听说有命案，还是有一股冲劲儿涌上心头。
“西郊城际铁路高架下面的小楼，死了一对年轻夫妇，据说惨不忍睹。”
胡科长皱起了眉头。
我拿出手机看了下日历：“明天周末，不如我向师父汇报一下，我和你们一起出勘现场、侦办此案吧？”
“那是最好不过了。”胡科长高兴地说，“走，出发。”
省城不大，我们却也开了40分钟车才到达现场。一路上经过了繁华的市区，经过了寂静的农田，又经过了一片破旧的村落，最后我们才抵达了现场。
和命案带来的压抑气氛截然不同，这里看上去像一片世外桃源，初春时节花香四溢，旺盛的植物簇拥着绿化带中央的3栋联排别墅，我们刚刚靠近，就被大自然的芬芳笼罩了。
我绕着别墅的围墙走了一截，问：“怎么会有人在这里盖这么好的房子？难道有内幕知道这里会被开发？离市区不近啊。”
“这块地是一个小老板的，之前作为苗圃，后来这里盖了高铁高架，征了他的地，他也算赚了一大笔改行了。”辖区派出所民警说。
“他住这里？”我站在旁边的一个小土坡上，看了看周围的环境。别墅的周围有近10亩地种着各种植物。苗圃的边缘连接着刚才经过的那片破旧的村落，和小村的矮墙砖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小老板转了行，这片苗圃就给了他妹妹打理，并且在这里投资了3栋联排别墅，说是以后能开发起来的话就赚钱，开发不起来，也正好是自己家老人颐养天年的好地方。目前小老板自己倒不住在这里，他的妹妹和妹夫住在这里打理苗圃。”
“也就是说，这3栋别墅有2栋是空着的？”我问。
民警指着最西边的别墅说：“是的。完全是空的，都没装修。只有这一栋简单装修了一下，小老板的妹妹柏长青两口子住这里，也是隔三岔五地住，周末肯定是回市里的。”
我点了点头：“柏长青是死者？”
民警说：“技术部门同志正在技术开锁，您可以看看一楼卧室的窗户。”
我戴上了现场勘查装备，顺着民警手指的方向走到了一扇装着严实的防盗窗的窗户边，探头向屋内望去。
窗户上挂着窗帘，遮挡了一部分视线，但从窗帘的一角，隐约能窥见一只戴着银白色手链的雪白的胳膊无力地瘫在地上，手背上沾满了血迹。从手臂上明显的尸斑和屋内发出的腐败的臭味看，我们确实没有必要强行破门抢救了。
我看了看正在开锁的民警，又退了回来，问派出所民警：“什么情况？”
“3天前，25号下午，在外地做生意的柏老板给他的妹夫周方打了电话，问了一些苗圃的情况。周方称自己摔了一跤，脚踝骨折脱位，已经卧床一周了，他说等到26号上午再让柏长青给她哥哥打电话说说苗圃的事儿。”
“26号，她没有打电话是吧？”胡科长插话道。
“是的。”民警说，“柏老板打电话过去的时候，电话无法接通。柏老板说柏长青从来不会关手机，更不应该无法接通，就叫他在省城公司的秘书开车过来看了一眼。秘书发现门是从外面锁好的，恰巧26号是周六，小夫妇应该回城了，所以也没在意。秘书回到城里他们的住处，发现也没有人开门，就向柏老板反馈了消息。柏老板一直忐忑不安，打了3天的电话，一直是无法接通的状态，今天又差了秘书过来看。秘书来了发现门依旧和3天前一样是锁着的，就从一楼的窗帘缝里往里看，发现了一只死人的手。”
“锁打开了，这锁真是难开，好锁啊。”刚刚听完案件前期情况，开锁的民警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胡科长和我一起走到了别墅的大门口，看见两名民警拿着一只造型别致的挂锁，正在擦着头上的汗：“这种防盗门真是安全，有暗锁，还有挂锁。这种挂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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