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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议否”，“与三郎议否”。这就不难看出睿宗的整体策略。历尽风雨，睿宗的亲身经历告诫着他，皇权应掌握在强者手中。如果皇帝势弱，周围就会引来众多觊觎者，不论是兄弟亲属，还是妻妾外戚，抑或是权贵宠臣，最终将会成为众矢之的。唐代高宗，中宗，睿宗三朝之所以内争不断，皆源于此。
唐隆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就是在唐隆政变半个月后，李隆基被确立为太子。就在同年七月，睿宗昭告天下，改元景云。从时间上也不难看出，从政变开始肃清韦后势力到睿宗复位，再至储位问题讨论直到确立太子，这一系列事件仅仅用了十五天。立储议题的讨论会也就变成了唐隆政变的善后表彰会。在政变的大背景之下，李宪被立为太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本以为事情会到此为止，却没有想到，太平公主由于与李隆基矛盾升级。景云元年十月，就是立太子三个月后，也是姚崇宋璟奏罢斜封官两个月后，太平公主开始在朝中散布“太子非长，不当立”的言论。不仅如此，太平公主还找到李宪，提出了“待崔湜萧志忠到，当辅政，废太子，以尔代之”的建议。一时间，储位风波又将李宪推到了风口浪尖。为平息风波，李宪果断行事，“驰告皇太子”。而后与太子李隆基一同将姑姑太平公主在朝中散布言论一事上奏父亲睿宗，并再次推辞谦让，重申自己不愿做储君的立场。可见李宪不仅在立储时主动避让，并且还果断支持李隆基做太子，坚决拒绝了太平公主的拉拢。这是李宪明智的选择。很明显，太平公主只是将李宪当做打压李隆基，壮大自己势力的工具罢了。拥立嫡长子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一旦李宪被立为太子，他也只是一个受太平公主摆布的傀儡。由于流言的影响之大，不得不使睿宗亲自下制，“戒谕中外，以息浮议”。至此，来势汹汹的储位风波才得以平息。
虽然强风过境，却余波未平。太平公主仍不放弃她“欲更择暗弱者立之以久其权”的想法，希望以李隆基的失误来打压他，并借机扶持李宪登上储位。于是在太子东宫布下眼线，监视李隆基的一举一动。“太平公主用事，尤忌东宫。宫中左右持两端，而潜附太平者，必阴伺察，事虽纤芥，皆闻于上，太子心不自安。”更重要的是在朝局上下功夫，“太平公主与益州长史窦怀贞等结为朋党，欲以危太子”。从而造成了“在外只闻有太平公主，不闻有太子”的现象。
为扭转当下两虎相争的局面，姚崇宋璟提出了如下建议。“宋王陛下之元子，豳王高宗之长孙，太平公主交构其间，将使东宫不安。请出宋王及豳王皆为刺史，罢岐、薛二王左、右羽林，使为左、右率以事太子。太平公主请与武攸暨皆于东都安置。”睿宗则欲维持二者对峙的平衡，并以政治手段使李宪脱离储位争斗的漩涡。便提出“朕更无兄弟，惟太平一妹，岂可远置东都！诸王惟卿所处。”将太平公主移至京城旁边的蒲州。太平公主必然对此提出强烈抗议，“乘辇邀宰相于光范门内，讽以易置东宫”。此时李隆基也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让步，主动向睿宗上奏姚崇、宋璟有“离间骨肉”之嫌，请求加以严惩。不久后，姚宋二人均被外贬为刺史调离京城，李宪与李守礼的刺史任命则被取消。在太平公主的声威之下，睿宗李旦与太子李隆基的如意算盘都落空了。李宪失去了远离京城，置身事外的机会。两个月后，由于睿宗突然意图传位太子，李隆基不知其用意，连忙请辞储位，太平公主则借机回到京城。直到先天二年（713年）太平公主兵败被赐死，姑侄二人的斗争就一直延续着，此时的李宪也只能身处其中，力求自保。
李宪的幼年与少年时代正是其祖母武则天统治时期。长寿二年，其母（肃明皇后）与李隆基之母（昭成皇后）均因被户婢团儿诬告涉嫌巫蛊而被武则天于宫中秘密处死，尸骨无踪。不论真相如何，此事件定源于诸武势力对已降为皇嗣的李旦的打压。自武则天称帝后，“传子亦或传侄”的斗争就没有停息。被立为皇嗣的李旦便成了武承嗣、武三思之徒的众矢之的。对权利的争夺，使得两位妃子无辜丧命，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
这样的打击对此时14岁的李宪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同时也对他今后的人生影响很大。父亲李旦为求得生存，减少诸武势力对自己的防备，只得故作平静，生活一如往常。并且也告诉孩子们要抑制悲伤的流露。这让李宪了解到在斗争激烈的宫廷中生存实属不易。人在不同的年龄段，不同能力的发展是有差异的。
较为年长的李宪，对于母亲的死亡可能观察的会更为理性。心理学家瑟斯顿的研究表明，14岁孩子的知觉速度已超过成人的90%，推理能力已达到成人的80%。而对于同时遭受这样打击的8岁的李隆基而言，他还没有形成对复杂事件的分析能力，直观的感觉会相对感性。毕竟8岁孩子的知觉速度是成人的一半，而推理能力仅为成人的30%。心中的痛苦情绪受到压抑无法宣泄，便会植根于其潜意识之中。
弗洛伊德曾在他的精神分析学说中提出，儿时重大而深刻的经历会对其后的人生产生巨大影响。同时，现代心理学理论中也提及深层心理（即潜意识）表现的四大来源之一便是“与感情有关的痛苦回忆”。也许正是母亲的死亡使得李宪潜意识中存在对宫廷斗争的恐惧和对平淡生活的渴求。在宫廷斗争中强烈的生存*，是他辞让储位的主观因素之一。
有着相同经历的李宪与李隆基也有着相同的诉求。失去母亲所带来的母爱的缺失导致他们转而追求兄弟间的关怀，在其他家庭成员的身上寻求感情来弥补。在心理学上，这种补偿心理是通过加强自己的其他方面来弥补或掩盖其生理或心理上的缺陷。是一种自我防御机制，可以帮助人们减轻内心的痛苦。所以，李宪与李隆基的兄弟关系一直很好。
李宪去世后，李隆基曾回忆与李宪一同度过的少年时代，“远自童幼，洎乎长成，出则同游，学则同业，事均形影，无不相随”。就是到李隆基即位后，兄弟关系依旧如故，“玄宗既笃于昆季，虽有谗言交构其间，而友爱如初”。玄宗常常“幸宁王第，叙家人礼”，还对李宪不拘泥于君臣之礼，以“宁哥”相称。宁王李宪也曾为玄宗亲自撰写一部起居注。玄宗对此十分感激，“宝惜此书，令别起阁贮之”。但很可惜，此书毁于安史之乱，没有能留存下来。如此坚实的兄弟情义在权力斗争面前是经得起考验的，李宪将储位让出，也与长期经营的兄弟之情不无联系。
幼年母亲的缺失，使得父亲的角色在家庭生活中显得更加重要。不论是先天遗传也好，还是后天熏陶也罢，李宪与其父睿宗的性格十分相似。
唐睿宗李旦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性格独特的皇帝。他的父亲，母亲，兄长，侄子，儿子都做过皇帝。甚至连嫂子，侄女，妹妹都有称帝的野心。可以说他生在一个充满*的家族中。睿宗“自则天初临朝及革命之际，王室屡有变故，帝（睿宗）每恭俭退让，竟免于祸”。为了保全自己他一生曾三度让位。一让母后，二让兄长，三让儿子。在纷繁的宫廷斗争中他的应对策略就是谦让与沉默。
李宪很好的继承了父亲睿宗“让”的个性。中宗即位后，封李宪为蔡王，迁宗正员外卿，加赐实封四百户，通旧为七百户，荣宠之至。但李宪却“固辞不敢当大国，依旧为寿春郡王”。
李宪从父亲李旦的一生中学得了“让”字。推功尚善曰“让”，德性宽柔曰“让”。玄宗在李宪去世后追其谥号为“让皇帝”李宪长子汝阳郡王李璡“又上表恳辞，盛陈先意，谦退不敢当帝号”。玄宗称赞李璡有李宪的遗风。在李宪的身上，谦让似乎已经深化为了一种传承，就连他的儿子李璡也因此受到玄宗的褒奖。谦让的本性使李宪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让皇帝”。
李宪有着浓厚的艺术气质，在绘画，音乐方面颇有造诣。史书记载宁王李宪善画马，曾在长安兴庆宫花萼相辉楼画有《六马滚麈图》，玄宗最喜其中的“玉面花驄”，说是“无纤悉不备，风鬃雾髭，信伟如也。”李宪少年时期即才气过人,成年后精通音乐,尤其对西域龟兹乐章具有独到的见解。
众所周知唐玄宗对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贡献巨大，尤其是宫廷乐舞的发展和梨园的创立。而这背后也离不开兄长李宪的鼎力支持。开元二年,玄宗隆基决定“置内教仿于蓬莱宫侧,居新声、散乐、倡优之伎”，并明确“命宁王主藩邸乐，以允太常”。
因埋葬李宪夫妇的惠陵遭盗掘，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于2000年3月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李宪墓的发掘为研究唐代的社会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李宪墓的文物很丰富,涉及的问题也很多,例如墓内发现的胡人、突厥人及西亚欧洲人形象；既有吐蕃的服饰,也有胡舞胡乐,更有西来的良马。在墓室东壁绘有《观赏乐舞图》,这幅壁画的上部为如意云朵,下部分为三组,南部为坐于方毡上的六人乐队,分为前后两排,有打铜钹者、吹笛者、打鼓者、吹笙者、拨琴者、弹琵琶者等。其中有男有女,有中原人也有胡人。墓室内的壁画十分有特点：乐舞图被绘制于墓室东壁最注目处，且其他三面壁画中人物较少，以云纹为主。主要表现了封建贵族的奢华生活与乐舞场面。也体现了墓主人李宪生前精通音律歌舞及其对音乐的喜爱。
在文化艺术领域多有建树的帝王在中国历史上很少享有美名。沉迷乐舞的陈叔宝，精通诗词的李后主，擅长书画的宋徽宗在政治方面都是一塌糊涂。文化艺术给人带来的是感性思维，与政治上的理性思维不同。对文化艺术极其喜爱的他们对于政治的热情不高，即使心怀天下，也只是空有热情，缺少更为理性的东西，这样的性格也不适宜做皇帝。
在考古发掘中，李宪墓壁画内容里融入诸多道家思想，如：导引亡灵的飞人图案，震慑鬼魅的青龙、白虎形象，及标志方位的朱雀玄武图都是我国传统道教在丧葬习俗上的体现。李唐开国，远追道家的老子为祖先。虽然母亲武则天崇佛，但唐睿宗李旦对道家思想却是情有独钟。他本性尚道，为人处事也讲求无为。其在位期间兴修道观，两个女儿金仙公主与玉真公主也出家度为女道士。玄宗即位后也秉承崇道抑佛的政策。由此推断，李宪对道家思想应该也是极为推崇的。同其父李旦一样奉行道家无为的李宪，估计对政治的兴趣也不大。太子的位子也许对于他来说无关痛痒。
玄宗即位后，也曾将李宪让位的事迹大。他在李宪去世后感慨道：“天下，兄之天下也；兄固让于我，为唐太伯，常名不足以处之。”也许他从没想到过大哥李宪可以自觉将储位让出。李宪对玄宗可谓是倾力相助，最终也是结局完满。
李宪在玄宗即位后时常借机告诫玄宗不要好杀轻生。看到玄宗沉溺于音声，李宪也为此担心。提醒玄宗，“曲虽佳，然宫离而不属，商乱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发于忽微，形于音声，播之咏歌，见于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迁之祸。”玄宗听后默然不语。等到安史之乱爆发后，世人开始回味深思李宪曾说过的话。
李宪虽让位，但作为兄长也时常敲打玄宗，委婉的提出建议，玄宗也可以虚心听取。这样和睦的兄弟关系历史上很难再找出第二。也可以看出李宪避让储位不是他的无能，而是出于他审时度势的智慧。
玄宗李隆基也同样了解大哥李宪并不是一个无才无能之辈。只是李宪不愿做皇帝罢了，当然，也没有机缘。但再坚实的兄弟关系在权力斗争面前也会显得苍白无力。你无称帝之心，并不代表你周围的人没有拥立之意。玄宗的四位兄弟再加上章怀太子李贤的儿子李守礼五位正统的皇室贵族，正是玄宗的防备对象。为做到防患于未然，玄宗李隆基未雨绸缪，即位后不久便实施了一整套削弱诸王势力的方案。大致可以分为宅邸监控、调任地方和情感关怀这三个方面。
唐隆政变之前，玄宗兄弟五人一同居住在长安的兴庆坊中，也称其为“五王宅”。“及先天之后，兴庆是龙潜旧邸，因以为宫。”而玄宗为表示其兄友弟恭，亲密无间，便让兄弟们都住在了兴庆宫的周围。“宪于胜业东南角赐宅，申王挥，岐王范于安兴坊东南赐宅，薛王业于胜业西北角赐宅，邸第相望，环于宫侧。”同时，“玄宗于兴庆宫西南置楼，西面题曰花萼相辉之楼，南面题曰勤政务本之楼。”玄宗还时常登楼，“闻诸王音乐之声”。这个花萼相辉之楼无疑就是一座瞭望塔，登高远眺，兴庆宫周围的诸王府邸尽收眼底。如有异动，便可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若查看当时长安城的市坊地图则不难发现，建花萼相辉之楼的目的直指宁王李宪。李宪所居住的盛业坊紧邻兴庆宫并位于其的正西方向。李宪的王宅在盛业坊的东南角，而花萼相辉之楼则在兴庆宫的西南角的西侧。其位置与李宪宅在同一横线上，之间只隔有一条路与两道围墙。登高观览，李宪府邸内的状况就如同“现场直播”。看似生活潇洒无拘无束的李宪，其实完全生活在玄宗李隆基的眼皮底下。
事实上，花萼相辉之楼也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唐人笔记《酉阳杂俎》一书中曾记载：玄宗登上花萼相辉之楼“伺察诸王”，看到“宁王常夏中挥汗鞔鼓”。此时的玄宗不免有些许担心，何物如此重要，便派人前去查探。来人回报说李宪“所读书乃龟兹乐谱也”。玄宗听后很开心，说：“天子兄弟，当极醉乐耳”。对宅邸的监控还反映在诸王与朝中大臣的交往上。他曾发布“禁约诸王，不使与群臣交结”的命令。薛王李业就因与大臣张说交往过密而遭到玄宗的怀疑。但由于李宪不善交际，所以也没有什么把柄可抓。总体上来讲，诸王对玄宗的心思也是颇为了解，事事时时恪守本分，避免祸事上身。
玄宗即位初期，开元二年至八年间外放诸王到地方去任州刺史，但规定诸王不得干预地方事务，州务由地方官员主持。这样一来，调任地方的诸王既远离中央又无法在地方上培植割据势力。同时，为巩固兄弟情谊，“敕宋王以下每季二人入朝，周而复始”。
身处京城之中，诸王的生活在玄宗的关怀之下也非常充实。除了入宫宴饮以外，诸王还要“每日于侧门朝见，归宅之后，即奏乐纵饮，击球斗鸡，或近郊从禽，或别墅追赏，不绝于岁月矣。”玄宗与几个兄弟都喜好音乐，歌舞宴饮则成为了他们的日常必需。法国政治学家贾克·阿达利认为，音乐在本质上属于政治,与政治权力系统紧密相扣。音乐是政治阶层的一个反射。音乐可以让大众遗忘,让大众相信,让大众沉寂。在这三种情形中,音乐都是维系权力的工具。玄宗正是运用音乐这种政治工具来使诸王沉醉其中，乐不思蜀。礼尚往来必定是最常用的交流感情的方式，对于皇帝来说，那就叫赏赐。玄宗“居常无日不赐酒酪及异馔等，尚食总监及四方有所进献，食之稍甘，即皆分以赐之。宪尝奏请年终录付史馆，每年至数百纸。”赏赐只是额外收入，诸王的实质收入还是食封。“唐法，亲王食封八百户，有至一千户；公主三百户，长公主加三百户，有至六百户。”玄宗即位后，“朝恩睦亲，以宁府最长，封至五千五百户；岐、薛爱弟著勋，五千户；申府以外家微，至四千户；邠府以外枝，至一千八百户。”自李唐开国至李宪所处的时代，只有其父李旦在中宗时期为相王时食封七千户，食封数量多于李宪。物质享受在帝王之家向来算不了什么，精神支持才是难能可贵。“宪寝疾，上令中使送医药及珍膳，相望于路。”人在生病时，不仅抵抗力差，而且精神也十分脆弱。一旦受到他人的关怀，非常容易感动。史书上曾有玄宗为薛王李业亲自煎药，甚至不小心将自己的胡子烧着了。虽然关于李宪生病情况的史料中没有玄宗亲自煎药的记载，但李宪作为玄宗兄长，长兄如父，也必然会有相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李宪身上。
宁王李宪的后半生，就在玄宗李隆基如此这般的“关照”之下平静度过了。
在李宪墓中出土的汉白玉残简从质地、字迹特征、规格尺寸，并与《唐大诏令集》所载让帝、恭后哀、谥册原文比较可区别为四副，其中之一为让皇帝哀册。当中有这样的句子：“盖景龙岁先帝即位，王嫡长，将立为皇太子，让大功与我皇，洎薨落让存，又追崇之义。……昔真人述作，表高洁于让王，太伯闻乎有周，皇昆昭于圣唐。”字字都透出李隆基对大哥李宪的感激与敬重之情。
清朝诗人何亮基曾有《游惠陵》一诗，其中曾写道：“宫中喋血千秋恨,何如人间作让皇。”纵观中外古今历史，能有几人可以做到让位于贤！李宪所处的时代与他的自身经历让他了解到宫廷斗争的血腥和残酷。早已洞悉天机，看透尘世纷扰的李宪避让储位。人们常说的，退一步海阔天空，便是这个道理。
李宪避让储位，虽然在史书上的记载只是寥寥数字。但其中所涉及到的权利利益纠葛却十分繁杂。李宪对储位的避让是贯穿睿宗一朝的最显著问题——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权力分配问题的一具体化表现。储位问题也是双方长期以来的斗争焦点。李宪的避让决定，在一定程度上不仅稳定了当时的政局，同时也大大减少了李隆基掌权过程中的阻力。使得李唐王朝的皇权在经历30年风雨飘摇之后，能够完全牢固地掌握在李姓皇帝手中。至此，贞观之治之后的一大治世，开元盛世才得以出现。也正是由于李宪的避让，以及玄宗即位后对兄弟关系的处理，成为了历代统治者的传诵经典与效仿对象，也是他们留给世人的一段佳话。
太平议否”，“与三郎议否”。这就不难看出睿宗的整体策略。历尽风雨，睿宗的亲身经历告诫着他，皇权应掌握在强者手中。如果皇帝势弱，周围就会引来众多觊觎者，不论是兄弟亲属，还是妻妾外戚，抑或是权贵宠臣，最终将会成为众矢之的。唐代高宗，中宗，睿宗三朝之所以内争不断，皆源于此。
唐隆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就是在唐隆政变半个月后，李隆基被确立为太子。就在同年七月，睿宗昭告天下，改元景云。从时间上也不难看出，从政变开始肃清韦后势力到睿宗复位，再至储位问题讨论直到确立太子，这一系列事件仅仅用了十五天。立储议题的讨论会也就变成了唐隆政变的善后表彰会。在政变的大背景之下，李宪被立为太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本以为事情会到此为止，却没有想到，太平公主由于与李隆基矛盾升级。景云元年十月，就是立太子三个月后，也是姚崇宋璟奏罢斜封官两个月后，太平公主开始在朝中散布“太子非长，不当立”的言论。不仅如此，太平公主还找到李宪，提出了“待崔湜萧志忠到，当辅政，废太子，以尔代之”的建议。一时间，储位风波又将李宪推到了风口浪尖。为平息风波，李宪果断行事，“驰告皇太子”。而后与太子李隆基一同将姑姑太平公主在朝中散布言论一事上奏父亲睿宗，并再次推辞谦让，重申自己不愿做储君的立场。可见李宪不仅在立储时主动避让，并且还果断支持李隆基做太子，坚决拒绝了太平公主的拉拢。这是李宪明智的选择。很明显，太平公主只是将李宪当做打压李隆基，壮大自己势力的工具罢了。拥立嫡长子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一旦李宪被立为太子，他也只是一个受太平公主摆布的傀儡。由于流言的影响之大，不得不使睿宗亲自下制，“戒谕中外，以息浮议”。至此，来势汹汹的储位风波才得以平息。
虽然强风过境，却余波未平。太平公主仍不放弃她“欲更择暗弱者立之以久其权”的想法，希望以李隆基的失误来打压他，并借机扶持李宪登上储位。于是在太子东宫布下眼线，监视李隆基的一举一动。“太平公主用事，尤忌东宫。宫中左右持两端，而潜附太平者，必阴伺察，事虽纤芥，皆闻于上，太子心不自安。”更重要的是在朝局上下功夫，“太平公主与益州长史窦怀贞等结为朋党，欲以危太子”。从而造成了“在外只闻有太平公主，不闻有太子”的现象。
为扭转当下两虎相争的局面，姚崇宋璟提出了如下建议。“宋王陛下之元子，豳王高宗之长孙，太平公主交构其间，将使东宫不安。请出宋王及豳王皆为刺史，罢岐、薛二王左、右羽林，使为左、右率以事太子。太平公主请与武攸暨皆于东都安置。”睿宗则欲维持二者对峙的平衡，并以政治手段使李宪脱离储位争斗的漩涡。便提出“朕更无兄弟，惟太平一妹，岂可远置东都！诸王惟卿所处。”将太平公主移至京城旁边的蒲州。太平公主必然对此提出强烈抗议，“乘辇邀宰相于光范门内，讽以易置东宫”。此时李隆基也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让步，主动向睿宗上奏姚崇、宋璟有“离间骨肉”之嫌，请求加以严惩。不久后，姚宋二人均被外贬为刺史调离京城，李宪与李守礼的刺史任命则被取消。在太平公主的声威之下，睿宗李旦与太子李隆基的如意算盘都落空了。李宪失去了远离京城，置身事外的机会。两个月后，由于睿宗突然意图传位太子，李隆基不知其用意，连忙请辞储位，太平公主则借机回到京城。直到先天二年（713年）太平公主兵败被赐死，姑侄二人的斗争就一直延续着，此时的李宪也只能身处其中，力求自保。
李宪的幼年与少年时代正是其祖母武则天统治时期。长寿二年，其母（肃明皇后）与李隆基之母（昭成皇后）均因被户婢团儿诬告涉嫌巫蛊而被武则天于宫中秘密处死，尸骨无踪。不论真相如何，此事件定源于诸武势力对已降为皇嗣的李旦的打压。自武则天称帝后，“传子亦或传侄”的斗争就没有停息。被立为皇嗣的李旦便成了武承嗣、武三思之徒的众矢之的。对权利的争夺，使得两位妃子无辜丧命，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
这样的打击对此时14岁的李宪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同时也对他今后的人生影响很大。父亲李旦为求得生存，减少诸武势力对自己的防备，只得故作平静，生活一如往常。并且也告诉孩子们要抑制悲伤的流露。这让李宪了解到在斗争激烈的宫廷中生存实属不易。人在不同的年龄段，不同能力的发展是有差异的。
较为年长的李宪，对于母亲的死亡可能观察的会更为理性。心理学家瑟斯顿的研究表明，14岁孩子的知觉速度已超过成人的90%，推理能力已达到成人的80%。而对于同时遭受这样打击的8岁的李隆基而言，他还没有形成对复杂事件的分析能力，直观的感觉会相对感性。毕竟8岁孩子的知觉速度是成人的一半，而推理能力仅为成人的30%。心中的痛苦情绪受到压抑无法宣泄，便会植根于其潜意识之中。
弗洛伊德曾在他的精神分析学说中提出，儿时重大而深刻的经历会对其后的人生产生巨大影响。同时，现代心理学理论中也提及深层心理（即潜意识）表现的四大来源之一便是“与感情有关的痛苦回忆”。也许正是母亲的死亡使得李宪潜意识中存在对宫廷斗争的恐惧和对平淡生活的渴求。在宫廷斗争中强烈的生存*，是他辞让储位的主观因素之一。
有着相同经历的李宪与李隆基也有着相同的诉求。失去母亲所带来的母爱的缺失导致他们转而追求兄弟间的关怀，在其他家庭成员的身上寻求感情来弥补。在心理学上，这种补偿心理是通过加强自己的其他方面来弥补或掩盖其生理或心理上的缺陷。是一种自我防御机制，可以帮助人们减轻内心的痛苦。所以，李宪与李隆基的兄弟关系一直很好。
李宪去世后，李隆基曾回忆与李宪一同度过的少年时代，“远自童幼，洎乎长成，出则同游，学则同业，事均形影，无不相随”。就是到李隆基即位后，兄弟关系依旧如故，“玄宗既笃于昆季，虽有谗言交构其间，而友爱如初”。玄宗常常“幸宁王第，叙家人礼”，还对李宪不拘泥于君臣之礼，以“宁哥”相称。宁王李宪也曾为玄宗亲自撰写一部起居注。玄宗对此十分感激，“宝惜此书，令别起阁贮之”。但很可惜，此书毁于安史之乱，没有能留存下来。如此坚实的兄弟情义在权力斗争面前是经得起考验的，李宪将储位让出，也与长期经营的兄弟之情不无联系。
幼年母亲的缺失，使得父亲的角色在家庭生活中显得更加重要。不论是先天遗传也好，还是后天熏陶也罢，李宪与其父睿宗的性格十分相似。
唐睿宗李旦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性格独特的皇帝。他的父亲，母亲，兄长，侄子，儿子都做过皇帝。甚至连嫂子，侄女，妹妹都有称帝的野心。可以说他生在一个充满*的家族中。睿宗“自则天初临朝及革命之际，王室屡有变故，帝（睿宗）每恭俭退让，竟免于祸”。为了保全自己他一生曾三度让位。一让母后，二让兄长，三让儿子。在纷繁的宫廷斗争中他的应对策略就是谦让与沉默。
李宪很好的继承了父亲睿宗“让”的个性。中宗即位后，封李宪为蔡王，迁宗正员外卿，加赐实封四百户，通旧为七百户，荣宠之至。但李宪却“固辞不敢当大国，依旧为寿春郡王”。
李宪从父亲李旦的一生中学得了“让”字。推功尚善曰“让”，德性宽柔曰“让”。玄宗在李宪去世后追其谥号为“让皇帝”李宪长子汝阳郡王李璡“又上表恳辞，盛陈先意，谦退不敢当帝号”。玄宗称赞李璡有李宪的遗风。在李宪的身上，谦让似乎已经深化为了一种传承，就连他的儿子李璡也因此受到玄宗的褒奖。谦让的本性使李宪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让皇帝”。
李宪有着浓厚的艺术气质，在绘画，音乐方面颇有造诣。史书记载宁王李宪善画马，曾在长安兴庆宫花萼相辉楼画有《六马滚麈图》，玄宗最喜其中的“玉面花驄”，说是“无纤悉不备，风鬃雾髭，信伟如也。”李宪少年时期即才气过人,成年后精通音乐,尤其对西域龟兹乐章具有独到的见解。
众所周知唐玄宗对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贡献巨大，尤其是宫廷乐舞的发展和梨园的创立。而这背后也离不开兄长李宪的鼎力支持。开元二年,玄宗隆基决定“置内教仿于蓬莱宫侧,居新声、散乐、倡优之伎”，并明确“命宁王主藩邸乐，以允太常”。
因埋葬李宪夫妇的惠陵遭盗掘，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于2000年3月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李宪墓的发掘为研究唐代的社会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李宪墓的文物很丰富,涉及的问题也很多,例如墓内发现的胡人、突厥人及西亚欧洲人形象；既有吐蕃的服饰,也有胡舞胡乐,更有西来的良马。在墓室东壁绘有《观赏乐舞图》,这幅壁画的上部为如意云朵,下部分为三组,南部为坐于方毡上的六人乐队,分为前后两排,有打铜钹者、吹笛者、打鼓者、吹笙者、拨琴者、弹琵琶者等。其中有男有女,有中原人也有胡人。墓室内的壁画十分有特点：乐舞图被绘制于墓室东壁最注目处，且其他三面壁画中人物较少，以云纹为主。主要表现了封建贵族的奢华生活与乐舞场面。也体现了墓主人李宪生前精通音律歌舞及其对音乐的喜爱。
在文化艺术领域多有建树的帝王在中国历史上很少享有美名。沉迷乐舞的陈叔宝，精通诗词的李后主，擅长书画的宋徽宗在政治方面都是一塌糊涂。文化艺术给人带来的是感性思维，与政治上的理性思维不同。对文化艺术极其喜爱的他们对于政治的热情不高，即使心怀天下，也只是空有热情，缺少更为理性的东西，这样的性格也不适宜做皇帝。
在考古发掘中，李宪墓壁画内容里融入诸多道家思想，如：导引亡灵的飞人图案，震慑鬼魅的青龙、白虎形象，及标志方位的朱雀玄武图都是我国传统道教在丧葬习俗上的体现。李唐开国，远追道家的老子为祖先。虽然母亲武则天崇佛，但唐睿宗李旦对道家思想却是情有独钟。他本性尚道，为人处事也讲求无为。其在位期间兴修道观，两个女儿金仙公主与玉真公主也出家度为女道士。玄宗即位后也秉承崇道抑佛的政策。由此推断，李宪对道家思想应该也是极为推崇的。同其父李旦一样奉行道家无为的李宪，估计对政治的兴趣也不大。太子的位子也许对于他来说无关痛痒。
玄宗即位后，也曾将李宪让位的事迹大。他在李宪去世后感慨道：“天下，兄之天下也；兄固让于我，为唐太伯，常名不足以处之。”也许他从没想到过大哥李宪可以自觉将储位让出。李宪对玄宗可谓是倾力相助，最终也是结局完满。
李宪在玄宗即位后时常借机告诫玄宗不要好杀轻生。看到玄宗沉溺于音声，李宪也为此担心。提醒玄宗，“曲虽佳，然宫离而不属，商乱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发于忽微，形于音声，播之咏歌，见于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迁之祸。”玄宗听后默然不语。等到安史之乱爆发后，世人开始回味深思李宪曾说过的话。
李宪虽让位，但作为兄长也时常敲打玄宗，委婉的提出建议，玄宗也可以虚心听取。这样和睦的兄弟关系历史上很难再找出第二。也可以看出李宪避让储位不是他的无能，而是出于他审时度势的智慧。
玄宗李隆基也同样了解大哥李宪并不是一个无才无能之辈。只是李宪不愿做皇帝罢了，当然，也没有机缘。但再坚实的兄弟关系在权力斗争面前也会显得苍白无力。你无称帝之心，并不代表你周围的人没有拥立之意。玄宗的四位兄弟再加上章怀太子李贤的儿子李守礼五位正统的皇室贵族，正是玄宗的防备对象。为做到防患于未然，玄宗李隆基未雨绸缪，即位后不久便实施了一整套削弱诸王势力的方案。大致可以分为宅邸监控、调任地方和情感关怀这三个方面。
唐隆政变之前，玄宗兄弟五人一同居住在长安的兴庆坊中，也称其为“五王宅”。“及先天之后，兴庆是龙潜旧邸，因以为宫。”而玄宗为表示其兄友弟恭，亲密无间，便让兄弟们都住在了兴庆宫的周围。“宪于胜业东南角赐宅，申王挥，岐王范于安兴坊东南赐宅，薛王业于胜业西北角赐宅，邸第相望，环于宫侧。”同时，“玄宗于兴庆宫西南置楼，西面题曰花萼相辉之楼，南面题曰勤政务本之楼。”玄宗还时常登楼，“闻诸王音乐之声”。这个花萼相辉之楼无疑就是一座瞭望塔，登高远眺，兴庆宫周围的诸王府邸尽收眼底。如有异动，便可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若查看当时长安城的市坊地图则不难发现，建花萼相辉之楼的目的直指宁王李宪。李宪所居住的盛业坊紧邻兴庆宫并位于其的正西方向。李宪的王宅在盛业坊的东南角，而花萼相辉之楼则在兴庆宫的西南角的西侧。其位置与李宪宅在同一横线上，之间只隔有一条路与两道围墙。登高观览，李宪府邸内的状况就如同“现场直播”。看似生活潇洒无拘无束的李宪，其实完全生活在玄宗李隆基的眼皮底下。
事实上，花萼相辉之楼也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唐人笔记《酉阳杂俎》一书中曾记载：玄宗登上花萼相辉之楼“伺察诸王”，看到“宁王常夏中挥汗鞔鼓”。此时的玄宗不免有些许担心，何物如此重要，便派人前去查探。来人回报说李宪“所读书乃龟兹乐谱也”。玄宗听后很开心，说：“天子兄弟，当极醉乐耳”。对宅邸的监控还反映在诸王与朝中大臣的交往上。他曾发布“禁约诸王，不使与群臣交结”的命令。薛王李业就因与大臣张说交往过密而遭到玄宗的怀疑。但由于李宪不善交际，所以也没有什么把柄可抓。总体上来讲，诸王对玄宗的心思也是颇为了解，事事时时恪守本分，避免祸事上身。
玄宗即位初期，开元二年至八年间外放诸王到地方去任州刺史，但规定诸王不得干预地方事务，州务由地方官员主持。这样一来，调任地方的诸王既远离中央又无法在地方上培植割据势力。同时，为巩固兄弟情谊，“敕宋王以下每季二人入朝，周而复始”。
身处京城之中，诸王的生活在玄宗的关怀之下也非常充实。除了入宫宴饮以外，诸王还要“每日于侧门朝见，归宅之后，即奏乐纵饮，击球斗鸡，或近郊从禽，或别墅追赏，不绝于岁月矣。”玄宗与几个兄弟都喜好音乐，歌舞宴饮则成为了他们的日常必需。法国政治学家贾克·阿达利认为，音乐在本质上属于政治,与政治权力系统紧密相扣。音乐是政治阶层的一个反射。音乐可以让大众遗忘,让大众相信,让大众沉寂。在这三种情形中,音乐都是维系权力的工具。玄宗正是运用音乐这种政治工具来使诸王沉醉其中，乐不思蜀。礼尚往来必定是最常用的交流感情的方式，对于皇帝来说，那就叫赏赐。玄宗“居常无日不赐酒酪及异馔等，尚食总监及四方有所进献，食之稍甘，即皆分以赐之。宪尝奏请年终录付史馆，每年至数百纸。”赏赐只是额外收入，诸王的实质收入还是食封。“唐法，亲王食封八百户，有至一千户；公主三百户，长公主加三百户，有至六百户。”玄宗即位后，“朝恩睦亲，以宁府最长，封至五千五百户；岐、薛爱弟著勋，五千户；申府以外家微，至四千户；邠府以外枝，至一千八百户。”自李唐开国至李宪所处的时代，只有其父李旦在中宗时期为相王时食封七千户，食封数量多于李宪。物质享受在帝王之家向来算不了什么，精神支持才是难能可贵。“宪寝疾，上令中使送医药及珍膳，相望于路。”人在生病时，不仅抵抗力差，而且精神也十分脆弱。一旦受到他人的关怀，非常容易感动。史书上曾有玄宗为薛王李业亲自煎药，甚至不小心将自己的胡子烧着了。虽然关于李宪生病情况的史料中没有玄宗亲自煎药的记载，但李宪作为玄宗兄长，长兄如父，也必然会有相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李宪身上。
宁王李宪的后半生，就在玄宗李隆基如此这般的“关照”之下平静度过了。
在李宪墓中出土的汉白玉残简从质地、字迹特征、规格尺寸，并与《唐大诏令集》所载让帝、恭后哀、谥册原文比较可区别为四副，其中之一为让皇帝哀册。当中有这样的句子：“盖景龙岁先帝即位，王嫡长，将立为皇太子，让大功与我皇，洎薨落让存，又追崇之义。……昔真人述作，表高洁于让王，太伯闻乎有周，皇昆昭于圣唐。”字字都透出李隆基对大哥李宪的感激与敬重之情。
清朝诗人何亮基曾有《游惠陵》一诗，其中曾写道：“宫中喋血千秋恨,何如人间作让皇。”纵观中外古今历史，能有几人可以做到让位于贤！李宪所处的时代与他的自身经历让他了解到宫廷斗争的血腥和残酷。早已洞悉天机，看透尘世纷扰的李宪避让储位。人们常说的，退一步海阔天空，便是这个道理。
李宪避让储位，虽然在史书上的记载只是寥寥数字。但其中所涉及到的权利利益纠葛却十分繁杂。李宪对储位的避让是贯穿睿宗一朝的最显著问题——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权力分配问题的一具体化表现。储位问题也是双方长期以来的斗争焦点。李宪的避让决定，在一定程度上不仅稳定了当时的政局，同时也大大减少了李隆基掌权过程中的阻力。使得李唐王朝的皇权在经历30年风雨飘摇之后，能够完全牢固地掌握在李姓皇帝手中。至此，贞观之治之后的一大治世，开元盛世才得以出现。也正是由于李宪的避让，以及玄宗即位后对兄弟关系的处理，成为了历代统治者的传诵经典与效仿对象，也是他们留给世人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