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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成为德国金融的中心。由于阿姆斯洛膝下无子，引为终生憾事，所以对后起之秀倾心扶持眷顾。其中一位深得阿姆斯洛喜爱的年青人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现代史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
老四卡尔是五兄弟中最平庸的一个，担任家族的主要信使，往来欧洲各地传递信息和协助其他兄弟。在帮助五弟在法国1818年国债战役取得辉煌胜利之后，被执掌家门的三哥内森派往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建立银行。他在意大利却发挥了超出其他兄弟预期的水平。卡尔不仅资助了梅特涅派往意大利镇压革命的军队，而且以出色的政治手腕迫使意大利当地政府承担了占领军的费用。他还帮朋友麦迪其策划并夺回了那不勒斯财政大臣的要职。卡尔逐渐地成为意大利宫廷的财政支柱，影响力遍及意大利半岛。他还与梵蒂冈教廷建立了商业往来，当教皇格里高利十六世见到他时，破例伸出手让卡尔亲吻，而不是惯常地伸出脚来。
毫无疑问，对于银行家而言，战争是天大的喜讯。因为和平时期缓慢折旧的各种昂贵设施和物品会在战争中顷刻之间灰飞烟灭，交战各方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取得胜利，到战争结束时，政府无论输赢都将深深地陷入银行的债务陷阱之中。在英格兰银行成立到拿破仑战争结束的121年的时间里（1694-1815），英国有56年处于战争之中，剩下的一半时间在准备下一场战争。策动和资助战争符合银行家的根本利益，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不例外，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几乎所有的近代战争的背后几乎都闪动着他们的影子。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当今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最大的债权人。在老罗斯柴尔德的夫人去世之前说道：“如果我的儿子们不希望发生战争，那就不会有人热爱战争了。”
到十九世纪中叶，英、法、德、奥、意等欧洲主要工业国的货币发行大权均落入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之中，“神圣的君权被神圣的金权所取代”。此时，大西洋彼岸美丽繁荣富庶的美利坚大陆早已落入了他们的视野。
林肯总统曾说：“我有两个主要的敌人：我面前的南方军队，还有在我后面的金融机构。在这两者之中，后者才是最大的威胁。我看见未来的一场令我颤抖的危机正在向我们靠近，让我对我们的国家的安危颤栗不已。金钱的力量将继续统治并伤害着人民，直到财富最终积聚到少数人手里，我们的共和国将会被摧毁。我现在对这个国家安危的焦虑胜过以往任何时候，甚至是在战争之中也是如此。”。
如果说中国的历史是围绕着政治权力斗争而展开，不理解帝王心术就无法洞察中国历史的精髓。那么西方历史则是沿着金钱角逐而进化的，不明了金钱的机谋就不能把握西方历史的脉络。
美国是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她迅猛的崛起和广泛的影响力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美国的成长历程充满了国际势力的干预和阴谋，其中，尤以国际金融势力对美国的渗透和颠覆最令人惊心动魄，而却最不为人所知。
民主制度的设计和建立几乎是全神贯注地防范封建**势力的威胁，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效，但是，民主制度本身对金钱权力这一新生的、致命的病毒，却没有可靠的免疫力。
新生的民主制度对于国际银行家通过控制货币发行权，来控制整个国家这一战略主攻方向的判断和防御出现了重大漏洞。“金钱超级特殊利益集团”与美国民选政府在南北战争前后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双方在美国私有中央银行系统的建立这一金融制高点上进行了反复的殊死搏斗，前后共有7位美国总统因此被行刺，多位国会议员丧命。美国历史学家指出，美国总统的伤亡率比美军二战期间，诺曼底登陆的一线部队的平均伤亡率还要高!
“一个伟大的工业国家被信用系统牢牢地控制着。这个信用系统高度地集中。这个国家的发展和我们所有的（经济）活动完全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我们已经沦为最糟糕地统治之下，一种世界上最完全最彻底的控制。政府不再有自由的意见，不再拥有司法定罪权，不再是那个多数选民选择的政府，而是在极少数拥有支配权的人意见和强迫之下（运作）的政府。
这个国家的很多工商业人士都畏惧着某种东西。他们知道这种看不见的权力是如此的有组织、如此的悄然无形、如此的无孔不入、如此的互锁在一起、如此的彻底和全面，以至于他们不敢公开去谴责这种权力。”
十九世纪末以来，国际银行家对金钱的认识再一次实现重大飞跃。原有的英格兰银行模式，即以国债作为抵押来发行货币，通过两者的死锁，实现政府举债，银行发行货币。确保债务规模越来越大，从而保证了银行家不断增长的巨额收益，在金本位体系之下，银行家坚决反对通货膨胀，因为任何货币贬值都直接伤害了银行家的利息实际收入。
这种思路还是比较原始的放贷吃利息的办法，主要的缺点就是财富积累得太慢，即使是用上部分准备金制度，仍然不足以满足银行家们日渐膨胀的胃口。特别是黄金和白银增加缓慢，这就等于给银行放贷总量设了一个上限。
因为曾是大型国企的中高层管理者，李曜知道，早在二十世纪之交的欧洲，银行家们已经摸索出一套更为高效也更为复杂的法定货币体制。法定货币彻底摆脱了黄金和白银对贷款总量的刚性制约，让货币控制更加弹性，也更加隐秘。当银行家逐渐明白通过无限制增加货币供应来获得的收益远比通货膨胀带来的贷款利息损失要大得多时，他们随即成为法定货币最热烈的拥护者。通过急剧增发货币，银行家们等于掠夺整个国家储蓄者的巨额财富，而比起原来银行强制拍卖别人财产的方式，通货膨胀要“文明”得多，所遇到人民的抵抗也要小得多，甚至难以为人察觉。
至于李曜本人，虽然暂时并未打算用纸币去“坑害”大唐人民，但他确实考虑过对其主要对手——譬如朱温——进行一定程度的经济手段打击，因此他才坚持要拿到纸币的发行权。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有考虑过像大唐朝廷这样拿飞钱的发行赚钱，这种获利方式对他来说太低级太原始，他所知道的金融手段，比这种赚钱方法高妙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
想想看后世的情形，那时候，在银行家的资助之下，通货膨胀的经济学探讨逐渐被引导到纯数学游戏的轨道上，由于增发纸币所导致的通胀的概念已经在现代完全被价格上涨的通胀理论所淹没。
这时，银行家们手中发财致富的手段中除了原有的“部分储备金”制度，货币与国债死锁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工具：货币通胀。从此，银行家实现了从黄金的卫道士到黄金的死敌这一戏剧性的转变。
凯恩斯就通货膨胀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用这个办法，政府可以秘密地和难以察觉地没收人民的财富，一百万人中也很难有一个人能够发现这种偷窃行为。”准确地说在美国使用这个办法是纯私有的美联储，而不是联邦政府。
大唐钱庄，就是李曜心目中的另一个“美联储”，一个在大唐出现的、由私人完全控股、充当国家中央银行的超级金融机构。
这其中或许会略有差异，也或者说，是李曜刚刚踏上这条路不久，一些布局也才将将起步，并未完成。因为目前的大唐钱庄，股东并不明确。按照股本来看，大唐钱庄的原始资本十分雄厚，而这雄厚的资本，并非都是李曜的个人财产，这里头占据大头的，是河中军械监与河东军械监。
然而中国历来是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而不是金钱至上的社会，因此李曜作为河东四面总揽后勤诸事调度大行台尚书左仆射，实际行使着整个大行台的控制权，兼之又是河中节度使，让他可以轻易的调动两大军械监的巨额资本，作为大唐钱庄的原始资本或者说“注册资金”。至于什么时候让这笔钱成为他个人名下的财产，他当然有着从不提起的远景规划。
至于大唐钱庄与美联储的组成差异，自然主要是在股份制的问题上。不论钱是怎么来的，至少实际情况就是：大唐钱庄如今是李曜一个人说了算，而美联储显然不是。
1914年5月19日向货币审计署报备的文件上，记录着美联储股份发行总数为203053股，其中：洛克菲勒和库恩雷波公司所控制下的纽约城市国家银行，即花旗银行前身，拥有最多的股份，持有30000股；JP摩根的第一国家银行拥有15000股；当这两家公司在1955年合并成花旗银行后，它拥有美联储纽约银行近四分之一的股份。换言之，它实际上决定着美联储主席的候选人，美国总统的任命只是一枚橡皮图章而已，而国会听证会更像一场走过场的表演。
而另外，保罗·沃伯格的纽约国家商业银行拥有21000股；罗斯柴尔德家族担任董事的汉诺威银行拥有10200股；大通银行拥有6000股；汉华银行拥有6000股；这六家银行共持有40%的美联储纽约银行股份，到1983年，他们总共拥有53%的股份。经过调整后，他们的持股比例是：花旗银行15%，大通曼哈顿14%，摩根信托9%，汉诺威制造7%，汉华银行8%。
美联储纽约银行注册资本金为一亿四千三百万美元，上述这些银行究竟是否支付了这笔钱仍然是个谜。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们只付了一半现金，另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他们根本没出任何现金，而仅仅是用支票支付，而在他们自己所拥有的美联储的账户上只是几个数字的变动而已。美联储的运作其实就是“以纸张做抵押发行纸张”。难怪有的历史学家讥讽联邦储备银行系统既不是“联邦”，又没有“储备”，也不是银行。
众所周知，谁能垄断某种商品的供应，谁就能实现超级利润。而货币其实本质就是一种人人都需要的商品，那么如果谁能垄断一国的货币发行，显然谁就拥有无法限量的赚取超级利润的手段。这就是数百年来，为什么国际银行家要绞尽脑汁、处心积虑、无所不用其极地谋取垄断一国的货币发行权的原因。
李曜也是如此，他在取得长安——实际上也就是朝廷——的控制权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改革。其中儒学思想的改革是精神方面，而已大唐钱庄为代表的改革则是经济方面。
拥有朝廷正统，李曜就可以开始推行金、银币，这将为“钱荒”的大唐经济提供充足的流通货币。而当大唐钱庄控制了货币的发行，并得到朝廷税收作为担保，确保能够随时自由兑换之后，大唐钱庄便实际成为了“中央银行”。至于如何让接下来的金币、银币甚至纸币获得市场认可，其实简单之极：除铜钱外，朝廷同样接受纸币纳税。
由于得到中书门下诸相的一致认可，八项改革措施全部通过，而关于钱币发行以及大唐钱庄的事宜，也将奏请皇帝御批。
在陇西郡王李曜出任朝廷右相之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以皆大欢喜而告终。然而在许多年后，史官的记载却是：“此圣宗变法之宗源。”
行成为德国金融的中心。由于阿姆斯洛膝下无子，引为终生憾事，所以对后起之秀倾心扶持眷顾。其中一位深得阿姆斯洛喜爱的年青人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现代史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
老四卡尔是五兄弟中最平庸的一个，担任家族的主要信使，往来欧洲各地传递信息和协助其他兄弟。在帮助五弟在法国1818年国债战役取得辉煌胜利之后，被执掌家门的三哥内森派往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建立银行。他在意大利却发挥了超出其他兄弟预期的水平。卡尔不仅资助了梅特涅派往意大利镇压革命的军队，而且以出色的政治手腕迫使意大利当地政府承担了占领军的费用。他还帮朋友麦迪其策划并夺回了那不勒斯财政大臣的要职。卡尔逐渐地成为意大利宫廷的财政支柱，影响力遍及意大利半岛。他还与梵蒂冈教廷建立了商业往来，当教皇格里高利十六世见到他时，破例伸出手让卡尔亲吻，而不是惯常地伸出脚来。
毫无疑问，对于银行家而言，战争是天大的喜讯。因为和平时期缓慢折旧的各种昂贵设施和物品会在战争中顷刻之间灰飞烟灭，交战各方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取得胜利，到战争结束时，政府无论输赢都将深深地陷入银行的债务陷阱之中。在英格兰银行成立到拿破仑战争结束的121年的时间里（1694-1815），英国有56年处于战争之中，剩下的一半时间在准备下一场战争。策动和资助战争符合银行家的根本利益，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不例外，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几乎所有的近代战争的背后几乎都闪动着他们的影子。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当今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最大的债权人。在老罗斯柴尔德的夫人去世之前说道：“如果我的儿子们不希望发生战争，那就不会有人热爱战争了。”
到十九世纪中叶，英、法、德、奥、意等欧洲主要工业国的货币发行大权均落入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之中，“神圣的君权被神圣的金权所取代”。此时，大西洋彼岸美丽繁荣富庶的美利坚大陆早已落入了他们的视野。
林肯总统曾说：“我有两个主要的敌人：我面前的南方军队，还有在我后面的金融机构。在这两者之中，后者才是最大的威胁。我看见未来的一场令我颤抖的危机正在向我们靠近，让我对我们的国家的安危颤栗不已。金钱的力量将继续统治并伤害着人民，直到财富最终积聚到少数人手里，我们的共和国将会被摧毁。我现在对这个国家安危的焦虑胜过以往任何时候，甚至是在战争之中也是如此。”。
如果说中国的历史是围绕着政治权力斗争而展开，不理解帝王心术就无法洞察中国历史的精髓。那么西方历史则是沿着金钱角逐而进化的，不明了金钱的机谋就不能把握西方历史的脉络。
美国是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她迅猛的崛起和广泛的影响力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美国的成长历程充满了国际势力的干预和阴谋，其中，尤以国际金融势力对美国的渗透和颠覆最令人惊心动魄，而却最不为人所知。
民主制度的设计和建立几乎是全神贯注地防范封建**势力的威胁，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效，但是，民主制度本身对金钱权力这一新生的、致命的病毒，却没有可靠的免疫力。
新生的民主制度对于国际银行家通过控制货币发行权，来控制整个国家这一战略主攻方向的判断和防御出现了重大漏洞。“金钱超级特殊利益集团”与美国民选政府在南北战争前后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双方在美国私有中央银行系统的建立这一金融制高点上进行了反复的殊死搏斗，前后共有7位美国总统因此被行刺，多位国会议员丧命。美国历史学家指出，美国总统的伤亡率比美军二战期间，诺曼底登陆的一线部队的平均伤亡率还要高!
“一个伟大的工业国家被信用系统牢牢地控制着。这个信用系统高度地集中。这个国家的发展和我们所有的（经济）活动完全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我们已经沦为最糟糕地统治之下，一种世界上最完全最彻底的控制。政府不再有自由的意见，不再拥有司法定罪权，不再是那个多数选民选择的政府，而是在极少数拥有支配权的人意见和强迫之下（运作）的政府。
这个国家的很多工商业人士都畏惧着某种东西。他们知道这种看不见的权力是如此的有组织、如此的悄然无形、如此的无孔不入、如此的互锁在一起、如此的彻底和全面，以至于他们不敢公开去谴责这种权力。”
十九世纪末以来，国际银行家对金钱的认识再一次实现重大飞跃。原有的英格兰银行模式，即以国债作为抵押来发行货币，通过两者的死锁，实现政府举债，银行发行货币。确保债务规模越来越大，从而保证了银行家不断增长的巨额收益，在金本位体系之下，银行家坚决反对通货膨胀，因为任何货币贬值都直接伤害了银行家的利息实际收入。
这种思路还是比较原始的放贷吃利息的办法，主要的缺点就是财富积累得太慢，即使是用上部分准备金制度，仍然不足以满足银行家们日渐膨胀的胃口。特别是黄金和白银增加缓慢，这就等于给银行放贷总量设了一个上限。
因为曾是大型国企的中高层管理者，李曜知道，早在二十世纪之交的欧洲，银行家们已经摸索出一套更为高效也更为复杂的法定货币体制。法定货币彻底摆脱了黄金和白银对贷款总量的刚性制约，让货币控制更加弹性，也更加隐秘。当银行家逐渐明白通过无限制增加货币供应来获得的收益远比通货膨胀带来的贷款利息损失要大得多时，他们随即成为法定货币最热烈的拥护者。通过急剧增发货币，银行家们等于掠夺整个国家储蓄者的巨额财富，而比起原来银行强制拍卖别人财产的方式，通货膨胀要“文明”得多，所遇到人民的抵抗也要小得多，甚至难以为人察觉。
至于李曜本人，虽然暂时并未打算用纸币去“坑害”大唐人民，但他确实考虑过对其主要对手——譬如朱温——进行一定程度的经济手段打击，因此他才坚持要拿到纸币的发行权。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有考虑过像大唐朝廷这样拿飞钱的发行赚钱，这种获利方式对他来说太低级太原始，他所知道的金融手段，比这种赚钱方法高妙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
想想看后世的情形，那时候，在银行家的资助之下，通货膨胀的经济学探讨逐渐被引导到纯数学游戏的轨道上，由于增发纸币所导致的通胀的概念已经在现代完全被价格上涨的通胀理论所淹没。
这时，银行家们手中发财致富的手段中除了原有的“部分储备金”制度，货币与国债死锁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工具：货币通胀。从此，银行家实现了从黄金的卫道士到黄金的死敌这一戏剧性的转变。
凯恩斯就通货膨胀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用这个办法，政府可以秘密地和难以察觉地没收人民的财富，一百万人中也很难有一个人能够发现这种偷窃行为。”准确地说在美国使用这个办法是纯私有的美联储，而不是联邦政府。
大唐钱庄，就是李曜心目中的另一个“美联储”，一个在大唐出现的、由私人完全控股、充当国家中央银行的超级金融机构。
这其中或许会略有差异，也或者说，是李曜刚刚踏上这条路不久，一些布局也才将将起步，并未完成。因为目前的大唐钱庄，股东并不明确。按照股本来看，大唐钱庄的原始资本十分雄厚，而这雄厚的资本，并非都是李曜的个人财产，这里头占据大头的，是河中军械监与河东军械监。
然而中国历来是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而不是金钱至上的社会，因此李曜作为河东四面总揽后勤诸事调度大行台尚书左仆射，实际行使着整个大行台的控制权，兼之又是河中节度使，让他可以轻易的调动两大军械监的巨额资本，作为大唐钱庄的原始资本或者说“注册资金”。至于什么时候让这笔钱成为他个人名下的财产，他当然有着从不提起的远景规划。
至于大唐钱庄与美联储的组成差异，自然主要是在股份制的问题上。不论钱是怎么来的，至少实际情况就是：大唐钱庄如今是李曜一个人说了算，而美联储显然不是。
1914年5月19日向货币审计署报备的文件上，记录着美联储股份发行总数为203053股，其中：洛克菲勒和库恩雷波公司所控制下的纽约城市国家银行，即花旗银行前身，拥有最多的股份，持有30000股；JP摩根的第一国家银行拥有15000股；当这两家公司在1955年合并成花旗银行后，它拥有美联储纽约银行近四分之一的股份。换言之，它实际上决定着美联储主席的候选人，美国总统的任命只是一枚橡皮图章而已，而国会听证会更像一场走过场的表演。
而另外，保罗·沃伯格的纽约国家商业银行拥有21000股；罗斯柴尔德家族担任董事的汉诺威银行拥有10200股；大通银行拥有6000股；汉华银行拥有6000股；这六家银行共持有40%的美联储纽约银行股份，到1983年，他们总共拥有53%的股份。经过调整后，他们的持股比例是：花旗银行15%，大通曼哈顿14%，摩根信托9%，汉诺威制造7%，汉华银行8%。
美联储纽约银行注册资本金为一亿四千三百万美元，上述这些银行究竟是否支付了这笔钱仍然是个谜。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们只付了一半现金，另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他们根本没出任何现金，而仅仅是用支票支付，而在他们自己所拥有的美联储的账户上只是几个数字的变动而已。美联储的运作其实就是“以纸张做抵押发行纸张”。难怪有的历史学家讥讽联邦储备银行系统既不是“联邦”，又没有“储备”，也不是银行。
众所周知，谁能垄断某种商品的供应，谁就能实现超级利润。而货币其实本质就是一种人人都需要的商品，那么如果谁能垄断一国的货币发行，显然谁就拥有无法限量的赚取超级利润的手段。这就是数百年来，为什么国际银行家要绞尽脑汁、处心积虑、无所不用其极地谋取垄断一国的货币发行权的原因。
李曜也是如此，他在取得长安——实际上也就是朝廷——的控制权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改革。其中儒学思想的改革是精神方面，而已大唐钱庄为代表的改革则是经济方面。
拥有朝廷正统，李曜就可以开始推行金、银币，这将为“钱荒”的大唐经济提供充足的流通货币。而当大唐钱庄控制了货币的发行，并得到朝廷税收作为担保，确保能够随时自由兑换之后，大唐钱庄便实际成为了“中央银行”。至于如何让接下来的金币、银币甚至纸币获得市场认可，其实简单之极：除铜钱外，朝廷同样接受纸币纳税。
由于得到中书门下诸相的一致认可，八项改革措施全部通过，而关于钱币发行以及大唐钱庄的事宜，也将奏请皇帝御批。
在陇西郡王李曜出任朝廷右相之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以皆大欢喜而告终。然而在许多年后，史官的记载却是：“此圣宗变法之宗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