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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点小说网 www.223wx.cc,大话方言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方言费解、难懂、易生歧义,所以还是要说普通话。

    然而方言又是很有趣的。同一件事情,用方言说,就可能比普通话有趣。

    一、麻烦与趣味

    方言这玩意,有时想想是很麻烦的。

    比方说日本。在东北人嘴里好像是“一本”在湖北人嘴里好像是“二本”到了上海人嘴里,又好像是“十本了”到底是几本?其实一本也不本,是日本。

    方言中的麻烦不少。除了语音的问题,还有词汇的问题。比如广州话把危险叫做“牙烟”把儿媳妇叫做“心抱“,就很费解。危险怎么是牙齿冒烟呢?儿媳妇又怎么能用“心”去“抱”?“本地状元”的说法也很可笑。所谓“本地状元”其实就是麻风病人。如果“本地状元”是麻风病人,那么“外地状元”是什么病人?艾滋病吗?更可笑的是把“合在一起凑在一块”叫“共埋”我想和你一起吃饭,就叫“我想共埋你食”外地人听了,还不得吓出一身冷汗?共埋?什么共埋?殉葬啊?

    想想广州人也真有意思,他们忌讳“死”却不忌讳“埋”说“埋”的事情不少。比如进店叫“埋栈”入席叫“埋位”靠岸叫“埋头”算账叫“埋数”结束叫“埋尾”结账叫“埋单”埋什么单?当然是账单。北方人不懂“埋单”是什么意思,只知道埋单的时候要付钱,便想当然地写成“买单”后来弄清是“埋单”了,又猜想这大约是因为广东人要面子,才会用钞票把账单“埋”起来。其实“埋”在粤语中,有“靠拢”和“闭合”的意思。所以“埋柜”可以暗指抢劫(抢劫要靠近柜台);“埋街”也可以暗指从良(意谓妓女关门不再做皮肉生意)。埋单,则应该理解为把账单“合”起来,而不是“埋”起来。它既不是拿钱购买账单,也不是用钱埋葬账单。

    方言费解、难懂、易生歧义,所以还是要说普通话。

    然而方言又是很有趣的。同一件事情,用方言说,就可能比普通话有趣。广州有句话叫“砂煲兄弟”砂煲兄弟也就是酒肉朋友,但比“酒肉朋友”更俏皮,因为有双关的意义。广州人把混叫做捞,把泡叫做煲。混日子就叫捞世界,泡电话就叫煲电话粥。吃沙锅,是既要“煲”又要“捞”的,所以“砂煲兄弟”就是一起混世面煲生活的人。至于他们“煲”的是不是“无米粥”(没有结果的事),那就只有天晓得。

    这样形象生动的说法全国各地都有。成都话“贴心豆瓣”上海话“连档码子”武汉话“夹生红苔”北京话“柴禾妞儿”和广州的“砂煲兄弟”都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柴禾妞儿”就是乡下姑娘;夹生红苔,就是又蠢又辈又不懂规矩的人;连档码子,就是同伙;贴心豆瓣,就是心腹。但用方言一说,就特别有味。尤其是“贴心豆瓣”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妙处和风味。四川人的豆瓣是拿来做酱的。酱谐音将,贴心豆瓣也就是心腹干将。但这干将再贴心,也不过豆瓣酱。豆瓣酱的用场,无非剁碎了做麻婆豆腐或者炒回锅肉。所以,当成都人说某人是某某大人物的“贴心豆瓣”时,讥讽调侃的味道便很麻辣。

    其实,甭管什么方言什么话,只要说得好,说得漂亮,说得有趣,就有艺术性。艺高人胆大,北京人手艺(也许得叫“嘴艺”)好,就特别敢说。比如说一个人精,北京的说法是“要是长毛,就成猴了”;说一个人坏,是“拍拍脑袋,那脓水儿就能从脚底下流出来”;说一个人为了巴结别人东奔西跑地献殷勤,就叫“狗颠屁股三儿”;说一个人笨,则叫“人家偷驴,他拔撅子”是不是很有趣?

    方言为什么比较有趣呢?因为方言是民间话语,不像官话那样有许多讲究。官话的讲究是很多的,比如要求统一、规范、标准。不统一,不规范,不标准,就没法让尽可能多的人听懂,也就不成其为官话了。方言则不同,它原本就是“一方之言”只要一个地方的人听得懂,就能成立,所以各地方言中都有一些外地人听不懂的词儿,就连北京话也不例外。比如不忿(不服气)、不吝(不在乎)、抽立(输光战败)、搓火(着急上火)、底儿潮(有犯罪前科),都是正在流行的当代方言,外地人听得懂的也不多。

    多样也带来了丰富。比如“打”在粤语中就有十几种说法。除了一般的打,还有春(用拳头从上往下打)、挞(用手背打)、捆(用手掌打)、凿(曲着指节从上往下敲脑袋)、做(悄悄地打)、砌(狠狠地打)等等(其他一些用粤语方言字表示的说法恕不一一列举),正所谓“怎一个‘打’字了得”?

    这是古风。古人说话,其实比今人讲究。比如肌肉皮肤,在古代就不是一个概念。人曰肌,兽曰肉;人曰肤,兽曰皮。皮是和毛联系在一起的。毛长在皮上,所以说皮毛皮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人身上没有毛,因此不能叫“皮”只能叫“肤”同样,肉是可以吃的(肉食或食肉)。人不能吃,因此不能叫“肉”只能叫“肌”“肌肤受之父母”不能说成“皮肉受之父母”;而大老爷在堂上恐吓人犯,说“从实招来,以免皮肉受苦”实际上就有点不把人当人了。

    后来就没有那么多讲究了。肌肉皮肤,混为一谈。因为语言要统一,许多地方都得马虎一点,只好含糊其辞。简单、含混、粗线条,才易于流通,所以普通话往往粗疏,方言反倒过细。比如“没有”闽南话就分“无”和“未”无是不存在,未是还没有,一个立足于空间,一个立足于时间,但到了普通话那里,统统都是“没有”

    难怪方言的表现力比较强了。

    二、吃不了兜着走

    方言丰富、有趣,大家便都爱说方言,至少在亲朋好友们聊天时是这样。

    聊天,北京叫“侃”(侃大山),上海叫“吹”(吹牛皮),广州叫“倾”(倾渴),成都叫“摆”(摆龙门阵),东北叫“啦”(啦呱),西北叫“谝”(谝传),新疆叫“宣”(宣荒)。其中新疆的说法最有意思。宣是讲,荒是远,也是荒唐荒诞,甚至只不过道听途说的“荒信儿”宣荒,自然可以漫无边际地东拉西扯,从家长里短一直扯到地老天荒。闽南人的说法也很绝,叫“化仙”—乌龙茶一泡,榕树下一坐,看着潮起潮落云散云飞,天南海北随心所欲地聊开去,便飘飘欲仙了。

    方言中的话多惊人妙语,我怀疑就是聊天时聊出来的。方言不同于官话,除了有和官话相同的那些用途外,还多半用来说闲话。说闲话的特点是放松,是百无禁忌,用不着一本正经,周吴郑王。可以胡说八道,可以信口开河,可以张冠李戴,可以指桑骂槐,甚至可以不考虑语言的规范,因为万一“吃不了”还能够“兜着走”

    事实上说话一旦随便,也就容易出彩。方言中很有些让人拍案叫绝的说法。比如一个人在别人面前张牙舞爪耀武扬威甚至叫板挑衅,武汉话就叫“抖狠”抖,可以理解为抖擞,也可以理解为抖搂,还可以理解为振作(抖起精神)。不过,狠,是骨子里的东西,如果都“抖”了出来,一眼让人看穿,显然是不智之举,所以但凡“抖狠”者,多半都有些虚张声势。如果对方比他还狠,他就会一边开溜,一边说:“你等着,我回去叫我哥哥来!”

    北京话当中形象生动的说法更多。比如说一个人不识抬举,别的地方叫“给脸不要脸”北京叫“给脸不兜着”这“兜着”就比“要”生动,鄙夷的成分也更重。意思说你这家伙平时就没什么人赏脸,好容易有人给了,还不赶紧兜着?又比如一个人行为乖张,就说他“吃错药了”;脾气暴躁,就说他“吃枪药了”;态度恶劣,就说他“吃了耗子药”;无所畏俱,就说他“吃了豹子胆”;一点小事就兴高采烈,则说他“吃了蜜蜂屎”蜜蜂是酿蜜的,蜜蜂屎想必也甜,但再甜也是屎。何况蜜蜂屎才多大一点?小甜头么!

    上海人也爱说“吃”比如吃牢(认定或咬住)、吃硬(碰硬)、吃瘪(压服)、吃慌(着急)、吃酸(棘手)、吃排头(挨训)、吃生活(挨打)、吃夹档(两头受气)、吃马屁(听奉承话)、吃花功(受人迷惑)、吃卖相(只看外表),就连开车开到路口过不去也叫“吃红灯”红灯是管制交通的,怎么能“吃”呢?上海人也“吃”

    红灯能吃,豆腐就更是吃得。吃豆腐,就是占女人的小便宜。说些轻挑的话啦,做点小动作啦,嬉皮笑脸半真半假地挑逗啦,大体上属于性骚扰的擦边球,因此叫“吃豆腐”豆腐白嫩,使人联想到女人的肉体;豆腐又是“素”的,意思是并无真正的性关系。所以,吃吃豆腐,在许多男人看来也没什么了不起。但如果碰到特别洁身自好的正派女人,也可能让他“吃耳光”甚或让他“吃官司”

    没有人愿意“吃官司”也没有人愿意“食死猫”“食死猫”是广州话,意思是受冤枉背黑锅。广州人不说“吃”而说“食”比如食谷种,就是吃老本;食塞米,就是白吃饭;食猫面,就是被申斥,相当于上海话的“吃排头”;食碗面反碗底,就是忘恩负义,翻脸不认人。最让人看不起的是“食拖鞋饭”意思是靠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女人出卖色相过日子。“食拖鞋饭”和“吃豆腐”正好一对,都不怎么体面,但前者更没面子。

    一个人,如果总是“食死猫”或者莫名其妙地“吃官司”那就是运气不好了。运气在吴语中叫做额角头,也叫额骨头。额骨头也就是额头。运气为什么叫额头呢?大约因为运气是要“碰”的。人身上,最容易被“碰”的就是额头。所以,一个人运气好,在吴语中就叫

    “额骨头高”或“额角头高”甚至直接就叫“额角头”比如“侬今朝额角头”就是“你今天运气特好”的意思。

    野史中额骨头最高的人是苏小妹。苏小妹据说是苏东坡的妹妹,曾被苏东坡作诗取笑说:“脚踵未出香房内,额头先到画堂前”可见其额头之高。小妹也不含糊,当即以老兄的长脸作答,道是“去年一点相思泪,今日方流到嘴边”也可见其脸面之长。看来兄妹两人都其貌不扬,一个“冲头”一个“马脸”正所谓“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

    额骨头最高的神则是寿星。谁都知道,寿星的额头又大又高还肉突突的,不折不扣的是一个“寿头”然而在上海“寿头”却是骂人的话,意思和北京的“傻逼”差不多。因此傻里傻气就叫“寿头寿脑”上了当还一点感觉都没有的则叫“寿头麻子”(也叫“寿头码子”、“寿头模子”),而呆头呆脑、土里土气、不懂世故、不通人情就叫“寿”这就奇怪,难道做寿星不好?原来此“寿头”非彼“寿头”它不是寿星头,而是猪头。江南习俗,冬至之前,要买猪头腌透风干以备敬神之用,又尤以额头皱纹如寿字者为上选,叫“寿字猪头”简称“寿头”(参见薛理勇闲话上海)。所以,寿头的意思就是猪。显然,谁要是做了寿头,或被看作寿头,旁边便多半会有人在磨刀子了。

    “寿头”既然是猪“冲头”也跟着倒霉,都被看作是最好欺负,不斩白不斩的“翰大”;而怂恿那些“寿头寿脑”的家伙冲锋陷阵盲目行事,自己坐收渔利的行为,就叫“斩冲头”上海人一个个“门槛精来兮”好容易逮住一个“寿头”岂有不狠狠“斩一记”之理?

    真不知长着一个大冲头的寿星老儿听了会作何感想。

    大约也只能“吃不了兜着走”了。

    三、捣糨糊,还是倒江湖

    上海人把傻叫做“寿”成都人则把傻叫做“瓜”比如瓜儿(傻子)、瓜兮兮(傻乎乎)、瓜眉瓜眼(傻头傻脑)。傻为什么是瓜呢?原来这“瓜”不是西瓜南瓜冬瓜葫芦瓜,而是“傻瓜”去掉一个“傻”字,就成了“瓜”

    猪头变寿头,傻子变瓜儿,其实都是方言在“捣糨糊”它总是在那里指桑骂槐,其结果,是弄得我们连这三个字究竟是“捣糨糊”还是“倒江湖”也搞不清。杨东平先生的随笔集最后的城墙中就有一篇文章谈到这个问题。我同意东平兄的意见“倒江湖”也好“捣糨糊”也罢,都有点调侃,有点无奈。但“倒江湖”在调侃无奈的同时,毕竟还多少有点身手不凡、高深莫测的英雄气“捣糨糊”就纯粹是调侃甚至嘲讽了。它往往有胡日鬼、瞎折腾、惹是生非、调皮捣蛋的意思,也指那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浪头很大,货色不怎么样的人。你想,糨糊就是糨糊,再捣也是糨糊。捣得越起劲,就越可笑。再说,什么不好捣,捣糨糊?所以,谁要是自称“捣糨糊”那他不是自谦,就是自嘲。

    然而语言又是需要“捣糨糊”的。因为语言既不能“闹革命”又不能“倒江湖”咱折腾不起。要想生动活泼一点,也就只有“捣捣糨糊”

    北京人就最会“捣糨糊”

    北京人是语言天才。话语到了他们嘴上,就像足球到了贝利脚下一样,怎么玩怎么转。一个普普通通的词,他们也能玩出花样来。比如“菜”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词,可北京人却整出颠菜(走人)、来菜(好事来了)、出菜(出活、出产品、出成果)、瞎菜(抓瞎)、歇菜(歇着)、晕菜(晕头转向)一连串新词儿出来。这可真是太会做“菜”了。至于这些“菜”之间有什么关系,那就只有天晓得,所以是“捣糨糊”

    北京人“捣糨糊”的招数很多,一般地说有移花接木、掐头去尾、颠三倒四、含沙射影好几种,总的来讲是怎么好玩怎么说,怎么俏皮怎么讲,哪怕把话倒过来说。

    比方说“爷”这个词,原本是尊称,可在新北京话当中,就未必了。许多被称作“爷”的,其实不是“爷”也没人当真把他们当“爷”冒儿爷(土里土气、傻头傻脑、没见过世面的人)就不是,板儿爷(拉平板三轮车的)也不是,侃爷和倒爷,包爷(包揽讼事的人)和揽爷(招揽顾客住店的人),当然也不是。还有“捧爷”是专门给人捧场的,能算“爷”吗?诸“爷”之中,也就“款爷”还对付。但他和这么些“爷”们混杂在一起,就算是“爷”也不是“爷”了。事实上款爷们虽然一个个财大气粗牛逼烘烘,北京人还真不会打心眼里把他们当回事。不就是有俩钱吗?拿去买两根蜡烛三刀纸,爱上哪烧上哪烧去!

    拉平板三轮车的是“爷”开的士的则叫“哥”(的哥)。同样,成了“腕儿”的歌星影星各路明星也不能叫“爷”只能叫哥叫姐,昵称“星哥儿”、“星姐儿”好像自已家里人似的。其实“星儿”们即便是哥儿姐儿,那也是大哥大、大姐大,他们成不了咱的哥们姐们,就像冒儿爷永远都不会被人当爷看一样。这就叫“星星不是那个星星,月亮也不是那个月亮”如果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那还叫“捣糨糊”吗?

    其实北京人自己就是“爷”正因为自己是“爷”因此拿谁都敢“开涮"。北京人损人的本事是没得比的,讲究的是骂人不吐核儿。比如脸上皱纹多,就说人家“一脸的双眼皮儿”双眼皮是大家都喜欢的,一脸的双眼皮就哭笑不得。更损的是说人家“一脸的旧社会”所谓“一脸的旧社会”就是一脸苦相,但再苦,也不能把人家打发到旧社会去呀!

    这也是北京人“捣糨糊”的招数之一—用政治话语开涮。杨东平说得好:“政治是北京生活的盐。没有政治,北京生活就会变得寡淡无味。”(城市季风)同样,没有政治,北京话也会变得寡淡无味。所以,你常常会在新北京人的嘴里听到诸如反动、叛变、苦孩子、根正苗红、水深火热、向毛主席保证、不能干阶级敌人想干又干不了的事情之类的政治术语甚至“文革”语言,但如果你认为他们是在讲政治,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在给自己说的话撒点味精加点盐。因此,当他们使用这些政治话语时,多半都是活用、曲用,甚至反用,比如“挖资本主义墙脚”

    这就不但是“捣糨糊”而且也是“倒江湖”了。事实上新北京话中也不乏江湖气。匪、狂匪、不吝、浑不吝,在北京是“拔份儿”的。拔份儿有出风头的意思,但和上海的“掼浪头”不一样。“掼浪头”往往是虚张声势“拔份儿”却常常要动真格的,至少要真能豁得出去“是条汉子”上海是没有什么“汉子”的,赵无眠先生开玩笑说,鲁迅在上海住了那么多年,也才住出“四条汉子”来(南人北人)。不是“汉子”又要“掼浪头”便难免有些“开大兴”的味道。开大兴,就是装假、作伪、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说一些不能兑现的大话和空话。大兴,即大兴街,在上海南市小西门外,原来是专门加工非真金首饰的地方。首饰当然是真金的好,真金的贵,所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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