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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与官妓过于亲密，是要冒着很大风险的。所谓官妓，是具有宋朝特色的一种职业。按照规定，她们只是在官场接待，宴席应酬上出现，不允许官员们与之有实质性的接触，违反者要被贬官处理。幸好欧阳修的上司钱惟演还算通情达理，对于年轻人贪恋美色的心情很理解，没有因为这些儿女私情而怪罪他。
兴之所至，这里岔开一笔。严蕊是南宋台州的一个著名官妓，当时的一把手唐仲友跟她很熟，因为欣赏她的诗词，赏过她两匹细绢。但这事儿被别人告发了，朝廷派朱熹来审查。理学大师朱熹把严蕊关进大牢，严刑拷打，严蕊一口咬定与唐仲友只是业务关系，并无私情。严蕊晚年写回忆录，说：“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算是自证了清白。
有才之人自有非常之处。欧阳修个性张扬耿直，不拘小节。比如，他平生读书万卷，唯独不读《仪礼》。《仪礼》是记录礼仪制度的著作，与《周礼》、《礼记》合称“三礼”，为“五经”之一，是历代学生必读书目之一；后世对《仪礼》进行注解的书也有很多，可欧阳修一概不读。
有一次欧阳修还差点为此闯祸。
宋英宗去世，朝廷举办国葬。服丧期间，欧阳修居然穿着紫地皂花紧丝袍前来上班。殿中侍御史、右司谏刘庠对此大为不满，认为欧阳修的衣着是对宋英宗大不敬，上奏宋神宗，要求把不知礼节的欧阳修好好惩罚一下，好在宋神宗没跟欧阳修计较，叫人吩咐他将衣服换了了事。
因为身体力行提倡古文运动，欧阳修在文坛拥有很高的地位。作为一代文宗，欧阳修博学多才，诗、词、文创作和学术著述都成就卓著，为当时和后世所钦仰。他在文学创作上不但几乎是全能的，而且几乎是全优，其诗、词、古文、辞赋等文体创作在当时都领风气之先。在写作的态度上，欧阳修却并不像他生活中那样放诞不羁，甚至到了严谨的地步。
有一年，腾子京涉嫌腐败被朝廷贬到湖南，他在那里大兴土木，修建了岳阳楼，向当时最著名的两个人，范仲淹和欧阳修约稿。范仲淹欣然应允；而欧阳修则婉拒了，“旧学荒芜，文思衰落……不足尽载君子规模闳远之志，而无以称岳人所欲称扬歌颂之勤。勉强不能，以副来意，愧悚愧悚!”翻来翻去就是说自己已经老了，文思衰落了。
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
腾子京请范仲淹欧阳修写文章，并没有将两位请到湖南去实地考察，然后挥毫而作。他只是托人画了岳阳楼的像，给他们送去。范仲淹也就凭借这一幅画，加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就写出那篇千古绝唱《岳阳楼记》。这样空对空的事情，欧阳修做不出来。因为这不符合他的文学理念：“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
这里还可以举一个事例。
有一次，欧阳修替人写了一篇《相州锦堂记》。稿子交给别人带走后，欧阳修又推敲了一下，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当下便派人骑快马将稿子追回来。他提笔修改之后再还给那人。那人接过修改稿，草草一看，觉得非常奇怪：这不还和原稿一模一样吗？他仔细研读后才发现：全文只是将“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改成了“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原来快马追回的只是两个“而”字。
欧阳修的文章里透露出一种达观、逍遥的处事风格，其处理政事也奉行“宽简”政策：令百姓可以从容休养生息。他与包拯都做过开封府的一把手，与威严正直的包拯不同，欧阳修用“宽简”两个字治理政务，同样搞得有条不紊。在清朝时，有人曾将他与包拯做了一番比较后，在开封府衙门东西侧各树一座牌坊，一边写着“包严”，一边写着“欧宽”。（未完待续）
修与官妓过于亲密，是要冒着很大风险的。所谓官妓，是具有宋朝特色的一种职业。按照规定，她们只是在官场接待，宴席应酬上出现，不允许官员们与之有实质性的接触，违反者要被贬官处理。幸好欧阳修的上司钱惟演还算通情达理，对于年轻人贪恋美色的心情很理解，没有因为这些儿女私情而怪罪他。
兴之所至，这里岔开一笔。严蕊是南宋台州的一个著名官妓，当时的一把手唐仲友跟她很熟，因为欣赏她的诗词，赏过她两匹细绢。但这事儿被别人告发了，朝廷派朱熹来审查。理学大师朱熹把严蕊关进大牢，严刑拷打，严蕊一口咬定与唐仲友只是业务关系，并无私情。严蕊晚年写回忆录，说：“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算是自证了清白。
有才之人自有非常之处。欧阳修个性张扬耿直，不拘小节。比如，他平生读书万卷，唯独不读《仪礼》。《仪礼》是记录礼仪制度的著作，与《周礼》、《礼记》合称“三礼”，为“五经”之一，是历代学生必读书目之一；后世对《仪礼》进行注解的书也有很多，可欧阳修一概不读。
有一次欧阳修还差点为此闯祸。
宋英宗去世，朝廷举办国葬。服丧期间，欧阳修居然穿着紫地皂花紧丝袍前来上班。殿中侍御史、右司谏刘庠对此大为不满，认为欧阳修的衣着是对宋英宗大不敬，上奏宋神宗，要求把不知礼节的欧阳修好好惩罚一下，好在宋神宗没跟欧阳修计较，叫人吩咐他将衣服换了了事。
因为身体力行提倡古文运动，欧阳修在文坛拥有很高的地位。作为一代文宗，欧阳修博学多才，诗、词、文创作和学术著述都成就卓著，为当时和后世所钦仰。他在文学创作上不但几乎是全能的，而且几乎是全优，其诗、词、古文、辞赋等文体创作在当时都领风气之先。在写作的态度上，欧阳修却并不像他生活中那样放诞不羁，甚至到了严谨的地步。
有一年，腾子京涉嫌腐败被朝廷贬到湖南，他在那里大兴土木，修建了岳阳楼，向当时最著名的两个人，范仲淹和欧阳修约稿。范仲淹欣然应允；而欧阳修则婉拒了，“旧学荒芜，文思衰落……不足尽载君子规模闳远之志，而无以称岳人所欲称扬歌颂之勤。勉强不能，以副来意，愧悚愧悚!”翻来翻去就是说自己已经老了，文思衰落了。
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
腾子京请范仲淹欧阳修写文章，并没有将两位请到湖南去实地考察，然后挥毫而作。他只是托人画了岳阳楼的像，给他们送去。范仲淹也就凭借这一幅画，加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就写出那篇千古绝唱《岳阳楼记》。这样空对空的事情，欧阳修做不出来。因为这不符合他的文学理念：“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
这里还可以举一个事例。
有一次，欧阳修替人写了一篇《相州锦堂记》。稿子交给别人带走后，欧阳修又推敲了一下，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当下便派人骑快马将稿子追回来。他提笔修改之后再还给那人。那人接过修改稿，草草一看，觉得非常奇怪：这不还和原稿一模一样吗？他仔细研读后才发现：全文只是将“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改成了“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原来快马追回的只是两个“而”字。
欧阳修的文章里透露出一种达观、逍遥的处事风格，其处理政事也奉行“宽简”政策：令百姓可以从容休养生息。他与包拯都做过开封府的一把手，与威严正直的包拯不同，欧阳修用“宽简”两个字治理政务，同样搞得有条不紊。在清朝时，有人曾将他与包拯做了一番比较后，在开封府衙门东西侧各树一座牌坊，一边写着“包严”，一边写着“欧宽”。（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