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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了，看问题远没有元度你透彻啊！”徐光启感叹道。
“老师说的哪里话，学生这也不是受老师的启发么，我说的这些都是现象，真正解决问题，找出好的办法还得依靠大家群策群力，应该说只有保证土地的合理、公正使用，天下才能纷争止息，否则再有大灾大疫很难控制局面。”我这倒不是谦虚，因为我知道，在未来的十多年来中国的气象条件还会不断恶化，这既不利于农作物的生产，也不利于政局的稳定。
“我建议应该将天下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统一分配真正的让耕者有其田，至于那些地主可以给他们保留一部分土地，要么他们自己租种，要么变卖，鼓励他们从商，我个人认为经商远远要比耕种有前途，只不过从前明朝他抑制商业了，现在有先生的政策加上鼓励，天下大定之期指日可待。”说话的是孙元化，不能说他说的没有道理，只是或许是从内心中还是保护了地主的利益，毕竟他就是地主家庭出身。
“先生，我能否说说我的看法。”一旁的孙福亮突然说道，他从前可是只知道尽职尽责的保护我，从来不关心这些事的。
“说，说，说，今天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畅所欲言，谈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供大家参考。”我鼓励道，孙福两清了清嗓子，一开始还有些紧张，但随后顺利了起来。
“我是个粗人，我不懂什么，但是在每根先生之前，我是在乡下种田的，百姓实在是太苦了，自成祖之后，无地的农民越来越多，他们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每年收成以后，不得不拿出收成的五成甚至还有达到成和八成以上的交给地主，除了剩些粗粮糊口外，再没有什么了，这还是年头好，要是赶上念头差那根本就没有活路了，你们说农民能不造反么，还保留地主什么权力啊，我说天下的地主都该杀，这些人简直就是吃人不吐骨头。”一提起这些来孙福亮就激动。
“地主都该杀，这样说有些太武断了，我看农民无地，而地主有地，这样很容易形成雇佣关系，就好像商人和雇工一样，问题是这个尺度太难把握了，过分的强调土地归国有，这只会激化政府和地主的矛盾，与我们目下的形势十分不利，当前的政策应该是尽可能的维持稳定，等天下大定的时候再仔细研究到底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孙元化是个固执的人，尽管他接受了不少新思想，但这些东西毕竟没有形成体系，孙元化对于自己在山东的业绩很是自诩，所以经常拿出来作为典例，毕竟他曾经主理山东，在土地政策上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并且稳定了山东的形势。
“要我看还是应该从税制上进行改革，自张居正去世后，一条鞭法逐渐名存实亡，以一条鞭法为大成的整个国家税制改革完全失败了。太祖皇帝朱元璋曾说过“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赋役是百姓应当尽的，此乃王法也，但问题是王法禁不住王公勋戚对农民土地的掠夺，也管不住各级官府在“一条鞭”外大量加征派款，这才是挑动天下大乱的原因，遇有大灾和兵祸，国家制定的税制得不到彻底的贯彻和执行，国库没钱赈灾，百姓税负加重，忍无可忍才造反。以我在山东的经验来开，只要税收合理，稳定一方是不成问题，推而广之，则天下太平。”邓希贤总是关心这方面的事。
“我觉得孙福亮说的有道理，如今的地主简直就是在吃人，他们甚至能以毁约换佃为借口强行提高地租，农民辛苦一年到头来一无所有，既然我们总是说要为天下百姓着想，那么就不应该考虑地主的利益，有手有脚的他们为什么不能自食其力，要靠盘剥别人为生。”李岩反对道，为了这次会议他在民间作了详细的调查，结果触目惊心，所以他是土地改革最强有力的支持者。
眼见众人在这些问题上纠缠不清，我不由得着急，在皇帝眼中，赋役是人民对皇家的绝对义务，可是，皇家和官府又给了农民什么呢？王法规定了农民的赋役却保障不了农民对其土地和劳动收益的财产权，农民完全成为供皇帝、王公贵族和各级官吏汲取财富的工具。农民不受法律同等保护的地权之上负载了一个不惜涸泽而渔的统治集团，这就是明代财税制度极度败坏以至无法挽回的根本原因。中国的皇帝把赋役视为农民的天然义务，法律就是他们自己的意志，赋役立法何须经过农民的同意？他们从来都是把暴政视为当然！明后期的财税改革，虽然以法明文界定了赋役额度、征收程序和计量方法，但它没有建立起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契约，国家法律和民间私有财产之间依然关系紧张甚至是激烈冲突的。这是**主义政体下赋税制度的本质，这个本质决定了它的命运。
“在我看来这种症结所在就在于：第一，国家未能给予一切私人财产同等待遇、同等保护。官府不尊重百姓的财产权，任意征用百姓私有财产，因此，百姓不断失去土地，而土地兼并无法遏止。第二，国家试图把百姓永远束缚在土地上、不准他们另谋出路阻碍了商业的发展，使天下越来越不稳定、土地成为所有矛盾的焦点。第三，最关键的是，由于百姓无权选择政府，使得官府逐渐变成在百姓头上拉屎拉尿的祸患。寄希望于政府定期调配土地或者“薄赋轻徭”减轻百姓负担，都无异于缘木求鱼。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找到症结所在，我们到底是要当皇帝千秋万代“天下财富俱为我用，世上黎民均为我仆”还是要给百姓谋福利，找活路，这是根本。
我希望大家不要再在其它问题上纠缠不清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打碎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大家还是在这方面多动脑筋吧。”一番话下来我慷慨激昂，所有人都不再言语了，显然我所说的有些过于超前了，这些人一时间没有办法消化理解。
“好啊，说的好，元度的见解我自愧不如，虽然他的话有些我不太明白，但是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徐光启第一个对我表示支持，有他这样的元老级人物给我押阵我心里稍稍有了底，因为我所提出的改革方案难免会触及很多人的利益，这是和这个时代相违背的，**主义在中国不仅早熟而且特别长寿。
虽然先圣们自古就有“取于民有度”之类的训诫，但这类“民本”思想早已被**主义驯服，沦为帮凶。正如魁奈所说“在君主**的国家里，最关心的一件事是任意向国民征税；这种征税看来并不服从于自然规律所规定的规章或限度”所以，如果“民”仅仅是事实上的国家之“本”而不能作政府之“主”即人民无权选择政府、无权决定政府的规模和功能、无权决定税则，那么，就没有什么可靠的力量能够防止依靠人民税赋养活的政府演变成“天下财富俱为我用，世上黎民均为我仆”的权贵集团。历史从反面证明：没有**主义的彻底终结，就没有财产权和自由。
老了，看问题远没有元度你透彻啊！”徐光启感叹道。
“老师说的哪里话，学生这也不是受老师的启发么，我说的这些都是现象，真正解决问题，找出好的办法还得依靠大家群策群力，应该说只有保证土地的合理、公正使用，天下才能纷争止息，否则再有大灾大疫很难控制局面。”我这倒不是谦虚，因为我知道，在未来的十多年来中国的气象条件还会不断恶化，这既不利于农作物的生产，也不利于政局的稳定。
“我建议应该将天下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统一分配真正的让耕者有其田，至于那些地主可以给他们保留一部分土地，要么他们自己租种，要么变卖，鼓励他们从商，我个人认为经商远远要比耕种有前途，只不过从前明朝他抑制商业了，现在有先生的政策加上鼓励，天下大定之期指日可待。”说话的是孙元化，不能说他说的没有道理，只是或许是从内心中还是保护了地主的利益，毕竟他就是地主家庭出身。
“先生，我能否说说我的看法。”一旁的孙福亮突然说道，他从前可是只知道尽职尽责的保护我，从来不关心这些事的。
“说，说，说，今天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畅所欲言，谈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供大家参考。”我鼓励道，孙福两清了清嗓子，一开始还有些紧张，但随后顺利了起来。
“我是个粗人，我不懂什么，但是在每根先生之前，我是在乡下种田的，百姓实在是太苦了，自成祖之后，无地的农民越来越多，他们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每年收成以后，不得不拿出收成的五成甚至还有达到成和八成以上的交给地主，除了剩些粗粮糊口外，再没有什么了，这还是年头好，要是赶上念头差那根本就没有活路了，你们说农民能不造反么，还保留地主什么权力啊，我说天下的地主都该杀，这些人简直就是吃人不吐骨头。”一提起这些来孙福亮就激动。
“地主都该杀，这样说有些太武断了，我看农民无地，而地主有地，这样很容易形成雇佣关系，就好像商人和雇工一样，问题是这个尺度太难把握了，过分的强调土地归国有，这只会激化政府和地主的矛盾，与我们目下的形势十分不利，当前的政策应该是尽可能的维持稳定，等天下大定的时候再仔细研究到底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孙元化是个固执的人，尽管他接受了不少新思想，但这些东西毕竟没有形成体系，孙元化对于自己在山东的业绩很是自诩，所以经常拿出来作为典例，毕竟他曾经主理山东，在土地政策上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并且稳定了山东的形势。
“要我看还是应该从税制上进行改革，自张居正去世后，一条鞭法逐渐名存实亡，以一条鞭法为大成的整个国家税制改革完全失败了。太祖皇帝朱元璋曾说过“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赋役是百姓应当尽的，此乃王法也，但问题是王法禁不住王公勋戚对农民土地的掠夺，也管不住各级官府在“一条鞭”外大量加征派款，这才是挑动天下大乱的原因，遇有大灾和兵祸，国家制定的税制得不到彻底的贯彻和执行，国库没钱赈灾，百姓税负加重，忍无可忍才造反。以我在山东的经验来开，只要税收合理，稳定一方是不成问题，推而广之，则天下太平。”邓希贤总是关心这方面的事。
“我觉得孙福亮说的有道理，如今的地主简直就是在吃人，他们甚至能以毁约换佃为借口强行提高地租，农民辛苦一年到头来一无所有，既然我们总是说要为天下百姓着想，那么就不应该考虑地主的利益，有手有脚的他们为什么不能自食其力，要靠盘剥别人为生。”李岩反对道，为了这次会议他在民间作了详细的调查，结果触目惊心，所以他是土地改革最强有力的支持者。
眼见众人在这些问题上纠缠不清，我不由得着急，在皇帝眼中，赋役是人民对皇家的绝对义务，可是，皇家和官府又给了农民什么呢？王法规定了农民的赋役却保障不了农民对其土地和劳动收益的财产权，农民完全成为供皇帝、王公贵族和各级官吏汲取财富的工具。农民不受法律同等保护的地权之上负载了一个不惜涸泽而渔的统治集团，这就是明代财税制度极度败坏以至无法挽回的根本原因。中国的皇帝把赋役视为农民的天然义务，法律就是他们自己的意志，赋役立法何须经过农民的同意？他们从来都是把暴政视为当然！明后期的财税改革，虽然以法明文界定了赋役额度、征收程序和计量方法，但它没有建立起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契约，国家法律和民间私有财产之间依然关系紧张甚至是激烈冲突的。这是**主义政体下赋税制度的本质，这个本质决定了它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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