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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仍各自承传不绝。
第三，以《正一经》为共同奉持的主要经典，主要法术是画符念咒、祈禳斋醮，为人驱鬼降妖，祈福禳灾。
第四，正一道士可以不住宫观，可以娶妻生子，被称为“火居道士”。其宫观规模较全真道为小，戒律也不很严格。明初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鉴于“吾道自近代以来，玄纲日坠”，意欲整顿其教之纲纪，著《道门十规》以加强其教规，但收效甚微。
入明以后，统治者对宗教加强了管理与约束，道教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在明代前中期，由于诸帝都不同程度地尊崇道教特别是崇奉其中的正一道，故正一道在那时期仍能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
首先，张陵后嗣继续被尊宠。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登大明皇帝位，张正常入贺，被授予“正一教主、嗣汉四十二代天师、护国阐祖通诚崇道弘德大真人”之号，俾领道教事，给以银印，视二品。其后，令取消天师称号，只称大真人，爵位仍视二品。洪武十年（1377）张正常逝世后，张宇初、张宇清、张懋丞、张元吉、张玄庆、张彦頨、张永绪等相继嗣教，代代被封为正一嗣教大真人，爵位视二品。张宇清的大真人号为十四字，张元吉的大真人号达十八字，张彦頨的大真人号更达二十字。据弘治十七年内阁大学士刘健等言：“盖祖宗庙号不过十六字，亲王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谥号止一二字’。③张陵后嗣的大真人号字数竟超过皇帝庙号的字数，其受尊宠的程度可见一斑。不仅如此，张陵第四十六代孙张元吉嗣教后，恃宠骄恣，横行乡里，强夺民女，诈人财物，私设牢狱，杀害无辜达四十余人。于成化五年（1469）事发后，械至京，有司拟罪凌迟，妻子流放，绝其荫封。但宪宗却一再加以宽宥，由凌迟减至充军肃州卫，仅三年即放回。成化八年（1472）又命其子张玄庆袭封正一嗣教真人，并传旨聘成国公朱仪之女为配，成了明王朝的皇亲国戚，地位反较其先辈更加显赫。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八载成化年间朝廷给张真人待遇超过衍圣公（孔子后嗣）之事，文曰：“袭封衍圣公，每岁赴京朝贺，沿途水陆驿传，起中马站船廪给；回日，无马快船装送。而张真人往回，水陆起上马站船廪给，且有马快船之从。”四十八代张彦頨又奉“诏聘安远侯柳文之女为继室，敕留都内外守备官陪往亲迎。”
四十九代张永绪奉“诏聘定国公徐延德女为配，敕成国公朱希忠、遂安伯陈鏸议行婚礼”。④以上种种，皆可证明张陵后嗣（正一道首领）在明代前中期所受的尊宠并不亚于宋元。
其次，许多正一道士亦受明王室的尊崇。洪武四年（1371）龙虎山道士邓仲修随张正常入觐，次年应诏入京，留居南京朝天宫，主祀祠之事。傅若霖屡随张正常朝京，洪武初被诏留京师，授格神郎、五音都提点、道录司左正一，掌神乐观事。卒赐祭葬。洪武七年明太祖以灵宝斋仪失于文繁，又命邓仲修、傅若霖与南京朝天宫住持宋宗真等删繁摭要，重新修纂，并“设筵以宴享之”。明太祖为新纂之书（即《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范》）所作的御制序文中称：“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教与正一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表现了明太祖对正一道的偏爱及其崇奉正一道的用意。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闻赣县祥符宫道士刘渊然“颇能呼召风雷”，遣使召至，赐号高道，馆朝天宫。以后刘渊然在仁、宣之世被赐号真人、大真人，给二品印诰，与正一真人等，成为明代著名的高道。太祖以后诸帝继续崇奉正一道。据娄近垣《重修龙虎山志》卷七所载，仅从龙虎山调赴京师任道录司官员的道士就有林靖乐、曹大镛、邓景韶、操克宏、颜福渊、黄嘉佑、龚继宗、连克章、王时佐、方定相、陈善道、吴尚礼、邵启南等十余人。
至于明世宗之宠信道士邵元节，更是历史上著名的事例。据《明史·邵元节传》等载称：邵元节（？～1539），江西贵溪人，龙虎山上清宫道士。嘉靖三年（1524）征召入京，嘉靖五年（1526）封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玄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赐银印，领道教事。寻赠其父太常丞，母安人。嘉靖十五年，为世宗建祈嗣醮，该年皇子诞生，录其祷祀功，授礼部尚书，赐一品服，孙、徒、师咸进高秩。嘉靖十八年逝世，赠少师，赐祭十坛，有司营葬，用伯爵礼，谥“文康荣靖”。
接替其事的道士陶仲文（？～1560），所受宠信更超过邵元节。
除授封真人、礼部尚书外，相继授少师、少傅、少保，一人兼领三孤，得宠二十年，位极人臣。陶仲文虽非出身龙虎山，但亦属正一派道士。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明统治者的支持下，正一派道士还编纂成一部《道藏》。成祖即位初年，曾敕令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重编《道藏》，永乐四年（1406），又“敕真人张宇初，前者命尔编修道教书，可早完进来，通类刊版”。⑤永乐八年，张宇初去世，诏令第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继续主持编修。
宣德二年（1427）张宇清卒，未完成。明正统年间又继续纂修，到正统九年（1444）始行刊板，十年竣事，命名《正统道藏》，计四百八十函，五千三百零五卷。明神宗万历年间，第五十三代天师张国祥又奉命续补《道藏》三十二函，名《万历续道藏》。以上正、续《道藏》共五百十二函，五百四十八卷，即现今所存唯一的一部《道藏》，为保存道教文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明中叶以后，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封建制度的动摇崩溃，原来产生于封建社会并为之服务的道教难以自我调整，加上此后的封建统治者大多不崇尚道教，故正一道从此进入衰落时期。正一道首领、即历代“天师”在明中叶后所处的境遇就是最好的说明。嘉靖中嗣教的四十九代天师张永绪，“嘉靖末卒，无子。吏部主事郭谏臣乘穆宗初政，上章请夺其世封。下江西守臣议，巡抚任士凭等力言宜革，乃去真人号，改授上清观提点，秩五品，给铜印，以其宗人国祥为之”。⑥至五十二代张应京，由明入清。清初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为笼络汉人计，从五十二代张应京至五十五代张锡麟，尚能大体承袭先爵而不坠，续封正一嗣教真人，光禄大夫。但好景不长，乾隆、嘉靖以后，其境遇即每况愈下。乾隆四年（1739），命“嗣后真人差委法员往各省开坛传度，一概永行禁止。如有法员潜往各省考选道士，受箓传徒者，一经发觉，将法员治罪，该真人一并议处”；⑦乾隆十二年（1747），“覆准张氏真人……前因无案可稽，两遇覃恩、加至光禄大夫，封及三代，邀荣逾分，理应更正。……应将正一真人亦授为正五品，从前所用银印，缴部换给。……至于朝觐，为述职大典，筵宴实惠下隆恩，未便令道流厕身其间，即一概停止，以肃体例”；⑧乾隆三十一年谕“正一真人向系承袭一品，……未免太优，遽降五品，亦未免过于贬损，著加恩视三品秩，永为例”；⑨乾隆五十四年谕“正一真人，嗣后著五年一次来京”；⑩嘉庆二十四年（1819）谕“正一真人系属方外，原不得与朝臣同列，嗣后仍照旧例，朝觐、筵燕概行停止”；⑾道光元年（1821）谕“瑺弼奏，正一真人张钰恳请来京叩谒一揭，张钰前经停其朝觐，著不准来京”。⑿中国封建时代，皇权至高无上，教权必须绝对服从皇权。“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佛徒道安语）明中叶后历代皇帝对正一道首领的态度如此，其教之衰落不问可知。（未完待续）
清代，仍各自承传不绝。
第三，以《正一经》为共同奉持的主要经典，主要法术是画符念咒、祈禳斋醮，为人驱鬼降妖，祈福禳灾。
第四，正一道士可以不住宫观，可以娶妻生子，被称为“火居道士”。其宫观规模较全真道为小，戒律也不很严格。明初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鉴于“吾道自近代以来，玄纲日坠”，意欲整顿其教之纲纪，著《道门十规》以加强其教规，但收效甚微。
入明以后，统治者对宗教加强了管理与约束，道教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在明代前中期，由于诸帝都不同程度地尊崇道教特别是崇奉其中的正一道，故正一道在那时期仍能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
首先，张陵后嗣继续被尊宠。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登大明皇帝位，张正常入贺，被授予“正一教主、嗣汉四十二代天师、护国阐祖通诚崇道弘德大真人”之号，俾领道教事，给以银印，视二品。其后，令取消天师称号，只称大真人，爵位仍视二品。洪武十年（1377）张正常逝世后，张宇初、张宇清、张懋丞、张元吉、张玄庆、张彦頨、张永绪等相继嗣教，代代被封为正一嗣教大真人，爵位视二品。张宇清的大真人号为十四字，张元吉的大真人号达十八字，张彦頨的大真人号更达二十字。据弘治十七年内阁大学士刘健等言：“盖祖宗庙号不过十六字，亲王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谥号止一二字’。③张陵后嗣的大真人号字数竟超过皇帝庙号的字数，其受尊宠的程度可见一斑。不仅如此，张陵第四十六代孙张元吉嗣教后，恃宠骄恣，横行乡里，强夺民女，诈人财物，私设牢狱，杀害无辜达四十余人。于成化五年（1469）事发后，械至京，有司拟罪凌迟，妻子流放，绝其荫封。但宪宗却一再加以宽宥，由凌迟减至充军肃州卫，仅三年即放回。成化八年（1472）又命其子张玄庆袭封正一嗣教真人，并传旨聘成国公朱仪之女为配，成了明王朝的皇亲国戚，地位反较其先辈更加显赫。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八载成化年间朝廷给张真人待遇超过衍圣公（孔子后嗣）之事，文曰：“袭封衍圣公，每岁赴京朝贺，沿途水陆驿传，起中马站船廪给；回日，无马快船装送。而张真人往回，水陆起上马站船廪给，且有马快船之从。”四十八代张彦頨又奉“诏聘安远侯柳文之女为继室，敕留都内外守备官陪往亲迎。”
四十九代张永绪奉“诏聘定国公徐延德女为配，敕成国公朱希忠、遂安伯陈鏸议行婚礼”。④以上种种，皆可证明张陵后嗣（正一道首领）在明代前中期所受的尊宠并不亚于宋元。
其次，许多正一道士亦受明王室的尊崇。洪武四年（1371）龙虎山道士邓仲修随张正常入觐，次年应诏入京，留居南京朝天宫，主祀祠之事。傅若霖屡随张正常朝京，洪武初被诏留京师，授格神郎、五音都提点、道录司左正一，掌神乐观事。卒赐祭葬。洪武七年明太祖以灵宝斋仪失于文繁，又命邓仲修、傅若霖与南京朝天宫住持宋宗真等删繁摭要，重新修纂，并“设筵以宴享之”。明太祖为新纂之书（即《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范》）所作的御制序文中称：“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教与正一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表现了明太祖对正一道的偏爱及其崇奉正一道的用意。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闻赣县祥符宫道士刘渊然“颇能呼召风雷”，遣使召至，赐号高道，馆朝天宫。以后刘渊然在仁、宣之世被赐号真人、大真人，给二品印诰，与正一真人等，成为明代著名的高道。太祖以后诸帝继续崇奉正一道。据娄近垣《重修龙虎山志》卷七所载，仅从龙虎山调赴京师任道录司官员的道士就有林靖乐、曹大镛、邓景韶、操克宏、颜福渊、黄嘉佑、龚继宗、连克章、王时佐、方定相、陈善道、吴尚礼、邵启南等十余人。
至于明世宗之宠信道士邵元节，更是历史上著名的事例。据《明史·邵元节传》等载称：邵元节（？～1539），江西贵溪人，龙虎山上清宫道士。嘉靖三年（1524）征召入京，嘉靖五年（1526）封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玄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赐银印，领道教事。寻赠其父太常丞，母安人。嘉靖十五年，为世宗建祈嗣醮，该年皇子诞生，录其祷祀功，授礼部尚书，赐一品服，孙、徒、师咸进高秩。嘉靖十八年逝世，赠少师，赐祭十坛，有司营葬，用伯爵礼，谥“文康荣靖”。
接替其事的道士陶仲文（？～1560），所受宠信更超过邵元节。
除授封真人、礼部尚书外，相继授少师、少傅、少保，一人兼领三孤，得宠二十年，位极人臣。陶仲文虽非出身龙虎山，但亦属正一派道士。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明统治者的支持下，正一派道士还编纂成一部《道藏》。成祖即位初年，曾敕令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重编《道藏》，永乐四年（1406），又“敕真人张宇初，前者命尔编修道教书，可早完进来，通类刊版”。⑤永乐八年，张宇初去世，诏令第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继续主持编修。
宣德二年（1427）张宇清卒，未完成。明正统年间又继续纂修，到正统九年（1444）始行刊板，十年竣事，命名《正统道藏》，计四百八十函，五千三百零五卷。明神宗万历年间，第五十三代天师张国祥又奉命续补《道藏》三十二函，名《万历续道藏》。以上正、续《道藏》共五百十二函，五百四十八卷，即现今所存唯一的一部《道藏》，为保存道教文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明中叶以后，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封建制度的动摇崩溃，原来产生于封建社会并为之服务的道教难以自我调整，加上此后的封建统治者大多不崇尚道教，故正一道从此进入衰落时期。正一道首领、即历代“天师”在明中叶后所处的境遇就是最好的说明。嘉靖中嗣教的四十九代天师张永绪，“嘉靖末卒，无子。吏部主事郭谏臣乘穆宗初政，上章请夺其世封。下江西守臣议，巡抚任士凭等力言宜革，乃去真人号，改授上清观提点，秩五品，给铜印，以其宗人国祥为之”。⑥至五十二代张应京，由明入清。清初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为笼络汉人计，从五十二代张应京至五十五代张锡麟，尚能大体承袭先爵而不坠，续封正一嗣教真人，光禄大夫。但好景不长，乾隆、嘉靖以后，其境遇即每况愈下。乾隆四年（1739），命“嗣后真人差委法员往各省开坛传度，一概永行禁止。如有法员潜往各省考选道士，受箓传徒者，一经发觉，将法员治罪，该真人一并议处”；⑦乾隆十二年（1747），“覆准张氏真人……前因无案可稽，两遇覃恩、加至光禄大夫，封及三代，邀荣逾分，理应更正。……应将正一真人亦授为正五品，从前所用银印，缴部换给。……至于朝觐，为述职大典，筵宴实惠下隆恩，未便令道流厕身其间，即一概停止，以肃体例”；⑧乾隆三十一年谕“正一真人向系承袭一品，……未免太优，遽降五品，亦未免过于贬损，著加恩视三品秩，永为例”；⑨乾隆五十四年谕“正一真人，嗣后著五年一次来京”；⑩嘉庆二十四年（1819）谕“正一真人系属方外，原不得与朝臣同列，嗣后仍照旧例，朝觐、筵燕概行停止”；⑾道光元年（1821）谕“瑺弼奏，正一真人张钰恳请来京叩谒一揭，张钰前经停其朝觐，著不准来京”。⑿中国封建时代，皇权至高无上，教权必须绝对服从皇权。“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佛徒道安语）明中叶后历代皇帝对正一道首领的态度如此，其教之衰落不问可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