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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后的叔叔是大姐和小米共同创造的。大姐和小米共同创造的这一个叔叔要比小镇上那个叔叔成功多了。叔叔的离婚事件,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的。
叔叔的离婚事件,在当时几乎成为一件桃色新闻。原先人们私底下议论着的叔叔和大姐、小米的关系,忽然之间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所有的人都在街头巷尾讨论这事,并且猜测叔叔离了婚后是和大姐结婚,还是和小米结婚。叔叔原以为他和她们,尤其是和大姐的关系保护得很好,没料想原来人人皆知。当他辗转听见人们对他和大姐的议论时,几乎心痛如绞。他觉得他和她苦心保护的一件珍品,被粗暴地打碎了。他好像看见黑暗里大姐的一双幽怨的眼睛,注视着他,然后泯灭了。小米则抱有和叔叔结婚的期望,她问叔叔:你离婚是我吗?叔叔想说什么,却又觉得对她说什么她也未必懂,就苦笑着说:这不是一固事,小米;这是两回事,小米。他把小米搂在怀里,轻轻摇着,像摇一个心爱的婴儿。这时候,叔叔感到了孤独,他想:有谁能说清呢?他为了什么离婚?为了想通他为什么离婚这个问题,他不得不将他过去四十年的生活重又拾起想了一遍。这一个夜晚,他久久不能人眠,往事如同隔世。一幕一幕在他眼前演出的,好像是别人的故事。那个人是我吗?叔叔不断地问自己。其中有一些令人心悸的篇章,叔叔想回过头去不看,可是不成。这种回顾往事的活动,一夜间就耗尽了叔叔的心血,平添了白发。从此他再不做这样的回,他要把往事全部埋葬,妻子便做了陪葬品。所以,他更加只有离婚这条路可走了。而他苦就苦在,他不能将这些对人,即使是大姐,也不行。这不是他对大姐的理解力有所怀疑,而是因为他不能让大姐和过去四十年里的那个叔叔认识,他不能让任何人和那个叔叔认识,和那个叔叔认识的任何人他都要消灭,杀人灭口似的,连他自己也要消灭。消灭自己是多么困难。在他一个人的深夜里,吞噬着四十来年的自己,一点一点的,这是一个秘密的工作,谁也帮不了他。
妻子说,其实她早想到有这一天的,因她早看出他是虎落平川。可她就是要降伏他这头虎呢,要是只猫又有什么意思?说到这里,她骄傲地笑了一下。这一笑不由得使叔叔对妻子刮目相看,觉得十多年的相处都不如这一瞬间了解这个女人。妻子继续说:所以,我不拦他。然后她就说了叔叔后来告诉我们的那句话:人落难时,当拉人一把;人往好处时,则当松开手。但是,她有个条件——叔叔便抢在前边说,他早准备她和大宝一笔钱,虽然,这话听起来他有些卑鄙了,但这也是事到如今他为他们唯一可的事了。妻子听了一笑,说她要提的倒恰恰不是钱的事情,钱的事情可以放在以后再说,但她要提的也是他可以做到的事,只要他愿意。叔叔问,那是什么事呢?妻子说,当年因为他的事,可以说是天翻地覆,说到这里,她停了一下,才又接着说:可不是天翻地覆?这些年总算安静下来,却再要离婚。人家早就等着看热闹,看不着急得眼红呢!这一下可不又要天翻地覆了?所以他要把他们调到省上去,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到那时,她立即和他离,如他不相信,现在就可以立下字据,签字画押。这样做也是为了大宝的前程,从此可做省城的居民,不必窝在这龟孙地方了。叔叔听了这话不由怔住了,妻子说得有理有节,不容他反驳,可这正是触及到了叔叔的难言之隐。他调到省城已有三年,其间调动家属的机会虽说不多,却也并非绝无仅有,他总是一拖再拖。这三年内,他甚至没让妻子儿子上过省城一次。这时候,他慢慢地镇定下,想像着和旧日妻子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的情景,发现这要求是万万不可答应的,宁可不离婚。他态度很坚决地说:这怕是难了,因为离婚的事现已众所周知,上级自然不会再给家属户口,这样的户口每年是有一定的名额,只会少不会多。妻子轻轻一笑,说:就说现在不离了呢?你那支笔,能把死的写成活的,活的又写成死的,改一改口,谁能不信?叔叔不话了。临走的时候,妻子又说道:这是为你儿子,离婚离得了女人,离得了儿子吗?这句话在当时,叔叔气愤填膺的时候,并没有完全听懂,只当是一句要挟的话。几年以后,他才又重新想起了女人的这句话,感慨万千。这时,叔叔拿了自己的东西,气恨恨地走了。这一次关于离婚的谈判没有成功。之后有三个月的僵持时间。在这三个月的僵持时间里,叔叔想过起诉的方法,可他一想到出庭的场面,就立即放弃了这个念头。他只有耐心地等待。可他没有心思写作,整天和小米在一起,事到如今,他也不顾及外界的了。到了往年应去看望大姐的日子,他却犹豫了许久,决定不去,可临了还是买了张退票登上了火车。随了火车逐渐接近大姐的城市,他的决心逐渐动摇。下了车后,他又在大姐家附近,他常住的那家招待所门前徘徊了许久。最后他没有定房间,决定当晚就回去,借了服务台的电话把大姐约在了一家个体户餐馆里。他们吃了一顿晚饭,然后就分了手。两人都没提及叔叔正在进行的离婚,只说了些无聊的闲话。当她对他说“保重”这两个字的时候,叔叔明白这是最后的晚餐了。他们之间的纯洁关系被扼杀了。这些使得他们神圣的情感变得无聊而低级,抹杀了其特殊的性质,如同这时文坛上愈演愈烈的所有男欢女爱的奇闻轶事一样。大姐是最容不得庸俗的,他和大姐的关系也是最最容不得庸俗的。僵持了三个月后,他又回家一次。这一回,妻子退了一步,说她的户口可以留在镇上,反正她这一辈子早被人说够了,再也没什么可说了,可是他必须得将孩子的户口办到省上去,儿子可以只在名义上算成跟他生活,实际上一分生活费也不要他出,但是,他必须带儿子上省城。最后,她又说:你撇得掉女人,撇得掉儿子吗?这句话也是在后来使叔叔感慨万千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后的叔叔是大姐和小米共同创造的。大姐和小米共同创造的这一个叔叔要比小镇上那个叔叔成功多了。叔叔的离婚事件,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的。
叔叔的离婚事件,在当时几乎成为一件桃色新闻。原先人们私底下议论着的叔叔和大姐、小米的关系,忽然之间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所有的人都在街头巷尾讨论这事,并且猜测叔叔离了婚后是和大姐结婚,还是和小米结婚。叔叔原以为他和她们,尤其是和大姐的关系保护得很好,没料想原来人人皆知。当他辗转听见人们对他和大姐的议论时,几乎心痛如绞。他觉得他和她苦心保护的一件珍品,被粗暴地打碎了。他好像看见黑暗里大姐的一双幽怨的眼睛,注视着他,然后泯灭了。小米则抱有和叔叔结婚的期望,她问叔叔:你离婚是我吗?叔叔想说什么,却又觉得对她说什么她也未必懂,就苦笑着说:这不是一固事,小米;这是两回事,小米。他把小米搂在怀里,轻轻摇着,像摇一个心爱的婴儿。这时候,叔叔感到了孤独,他想:有谁能说清呢?他为了什么离婚?为了想通他为什么离婚这个问题,他不得不将他过去四十年的生活重又拾起想了一遍。这一个夜晚,他久久不能人眠,往事如同隔世。一幕一幕在他眼前演出的,好像是别人的故事。那个人是我吗?叔叔不断地问自己。其中有一些令人心悸的篇章,叔叔想回过头去不看,可是不成。这种回顾往事的活动,一夜间就耗尽了叔叔的心血,平添了白发。从此他再不做这样的回,他要把往事全部埋葬,妻子便做了陪葬品。所以,他更加只有离婚这条路可走了。而他苦就苦在,他不能将这些对人,即使是大姐,也不行。这不是他对大姐的理解力有所怀疑,而是因为他不能让大姐和过去四十年里的那个叔叔认识,他不能让任何人和那个叔叔认识,和那个叔叔认识的任何人他都要消灭,杀人灭口似的,连他自己也要消灭。消灭自己是多么困难。在他一个人的深夜里,吞噬着四十来年的自己,一点一点的,这是一个秘密的工作,谁也帮不了他。
妻子说,其实她早想到有这一天的,因她早看出他是虎落平川。可她就是要降伏他这头虎呢,要是只猫又有什么意思?说到这里,她骄傲地笑了一下。这一笑不由得使叔叔对妻子刮目相看,觉得十多年的相处都不如这一瞬间了解这个女人。妻子继续说:所以,我不拦他。然后她就说了叔叔后来告诉我们的那句话:人落难时,当拉人一把;人往好处时,则当松开手。但是,她有个条件——叔叔便抢在前边说,他早准备她和大宝一笔钱,虽然,这话听起来他有些卑鄙了,但这也是事到如今他为他们唯一可的事了。妻子听了一笑,说她要提的倒恰恰不是钱的事情,钱的事情可以放在以后再说,但她要提的也是他可以做到的事,只要他愿意。叔叔问,那是什么事呢?妻子说,当年因为他的事,可以说是天翻地覆,说到这里,她停了一下,才又接着说:可不是天翻地覆?这些年总算安静下来,却再要离婚。人家早就等着看热闹,看不着急得眼红呢!这一下可不又要天翻地覆了?所以他要把他们调到省上去,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到那时,她立即和他离,如他不相信,现在就可以立下字据,签字画押。这样做也是为了大宝的前程,从此可做省城的居民,不必窝在这龟孙地方了。叔叔听了这话不由怔住了,妻子说得有理有节,不容他反驳,可这正是触及到了叔叔的难言之隐。他调到省城已有三年,其间调动家属的机会虽说不多,却也并非绝无仅有,他总是一拖再拖。这三年内,他甚至没让妻子儿子上过省城一次。这时候,他慢慢地镇定下,想像着和旧日妻子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的情景,发现这要求是万万不可答应的,宁可不离婚。他态度很坚决地说:这怕是难了,因为离婚的事现已众所周知,上级自然不会再给家属户口,这样的户口每年是有一定的名额,只会少不会多。妻子轻轻一笑,说:就说现在不离了呢?你那支笔,能把死的写成活的,活的又写成死的,改一改口,谁能不信?叔叔不话了。临走的时候,妻子又说道:这是为你儿子,离婚离得了女人,离得了儿子吗?这句话在当时,叔叔气愤填膺的时候,并没有完全听懂,只当是一句要挟的话。几年以后,他才又重新想起了女人的这句话,感慨万千。这时,叔叔拿了自己的东西,气恨恨地走了。这一次关于离婚的谈判没有成功。之后有三个月的僵持时间。在这三个月的僵持时间里,叔叔想过起诉的方法,可他一想到出庭的场面,就立即放弃了这个念头。他只有耐心地等待。可他没有心思写作,整天和小米在一起,事到如今,他也不顾及外界的了。到了往年应去看望大姐的日子,他却犹豫了许久,决定不去,可临了还是买了张退票登上了火车。随了火车逐渐接近大姐的城市,他的决心逐渐动摇。下了车后,他又在大姐家附近,他常住的那家招待所门前徘徊了许久。最后他没有定房间,决定当晚就回去,借了服务台的电话把大姐约在了一家个体户餐馆里。他们吃了一顿晚饭,然后就分了手。两人都没提及叔叔正在进行的离婚,只说了些无聊的闲话。当她对他说“保重”这两个字的时候,叔叔明白这是最后的晚餐了。他们之间的纯洁关系被扼杀了。这些使得他们神圣的情感变得无聊而低级,抹杀了其特殊的性质,如同这时文坛上愈演愈烈的所有男欢女爱的奇闻轶事一样。大姐是最容不得庸俗的,他和大姐的关系也是最最容不得庸俗的。僵持了三个月后,他又回家一次。这一回,妻子退了一步,说她的户口可以留在镇上,反正她这一辈子早被人说够了,再也没什么可说了,可是他必须得将孩子的户口办到省上去,儿子可以只在名义上算成跟他生活,实际上一分生活费也不要他出,但是,他必须带儿子上省城。最后,她又说:你撇得掉女人,撇得掉儿子吗?这句话也是在后来使叔叔感慨万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