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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虹回到了布拉格小屋，等待着她的是李昌盛的账单他已经去了德国和瓦哈洛娃的奚落。过了几天，小房子也没有了，她仓皇地来到我们这里，谁料到竟从此生死相依。
1994年的新年之夜，瓦哈洛娃邀请我和汪虹去她家吃年夜饭据说她从不请大陆中国人去她家里。不是歧视，是胆儿小：此时大陆黑社会已经在布拉格闹得鸡犬不宁，杀人、绑票、勒索事件层出不穷，而瓦哈洛娃刚刚从中国人身上赚了些钱，当然心存忐忑了。
我准时前往。瓦哈洛娃已经包好了饺子，做好了凉盘，斟好了红酒。这是我第一次见瓦哈洛娃的丈夫吴和以及他们美丽的女儿丽丽。吴和很亲切，一身的书卷气。他一年多以前作为捷克政府代表团的翻译去过北京和上海，他拿出在中国得到的名片，问我其中哪些人会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起重要的作用？我说依我个人的观点是这位我抽出上海市长朱镕基的名片，补充说：“这位先生已经是中国的副总理，不久前还兼任了中国的央行行长。这是一个有着铁腕的经济学家，他就任央行行长的消息一出，大陆的美元黑市价格应声而落。”
吴和笑着说：“我愿意相信你的话，因为我也很喜欢他。”
他又和我谈起在大陆的见闻，说有的大商店服务态度还是不好“店大欺客我知道中国有这样一句成语。现在的捷克驻中国大使是我的同学，他说我的汉语**能听懂，李鹏能听懂，可友谊商店的售货员听不懂。”
我们都笑了。
吃过饭，他请我到他的书房坐下，告诉我他正在翻译诗经。他打开余冠英先生注的诗经，指着两行诗给我看：
日之夕矣，
羊牛下来。
他说：“我不明白这样的诗有什么好？怎么能流传两千年？”
我想了想，说：“如果单从字面上看，确实未见得有多好，但因写了黄昏，便别有意境。黄昏思远人，悲之至也。这是写黄昏心境的第一首诗，从此以后，中国历朝历代文人墨客描写黄昏的诗词佳句不胜枚举，但都以此为滥觞。像白居易的闺妇，‘斜凭绣床愁不动，红绡带暖绿鬓低。辽阳春尽无消息，夜合花开日又西。’像司马相如的长门赋，‘日昏黄而望绝兮，怅独托于空堂。’像韩偓的夕阳，‘花前洒泪临寒食，醉里回头问夕阳：不管相思人老尽，朝朝容易下西墙！’赵德麟的清平乐说得更好‘断送一生憔悴，只消几个黄昏！’真让人感慨不已。”
他愣了半晌，缓缓地说：“我也没几个黄昏了。”
我说：“怎么会，你健康得很，而且也不算老。”
他笑了，反问我：“你为什么不去做学问，而偏偏要当商人呢？”
“没干过的就想试试，”我说“做商人会有许多不同体味的，你们的米兰昆德拉不是说‘生活在别处’吗？”
我们的集装箱陆续到了。
所有中国人的集装箱都陆续到了。
1993年底1994年底，几十万个集装箱从中国的上海、天津、宁波、厦门、广州各个港口启运，里面装满了拖鞋、凉鞋、旅游鞋、球鞋、连裤袜、丝袜、线袜、牛仔裤、健美裤、沙滩裤、内裤、丝绸衬衣、法兰绒衬衣、镂花水洗丝女衬衣、水洗布男衬衣、彩色文化衫、印有图案的文化衫、120克重以下薄如轻纱的白色文化衫、廉价的童装、手帕、胸罩、领带、款式很好但一用就坏的旅行箱、手提包、长毛绒玩具、掏耳勺、打火机、清凉油、过期的方便面、据说可以壮阳的蜂王浆经汉堡、不来梅、鹿特丹，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小小的欧洲内陆国捷克。
捷克人经营的纺织品商店纷纷关门，捷克最大的纺织厂也宣布倒闭。在廉价的中国鞋进入捷克之前，捷克是欧洲重要的鞋类出口国。如今，鞋厂接二连三地破产。
“攻陷捷克。”一位愚蠢的中国驻捷克大使馆官员曾经喜不自禁地对我说。
意大利皮件工人曾经上街游行，抗议不知疲倦的中国浙江农民日以继夜大地工作使他们的工厂倒闭；俄罗斯远东堪察加半岛上的俄国小贩们曾因16名中国倒爷儿在当地兜售便宜的纺织品而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高呼“中国佬滚回去！”
以冷静、理性、善良著称的波希米亚人没有这样做。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微笑着接受了这些来自遥远东方的礼物短暂的欢迎之后便是长久的冷淡。
道理非常简单：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再加上老百姓对伪劣商品深恶痛绝。
我的一个福建朋友他即因大量商品积压而破产对我举例说：“一个家庭一般说来买两套茶具就够了，你的茶具又好又便宜，那么好，再买两套。这已经是极限了，不管你以后再怎么便宜，不会再买了。对吧？可我们是按一个家庭消费一万套茶具这样一个标准来发货的！”
当年有一位聪明的上海朋友，他在1993年底的生意**中决定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在卖完最后的存货准备回国时对我说：“我负责任地讲，从现在开始一个集装箱也不要发，捷克的中国货十年也卖不完。老兄，红楼梦里怎么说？要退步须得抽身早呀！”
然而，十年了，中国货还在天天发。
一百年也卖不完了。
我们的货卖不动了。
汪虹的捷克客户不再上门，打电话过去也只是答应抽时间来看货，但似乎总也抽不出时间来。万般无奈，汪虹便把吴霞和侯玉花都找了来，让她俩帮忙销货。
她俩干得还都不错，吴霞买了一辆大货车，自己不发货，带着小玉从中国人的公司拿货跑外地批发市场，什么德国边境、奥地利边境、波兰、匈牙利哪儿都跑，拼缝儿，还真赚了不少钱。侯玉花还是一个人，干不了吴霞那样的活儿，就在一家超市门口练了个小摊儿，也是从中国人的公司拿货去卖，生意也过得去。
因为是汪虹的朋友，我给她们的价儿都极低，她们都挺高兴，尤其是侯玉花，积极性空前高涨。我们没少给她送货，她也勤来结账。
有一天下午，她坐吴霞的车一块儿来了。那时我们住着一大house，两层，有十一间房子，还有一个能停三辆车的院子和一个一千多平米的花园。我和余阳正在楼上说话，听见她们三个在下面客厅里嘻嘻哈哈地笑，也不知乐什么呢。等我和余阳下楼，这姐儿仨已经在厨房做起了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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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虹回到了布拉格小屋，等待着她的是李昌盛的账单他已经去了德国和瓦哈洛娃的奚落。过了几天，小房子也没有了，她仓皇地来到我们这里，谁料到竟从此生死相依。
1994年的新年之夜，瓦哈洛娃邀请我和汪虹去她家吃年夜饭据说她从不请大陆中国人去她家里。不是歧视，是胆儿小：此时大陆黑社会已经在布拉格闹得鸡犬不宁，杀人、绑票、勒索事件层出不穷，而瓦哈洛娃刚刚从中国人身上赚了些钱，当然心存忐忑了。
我准时前往。瓦哈洛娃已经包好了饺子，做好了凉盘，斟好了红酒。这是我第一次见瓦哈洛娃的丈夫吴和以及他们美丽的女儿丽丽。吴和很亲切，一身的书卷气。他一年多以前作为捷克政府代表团的翻译去过北京和上海，他拿出在中国得到的名片，问我其中哪些人会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起重要的作用？我说依我个人的观点是这位我抽出上海市长朱镕基的名片，补充说：“这位先生已经是中国的副总理，不久前还兼任了中国的央行行长。这是一个有着铁腕的经济学家，他就任央行行长的消息一出，大陆的美元黑市价格应声而落。”
吴和笑着说：“我愿意相信你的话，因为我也很喜欢他。”
他又和我谈起在大陆的见闻，说有的大商店服务态度还是不好“店大欺客我知道中国有这样一句成语。现在的捷克驻中国大使是我的同学，他说我的汉语**能听懂，李鹏能听懂，可友谊商店的售货员听不懂。”
我们都笑了。
吃过饭，他请我到他的书房坐下，告诉我他正在翻译诗经。他打开余冠英先生注的诗经，指着两行诗给我看：
日之夕矣，
羊牛下来。
他说：“我不明白这样的诗有什么好？怎么能流传两千年？”
我想了想，说：“如果单从字面上看，确实未见得有多好，但因写了黄昏，便别有意境。黄昏思远人，悲之至也。这是写黄昏心境的第一首诗，从此以后，中国历朝历代文人墨客描写黄昏的诗词佳句不胜枚举，但都以此为滥觞。像白居易的闺妇，‘斜凭绣床愁不动，红绡带暖绿鬓低。辽阳春尽无消息，夜合花开日又西。’像司马相如的长门赋，‘日昏黄而望绝兮，怅独托于空堂。’像韩偓的夕阳，‘花前洒泪临寒食，醉里回头问夕阳：不管相思人老尽，朝朝容易下西墙！’赵德麟的清平乐说得更好‘断送一生憔悴，只消几个黄昏！’真让人感慨不已。”
他愣了半晌，缓缓地说：“我也没几个黄昏了。”
我说：“怎么会，你健康得很，而且也不算老。”
他笑了，反问我：“你为什么不去做学问，而偏偏要当商人呢？”
“没干过的就想试试，”我说“做商人会有许多不同体味的，你们的米兰昆德拉不是说‘生活在别处’吗？”
我们的集装箱陆续到了。
所有中国人的集装箱都陆续到了。
1993年底1994年底，几十万个集装箱从中国的上海、天津、宁波、厦门、广州各个港口启运，里面装满了拖鞋、凉鞋、旅游鞋、球鞋、连裤袜、丝袜、线袜、牛仔裤、健美裤、沙滩裤、内裤、丝绸衬衣、法兰绒衬衣、镂花水洗丝女衬衣、水洗布男衬衣、彩色文化衫、印有图案的文化衫、120克重以下薄如轻纱的白色文化衫、廉价的童装、手帕、胸罩、领带、款式很好但一用就坏的旅行箱、手提包、长毛绒玩具、掏耳勺、打火机、清凉油、过期的方便面、据说可以壮阳的蜂王浆经汉堡、不来梅、鹿特丹，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小小的欧洲内陆国捷克。
捷克人经营的纺织品商店纷纷关门，捷克最大的纺织厂也宣布倒闭。在廉价的中国鞋进入捷克之前，捷克是欧洲重要的鞋类出口国。如今，鞋厂接二连三地破产。
“攻陷捷克。”一位愚蠢的中国驻捷克大使馆官员曾经喜不自禁地对我说。
意大利皮件工人曾经上街游行，抗议不知疲倦的中国浙江农民日以继夜大地工作使他们的工厂倒闭；俄罗斯远东堪察加半岛上的俄国小贩们曾因16名中国倒爷儿在当地兜售便宜的纺织品而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高呼“中国佬滚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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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非常简单：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再加上老百姓对伪劣商品深恶痛绝。
我的一个福建朋友他即因大量商品积压而破产对我举例说：“一个家庭一般说来买两套茶具就够了，你的茶具又好又便宜，那么好，再买两套。这已经是极限了，不管你以后再怎么便宜，不会再买了。对吧？可我们是按一个家庭消费一万套茶具这样一个标准来发货的！”
当年有一位聪明的上海朋友，他在1993年底的生意**中决定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在卖完最后的存货准备回国时对我说：“我负责任地讲，从现在开始一个集装箱也不要发，捷克的中国货十年也卖不完。老兄，红楼梦里怎么说？要退步须得抽身早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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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虹的捷克客户不再上门，打电话过去也只是答应抽时间来看货，但似乎总也抽不出时间来。万般无奈，汪虹便把吴霞和侯玉花都找了来，让她俩帮忙销货。
她俩干得还都不错，吴霞买了一辆大货车，自己不发货，带着小玉从中国人的公司拿货跑外地批发市场，什么德国边境、奥地利边境、波兰、匈牙利哪儿都跑，拼缝儿，还真赚了不少钱。侯玉花还是一个人，干不了吴霞那样的活儿，就在一家超市门口练了个小摊儿，也是从中国人的公司拿货去卖，生意也过得去。
因为是汪虹的朋友，我给她们的价儿都极低，她们都挺高兴，尤其是侯玉花，积极性空前高涨。我们没少给她送货，她也勤来结账。
有一天下午，她坐吴霞的车一块儿来了。那时我们住着一大house，两层，有十一间房子，还有一个能停三辆车的院子和一个一千多平米的花园。我和余阳正在楼上说话，听见她们三个在下面客厅里嘻嘻哈哈地笑，也不知乐什么呢。等我和余阳下楼，这姐儿仨已经在厨房做起了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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