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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戴明说。十分享受此时的氛围,反而更加器宇轩昂、淡定自若。
“你还要狂悖到何时?难道还要在这殿堂之上玷污圣听不成?皇上……”刘昌也听不下去了,趋前讨要严惩戴明说的圣旨。
“诸位!朕历来不因言获罪,各位稍安勿躁。”福临果断制止了有些混乱的场面。
“但,朕更不是闭目塞聪、香臭不辨的昏君!戴明说,下面你若是巧舌如簧、言之无物,朕可有的是法子拿办与你!”皇帝突然严肃起来,而且将表字改成了姓名。
“臣谨记皇上训诫!”戴明说立即换作惶恐之色,跪地叩拜。再起身之时,却依旧是器宇轩昂的做派!
这老兄意欲何为?不会是脑子短路了吧?!弘毅也是十分疑惑。但还是决定耐心听听戴明说的“高谈阔论”。至少也是个“奇谈怪论”——
“义利之论,其实孔门儒家多有论及,各位达人切不可以偏概全,还要统筹才好!”戴明说又一次看了一眼对面的弘毅。可小爷此时却有些愣神——这句开场白为何如此熟悉?
“儒学乃是入世大学。其中精妙之处数不胜数。义、利之察辩更是其中一个大论。何谓义?何谓利?义者,事之所宜也,关乎伦理、道德。是我等儒生士子心中至高无上之道义。利者,人之用曰利,本指常人所需之物,后随民力之足、民生之优而演化为盈余之‘利’,上古之时诸利皆为公,绝无私利。然礼崩乐坏之后,私利大行其道,逐利之心四起,以至于大道不行、大义不倡,故而孔子才多有论及这义利之事。”——弘毅依然听着耳熟能详的样子!
“故而,臣窃以为,儒家并非不讲利,而是认为利之存在必定合理,这在诸贤论著之中皆有揭示。譬如:孔子认为追求富贵是人之本性,‘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认为君主在持国之时更要‘因民之利而利之’。子贡问政时,他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可见孔子看重民人生计。推崇‘民为贵’的孟子,也强调民人之生计利益,其曰:‘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岁免于死亡’,指出君主治国应以民利为重。荀子也肯定了利的客观存在性,指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利,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就连适才胡大人提及的西汉大儒董仲舒,也肯定了义与利相互依存的关系。其曰:‘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也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故而,纵论儒家义利之观,求利与否并不重要,义、利两者孰轻孰重,才是核心所在。”——弘毅听完这熟悉的一段,彻底冒汗了!
“儒家之义利观,不是不求利,而只是利从于义,义占据着举重若轻的地位,对利的追求与获取,不仅要受义的制约,必要的时候,因义而弃利,这才是重义轻利之精要——以义求利。在求利的同时,以义为底线与衡量,不可折损他人之利,更不可轻了家国之根本,是为士子、庶民皆应信守之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臣以为,义利之辩,应化为两处紧要所在:一者,在君臣父子、上下尊卑之间,三纲为本,家国大义至高无上,必应限制自我之一己私欲。一者,要做到‘居仁由义’,求利之时,不能背义,要受义的制约,尤其在面对大义与重利之时,何去何从?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正是此意。”
“何为微义轻利?何为大义重利?”戴明说设问之时,弘毅已经彻底明白了……
“臣以为,人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此为微义;士子业精于勤、农人勤奋劳作、工匠精益求精、商贾诚信经营,四民日积月累、蒸蒸日上,此为轻利。”
“忠君爱国、引领天下于大道,是为大义。富国惠民、供养强军定寰宇为重利!微义人人得之,则汇聚为大义,必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轻利人人取之,则渐进为大利,必然富国惠民,天下万民衣食无忧,国中军士利器在手,何愁天下不安、四海不平?当其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大成至圣文宣先师之夙愿可成矣!”
说完最后一句,戴明说倒头便拜!
而御阶之上的小贝勒爷,终于明白——自己在松竹斋的大谈义利观之举,被戴明说知道了个一清二楚,引申得不偏不移!怪不得他前面论及之处和自己多有吻合!
[1] 九服,愿意为王畿以外的九等地区,后泛指全国各地区。.《周礼.夏官.职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可见,九服由里至外、由近及远分别是: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这种格局是典型的中国人的“天下”观,也就是从中心到边缘文明等级逐渐降低,例如九服中的“蛮”、“夷”、“镇”、“藩”,就有越来越瞧不起的意思了。蛮夷就不必说了,后面的“镇”是“压服”、“威服”的意思,“藩”就是扎的藩篱,引申为“屏障”,意思就是边界要扎篱笆,因为外面的就不是人住的世界了。(未完待续。。)
ps: 利用中午午休仓促写就一篇,多有谬误,看官勿怪!晚上熬夜写下一章去了……(未完待续)
的戴明说。十分享受此时的氛围,反而更加器宇轩昂、淡定自若。
“你还要狂悖到何时?难道还要在这殿堂之上玷污圣听不成?皇上……”刘昌也听不下去了,趋前讨要严惩戴明说的圣旨。
“诸位!朕历来不因言获罪,各位稍安勿躁。”福临果断制止了有些混乱的场面。
“但,朕更不是闭目塞聪、香臭不辨的昏君!戴明说,下面你若是巧舌如簧、言之无物,朕可有的是法子拿办与你!”皇帝突然严肃起来,而且将表字改成了姓名。
“臣谨记皇上训诫!”戴明说立即换作惶恐之色,跪地叩拜。再起身之时,却依旧是器宇轩昂的做派!
这老兄意欲何为?不会是脑子短路了吧?!弘毅也是十分疑惑。但还是决定耐心听听戴明说的“高谈阔论”。至少也是个“奇谈怪论”——
“义利之论,其实孔门儒家多有论及,各位达人切不可以偏概全,还要统筹才好!”戴明说又一次看了一眼对面的弘毅。可小爷此时却有些愣神——这句开场白为何如此熟悉?
“儒学乃是入世大学。其中精妙之处数不胜数。义、利之察辩更是其中一个大论。何谓义?何谓利?义者,事之所宜也,关乎伦理、道德。是我等儒生士子心中至高无上之道义。利者,人之用曰利,本指常人所需之物,后随民力之足、民生之优而演化为盈余之‘利’,上古之时诸利皆为公,绝无私利。然礼崩乐坏之后,私利大行其道,逐利之心四起,以至于大道不行、大义不倡,故而孔子才多有论及这义利之事。”——弘毅依然听着耳熟能详的样子!
“故而,臣窃以为,儒家并非不讲利,而是认为利之存在必定合理,这在诸贤论著之中皆有揭示。譬如:孔子认为追求富贵是人之本性,‘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认为君主在持国之时更要‘因民之利而利之’。子贡问政时,他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可见孔子看重民人生计。推崇‘民为贵’的孟子,也强调民人之生计利益,其曰:‘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岁免于死亡’,指出君主治国应以民利为重。荀子也肯定了利的客观存在性,指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利,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就连适才胡大人提及的西汉大儒董仲舒,也肯定了义与利相互依存的关系。其曰:‘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也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故而,纵论儒家义利之观,求利与否并不重要,义、利两者孰轻孰重,才是核心所在。”——弘毅听完这熟悉的一段,彻底冒汗了!
“儒家之义利观,不是不求利,而只是利从于义,义占据着举重若轻的地位,对利的追求与获取,不仅要受义的制约,必要的时候,因义而弃利,这才是重义轻利之精要——以义求利。在求利的同时,以义为底线与衡量,不可折损他人之利,更不可轻了家国之根本,是为士子、庶民皆应信守之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臣以为,义利之辩,应化为两处紧要所在:一者,在君臣父子、上下尊卑之间,三纲为本,家国大义至高无上,必应限制自我之一己私欲。一者,要做到‘居仁由义’,求利之时,不能背义,要受义的制约,尤其在面对大义与重利之时,何去何从?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正是此意。”
“何为微义轻利?何为大义重利?”戴明说设问之时,弘毅已经彻底明白了……
“臣以为,人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此为微义;士子业精于勤、农人勤奋劳作、工匠精益求精、商贾诚信经营,四民日积月累、蒸蒸日上,此为轻利。”
“忠君爱国、引领天下于大道,是为大义。富国惠民、供养强军定寰宇为重利!微义人人得之,则汇聚为大义,必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轻利人人取之,则渐进为大利,必然富国惠民,天下万民衣食无忧,国中军士利器在手,何愁天下不安、四海不平?当其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大成至圣文宣先师之夙愿可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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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九服,愿意为王畿以外的九等地区,后泛指全国各地区。.《周礼.夏官.职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可见,九服由里至外、由近及远分别是: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这种格局是典型的中国人的“天下”观,也就是从中心到边缘文明等级逐渐降低,例如九服中的“蛮”、“夷”、“镇”、“藩”,就有越来越瞧不起的意思了。蛮夷就不必说了,后面的“镇”是“压服”、“威服”的意思,“藩”就是扎的藩篱,引申为“屏障”,意思就是边界要扎篱笆,因为外面的就不是人住的世界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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