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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和弱点，但饶是如此，也未必能窥其万一。1960年，我堂姐丽贝卡因癌症去世。戴维强烈建议我去美国继续研究人类的支配机制。我说我在特拉维夫就有足够的研究材料，但戴维半开玩笑似的说，世界上各式各样的暴力在美国都能找到样本。1964年1月，我来到纽约。当时美国刚哀悼完遇刺身亡的总统，转身就忘记了悲伤，沉浸到一个名叫披头士的英国摇滚乐队带来的年轻人的疯狂之中。哥伦比亚大学给我提供了一年访问教授的资格。我可以在那里写完暴力病理学的书，然后成为美国公民。
“1964年11月，我决定留在美国。我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拜访朋友，晚餐后，他们满怀歉意地问我是否可以同他们一起观看一个小时的电视。我自己没有电视，我告诉他们我愿意。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一部纪念肯尼迪总统遇刺一周年的纪录片。我对这个片子很感兴趣。尽管以色列人一般只关心自己的事务，但美国总统之死还是让我们备感震惊。我见过总统在达拉斯的车队，被肯尼迪幼子向父亲棺木敬礼的画面所感动，还读过杰克·卢比杀死刺杀总统嫌疑人的报道，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奥斯瓦尔德遭遇枪击的真实画面，而现在纪录片中就在播放这段录像——穿着黑毛衣、得意扬扬地笑着的矮个子，戴着斯特森帽子、典型美国人模样的达拉斯便衣警察，冲出人群的粗壮男人，顶住奥斯瓦尔德肚子的手枪，沉闷的枪响——这让我回忆起苍白的裸尸落入大坑的声音——奥斯瓦尔德面部扭曲地捂着肚子，警察同卢比扭打起来。摄像机在混乱中被打翻在地，被踢到了人群之中。
“‘上帝啊，上帝！’我用波兰语大叫着跳了起来。上校也在人群之中！
“我无法向邀请我做客的朋友解释我为什么会激动。我当晚就离开了，坐火车去纽约。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来到播放纪录片的电视台的曼哈顿办公室。我托大学和出版社的朋友帮忙，获准观看电视台的电影胶卷、录像带和所谓的‘剪余片’。我看纪录片时，那张脸只在人群中闪现了几秒。曾和我共事的一个研究生热心地从动态视频中截取了静态画面，并将其尽可能放大给我看。
“与屏幕上匆匆闪现的人影相比，这张脸的辨识度反而更低——得克萨斯牛仔帽帽檐间的模糊白影，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黑黑的眼窝就像是颅脑上开着的两个洞。这张照片在法庭上绝不可能被认可为证据，但我知道那就是上校。
“我飞到了达拉斯。当局对媒体的批评和世界舆论仍然十分敏感。几乎没有人愿意开口谈论此事，更没有人愿意同我在地下车库里交流。我出示了两张照片，一张来自录像截图，一张来自柏林的老报纸配图，但所有人都不认识上校。我同记者谈过，同当事人谈过。我甚至试图同刺客的刺客杰克·卢比对话，但未能获准。李·哈维·奥斯瓦尔德遇刺一年后，上校的踪迹仍旧毫无头绪。
“我回到纽约，联系了以色列大使馆的朋友。他们说以色列情报人员绝不会在美国的土地上活动，但他们答应帮我打听。我雇了一名达拉斯的私人侦探，他的酬金高达七千美元，但他的调查结果可以归纳为四个字：一无所获。大使馆没有收费，因为他们同样没有查到线索，但我想我在大使馆的朋友肯定觉得我疯了，因为我居然在总统被刺杀的现场寻找战犯。以他们的经验，大多数前纳粹分子都会隐姓埋名，远离公众视线。
“我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弄错了。显然，那张让我常年噩梦不断的面庞，已经在我的大脑里根深蒂固，无法抹除。作为精神病医生，我知道我为何会对他念念不忘。他的脸已经在索比堡的毒气室里烙进我的大脑。找到上校成了我坚持活下去的原因。如果上校死了，我也没有理由再活下去了。
“作为精神病医生，我知道这是一种精神疾病。我知道。但我不愿‘治疗’我自己。上校是真实存在的。上校与老人用真人当棋子下国际象棋也是真实存在的。上校不会死在柏林外临时搭建的防御工事里。他是魔鬼。魔鬼是不会自己死的，只能被杀死。
“1965年夏天，我终于获准同杰克·卢比谈话，但他并没有提供多少有用信息。牢狱生活已经令他形容消瘦，精神萎靡，皮肤都是褶子，就像挂在骨头上的破布。他眼神游离，声音嘶哑。我试着诱导他回忆刺杀奥斯瓦尔德的细节，但他只是耸耸肩，将之前在无数次审问中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他说直到枪声响起他才意识到他杀了奥斯瓦尔德。他获准进入现场只是个意外。他看到奥斯瓦尔德时，一股强烈的冲动攫住了他——就是这个家伙杀死了他敬爱的总统。
“我向他出示了上校的照片。他无力地摇了摇头。他只认出了几个达拉斯的探员和一些记者，但他从未见过这个男人。我问他：‘在朝奥斯瓦尔德开枪之前，有没有感觉到异常？’他抬起疲惫的脸，像极了一条短脚猎狗。我在他眼中看到了一闪而过的困惑，但他旋即又用呆板的声调回答：‘没有。没什么异常。我只是一想到奥斯瓦尔德就生气。他杀死了肯尼迪总统，让肯尼迪夫人失去丈夫，孩子们失去父亲，而他自己还活着。’
“一年之后，1966年12月，卢比被送入帕克兰德医院治疗癌症。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并不惊讶。我在采访他的时候就发现，他已经病入膏肓。1967年1月他病逝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为之哀痛。杰克·卢比代表的是一个所有美国人都宁愿忘掉的年代。
“六十年代后期，我在研究和教学方面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我努力让自己相信，我可以通过专心工作来祛除上校的魅影。但在我内心最深处，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我在充斥着暴力的年代研究暴力。为什么有人能轻而易举地支配别人？在我的研究中，受试群体由互不相识的男女随机组成，他们被要求完成某项任务。无论我进行多少次实验，在群体形成后三十分钟内都会形成社会秩序。群体成员通常都不知道群体中形成了等级，但他们几乎都可以指出群体中‘最重要的人’或‘最活跃的人’是谁。我的研究生和我对受试者做了采访，认真阅读谈话记录，长时间观看录像带。我们模仿了受试者与权威人物——大学系主任、警察、老师、国税局官员、狱警、牧师——发生的冲突。等级与支配的问题总是比简单的社会地位更复杂。
“在同一时期，我开始和纽约警察合作，研究凶杀案罪犯的资料。数据相当有趣，但同罪犯的谈话令人沮丧，研究也未取得实质性结果。
“人类暴力的根源何在？暴力和以暴力相威胁在日常互动中发挥着什么作用？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我天真地希望某天能解释为什么阿道夫·希特勒这样聪明且具欺骗性的精神变态者，能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文明变成一台毫无主见与道德的杀戮机器。我早已知道，人类之外的高级动物拥有某种建立支配关系和社会等级的机制。这种等级的建立通常不会伴随严重的伤害。即使狼、虎之类的凶猛捕食者，在发出清晰的臣服信号之后也会立即中止狂暴的对抗，以免导致死亡或严重残疾。但人类呢？我们是像许多人猜想的那样，缺乏这种本能的臣服-认可机制，所以注定战争不断？难道我们同类相残的疯狂行为是由我们的基因先天决定的？我认为不是。
“通过数年时间搜集数据，提出假设，我渐渐形成了一个奇怪而不科学的理论。但我只能将这个理论藏在心底，因为如果我将其告诉同事，我的专业名望就必然受损。人类进化出的支配会不会是一种通灵现象，即我的一些不够理性的朋友所说的超心理现象？政治家的苍白吸引力——媒体美其名曰“人格魅力”——显然不是建立在魁梧身材、繁殖能力或威吓展示的基础之上。或许，在人脑的某个脑叶或半球之中，存在着一块专门投射这种个人统治感的区域。我知道，神经病学研究表明，我们的等级意识源自大脑最原始部分——即所谓的“爬行动物脑”。进化——变异——会不会赋予了某些人近似移情或心灵感应的能力，而该能力可以在生存竞争中发挥无比强大的作用？这种能力在支配欲望的驱使下，会不会最终演变为暴力？具有这种能力的人是否还是真正的人？
“最后，我能做的只是不停地归纳上校的意志进入我大脑时我的感觉。尽管数十年过去了，那种悲惨经历的细节已被淡忘，但精神强奸所带来的痛苦、恶心和恐惧却仍然能让我喘息着从梦中惊醒。我继续教学、研究，继续穿行在灰暗而平淡的日子中。去年春天，我有天早上醒来，意识到自己老了。自从上次在录像中看到上校的脸，已经过去了十六年。倘若那确实是上校，倘若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也是一个耄耋老人了。我在脑中勾画出那个牙齿掉光、身体发抖的老战犯。上校很可能已经死了。
“我忘了，恶魔是不会自己死的，只能被杀死。
“不到五个月前，我几乎同上校在纽约街头相遇。那是个酷热的七月傍晚。我走在中央公园西街，思考着一篇关于监狱改革的文章，这时上校从不到五十英尺外的一家餐厅出来，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他身边跟着一位上了年纪但仍然美丽的女士，她的白发垂在一套昂贵的丝绸晚礼服上。上校自己则身着黑西装。他肤色偏黑，身材匀称。他的头发已所剩不多，而且从金色变成了白色。但他那张愈发丰满红润的脸庞上仍透露着冷酷与专横。
“我呆呆站在原地盯了他好几秒，然后拔腿追赶出租车。车汇入车流当中。我在车辆的缝隙中穿梭，疯狂地想追上去。坐在后排的乘客从未回头。出租车越开越远，我蹒跚着回到路边，差点儿摔在地上。
“餐厅的领班服务员也没帮到我。他承认当晚确实有这样一对仪表不凡的老年男女在这里用餐，但他并不知道他们的姓名。而且他们也没有预约。
“接下来的好几周，我都在中央公园西街一带游荡，搜寻每一条街道，扫描每一辆路过的出租车中乘客的脸。我还雇了一个年轻的纽约侦探做帮手，但我的钱再次打了水漂。
“然后我便陷入了所谓的‘神经崩溃’当中。我失眠了。工作进行不下去，大学里的课也被取消了，或者由紧张的助教代替我上。我已连续多天都不换衣服，回家后除了吃饭就是来回踱步。我常常夜深了仍在外晃荡，被警察盘查了好几次。幸亏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和神奇的‘博士’头衔救了我，否则我早被送到贝尔维尤医院了。后来有天晚上，我躺在家里的地板上，突然意识到我一直忽略了一个问题——上校身边的那个女人很面熟。
“那天晚上剩下的时光和第二天白天，我都在努力回忆我在哪儿见过那个女人。我可以肯定是在某张照片上。她的形象让我回忆起了一种模糊的感觉——慵懒、焦虑，伴随着柔和的音乐。
“那天下午五点十五分，我叫了辆出租，风驰电掣般赶到我牙医的诊所。他那天不在，诊所关着门，但我编造了一个蹩脚的故事，还严厉训斥了接待员，终于让他同意我翻阅等候室里的一堆老杂志，有《十七岁》《智族》《小姐》《美国新闻》《世界报道》《时代》《新闻周刊》《时尚》《消费者报道》和《网球世界》。当我第二次翻阅所有杂志时，接待员开始对我的疯狂状态感到警惕。我之所以还在继续搜寻，纯粹是因为我的执念——我坚信，没有牙医会在一年之内将等候室内的杂志更换四次以上。接待员气势汹汹地威胁说要报警。
“我找到了。在《时尚》杂志充满浮华广告和夸张宣传语的封面附近，有一张那个女人的小黑白照片。照片位于购买饰品的专栏顶部，下方写着女人的名字：尼娜·德雷顿。
“对尼娜·德雷顿的追查迅速展开。我雇用的纽约私人侦探哈灵顿很高兴着手调查这条更确切的线索。二十四小时后，他给了我一份关于那个女人的厚厚资料。大部分信息都来源于公共数据源。
“尼娜·德雷顿夫人是一位有钱的寡妇，在纽约时尚界颇有名气，拥有一家服装连锁店，1940年8月，她同美国航空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帕克·阿伦·德雷顿结婚。结婚十个月后，她的丈夫就去世了。她孤身一人，巧施手腕，投资屡屡得手，跻身数家大公司的董事会——之前那些公司从未有过女董事。德雷顿夫人如今只经营服装店生意，但她依然是几家知名慈善组织的董事，同许多政客、艺术家、作家相熟，同纽约的一位著名作曲家兼指挥家传出过绯闻，在公园大道有一套位于十六楼的大房子，还有好几处避暑和度假别墅。
“找机会与她见上一面并不难。我查找我的病人名单，很快发现了一个有钱的躁狂抑郁症患者，他与德雷顿夫人住在同一座大楼，而且有相同的社交圈子。
“在我的这位前患者的安排下，八月的第二个周末，我在一个露天招待会上同尼娜·德雷顿见上了面。客人很少。许多富人都逃离这座城市，去海边或山中避暑了。但德雷顿夫人参加了招待会。
“在同她握手、注视她澄净的蓝色眸子之前，我就已经百分百地确定她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她具有同上校一样的能力。她光彩照人，是整个院子的焦点，就连日本灯笼似乎也因为她而变得更亮了。我感到喉头发紧，仿佛有一只冰冷的手掐住了我的脖子。她或许觉察到了我的反应，或许她喜欢引诱精神病医生，尼娜·德雷顿那晚对我总是言辞闪烁，带着几分蔑视，也带着几分挑逗。
“我邀请她参加周末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座。出乎意料的是，她竟然来了。她身后跟着一个凶神恶煞般的矮个子女人，名叫巴雷特·克拉默。
“我讲的是第三帝国蓄意的暴力政策及其与当今第三世界政权之间的关系。我的论述建立在一个与当今观念背道而驰的假设之上——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之所以在二战中沦为野蛮的刽子手，至少部分原因应归结为一小股人构成的秘密组织，这些人都具有强大的人格力量。我讲话期间，德雷顿夫人坐在第五排对我微笑，那笑容让我想到了正要吞掉老鼠的猫。
“讲座结束后，德雷顿夫人表示希望同我私下谈谈。她问我是否还在给病人看病，并要求接受我的专业诊断。我有些犹豫，但我和她都知道我会答应她。
“我见过她两次，两次都在九月份。她同意我对她展开治疗。尼娜·德雷顿相信她的失眠同数十年前的父亲之死有直接联系。她说她常做噩梦，梦中她将父亲推到波士顿的有轨电车前，导致父亲被撞死，但当时她在数英里之外。‘我们总是杀害我们爱的人，这是真的吗，拉斯基博士？’我告诉她，我认为事实可能恰恰相反。我们总是去杀——至少想去杀那些我们表面上爱但实际上恨的人。尼娜·德雷顿只是对我微微一笑。
“我建议第三次治疗时采用催眠术，令她重新体验得知父亲死讯时的反应。她同意了，但不出我所料，十月初她秘书打来电话，取消了后面的所有治疗。但我已经雇用了一名私人侦探，专门监视德雷顿夫人。
“说到私人侦探，我得先澄清他的形象。一般人的印象中，私人侦探都是愤世嫉俗的前警察，但我雇用的是一个二十四岁的普林斯顿大学辍学生，他在空闲时间写诗。弗朗西斯·泽维尔·哈灵顿已经在私人侦探这一行干了两年，但他为了能进入德雷顿夫人用午餐的餐馆，必须购买一套新西装。我下达二十四小时监视的指令后，哈灵顿又聘请了两个兄弟会的朋友照看侦探事务所。但哈灵顿并不愚蠢，他的工作迅速而富有成果。他每周一和周五上午都会将报告送到我桌上。他的一些侦探手法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合法，比如搞到尼娜·德雷顿的电话账单复印件。这个女人同很多很多人通过电话。哈灵顿将有通话记录的人的姓名和地址都罗列了出来。其中一些是名人，还有一些引人联想。但没有一条线索指向上校。
“几个星期过去了，我几乎用光了积蓄，获得的却只有尼娜·德雷顿的日常生活、午餐偏好、生意往来、电话号码的记录。年轻的哈灵顿知道我的资源有限，于是好心地建议截获德雷顿夫人的邮件并窃听她的电话。我反对这么干，至少必须再等几个星期。我不想过早地暴露。
“后来，也就是两个星期前，德雷顿夫人给我打了电话。她邀请我参加12月17日在她家召开的圣诞宴会。她说她亲自打电话给我，我就没有借口不去了。她想让我见她的一个好莱坞好朋友。此人是制片人，据说非常想见我。她给那人送了一本我的书——《暴力病理学》，他对这本书赞不绝口。
“‘他叫什么名字？’我问。‘名字并不重要。’她答道，‘你见到他就能认出来了。’
“挂断电话后，我激动得发抖，直到足足一分钟后才拨出了哈灵顿的电话。当晚，哈灵顿带着他的两个朋友过来同我商讨对策。我们再次梳理了电话账单。这次我们打算拨打所有未列入洛杉矶市号码簿的洛杉矶本地号码。当打到第六通电话时，听筒里传来一个年轻的声音：‘这里是波登先生家。’‘请问是托马斯·波登家吗？’弗朗西斯问。‘你打错号码了！’对方怒吼道，‘这里是威廉·波登先生家。’
“我将这个名字写在我办公室的黑板上。威廉·冯·伯夏特。威廉·波登。这太符合人性了。奸夫在酒店通奸的时候会用与真名相近的假名登记；通缉犯有六个假名，其中五个的“名”都与真实姓名的“名”一致。我们的姓名里有一种神奇的东西，无论理由多么冠冕堂皇，我们都无法将其舍弃。
“于是星期一，也就是查尔斯顿凶杀案爆发前四天，哈灵顿飞到了洛杉矶。我本来打算自己去的，但弗朗西斯提出最好先由他去查查这个波登，拍点儿他的照片，确认他就是冯·伯夏特。我还是想去，但我意识到自己毫无计划。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我却从未想到一旦找到上校之后怎么办。
“星期一晚上，哈灵顿打电话回来报告说，飞机上的电影糟透了，他落脚的酒店显然比不上贝弗利山威尔希尔酒店，贝沙湾的警察相当爱管闲事，只要你在社区里开车转两圈，或者把车停在蜿蜒的车道上窥视影星的家，他们就会上来盘查驱逐。星期二，他打电话回来询问有没有查出更多关于德雷顿夫人的信息。我告诉他，他的两个朋友——丹尼斯和塞尔比——精力都没有他旺盛，而德雷顿夫人仍在照常打理生意。弗朗西斯接着说，他去过波登的电影公司，但这一趟一无所获。尽管波登在公司里有办公室，但没人知道他何时会来。上一次有人看到他来上班是在1979年。弗朗西斯希望能找到一张波登的照片，但没有人能提供。他本想向那里的秘书出示冯·伯夏特在柏林拍的照片，但最终没有这样做，因为——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样做不够酷’。他计划第二天带着照相机和长焦镜头去波登的贝沙湾豪宅偷拍。
“星期三，哈灵顿没有在约定的时间打电话，我打电话去旅馆询问，得知他没有退房，但那天晚上他没有来前台拿钥匙。星期四早上，我向洛杉矶警察局报案。他们答应查一下，但根据我提供的相当有限的信息，他们认为哈灵顿不太可能遇害了。‘这是一座繁忙的城市，’接电话的警察说，‘有很多事情都可以吸引住一名年轻人，让他忘了打电话。’
“我那天都在努力联系丹尼斯和塞尔比，但始终联系不上。就连弗朗西斯事务所的电话答录机都没工作。我前往尼娜·德雷顿在公园大道的公寓。门厅中的保安告诉我，德雷顿夫人在去休假了，我不能上楼。
“星期五整整一天，我都把自己关在家里等待。晚上十一点半，我接到了洛杉矶警察的电话。他们打开了哈灵顿在贝弗利山酒店的房间，他的衣服和行李都不见了，房间里没有他遭到杀害的迹象。警察问我，他的329.48美元房费该由谁来付。
“那天晚上，我强迫自己按计划去一个朋友家吃晚饭。从公交车站到格林尼治村只有两个街区，但这段路那晚却仿佛没有尽头。星期六傍晚，就是你父亲在查尔斯顿遇害的晚上，我在大学参加关于城市暴力的研讨会。与会者有两百多人，其中还有几名政党候选人。整个讨论过程中，我不时打量观众席，希望能看到尼娜·德雷顿那眼镜蛇似的微笑，或者上校那双冰冷的眼睛。我感觉自己又变成了棋子，但这次下棋的是谁呢？
“星期天，我读到了早报，第一次得知查尔斯顿的凶杀案。报纸的其他位置上，有一小段专栏文章，说一架飞机在星期六凌晨坠毁在南卡罗来纳，好莱坞制片人威廉·D. 波登不幸搭乘了那架飞机。专栏里还附有那位神秘制片人的罕见照片。照片拍摄于六十年代，照片中的上校正在微笑。”
索尔不再说话了。他们的咖啡杯放在门廊栏杆上，咖啡已经冷了，但他们全然不觉。索尔说话期间，栏杆的阴影在他腿上慢慢移动。谈话中止后，远处街道的声响也变得隐约可闻。
“是谁杀了我父亲？”娜塔莉问。她紧拽毛衣，揉着胳膊，像是很冷似的。
“我不知道。”索尔说。
“梅勒妮·福勒是他们的同伙，对吧？”
“是的，几乎可以肯定。”
“可能是她干的？”
“是的。”
“你确定尼娜·德雷顿死了？”
“是的。我去过停尸房，看过现场照片，读过解剖报告。”
“但她也许在死之前杀害了我父亲，对吧？”
索尔犹豫起来，“有这个可能，”他说。
“波登——就是上校——他应该在星期五晚上的飞机事故中死了。”
索尔点头。
“你认为他死了吗？”娜塔莉问。
索尔说：“不。”
娜塔莉站起身，在小门廊里走来走去。“你有他还活着的证据吗？”她问。
“没有。”
“但你认为他还活着？”
“是的。”
“他或者那个姓福勒的女人都可能杀了我父亲？”
“是的。”
“你仍然在追踪他？追踪波登……或者冯·伯夏特？”
“是的。”
“我的上帝啊。”娜塔莉走进屋内，带回两杯白兰地。她递给索尔一杯，然后将另一杯一饮而尽。她从毛衣口袋里取出一包烟，摸出火柴，用颤抖的手点燃一支烟。
“抽烟对身体不好。”索尔轻声道。
娜塔莉哼了一声。“这些人是吸血鬼，对吧？”她说。
“吸血鬼？”索尔摇摇头，不是太明白她的意思。
“他们操控别人，然后将这些人像塑料包装一样扔掉。”她说，“他们就像深夜档电视剧里的吸血鬼。但他们是真实存在的。”
“吸血鬼。”索尔说，立马意识到自己说的是波兰语，“是的。”他换成英语说，“这个比喻不错。”
“那么，”娜塔莉说，“我们现在干什么？”
“我们？”索尔闻言一惊。他用手揉了揉膝盖。
“我们。”娜塔莉说，声音中带着愤怒，“你和我。我们。你讲了这么久的故事，并不是为了打发时间吧？你需要一个同伴。好了，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索尔摇摇头，挠了挠胡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告诉你这些。”他说，“但是……”
“但是什么？”
“非常危险。弗兰西斯，还有其他人……”
娜塔莉走上前来，蹲下，用右手抚摸他的手臂。“我父亲名叫约瑟夫·伦纳德·普雷斯顿，”她轻声说，“四十八岁……明年二月六日满四十九岁。他是个好人，一个好父亲，一个好摄影师，一个非常穷的生意人。他笑起来的时候……”娜塔莉哽咽了一下，“他笑起来的时候，你很难不跟着他一起笑。”
她静静地在地上蹲了几秒钟，抚摸他手腕上褪色的蓝色数字，然后她说：“你接下来怎么办？”
索尔深吸一口气：“我不知道。星期六我要飞到华盛顿去见一个人……这个人手上可能掌握着上校是否还活着的信息。”
“然后怎么办？”娜塔莉追问。
“然后等。”索尔说，“我们边等边留意各种信息，查看报纸。”
“报纸？”娜塔莉说，“查什么？”
“凶杀案。”索尔说。
娜塔莉眨眼，身体后仰。她右手里的烟快要熄灭了，她将烟头在木地板上捻灭。“你没搞错吧？这个姓福勒的女人，还有你所说的上校肯定已经离开这个国家……躲起来了。他们怎么会又这么快出来杀人？”
索尔耸耸肩。他突然感到非常累。“那是他们的本性。”他说，“吸血鬼必须‘进食’。”
娜塔莉站起身，走来门廊的角落里。“你找到——我们找到他们之后怎么办？”她问。
“找到之后再决定。”索尔说，“我们首先必须找到他们。”
“必须用木桩刺穿吸血鬼的心脏才能杀死它。”娜塔莉说。
索尔没有回应。
娜塔莉又掏出一根烟，但没有点燃。“你靠他们太近的话，会不会被他们发现？”她说，“他们会不会掉过头来对付你？”
“那问题就简单了。”索尔说。
娜塔莉正要开口，只见一辆涂着县政府标识的黑色汽车停在路边，驾驶室里走出一个身材肥胖、面色红润、戴着高顶阔边帽的男人。“金特里治安官。”娜塔莉说。
胖警官盯了他们一会儿，然后缓缓走过来，似乎有些拿不定主意。金特里在门廊台阶处站定，脱下帽子。他那仿佛被阳光灼伤的脸上流露出惊讶的表情，就像一个小男孩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一样。
“早上好，普雷斯顿女士，拉斯基教授。”金特里说。
“早上好，治安官。”娜塔莉说。
索尔看着金特里。这个南方警察就像从漫画里走出来似的，但他的眼睛和昨天一样透着机敏。这同他的整体形象格格不入。
“我需要帮助。”金特里说，声音里带着一丝痛苦。
“什么帮助？”娜塔莉问。索尔听出了她很热情。
金特里低头盯着手中的帽子。他用粗短粉嫩的手指优雅地捏了捏帽子，抬头看着两人。“我的地面上死了九个人。”他说，“他们死得非常蹊跷，无法用常理解释。两个小时前，我拦下一个人，他的钱包里什么都没有，除了我的照片。他没有同我说话，直接割断了自己的喉咙。”金特里看着娜塔莉，然后又看着索尔。“出于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他说，“我有一种直觉，觉得你们可能会帮到我。”
索尔和娜塔莉默默地盯着他。
“你们能帮我吗？”金特里最后问，“你们愿意帮我吗？”
娜塔莉看着索尔，索尔挠了挠胡子，摘掉眼镜后又戴上，看着娜塔莉，微微点头。
“进来吧，治安官。”娜塔莉说着，打开了前门，“我来弄午饭。可能要花点儿时间。”
复杂和弱点，但饶是如此，也未必能窥其万一。1960年，我堂姐丽贝卡因癌症去世。戴维强烈建议我去美国继续研究人类的支配机制。我说我在特拉维夫就有足够的研究材料，但戴维半开玩笑似的说，世界上各式各样的暴力在美国都能找到样本。1964年1月，我来到纽约。当时美国刚哀悼完遇刺身亡的总统，转身就忘记了悲伤，沉浸到一个名叫披头士的英国摇滚乐队带来的年轻人的疯狂之中。哥伦比亚大学给我提供了一年访问教授的资格。我可以在那里写完暴力病理学的书，然后成为美国公民。
“1964年11月，我决定留在美国。我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拜访朋友，晚餐后，他们满怀歉意地问我是否可以同他们一起观看一个小时的电视。我自己没有电视，我告诉他们我愿意。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一部纪念肯尼迪总统遇刺一周年的纪录片。我对这个片子很感兴趣。尽管以色列人一般只关心自己的事务，但美国总统之死还是让我们备感震惊。我见过总统在达拉斯的车队，被肯尼迪幼子向父亲棺木敬礼的画面所感动，还读过杰克·卢比杀死刺杀总统嫌疑人的报道，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奥斯瓦尔德遭遇枪击的真实画面，而现在纪录片中就在播放这段录像——穿着黑毛衣、得意扬扬地笑着的矮个子，戴着斯特森帽子、典型美国人模样的达拉斯便衣警察，冲出人群的粗壮男人，顶住奥斯瓦尔德肚子的手枪，沉闷的枪响——这让我回忆起苍白的裸尸落入大坑的声音——奥斯瓦尔德面部扭曲地捂着肚子，警察同卢比扭打起来。摄像机在混乱中被打翻在地，被踢到了人群之中。
“‘上帝啊，上帝！’我用波兰语大叫着跳了起来。上校也在人群之中！
“我无法向邀请我做客的朋友解释我为什么会激动。我当晚就离开了，坐火车去纽约。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来到播放纪录片的电视台的曼哈顿办公室。我托大学和出版社的朋友帮忙，获准观看电视台的电影胶卷、录像带和所谓的‘剪余片’。我看纪录片时，那张脸只在人群中闪现了几秒。曾和我共事的一个研究生热心地从动态视频中截取了静态画面，并将其尽可能放大给我看。
“与屏幕上匆匆闪现的人影相比，这张脸的辨识度反而更低——得克萨斯牛仔帽帽檐间的模糊白影，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黑黑的眼窝就像是颅脑上开着的两个洞。这张照片在法庭上绝不可能被认可为证据，但我知道那就是上校。
“我飞到了达拉斯。当局对媒体的批评和世界舆论仍然十分敏感。几乎没有人愿意开口谈论此事，更没有人愿意同我在地下车库里交流。我出示了两张照片，一张来自录像截图，一张来自柏林的老报纸配图，但所有人都不认识上校。我同记者谈过，同当事人谈过。我甚至试图同刺客的刺客杰克·卢比对话，但未能获准。李·哈维·奥斯瓦尔德遇刺一年后，上校的踪迹仍旧毫无头绪。
“我回到纽约，联系了以色列大使馆的朋友。他们说以色列情报人员绝不会在美国的土地上活动，但他们答应帮我打听。我雇了一名达拉斯的私人侦探，他的酬金高达七千美元，但他的调查结果可以归纳为四个字：一无所获。大使馆没有收费，因为他们同样没有查到线索，但我想我在大使馆的朋友肯定觉得我疯了，因为我居然在总统被刺杀的现场寻找战犯。以他们的经验，大多数前纳粹分子都会隐姓埋名，远离公众视线。
“我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弄错了。显然，那张让我常年噩梦不断的面庞，已经在我的大脑里根深蒂固，无法抹除。作为精神病医生，我知道我为何会对他念念不忘。他的脸已经在索比堡的毒气室里烙进我的大脑。找到上校成了我坚持活下去的原因。如果上校死了，我也没有理由再活下去了。
“作为精神病医生，我知道这是一种精神疾病。我知道。但我不愿‘治疗’我自己。上校是真实存在的。上校与老人用真人当棋子下国际象棋也是真实存在的。上校不会死在柏林外临时搭建的防御工事里。他是魔鬼。魔鬼是不会自己死的，只能被杀死。
“1965年夏天，我终于获准同杰克·卢比谈话，但他并没有提供多少有用信息。牢狱生活已经令他形容消瘦，精神萎靡，皮肤都是褶子，就像挂在骨头上的破布。他眼神游离，声音嘶哑。我试着诱导他回忆刺杀奥斯瓦尔德的细节，但他只是耸耸肩，将之前在无数次审问中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他说直到枪声响起他才意识到他杀了奥斯瓦尔德。他获准进入现场只是个意外。他看到奥斯瓦尔德时，一股强烈的冲动攫住了他——就是这个家伙杀死了他敬爱的总统。
“我向他出示了上校的照片。他无力地摇了摇头。他只认出了几个达拉斯的探员和一些记者，但他从未见过这个男人。我问他：‘在朝奥斯瓦尔德开枪之前，有没有感觉到异常？’他抬起疲惫的脸，像极了一条短脚猎狗。我在他眼中看到了一闪而过的困惑，但他旋即又用呆板的声调回答：‘没有。没什么异常。我只是一想到奥斯瓦尔德就生气。他杀死了肯尼迪总统，让肯尼迪夫人失去丈夫，孩子们失去父亲，而他自己还活着。’
“一年之后，1966年12月，卢比被送入帕克兰德医院治疗癌症。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并不惊讶。我在采访他的时候就发现，他已经病入膏肓。1967年1月他病逝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为之哀痛。杰克·卢比代表的是一个所有美国人都宁愿忘掉的年代。
“六十年代后期，我在研究和教学方面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我努力让自己相信，我可以通过专心工作来祛除上校的魅影。但在我内心最深处，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我在充斥着暴力的年代研究暴力。为什么有人能轻而易举地支配别人？在我的研究中，受试群体由互不相识的男女随机组成，他们被要求完成某项任务。无论我进行多少次实验，在群体形成后三十分钟内都会形成社会秩序。群体成员通常都不知道群体中形成了等级，但他们几乎都可以指出群体中‘最重要的人’或‘最活跃的人’是谁。我的研究生和我对受试者做了采访，认真阅读谈话记录，长时间观看录像带。我们模仿了受试者与权威人物——大学系主任、警察、老师、国税局官员、狱警、牧师——发生的冲突。等级与支配的问题总是比简单的社会地位更复杂。
“在同一时期，我开始和纽约警察合作，研究凶杀案罪犯的资料。数据相当有趣，但同罪犯的谈话令人沮丧，研究也未取得实质性结果。
“人类暴力的根源何在？暴力和以暴力相威胁在日常互动中发挥着什么作用？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我天真地希望某天能解释为什么阿道夫·希特勒这样聪明且具欺骗性的精神变态者，能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文明变成一台毫无主见与道德的杀戮机器。我早已知道，人类之外的高级动物拥有某种建立支配关系和社会等级的机制。这种等级的建立通常不会伴随严重的伤害。即使狼、虎之类的凶猛捕食者，在发出清晰的臣服信号之后也会立即中止狂暴的对抗，以免导致死亡或严重残疾。但人类呢？我们是像许多人猜想的那样，缺乏这种本能的臣服-认可机制，所以注定战争不断？难道我们同类相残的疯狂行为是由我们的基因先天决定的？我认为不是。
“通过数年时间搜集数据，提出假设，我渐渐形成了一个奇怪而不科学的理论。但我只能将这个理论藏在心底，因为如果我将其告诉同事，我的专业名望就必然受损。人类进化出的支配会不会是一种通灵现象，即我的一些不够理性的朋友所说的超心理现象？政治家的苍白吸引力——媒体美其名曰“人格魅力”——显然不是建立在魁梧身材、繁殖能力或威吓展示的基础之上。或许，在人脑的某个脑叶或半球之中，存在着一块专门投射这种个人统治感的区域。我知道，神经病学研究表明，我们的等级意识源自大脑最原始部分——即所谓的“爬行动物脑”。进化——变异——会不会赋予了某些人近似移情或心灵感应的能力，而该能力可以在生存竞争中发挥无比强大的作用？这种能力在支配欲望的驱使下，会不会最终演变为暴力？具有这种能力的人是否还是真正的人？
“最后，我能做的只是不停地归纳上校的意志进入我大脑时我的感觉。尽管数十年过去了，那种悲惨经历的细节已被淡忘，但精神强奸所带来的痛苦、恶心和恐惧却仍然能让我喘息着从梦中惊醒。我继续教学、研究，继续穿行在灰暗而平淡的日子中。去年春天，我有天早上醒来，意识到自己老了。自从上次在录像中看到上校的脸，已经过去了十六年。倘若那确实是上校，倘若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也是一个耄耋老人了。我在脑中勾画出那个牙齿掉光、身体发抖的老战犯。上校很可能已经死了。
“我忘了，恶魔是不会自己死的，只能被杀死。
“不到五个月前，我几乎同上校在纽约街头相遇。那是个酷热的七月傍晚。我走在中央公园西街，思考着一篇关于监狱改革的文章，这时上校从不到五十英尺外的一家餐厅出来，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他身边跟着一位上了年纪但仍然美丽的女士，她的白发垂在一套昂贵的丝绸晚礼服上。上校自己则身着黑西装。他肤色偏黑，身材匀称。他的头发已所剩不多，而且从金色变成了白色。但他那张愈发丰满红润的脸庞上仍透露着冷酷与专横。
“我呆呆站在原地盯了他好几秒，然后拔腿追赶出租车。车汇入车流当中。我在车辆的缝隙中穿梭，疯狂地想追上去。坐在后排的乘客从未回头。出租车越开越远，我蹒跚着回到路边，差点儿摔在地上。
“餐厅的领班服务员也没帮到我。他承认当晚确实有这样一对仪表不凡的老年男女在这里用餐，但他并不知道他们的姓名。而且他们也没有预约。
“接下来的好几周，我都在中央公园西街一带游荡，搜寻每一条街道，扫描每一辆路过的出租车中乘客的脸。我还雇了一个年轻的纽约侦探做帮手，但我的钱再次打了水漂。
“然后我便陷入了所谓的‘神经崩溃’当中。我失眠了。工作进行不下去，大学里的课也被取消了，或者由紧张的助教代替我上。我已连续多天都不换衣服，回家后除了吃饭就是来回踱步。我常常夜深了仍在外晃荡，被警察盘查了好几次。幸亏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和神奇的‘博士’头衔救了我，否则我早被送到贝尔维尤医院了。后来有天晚上，我躺在家里的地板上，突然意识到我一直忽略了一个问题——上校身边的那个女人很面熟。
“那天晚上剩下的时光和第二天白天，我都在努力回忆我在哪儿见过那个女人。我可以肯定是在某张照片上。她的形象让我回忆起了一种模糊的感觉——慵懒、焦虑，伴随着柔和的音乐。
“那天下午五点十五分，我叫了辆出租，风驰电掣般赶到我牙医的诊所。他那天不在，诊所关着门，但我编造了一个蹩脚的故事，还严厉训斥了接待员，终于让他同意我翻阅等候室里的一堆老杂志，有《十七岁》《智族》《小姐》《美国新闻》《世界报道》《时代》《新闻周刊》《时尚》《消费者报道》和《网球世界》。当我第二次翻阅所有杂志时，接待员开始对我的疯狂状态感到警惕。我之所以还在继续搜寻，纯粹是因为我的执念——我坚信，没有牙医会在一年之内将等候室内的杂志更换四次以上。接待员气势汹汹地威胁说要报警。
“我找到了。在《时尚》杂志充满浮华广告和夸张宣传语的封面附近，有一张那个女人的小黑白照片。照片位于购买饰品的专栏顶部，下方写着女人的名字：尼娜·德雷顿。
“对尼娜·德雷顿的追查迅速展开。我雇用的纽约私人侦探哈灵顿很高兴着手调查这条更确切的线索。二十四小时后，他给了我一份关于那个女人的厚厚资料。大部分信息都来源于公共数据源。
“尼娜·德雷顿夫人是一位有钱的寡妇，在纽约时尚界颇有名气，拥有一家服装连锁店，1940年8月，她同美国航空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帕克·阿伦·德雷顿结婚。结婚十个月后，她的丈夫就去世了。她孤身一人，巧施手腕，投资屡屡得手，跻身数家大公司的董事会——之前那些公司从未有过女董事。德雷顿夫人如今只经营服装店生意，但她依然是几家知名慈善组织的董事，同许多政客、艺术家、作家相熟，同纽约的一位著名作曲家兼指挥家传出过绯闻，在公园大道有一套位于十六楼的大房子，还有好几处避暑和度假别墅。
“找机会与她见上一面并不难。我查找我的病人名单，很快发现了一个有钱的躁狂抑郁症患者，他与德雷顿夫人住在同一座大楼，而且有相同的社交圈子。
“在我的这位前患者的安排下，八月的第二个周末，我在一个露天招待会上同尼娜·德雷顿见上了面。客人很少。许多富人都逃离这座城市，去海边或山中避暑了。但德雷顿夫人参加了招待会。
“在同她握手、注视她澄净的蓝色眸子之前，我就已经百分百地确定她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她具有同上校一样的能力。她光彩照人，是整个院子的焦点，就连日本灯笼似乎也因为她而变得更亮了。我感到喉头发紧，仿佛有一只冰冷的手掐住了我的脖子。她或许觉察到了我的反应，或许她喜欢引诱精神病医生，尼娜·德雷顿那晚对我总是言辞闪烁，带着几分蔑视，也带着几分挑逗。
“我邀请她参加周末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座。出乎意料的是，她竟然来了。她身后跟着一个凶神恶煞般的矮个子女人，名叫巴雷特·克拉默。
“我讲的是第三帝国蓄意的暴力政策及其与当今第三世界政权之间的关系。我的论述建立在一个与当今观念背道而驰的假设之上——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之所以在二战中沦为野蛮的刽子手，至少部分原因应归结为一小股人构成的秘密组织，这些人都具有强大的人格力量。我讲话期间，德雷顿夫人坐在第五排对我微笑，那笑容让我想到了正要吞掉老鼠的猫。
“讲座结束后，德雷顿夫人表示希望同我私下谈谈。她问我是否还在给病人看病，并要求接受我的专业诊断。我有些犹豫，但我和她都知道我会答应她。
“我见过她两次，两次都在九月份。她同意我对她展开治疗。尼娜·德雷顿相信她的失眠同数十年前的父亲之死有直接联系。她说她常做噩梦，梦中她将父亲推到波士顿的有轨电车前，导致父亲被撞死，但当时她在数英里之外。‘我们总是杀害我们爱的人，这是真的吗，拉斯基博士？’我告诉她，我认为事实可能恰恰相反。我们总是去杀——至少想去杀那些我们表面上爱但实际上恨的人。尼娜·德雷顿只是对我微微一笑。
“我建议第三次治疗时采用催眠术，令她重新体验得知父亲死讯时的反应。她同意了，但不出我所料，十月初她秘书打来电话，取消了后面的所有治疗。但我已经雇用了一名私人侦探，专门监视德雷顿夫人。
“说到私人侦探，我得先澄清他的形象。一般人的印象中，私人侦探都是愤世嫉俗的前警察，但我雇用的是一个二十四岁的普林斯顿大学辍学生，他在空闲时间写诗。弗朗西斯·泽维尔·哈灵顿已经在私人侦探这一行干了两年，但他为了能进入德雷顿夫人用午餐的餐馆，必须购买一套新西装。我下达二十四小时监视的指令后，哈灵顿又聘请了两个兄弟会的朋友照看侦探事务所。但哈灵顿并不愚蠢，他的工作迅速而富有成果。他每周一和周五上午都会将报告送到我桌上。他的一些侦探手法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合法，比如搞到尼娜·德雷顿的电话账单复印件。这个女人同很多很多人通过电话。哈灵顿将有通话记录的人的姓名和地址都罗列了出来。其中一些是名人，还有一些引人联想。但没有一条线索指向上校。
“几个星期过去了，我几乎用光了积蓄，获得的却只有尼娜·德雷顿的日常生活、午餐偏好、生意往来、电话号码的记录。年轻的哈灵顿知道我的资源有限，于是好心地建议截获德雷顿夫人的邮件并窃听她的电话。我反对这么干，至少必须再等几个星期。我不想过早地暴露。
“后来，也就是两个星期前，德雷顿夫人给我打了电话。她邀请我参加12月17日在她家召开的圣诞宴会。她说她亲自打电话给我，我就没有借口不去了。她想让我见她的一个好莱坞好朋友。此人是制片人，据说非常想见我。她给那人送了一本我的书——《暴力病理学》，他对这本书赞不绝口。
“‘他叫什么名字？’我问。‘名字并不重要。’她答道，‘你见到他就能认出来了。’
“挂断电话后，我激动得发抖，直到足足一分钟后才拨出了哈灵顿的电话。当晚，哈灵顿带着他的两个朋友过来同我商讨对策。我们再次梳理了电话账单。这次我们打算拨打所有未列入洛杉矶市号码簿的洛杉矶本地号码。当打到第六通电话时，听筒里传来一个年轻的声音：‘这里是波登先生家。’‘请问是托马斯·波登家吗？’弗朗西斯问。‘你打错号码了！’对方怒吼道，‘这里是威廉·波登先生家。’
“我将这个名字写在我办公室的黑板上。威廉·冯·伯夏特。威廉·波登。这太符合人性了。奸夫在酒店通奸的时候会用与真名相近的假名登记；通缉犯有六个假名，其中五个的“名”都与真实姓名的“名”一致。我们的姓名里有一种神奇的东西，无论理由多么冠冕堂皇，我们都无法将其舍弃。
“于是星期一，也就是查尔斯顿凶杀案爆发前四天，哈灵顿飞到了洛杉矶。我本来打算自己去的，但弗朗西斯提出最好先由他去查查这个波登，拍点儿他的照片，确认他就是冯·伯夏特。我还是想去，但我意识到自己毫无计划。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我却从未想到一旦找到上校之后怎么办。
“星期一晚上，哈灵顿打电话回来报告说，飞机上的电影糟透了，他落脚的酒店显然比不上贝弗利山威尔希尔酒店，贝沙湾的警察相当爱管闲事，只要你在社区里开车转两圈，或者把车停在蜿蜒的车道上窥视影星的家，他们就会上来盘查驱逐。星期二，他打电话回来询问有没有查出更多关于德雷顿夫人的信息。我告诉他，他的两个朋友——丹尼斯和塞尔比——精力都没有他旺盛，而德雷顿夫人仍在照常打理生意。弗朗西斯接着说，他去过波登的电影公司，但这一趟一无所获。尽管波登在公司里有办公室，但没人知道他何时会来。上一次有人看到他来上班是在1979年。弗朗西斯希望能找到一张波登的照片，但没有人能提供。他本想向那里的秘书出示冯·伯夏特在柏林拍的照片，但最终没有这样做，因为——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样做不够酷’。他计划第二天带着照相机和长焦镜头去波登的贝沙湾豪宅偷拍。
“星期三，哈灵顿没有在约定的时间打电话，我打电话去旅馆询问，得知他没有退房，但那天晚上他没有来前台拿钥匙。星期四早上，我向洛杉矶警察局报案。他们答应查一下，但根据我提供的相当有限的信息，他们认为哈灵顿不太可能遇害了。‘这是一座繁忙的城市，’接电话的警察说，‘有很多事情都可以吸引住一名年轻人，让他忘了打电话。’
“我那天都在努力联系丹尼斯和塞尔比，但始终联系不上。就连弗朗西斯事务所的电话答录机都没工作。我前往尼娜·德雷顿在公园大道的公寓。门厅中的保安告诉我，德雷顿夫人在去休假了，我不能上楼。
“星期五整整一天，我都把自己关在家里等待。晚上十一点半，我接到了洛杉矶警察的电话。他们打开了哈灵顿在贝弗利山酒店的房间，他的衣服和行李都不见了，房间里没有他遭到杀害的迹象。警察问我，他的329.48美元房费该由谁来付。
“那天晚上，我强迫自己按计划去一个朋友家吃晚饭。从公交车站到格林尼治村只有两个街区，但这段路那晚却仿佛没有尽头。星期六傍晚，就是你父亲在查尔斯顿遇害的晚上，我在大学参加关于城市暴力的研讨会。与会者有两百多人，其中还有几名政党候选人。整个讨论过程中，我不时打量观众席，希望能看到尼娜·德雷顿那眼镜蛇似的微笑，或者上校那双冰冷的眼睛。我感觉自己又变成了棋子，但这次下棋的是谁呢？
“星期天，我读到了早报，第一次得知查尔斯顿的凶杀案。报纸的其他位置上，有一小段专栏文章，说一架飞机在星期六凌晨坠毁在南卡罗来纳，好莱坞制片人威廉·D. 波登不幸搭乘了那架飞机。专栏里还附有那位神秘制片人的罕见照片。照片拍摄于六十年代，照片中的上校正在微笑。”
索尔不再说话了。他们的咖啡杯放在门廊栏杆上，咖啡已经冷了，但他们全然不觉。索尔说话期间，栏杆的阴影在他腿上慢慢移动。谈话中止后，远处街道的声响也变得隐约可闻。
“是谁杀了我父亲？”娜塔莉问。她紧拽毛衣，揉着胳膊，像是很冷似的。
“我不知道。”索尔说。
“梅勒妮·福勒是他们的同伙，对吧？”
“是的，几乎可以肯定。”
“可能是她干的？”
“是的。”
“你确定尼娜·德雷顿死了？”
“是的。我去过停尸房，看过现场照片，读过解剖报告。”
“但她也许在死之前杀害了我父亲，对吧？”
索尔犹豫起来，“有这个可能，”他说。
“波登——就是上校——他应该在星期五晚上的飞机事故中死了。”
索尔点头。
“你认为他死了吗？”娜塔莉问。
索尔说：“不。”
娜塔莉站起身，在小门廊里走来走去。“你有他还活着的证据吗？”她问。
“没有。”
“但你认为他还活着？”
“是的。”
“他或者那个姓福勒的女人都可能杀了我父亲？”
“是的。”
“你仍然在追踪他？追踪波登……或者冯·伯夏特？”
“是的。”
“我的上帝啊。”娜塔莉走进屋内，带回两杯白兰地。她递给索尔一杯，然后将另一杯一饮而尽。她从毛衣口袋里取出一包烟，摸出火柴，用颤抖的手点燃一支烟。
“抽烟对身体不好。”索尔轻声道。
娜塔莉哼了一声。“这些人是吸血鬼，对吧？”她说。
“吸血鬼？”索尔摇摇头，不是太明白她的意思。
“他们操控别人，然后将这些人像塑料包装一样扔掉。”她说，“他们就像深夜档电视剧里的吸血鬼。但他们是真实存在的。”
“吸血鬼。”索尔说，立马意识到自己说的是波兰语，“是的。”他换成英语说，“这个比喻不错。”
“那么，”娜塔莉说，“我们现在干什么？”
“我们？”索尔闻言一惊。他用手揉了揉膝盖。
“我们。”娜塔莉说，声音中带着愤怒，“你和我。我们。你讲了这么久的故事，并不是为了打发时间吧？你需要一个同伴。好了，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索尔摇摇头，挠了挠胡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告诉你这些。”他说，“但是……”
“但是什么？”
“非常危险。弗兰西斯，还有其他人……”
娜塔莉走上前来，蹲下，用右手抚摸他的手臂。“我父亲名叫约瑟夫·伦纳德·普雷斯顿，”她轻声说，“四十八岁……明年二月六日满四十九岁。他是个好人，一个好父亲，一个好摄影师，一个非常穷的生意人。他笑起来的时候……”娜塔莉哽咽了一下，“他笑起来的时候，你很难不跟着他一起笑。”
她静静地在地上蹲了几秒钟，抚摸他手腕上褪色的蓝色数字，然后她说：“你接下来怎么办？”
索尔深吸一口气：“我不知道。星期六我要飞到华盛顿去见一个人……这个人手上可能掌握着上校是否还活着的信息。”
“然后怎么办？”娜塔莉追问。
“然后等。”索尔说，“我们边等边留意各种信息，查看报纸。”
“报纸？”娜塔莉说，“查什么？”
“凶杀案。”索尔说。
娜塔莉眨眼，身体后仰。她右手里的烟快要熄灭了，她将烟头在木地板上捻灭。“你没搞错吧？这个姓福勒的女人，还有你所说的上校肯定已经离开这个国家……躲起来了。他们怎么会又这么快出来杀人？”
索尔耸耸肩。他突然感到非常累。“那是他们的本性。”他说，“吸血鬼必须‘进食’。”
娜塔莉站起身，走来门廊的角落里。“你找到——我们找到他们之后怎么办？”她问。
“找到之后再决定。”索尔说，“我们首先必须找到他们。”
“必须用木桩刺穿吸血鬼的心脏才能杀死它。”娜塔莉说。
索尔没有回应。
娜塔莉又掏出一根烟，但没有点燃。“你靠他们太近的话，会不会被他们发现？”她说，“他们会不会掉过头来对付你？”
“那问题就简单了。”索尔说。
娜塔莉正要开口，只见一辆涂着县政府标识的黑色汽车停在路边，驾驶室里走出一个身材肥胖、面色红润、戴着高顶阔边帽的男人。“金特里治安官。”娜塔莉说。
胖警官盯了他们一会儿，然后缓缓走过来，似乎有些拿不定主意。金特里在门廊台阶处站定，脱下帽子。他那仿佛被阳光灼伤的脸上流露出惊讶的表情，就像一个小男孩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一样。
“早上好，普雷斯顿女士，拉斯基教授。”金特里说。
“早上好，治安官。”娜塔莉说。
索尔看着金特里。这个南方警察就像从漫画里走出来似的，但他的眼睛和昨天一样透着机敏。这同他的整体形象格格不入。
“我需要帮助。”金特里说，声音里带着一丝痛苦。
“什么帮助？”娜塔莉问。索尔听出了她很热情。
金特里低头盯着手中的帽子。他用粗短粉嫩的手指优雅地捏了捏帽子，抬头看着两人。“我的地面上死了九个人。”他说，“他们死得非常蹊跷，无法用常理解释。两个小时前，我拦下一个人，他的钱包里什么都没有，除了我的照片。他没有同我说话，直接割断了自己的喉咙。”金特里看着娜塔莉，然后又看着索尔。“出于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他说，“我有一种直觉，觉得你们可能会帮到我。”
索尔和娜塔莉默默地盯着他。
“你们能帮我吗？”金特里最后问，“你们愿意帮我吗？”
娜塔莉看着索尔，索尔挠了挠胡子，摘掉眼镜后又戴上，看着娜塔莉，微微点头。
“进来吧，治安官。”娜塔莉说着，打开了前门，“我来弄午饭。可能要花点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