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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达收到一封从国务院来的、厚厚的蜡封着的信，感到很吃惊。拆开信封，她发现里面是另一个很厚的信封，信封口上印着淡蓝色的俄文字。信封内装着十一张打字的信纸，中间有好多地方用铅笔钢笔添改了。上面还别着一张印有“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用笺”字样的小纸条，上面是帕格用红铅笔写的有力的斜体字：
喂，
别害怕——我想，我跟你认识以来还没有写过这样长的信，对此还没有经验。
参加克里姆林宫的宴会又是一件令人难以相信的事，这个下一次再写，这封信得赶快发——
塔茨伯利问候你。我借用他的信纸和打字机，情况信里都写了。
他越来越胖，他的女儿则象一个幽灵——
爱你的
帕格
十月三日于莫斯科
（仍然疑在梦中）
最亲爱的赛达：
三小时后我将去克里姆林宫参加宴会。怎么样？这不是做梦。这一次旅行中，每一件事都是挺新奇古怪的。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孙子啦（怎么样，奶奶？），因此我开始感到我应该把经历中的一些事情，趁印象还深的时候记录下来。我不会写文章，但是即便是一些有啥写啥的朴素记录，有一天孩子们也会感到有趣的。要是从现在起我不时寄给你一批批这样的材料，别认为是我老了贫嘴爱唠叨。你看完就收起来留给娃娃们。
从离开伦敦，我就没有睡过一晚好觉，老是感到迷迷糊糊的。乘英国驱逐舰到阿尔汉格尔那一段路本来是可以休息的，但晚上老开会，又整天的紧急战备警报。这是一次危险的航行，几乎整个航程都在德国空军的飞行范围之内。这条线上的护航舰队好几次受到攻击，幸好有一半时间我们是在雾中航行。
我老打错字，因为塔茨伯利的打字机有毛病。在苏联没有人能修理英国打字机，也可能是没人愿意修理，你永远也闹不清。我工作时总是借用大使馆的打字机，但是今天他们为了搞出会议文件的最后稿，要打的东西太多了。塔茨伯利一家占了民族饭店最好的住处，当然喽，韬基总是有办法！他的套房面对红场，从我坐着的地方，透过蒙蒙的细雨，我就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据说，列宁在这个套房里住过，而现在是我在这里。套房里到处是红棕色的幕布，金色的吊灯，大理石的雕像，还有一亩地大的波斯地毯，甚至还有一架花梨木的大钢琴，很不显眼地放在角落上（钢琴的音已经不准了）。我呢，住的是最高层背阴的一个房间，五英尺宽，十英尺长，黄色的灰泥墙上什么装饰也没有。
塔茨伯利现在正在这里，对帕米拉口授今晚的广播稿，韬基总有办法指出战场现在在哪里！他借口眼力不好，从战时新闻局征用帕米拉来给他工作，他的稿子和广播被认为是头等的宣传。她在英国皇家空军工作，现在算是延长休假期，看来对此很苦恼。她的飞行员当了德国战俘已经一年，至今没有消息。
象所有在这里的记者一样，塔茨伯利得想办法作无米之炊。他昨天晚上花了两小时的时间详细告诉我这项工作是怎样艰苦。俄国人把记者们都留在莫斯科，隔一天把他们召去一次，给他们一些编造的新闻稿。多数记者都认为战况不佳，但除了莫斯科的谣传和柏林的短波广播以外，他们得不到别的材料来说明。看来，俄国人多多少少地承认了德国人宣布的消息，但时间总要晚两三个星期。持悲观看法的人——这里有不少——认为莫斯科可能在一周内沦陷。我和塔茨伯利都不这样想。但我们大使馆中有一些人怕哈里曼被纳粹俘获，紧张得要命。明天使节团飞机离开以后，他们就可以大大松一口气了。
啊，关于这次旅行——靠近俄国的海面使我想起纽芬兰来。罗达，在地球的北面，大部分还是松帕之类的大森林和白茫茫的水域。也许愚蠢的人类有一天会把温带和热带都毁灭了，人类文明将在地球顶上重新做一个不象样的开始。
首先使我感到奇怪而吃惊的是在阿尔汉格尔。这是在荒野中完全用木材建筑起来的一个港口小镇。码头、仓库、锯木厂、工厂、教堂、起重机——都是用木头做的。成堆的木材，亿万米的木板，触目皆是。天知道砍倒了多少树才建立起这个城镇和堆积起这样多的木材。但阿尔汉格尔附近的森林仍然好象没有采伐过一样。阿尔汉格尔有点象阿拉斯加，象照片上的克朗代克。
我见到的第一个真正的俄国人是海港领港员，他在港口的下游上船，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是一个妇女。羊皮外套，穿着裤子、靴子，有一张健康而美丽的脸。我在船台上看着她把我们领进港口，她是个很在行的海员，或女海员。她很熟练地把我们领进港，一点也不感到紧张。然后跟船长握一下手就走了，整个航行中她脸上没有笑容。俄国人只有当他们觉得可笑时才笑，永远不是为使别人感到愉快而笑。这使他们看上去阴沉而难以亲近。我想他们一定会感到我们象咧着嘴笑的猴子。这是我们和俄国打交道的一个缩影，除了语言的隔阂，我们的性格和作风都不一样。
霍普金斯先生跟我谈过关于俄国森林的事，我至今还感到很惊异。你记得吗，大概是三五年，我们曾经在仲夏季节驱车西行，走了三天还没有开出玉米地？俄国北方森林也跟这差不多。我们的飞机去莫斯科时，紧挨着树梢低飞，青色的树枝在机翼下掠过，几小时几小时也见不到尽头，突然机身上升，无边无际的一行行房子和工厂就在我们前面。莫斯科是一个灰色的平原。从远看，与波士顿和费城也差不多。只有到临近的时候，看到了圆顶的教堂，河边上深红色的克里姆林宫，里面还有一些教堂，你才感到你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飞机驾驶员在着陆前，大概出于特殊的礼节，在莫斯科上空绕了圈，让我们看看全景。他们起飞和降落都很熟练，不过按我们的标准粗了一些。俄国飞行员在飞机一离开地面就陡直上升，着陆时也是直着下去。
说起来，到了莫斯科我们不分白天晚上，整天就是大鱼大肉。照规定我们应该工作通宵，但如果晚上不开会，我们就吃吃喝喝。这里招待客人的标准饭菜，大致是有十二三种不同的冷鱼，鱼子酱，两道汤，鸡，还有烤肉，并不断添酒。每人还有自己的一瓶伏特加酒。这种办事方法真是见鬼，不过另一方面也许这是俄国人的聪明，酒一喝，事情就不怎么紧张了。喝醉了的感觉看来对布尔什维克和资本家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至少还有一些共同的地方。
我想我们这次会议是划时代的。不管怎样秘密，美国和俄国过去什么时候坐在一起谈过军事问题呢？这一次是最新奇的了。俄国人从来不把军火生产和战争形势的实际情况告诉你。想一想，短短三个月以前，德国人的立场还跟我们和英国人现在的立场一样，我倒不想怎么责备他们。俄国人过去一直很倒霉。你跟他们谈判时不能忘记这一点，这是我们的翻译莱斯里-斯鲁特经常提出的观点。
告诉你，英国人将让出一些租借法案规定的优先权，甚至同意给俄国人一些坦克。这些不久都将见报。敦刻尔克撤退的时候，他们的装备丧失殆尽，所以这是可敬而有勇气的决定。当然他们现在还不能用坦克去打德国人，俄国人则可以。虽说如此，希特勒是不是会再和斯大林达成协议，然后突然调过头来把全部兵力投入横渡海峡作战，对这一点丘吉尔是没有把握的。我想不至于如此。在这里日益增长的对德国人的憎恨带有一种血海深仇的情绪，你只要看一看他们被德国人赶出来的那些村庄的新闻片中可怕的情景，就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恨德国人。成批的儿童被勒死，妇女被强奸至死，诸如此类等等。尽管希特勒和斯大林看来都有一种反复无常的气质，他们做的事没有一件是可以估计得到的或符合人性的，我觉得英国人同意给俄国人坦克是很可嘉许的。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有些美国人感到很奇怪，真他妈怪。英国人自己处于危急的境地倒愿意帮助俄国人，而我们的议会，只要我们给俄国人一点东西就哇哇叫。我们坐在两个对德国人作生死斗争的国家的代表之间，而我们所代表的国家不是没听到从太平洋到大西洋沿岸的一片呼吁声，它就是不让自己的总统动根手指来帮一下忙。
你还记得斯鲁特吗？他现在是这里大使馆的二等秘书。记得吧，他在柏林时找过我，对勃拉尼在波兰战火下的表现大为夸奖。他就是娜塔丽去拜访的那个人，他现在还认为她是世上最好的姑娘，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有机会他不跟她结婚。他现在正在向韬基的女儿献殷勤。在莫斯科没有对象的西方姑娘（我差一点说白种姑娘）不多，而她是其中之一，追求她的不只斯鲁特一个。
（附带提一下，我提到白种姑娘是很可笑的。到莫斯科两天以后，我想指出这里有什么跟我们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曾对斯鲁特说有两处不同，一是见不到广告，一是见不到有色人种。斯鲁特听了大笑起来。尽管如此，这是事实。在莫斯科，人们的不拘礼节、平等相待的气氛，真象美国，但是你在美国的任何大城市中，都不会看到全是白人。而最主要的是我喜欢这些俄国人和他们那种冷静而坚决的处理问题的态度，就象伦敦人一样。）
现在，我跟你说个故事，也是为了写给我们的孙子，特别是勃拉尼的儿子将来有一天可以看。这是一个很残酷的故事，我至今还不清楚应该怎... -->>
罗达收到一封从国务院来的、厚厚的蜡封着的信，感到很吃惊。拆开信封，她发现里面是另一个很厚的信封，信封口上印着淡蓝色的俄文字。信封内装着十一张打字的信纸，中间有好多地方用铅笔钢笔添改了。上面还别着一张印有“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用笺”字样的小纸条，上面是帕格用红铅笔写的有力的斜体字：
喂，
别害怕——我想，我跟你认识以来还没有写过这样长的信，对此还没有经验。
参加克里姆林宫的宴会又是一件令人难以相信的事，这个下一次再写，这封信得赶快发——
塔茨伯利问候你。我借用他的信纸和打字机，情况信里都写了。
他越来越胖，他的女儿则象一个幽灵——
爱你的
帕格
十月三日于莫斯科
（仍然疑在梦中）
最亲爱的赛达：
三小时后我将去克里姆林宫参加宴会。怎么样？这不是做梦。这一次旅行中，每一件事都是挺新奇古怪的。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孙子啦（怎么样，奶奶？），因此我开始感到我应该把经历中的一些事情，趁印象还深的时候记录下来。我不会写文章，但是即便是一些有啥写啥的朴素记录，有一天孩子们也会感到有趣的。要是从现在起我不时寄给你一批批这样的材料，别认为是我老了贫嘴爱唠叨。你看完就收起来留给娃娃们。
从离开伦敦，我就没有睡过一晚好觉，老是感到迷迷糊糊的。乘英国驱逐舰到阿尔汉格尔那一段路本来是可以休息的，但晚上老开会，又整天的紧急战备警报。这是一次危险的航行，几乎整个航程都在德国空军的飞行范围之内。这条线上的护航舰队好几次受到攻击，幸好有一半时间我们是在雾中航行。
我老打错字，因为塔茨伯利的打字机有毛病。在苏联没有人能修理英国打字机，也可能是没人愿意修理，你永远也闹不清。我工作时总是借用大使馆的打字机，但是今天他们为了搞出会议文件的最后稿，要打的东西太多了。塔茨伯利一家占了民族饭店最好的住处，当然喽，韬基总是有办法！他的套房面对红场，从我坐着的地方，透过蒙蒙的细雨，我就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据说，列宁在这个套房里住过，而现在是我在这里。套房里到处是红棕色的幕布，金色的吊灯，大理石的雕像，还有一亩地大的波斯地毯，甚至还有一架花梨木的大钢琴，很不显眼地放在角落上（钢琴的音已经不准了）。我呢，住的是最高层背阴的一个房间，五英尺宽，十英尺长，黄色的灰泥墙上什么装饰也没有。
塔茨伯利现在正在这里，对帕米拉口授今晚的广播稿，韬基总有办法指出战场现在在哪里！他借口眼力不好，从战时新闻局征用帕米拉来给他工作，他的稿子和广播被认为是头等的宣传。她在英国皇家空军工作，现在算是延长休假期，看来对此很苦恼。她的飞行员当了德国战俘已经一年，至今没有消息。
象所有在这里的记者一样，塔茨伯利得想办法作无米之炊。他昨天晚上花了两小时的时间详细告诉我这项工作是怎样艰苦。俄国人把记者们都留在莫斯科，隔一天把他们召去一次，给他们一些编造的新闻稿。多数记者都认为战况不佳，但除了莫斯科的谣传和柏林的短波广播以外，他们得不到别的材料来说明。看来，俄国人多多少少地承认了德国人宣布的消息，但时间总要晚两三个星期。持悲观看法的人——这里有不少——认为莫斯科可能在一周内沦陷。我和塔茨伯利都不这样想。但我们大使馆中有一些人怕哈里曼被纳粹俘获，紧张得要命。明天使节团飞机离开以后，他们就可以大大松一口气了。
啊，关于这次旅行——靠近俄国的海面使我想起纽芬兰来。罗达，在地球的北面，大部分还是松帕之类的大森林和白茫茫的水域。也许愚蠢的人类有一天会把温带和热带都毁灭了，人类文明将在地球顶上重新做一个不象样的开始。
首先使我感到奇怪而吃惊的是在阿尔汉格尔。这是在荒野中完全用木材建筑起来的一个港口小镇。码头、仓库、锯木厂、工厂、教堂、起重机——都是用木头做的。成堆的木材，亿万米的木板，触目皆是。天知道砍倒了多少树才建立起这个城镇和堆积起这样多的木材。但阿尔汉格尔附近的森林仍然好象没有采伐过一样。阿尔汉格尔有点象阿拉斯加，象照片上的克朗代克。
我见到的第一个真正的俄国人是海港领港员，他在港口的下游上船，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是一个妇女。羊皮外套，穿着裤子、靴子，有一张健康而美丽的脸。我在船台上看着她把我们领进港口，她是个很在行的海员，或女海员。她很熟练地把我们领进港，一点也不感到紧张。然后跟船长握一下手就走了，整个航行中她脸上没有笑容。俄国人只有当他们觉得可笑时才笑，永远不是为使别人感到愉快而笑。这使他们看上去阴沉而难以亲近。我想他们一定会感到我们象咧着嘴笑的猴子。这是我们和俄国打交道的一个缩影，除了语言的隔阂，我们的性格和作风都不一样。
霍普金斯先生跟我谈过关于俄国森林的事，我至今还感到很惊异。你记得吗，大概是三五年，我们曾经在仲夏季节驱车西行，走了三天还没有开出玉米地？俄国北方森林也跟这差不多。我们的飞机去莫斯科时，紧挨着树梢低飞，青色的树枝在机翼下掠过，几小时几小时也见不到尽头，突然机身上升，无边无际的一行行房子和工厂就在我们前面。莫斯科是一个灰色的平原。从远看，与波士顿和费城也差不多。只有到临近的时候，看到了圆顶的教堂，河边上深红色的克里姆林宫，里面还有一些教堂，你才感到你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飞机驾驶员在着陆前，大概出于特殊的礼节，在莫斯科上空绕了圈，让我们看看全景。他们起飞和降落都很熟练，不过按我们的标准粗了一些。俄国飞行员在飞机一离开地面就陡直上升，着陆时也是直着下去。
说起来，到了莫斯科我们不分白天晚上，整天就是大鱼大肉。照规定我们应该工作通宵，但如果晚上不开会，我们就吃吃喝喝。这里招待客人的标准饭菜，大致是有十二三种不同的冷鱼，鱼子酱，两道汤，鸡，还有烤肉，并不断添酒。每人还有自己的一瓶伏特加酒。这种办事方法真是见鬼，不过另一方面也许这是俄国人的聪明，酒一喝，事情就不怎么紧张了。喝醉了的感觉看来对布尔什维克和资本家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至少还有一些共同的地方。
我想我们这次会议是划时代的。不管怎样秘密，美国和俄国过去什么时候坐在一起谈过军事问题呢？这一次是最新奇的了。俄国人从来不把军火生产和战争形势的实际情况告诉你。想一想，短短三个月以前，德国人的立场还跟我们和英国人现在的立场一样，我倒不想怎么责备他们。俄国人过去一直很倒霉。你跟他们谈判时不能忘记这一点，这是我们的翻译莱斯里-斯鲁特经常提出的观点。
告诉你，英国人将让出一些租借法案规定的优先权，甚至同意给俄国人一些坦克。这些不久都将见报。敦刻尔克撤退的时候，他们的装备丧失殆尽，所以这是可敬而有勇气的决定。当然他们现在还不能用坦克去打德国人，俄国人则可以。虽说如此，希特勒是不是会再和斯大林达成协议，然后突然调过头来把全部兵力投入横渡海峡作战，对这一点丘吉尔是没有把握的。我想不至于如此。在这里日益增长的对德国人的憎恨带有一种血海深仇的情绪，你只要看一看他们被德国人赶出来的那些村庄的新闻片中可怕的情景，就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恨德国人。成批的儿童被勒死，妇女被强奸至死，诸如此类等等。尽管希特勒和斯大林看来都有一种反复无常的气质，他们做的事没有一件是可以估计得到的或符合人性的，我觉得英国人同意给俄国人坦克是很可嘉许的。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有些美国人感到很奇怪，真他妈怪。英国人自己处于危急的境地倒愿意帮助俄国人，而我们的议会，只要我们给俄国人一点东西就哇哇叫。我们坐在两个对德国人作生死斗争的国家的代表之间，而我们所代表的国家不是没听到从太平洋到大西洋沿岸的一片呼吁声，它就是不让自己的总统动根手指来帮一下忙。
你还记得斯鲁特吗？他现在是这里大使馆的二等秘书。记得吧，他在柏林时找过我，对勃拉尼在波兰战火下的表现大为夸奖。他就是娜塔丽去拜访的那个人，他现在还认为她是世上最好的姑娘，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有机会他不跟她结婚。他现在正在向韬基的女儿献殷勤。在莫斯科没有对象的西方姑娘（我差一点说白种姑娘）不多，而她是其中之一，追求她的不只斯鲁特一个。
（附带提一下，我提到白种姑娘是很可笑的。到莫斯科两天以后，我想指出这里有什么跟我们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曾对斯鲁特说有两处不同，一是见不到广告，一是见不到有色人种。斯鲁特听了大笑起来。尽管如此，这是事实。在莫斯科，人们的不拘礼节、平等相待的气氛，真象美国，但是你在美国的任何大城市中，都不会看到全是白人。而最主要的是我喜欢这些俄国人和他们那种冷静而坚决的处理问题的态度，就象伦敦人一样。）
现在，我跟你说个故事，也是为了写给我们的孙子，特别是勃拉尼的儿子将来有一天可以看。这是一个很残酷的故事，我至今还不清楚应该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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