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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讲着她在巴黎时那个蹩脚公寓的滑稽事情：楼梯中央的小电梯坏了，斯鲁特在里面关了一夜；她的阿尔及利亚人房东费尽心机不让她自己做饭吃；楼上一个独眼的搞同性爱的雕刻家缠着斯鲁特要给他塑像。埃伦-杰斯特罗还没有听见过这些年轻人在塞纳河左岸的恋爱故事。这顿丰盛满意的晚饭、好酒和从露天餐厅上看到的灯火辉煌的苏黎世夜景，使他情绪也高涨起来。他接受了泽尔斯顿给他的一支雪茄，尽管他咳嗽很厉害。
“天哪，哈瓦那雪茄！”杰斯特罗博士卷动舌头喷着烟圈。
“这使我年轻了十岁，又回到了公共食堂。生活看来是多么美妙，多么容易，多么快乐啊！可是这么长时间里这个小胡子的坏蛋却在积攒他的坦克大炮。啊，天哪。你真快活，娜塔丽。”
“我明白。肯定是因为喝了酒，还有那灯光。明亮的灯光啊！奔奇，电灯光是最强烈的魔术。在灯火管制的地方住几个月，你就明白了！你知道吗，苏黎世叫我想起了什么？康尼岛的月亮公园，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你在一大片灯光中走路，成百万成百万的黄灯泡。灯光比跑马和游戏都更使人兴奋。瑞士真是了不起，是不是？它是一片恐怖的海洋里一只小小的干燥的自由的潜水钟。这是什么样的经历啊，我永远不会忘记。”
“你能明白了吧，为什么瑞士人要非常非常地小心，”泽尔斯顿说。“否则他们这里要挤满流亡者了。”
娜塔丽和她叔父听到他说的最后几个字，神情严肃起来，听他再要说些什么。
这位领事用两只手掌捋平了他的胡子。“不要忘掉，在希特勒的欧洲，有四百多万犹太人被捕。而全瑞士统共只有四百万人。因此瑞士人几乎和我们的国务院一样，开始对犹太人感到头痛。不过他们更有许许多多的理由。他们的国家只有一万六千平方英里的土地，许多地方都是光秃秃的岩石和积雪。而我们有三百五十万平方英里。以人口密度比较，我们有很大的空旷的荒地。而且我们被认为是自由的土地，流亡者的避难所。瑞士人没有这样的称号。那么谁应该接受犹太人？然而他们却在这样做，不过是小心翼翼地，而且总在限度之内。此外，瑞士人的石油、钢铁以及所有进进出出的贸易都得靠德国人。他们是处在一个包围圈里面。只有合纳粹意的时候，他们才有自由。我不能以更高的道德品格为你去和瑞士当局交涉。作为一个美国官员，在道德品格方面我可处在一个低下的地位。”杰斯特罗说：“这个可以理解。”
“你要明白，你的事还未作任何决定，”这位领事说。“我不过询问了一下。可能顺利解决。娜塔丽，坐一趟长途火车你能受得了吗？”
“我不敢肯定。为什么？”
“现在从苏黎世到里斯本的唯一航线就是汉莎航空公司。”
娜塔丽觉得仿佛突然让刀子割了一下，但是她的声调还是若无其事的。“我明白。那么那个西班牙航线呢？”
“人家对你说得不对。西班牙航线五月份就停止了，汉莎航空公司每个星期飞一次，以柏林为起点，中间每站都停——马赛，巴塞罗那，马德里。这是条蹩脚航线。我来的时候坐过。飞机上经常坐满了轴心国的大人物。你愿不愿意和你叔父分开，试试汉莎航空公司？你的护照上没有说你是犹太人。你是拜伦-亨利夫人。甚至德国人对怀孕的妇女也有点怜悯。当然，你得在纳粹的手里呆二十多个钟头。”
“另外一个办法呢？”
“坐火车经过里昂、尼姆、佩皮尼昂，沿着法国海岸下去，穿过比利牛斯山到巴塞罗那，然后，上帝帮你的忙，一直穿过西班牙和葡萄牙到里斯本。一路上过山，穿洞，蹩脚的路基，还有上帝知道有多少障碍、耽搁和换车，一大段路得经过维希政府的法国。路上也许要三天，也许六天。”娜塔丽说：“我凭什么要冒这个险。”
“我倒不在乎试试汉莎航空公司，”杰斯特罗的手指转着雪茄，用一种冷淡的声音说“我还是不相信，我真的不相信德国人会找我的麻烦。”
泽尔斯顿摇头说：“杰斯特罗博士，她是一个非犹太教的海军军官的妻子。我想她可以不成问题。你可别去坐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
“那么，我得决定的是一个人去试试汉莎航空公司呢，还是和埃伦一起坐火车，”娜塔丽说。
“你现在还用不着作任何决定。我不过是把这些事告诉你，让你考虑。”
娜塔丽和她的叔父在第二天就逛马路，看橱窗，买衣服，吃奶油蛋糕，喝真正的咖啡，坐着出租汽车兜圈子，消磨时间，奢侈地享受着瑞士的充分自由。从棕色的忧郁的罗马到这儿不过才飞几个小时。傍晚的时候，她又去看温特医生。他悲哀地耸耸肩膀，告诉她说，所有的化验都是阴性的。
“那很好。不过无论如何我也许能呆下去，”她说。“我们的领事在想办法。”
“啊，是这样吗？”这矮小的医生的脸开朗起来。“太好啦！没有比这使我更高兴的了。我马上给你登记住院，亨利太太。医院里挤得很。”
“我会在一两天内通知你。”
“很好。”
早晨，她发现一只旅馆的白信封从门缝底下塞进来，里面有一张条子：
喂。事情在进行。到湖边和我碰头，你们两个，四点钟，在苏黎世游艇码头。奔奇。
他们到码头的时候，这位领事已经租好一条舷外发动机的无篷小艇，在里面坐着等待。他一句话没说，扶他们下了船，就发动引擎，离岸驶了出去。驶了大约一英里远，他关掉引擎，他们可以听见一条驶近的游览轮船在蔚蓝色的湖面上用管乐奏着德国华尔兹舞曲。
“我得到了一个关于你们的几乎是全面的报告，”泽尔斯顿说，娜塔丽看见他快活的笑容，心都跳起来了。“我想我们在谈这个的时候最好避开一些。”
“是不是都安排好了？”杰斯特罗说，那种着急样子使他侄女看来简直有点孩子气。
泽尔斯顿却用手掌摸着胡子说：“嗯，情况还不错。”领事的眼睛在对着娜塔丽闪光。“要知道，我和罗马通了电话，打了电报。你的拜伦比他在里斯本干的还要厉害，是不是？他把你叔父护照的事对罗斯福总统谈了！胆子真不小！从来没有见过，在罗马没有一个人喜欢他。”
“我能够想象。”
“对的，但是你叔父的档案现在却贴上了‘总统交办’的大签条，这是大有用处的。现在，娜塔丽，你算定下来了。我已经把你的名字写上了汉莎航空公司的候机名单。下面两趟班机票都订出去了，不过你能拿到第三趟的订票。移民当局可以把你的居留时间延长到那时候。”
“可是到那时候我已经是第八个月了——”
泽尔斯顿举起一只手说：“汉莎航空公司是靠得住的，你会很早就走。也许就是下星期。而且总是有退票。因为你怀孕，列在名单的前头。”
“埃伦怎么办呢？”
“他啊，那是另一码子事了。”
“她是重要的，”杰斯特罗演戏似的说“我出什么事完全没关系。我已经活够了。”
“别着急，别着急，”泽尔斯顿笑起来了。“我的天哪，杰斯特罗博士！一切都顺利。你就是不能和她一起呆在瑞士。这是毫无问题的。不过你也定下来了。罗马现在因为你而闹得一团糟了。大使发了脾气。他说必要时他就任命你做他的工作人员，然后用外交豁免权把你送回家去。你要回到罗马去，但是由他负责与意大利人办交涉。杰斯特罗博士，在美国我们有一批意大利名流；我答应你，你的出境许可证不会再有什么麻烦。”
“你是不是认为我这么做比坐火车到里斯本去要好？”杰斯特罗的问话是婉转的，声调很高兴、很放心。“我很愿意试试。”
“天哪，杰斯特罗博士。我自己也不愿意干。这是个累死人的旅程，甚至我也不能肯定那些联络点还有没有用。可是主要的障碍是，你得非法离开瑞士。你得想想这个。无论如何，现在你是合法的，合法居留在这里。”
杰斯特罗转过来对侄女说：“那么，亲爱的！看来我们要分手各走各的路了。”
娜塔丽没有回答。现在对她说来，坐一架德国班机旅行，眼前浮现的是一种丑恶的前景。另外，那条游览轮船正好在附近驶过，船边激起的波浪摇晃着小船，使她恶心。轮船上的游客懒洋洋地往下瞧着他们，乐队正在奏着蓝色的多瑙河。
泽尔斯顿锐利地瞥了她一眼，说：“我知道你是坚决反对回到罗马去的，娜塔丽。不过你如果可以重新考虑，大使会给你作出跟你叔父同样的安排。这是我给你的建议，我个人的建议。”
“好吧，这都得好好地动动脑筋，是不是？”娜塔丽说。
“我们回去吧？我累了。”
“回去吧，”泽尔斯顿马上使劲一抽飞轮上的绳子，引擎发动起来，喷出一阵蓝烟。
“我们非常感谢你，”杰斯特罗叫着，压过引擎声。“你简直创造了奇迹。”
“那个‘总统交办’的签条帮了忙，”泽尔斯顿说，驾着小艇驶过轮船后面扩展开来的水波，小艇摇摆着、晃荡着，几乎合上了蓝色的多瑙河的拍子。
娜塔丽下楼来吃早饭的时候，她的叔父正坐在餐厅窗边的桌子前，在强烈的阳光下喝咖啡。
“你来了，懒骨头，”他说。“我已经起来了几个钟头了。我希望你肚子饿了。他们今天早晨有十分精采的波兰火腿。他们怎么会弄到波兰火腿的？我猜想是德国人偷的，然后他们用金子去买。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了。”娜塔丽要了咖啡和一个面包。
杰斯特罗还咕噜咕噜地说着：“你不饿？我可饿坏了。很奇怪，是不是，一个人一辈子能变得多厉害！我小时候在梅德西斯生活的时候，要我吞下一片火腿，我真的宁可活活烧死或者被枪打死。那些古老的禁忌剥夺了我们如此简单有效的乐趣。”他望着侄女，而她则坐在那里，脸色苍白，神色紧张，心情忧郁，双手交叉在鼓起的肚子上。“要知道，世界上最美妙的景象之一，就是早晨阳光之中的满满一碗新鲜奶油。瞧那奶油！又香又甜，如同香花一样。一定要尝尝。这咖啡也很好！娜塔丽，亲爱的，我一晚上都在想，我差不多已经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你已经决定了吗？这很好。我也决定了。”
他说：“我要回到罗马去。我要试试汉莎航空公司，亲爱的。我不怕那些妖怪。不过我明白我会妨碍你逃跑的。那是首要的。现在你绝对应该走你自己的路。这就是我的决定，看来我这个决定是不会改变了。亲爱的孩子，你在瞪眼看什么？是不是我的脸颊沾上鸡蛋了？”
“不是，正好我要告诉你，我就是打算这么办。”
“是吗？”他的脸温柔地微笑起来。“谢谢老天爷。我以为你会英勇地辩论一场要和我一起回去呢。不，你把你自己拖回去太可笑了。至于我，我相信大使，而且无论如何去和自己的命运作对是没有意义的。常常会时来运转。我在下午去罗马的飞机上弄到了一个位子。看来回去就象从上了油的斜坡上滑下去那么容易。只有向另一个方向去是困难的。”
娜塔丽喝着咖啡。这会不会是个计策，来诱使她自己提出回罗马去？经过长久的经验，她对她叔父的自私已经有所戒备；这种自私有时厚颜无耻，有时巧妙阴险。
“好吧，”她说“我看这样还有点意思。如果你愿意从罗马走，到了那里就去排队登记，越早越好。你有把握能办得了吗？”
“假使大使亲自经手，我还能弄糟吗？我只有一个请求。你能把手稿带走吗？即使我比你先到家，我也宁愿让你管着这本书。你瞧，全部草稿材料在我这里。这样就有两个机会保全君士坦丁的拱门，而不是一个了。”
到现在，娜塔丽才第一次开始相信她的叔父，不禁对他显露了一些亲切之感。“好吧，埃伦，就这样吧。这次分离，使人感到十分、十分特别。”
“娜塔丽，我会比你更感到放心。我背上压着一个对不起你的重负，至少有你肚子里怀的婴孩那么大。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我是多么感激你。”他把一只瘦弱的小手放到她的手上。
“你已经为你自己——就象我们的祖先古雅地说的——在未
来的世界中挣得了很大的一份。只要这未来的世界存在的话！”
埃伦-杰斯特罗就这样乖乖地回到罗马去了。一连十天他的侄女没有听到消息。这十天孤寂的日子，就连瑞士的舒适生活和丰富食物也很快地使她厌烦了。娜塔丽开始想，即使脖子上挂着一只信天翁1，也算是个伴。她寂寞得要命。奔奇-泽尔斯顿正在和一个流亡的法国小说家的女儿谈恋爱，很少有时间来陪她。瑞士人对待她，就象对待一切外国人一样，态度冷淡，因为你花了钱而对你彬彬有礼，仿佛整个国家就是一座庞大高级旅馆的场地。商店里，街道上，游览火车和游览轮船上，那些眼神忧愁的犹太人使她闷闷不乐。终于来了一封信，贴满了快递信件的邮票，盖着邮检的戳子。
我料想得到这封信会被别人看见，但是已经没有关系。你我两人已经不归意大利当局管辖。娜塔丽，现在我手里掌握着两张飞机票，还有两张日期相应的出境许可证，外加葡萄牙的过境签证，泛美航空公司的联票，以及最高级外交人员豁免权的附签。真是了不起的杰作！它们都摊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还从未见过更为光辉的景象。
1欧洲传说，信天翁常随着大海里的孤舟飞行，杀之即要遭到祸殃。英国诗人柯勒律治（1772-1834）据此写成叙事诗老船夫。
泽尔斯顿在大使馆燃起了一场大爆炸，亲爱的。真是个好小伙子。正好是时候！大使利用了一切他力所能及的渠道，包括梵蒂冈——在那里，你知道，我有许多朋友。其实我老早就应该自己试试去施加我的影响，但是靠着我的著作声誉去恳求似乎太infradig1，就是这样！
1拉丁语：降低尊严。
现在说说情况。
飞机票的日期是十二月十五日。还远得很，我知道，不过泛美航空公司是个关口。跑到里斯本去坐在那里等几个月没有意义！而且这趟路程是靠得住的。当然这意味着最后你得在这里分娩。因此，由你决定。
附上可爱而相当机敏的大使夫人的一张条子。要是你不愿意为了等候一个与英俊的德国鬼子们乘飞机旅行的机会而呆在苏黎世受罪的话，她的邀请还是可以接受的。
我等待你的吩咐。我感到年轻了二十岁。你身体好吗？我
日日夜夜挂念着你。
爱你的
埃伦
大使夫人用绿墨水写的一手妇女进修学校的华丽字体，
第九个字母上都带个小圈：
亲爱的娜塔丽：
三个月以前我把我的女儿送回家去分娩了。她的房间空着。她的丈夫在大使馆里工作。我们都因为她不在而分外寂寞！
要是你能从瑞士回家，那就太好了。否则的话，请你考虑回到这里来，在这里，至少你能吃得好些，孩子会生在美国的“土地”上，就是说，生在你的朋友中间。我们热切地盼望你。
同一天早晨，奔奇-泽尔斯顿打电话给她。汉莎航空公司碰巧有一张很早预订的退票，作为特殊照顾给了他：四天以后，九月十七日，到里斯本，一位。他说，泛美航空公司还不卖票，不过他们已经把她登记在里斯本长长的候机名单前头，她会很快得到空位子的。
“我建议你直接到巴诺夫大街的汉莎航空公司办事处去一趟，离开旅馆不过两条街，自己去把这张票子弄到手，”泽尔斯顿说。“有许多表格要填，我没法代你干，要不——”
“等一等，奔奇，等一等。”娜塔丽费了好大劲才听明白他的话。早晨她睡醒的时候嗓子痛，发烧发到华氏一百度以上；她吃了阿斯匹林，现在头昏眼花，而且她叔父的这封信把她抛进了犹疑不决的漩涡，使她心里烦闷。“我收到埃伦的一封信，你能不能听一听？”
“念吧。”她把信念给他听。
“好啊！他们真的着急了，是不是？娜塔丽，我不敢代你决定。我知道莱斯里-斯鲁特会怎么说。还有拜伦。”
“我知道。稳妥的办法，直接回罗马去。”
“一点不错。”
“你对拜伦估计错了。拜伦会对我说，去坐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
“真的吗？你比我对他更了解。不管你怎么决定，都告诉我，看看我有没有办法帮你忙。”泽尔斯顿说。“我听见弗朗索亚斯在按汽车喇叭了。我们要到乡下去玩一天呢。”
娜塔丽最不愿意的事，就是回到罗马去。这是她坚持不放的铁定念头。她头重脑昏地穿好衣服，向汉莎航空公司走去。她不停地空咽看，尽管吃了阿斯匹林，她的喉咙还是象砂纸磨擦那样刺痛。所有的航空公司办事处都在同一条街上。法国航空公司，泛美航空公司，英国海外航空公司都已停业关闭，他们招牌上的油漆褪了颜色。只有汉莎航空公司的镀金飞鹰，栖息在绕着花环的a字上，在阳光中闪闪发光。这个a字使娜塔丽在门外踌躇了一下。透过玻璃窗，她看见一间象医院那么清洁的办公室，在一张光秃秃的柜台后面，一个晒黑了的金发姑娘，穿着天蓝色镶金边的制服，打扮得无瑕可击，露出雪样白的牙齿在笑。一个晒黑了的穿绿色运动外套的男人，和她一起笑。墙上贴的招贴画上，画着河边悬崖上的古堡，穿着巴伐利亚民间服饰的姑娘，喝着啤酒的肥胖男人，在一座巴洛克式歌剧院的上方有贝多芬和瓦格纳的胸像。
他们看见她在看他们，就止住笑，回蹬着她。娜塔丽走进汉莎航空公司的办事处，因为发烧而有点发抖。
“grussgott1，”那姑娘说。
1德语：欢迎上帝；德国人见面时的问候话，意即“你好”
“您好，”娜塔丽哑着嗓子说。“美国领事奔奇-泽尔斯顿给我预订了一张十七日到里斯本去的飞机票。”
“啊？您是拜伦-亨利太太吗？”那姑娘很自然地改用清晰的英语说。
“是的。”
“很好。您的护照呢？”
“您有没有预订票？”
“有的。请您把您的护照给我。”
姑娘伸出一只修剪过指甲、按摩过皮肤的手来。娜塔丽把护照给她，她递过来一张粗糙绿纸上印的很长的表格。“请您填一下。”
娜塔丽仔细看着这张表格。“老天爷。坐一趟飞机有那么一大堆的问题要问。”
“战争时期的安全规定，亨利太太。请您两面都填。”
第一页要求旅客回答去年一年旅行的详细情况。娜塔丽把表格翻过来。后面一页顶上的第一个问题是：本人宗教信仰：父方宗教信仰：母方宗教信仰：
一阵神经性的震颤流遍她的全身。她奇怪为什么泽尔斯顿没有警告她提防这个危险的暗礁。这里需要作出迅速的决定！写上“监理会派新教”是简单不过的事；护照上面写着她母亲娘家的姓，但是“格林果尔德”不一定非得是犹太人的姓。他们怎么能去查对呢？然而，在埃伦的麻烦事发生之后，什么样的名单里不会有她呢？她怎么能肯定柯尼希斯贝格那个事件没有记录下来呢？被德国人弄走的那些柯尼希斯贝格的中立国犹太人碰到了什么事呢？这些念头在她发烧的头脑里盘旋的时候，她肚子里的婴儿轻轻地蹬了下，提醒了她她不是一个人旅行。
外面的街道好象离得很远，而且那么诱人。娜塔丽头脑发昏，嗓子好象被一块块的石子塞住了，噎得慌。她把那张绿纸表格放到柜台上。那个汉莎航空公司的姑娘正动手填一张飞机票，照抄看护照上的项目。娜塔丽瞧她困惑地看了表格-眼，又看看那个穿运动外套的男人。这个人把手伸进-只口袋，对娜塔丽用德语说：“您要不要钢笔？”
“请把护照还我，”她说。那姑娘蹙起眉头。“什么地方不对头吗？”娜塔丽过于慌张，想不出一个巧妙的答复，脱口就说：“美国人不为了旅行的目的而问人家的宗教信仰，自己也不说给人家听。”
那个男人和那个姑娘交换了一个会心的眼色。那个男人说：“如果你愿意让它空着，那也由你。这样完全可以，亨利太太。”
他们两个人都那么慢腾腾地古怪地微笑起来。这种微笑就是柯尼希斯贝格党卫军军官的微笑。
“我要我的护照，请您还我。”
“我已经在给你填写票子了，”那姑娘说。“到里斯本去是很不容易的，亨利太太。”
“我的护照。”
那姑娘把这个紫红色的小本子扔在柜台上，就转过了身子。
娜塔丽走了出来。过去三家门面，瑞士航空公司正在营业。她走进去，买了一张第二天早晨去罗马的飞机票。真是象埃伦-杰斯特罗说的，回去就象从上了油的斜坡上滑下去那么容易。
她讲着她在巴黎时那个蹩脚公寓的滑稽事情：楼梯中央的小电梯坏了，斯鲁特在里面关了一夜；她的阿尔及利亚人房东费尽心机不让她自己做饭吃；楼上一个独眼的搞同性爱的雕刻家缠着斯鲁特要给他塑像。埃伦-杰斯特罗还没有听见过这些年轻人在塞纳河左岸的恋爱故事。这顿丰盛满意的晚饭、好酒和从露天餐厅上看到的灯火辉煌的苏黎世夜景，使他情绪也高涨起来。他接受了泽尔斯顿给他的一支雪茄，尽管他咳嗽很厉害。
“天哪，哈瓦那雪茄！”杰斯特罗博士卷动舌头喷着烟圈。
“这使我年轻了十岁，又回到了公共食堂。生活看来是多么美妙，多么容易，多么快乐啊！可是这么长时间里这个小胡子的坏蛋却在积攒他的坦克大炮。啊，天哪。你真快活，娜塔丽。”
“我明白。肯定是因为喝了酒，还有那灯光。明亮的灯光啊！奔奇，电灯光是最强烈的魔术。在灯火管制的地方住几个月，你就明白了！你知道吗，苏黎世叫我想起了什么？康尼岛的月亮公园，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你在一大片灯光中走路，成百万成百万的黄灯泡。灯光比跑马和游戏都更使人兴奋。瑞士真是了不起，是不是？它是一片恐怖的海洋里一只小小的干燥的自由的潜水钟。这是什么样的经历啊，我永远不会忘记。”
“你能明白了吧，为什么瑞士人要非常非常地小心，”泽尔斯顿说。“否则他们这里要挤满流亡者了。”
娜塔丽和她叔父听到他说的最后几个字，神情严肃起来，听他再要说些什么。
这位领事用两只手掌捋平了他的胡子。“不要忘掉，在希特勒的欧洲，有四百多万犹太人被捕。而全瑞士统共只有四百万人。因此瑞士人几乎和我们的国务院一样，开始对犹太人感到头痛。不过他们更有许许多多的理由。他们的国家只有一万六千平方英里的土地，许多地方都是光秃秃的岩石和积雪。而我们有三百五十万平方英里。以人口密度比较，我们有很大的空旷的荒地。而且我们被认为是自由的土地，流亡者的避难所。瑞士人没有这样的称号。那么谁应该接受犹太人？然而他们却在这样做，不过是小心翼翼地，而且总在限度之内。此外，瑞士人的石油、钢铁以及所有进进出出的贸易都得靠德国人。他们是处在一个包围圈里面。只有合纳粹意的时候，他们才有自由。我不能以更高的道德品格为你去和瑞士当局交涉。作为一个美国官员，在道德品格方面我可处在一个低下的地位。”杰斯特罗说：“这个可以理解。”
“你要明白，你的事还未作任何决定，”这位领事说。“我不过询问了一下。可能顺利解决。娜塔丽，坐一趟长途火车你能受得了吗？”
“我不敢肯定。为什么？”
“现在从苏黎世到里斯本的唯一航线就是汉莎航空公司。”
娜塔丽觉得仿佛突然让刀子割了一下，但是她的声调还是若无其事的。“我明白。那么那个西班牙航线呢？”
“人家对你说得不对。西班牙航线五月份就停止了，汉莎航空公司每个星期飞一次，以柏林为起点，中间每站都停——马赛，巴塞罗那，马德里。这是条蹩脚航线。我来的时候坐过。飞机上经常坐满了轴心国的大人物。你愿不愿意和你叔父分开，试试汉莎航空公司？你的护照上没有说你是犹太人。你是拜伦-亨利夫人。甚至德国人对怀孕的妇女也有点怜悯。当然，你得在纳粹的手里呆二十多个钟头。”
“另外一个办法呢？”
“坐火车经过里昂、尼姆、佩皮尼昂，沿着法国海岸下去，穿过比利牛斯山到巴塞罗那，然后，上帝帮你的忙，一直穿过西班牙和葡萄牙到里斯本。一路上过山，穿洞，蹩脚的路基，还有上帝知道有多少障碍、耽搁和换车，一大段路得经过维希政府的法国。路上也许要三天，也许六天。”娜塔丽说：“我凭什么要冒这个险。”
“我倒不在乎试试汉莎航空公司，”杰斯特罗的手指转着雪茄，用一种冷淡的声音说“我还是不相信，我真的不相信德国人会找我的麻烦。”
泽尔斯顿摇头说：“杰斯特罗博士，她是一个非犹太教的海军军官的妻子。我想她可以不成问题。你可别去坐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
“那么，我得决定的是一个人去试试汉莎航空公司呢，还是和埃伦一起坐火车，”娜塔丽说。
“你现在还用不着作任何决定。我不过是把这些事告诉你，让你考虑。”
娜塔丽和她的叔父在第二天就逛马路，看橱窗，买衣服，吃奶油蛋糕，喝真正的咖啡，坐着出租汽车兜圈子，消磨时间，奢侈地享受着瑞士的充分自由。从棕色的忧郁的罗马到这儿不过才飞几个小时。傍晚的时候，她又去看温特医生。他悲哀地耸耸肩膀，告诉她说，所有的化验都是阴性的。
“那很好。不过无论如何我也许能呆下去，”她说。“我们的领事在想办法。”
“啊，是这样吗？”这矮小的医生的脸开朗起来。“太好啦！没有比这使我更高兴的了。我马上给你登记住院，亨利太太。医院里挤得很。”
“我会在一两天内通知你。”
“很好。”
早晨，她发现一只旅馆的白信封从门缝底下塞进来，里面有一张条子：
喂。事情在进行。到湖边和我碰头，你们两个，四点钟，在苏黎世游艇码头。奔奇。
他们到码头的时候，这位领事已经租好一条舷外发动机的无篷小艇，在里面坐着等待。他一句话没说，扶他们下了船，就发动引擎，离岸驶了出去。驶了大约一英里远，他关掉引擎，他们可以听见一条驶近的游览轮船在蔚蓝色的湖面上用管乐奏着德国华尔兹舞曲。
“我得到了一个关于你们的几乎是全面的报告，”泽尔斯顿说，娜塔丽看见他快活的笑容，心都跳起来了。“我想我们在谈这个的时候最好避开一些。”
“是不是都安排好了？”杰斯特罗说，那种着急样子使他侄女看来简直有点孩子气。
泽尔斯顿却用手掌摸着胡子说：“嗯，情况还不错。”领事的眼睛在对着娜塔丽闪光。“要知道，我和罗马通了电话，打了电报。你的拜伦比他在里斯本干的还要厉害，是不是？他把你叔父护照的事对罗斯福总统谈了！胆子真不小！从来没有见过，在罗马没有一个人喜欢他。”
“我能够想象。”
“对的，但是你叔父的档案现在却贴上了‘总统交办’的大签条，这是大有用处的。现在，娜塔丽，你算定下来了。我已经把你的名字写上了汉莎航空公司的候机名单。下面两趟班机票都订出去了，不过你能拿到第三趟的订票。移民当局可以把你的居留时间延长到那时候。”
“可是到那时候我已经是第八个月了——”
泽尔斯顿举起一只手说：“汉莎航空公司是靠得住的，你会很早就走。也许就是下星期。而且总是有退票。因为你怀孕，列在名单的前头。”
“埃伦怎么办呢？”
“他啊，那是另一码子事了。”
“她是重要的，”杰斯特罗演戏似的说“我出什么事完全没关系。我已经活够了。”
“别着急，别着急，”泽尔斯顿笑起来了。“我的天哪，杰斯特罗博士！一切都顺利。你就是不能和她一起呆在瑞士。这是毫无问题的。不过你也定下来了。罗马现在因为你而闹得一团糟了。大使发了脾气。他说必要时他就任命你做他的工作人员，然后用外交豁免权把你送回家去。你要回到罗马去，但是由他负责与意大利人办交涉。杰斯特罗博士，在美国我们有一批意大利名流；我答应你，你的出境许可证不会再有什么麻烦。”
“你是不是认为我这么做比坐火车到里斯本去要好？”杰斯特罗的问话是婉转的，声调很高兴、很放心。“我很愿意试试。”
“天哪，杰斯特罗博士。我自己也不愿意干。这是个累死人的旅程，甚至我也不能肯定那些联络点还有没有用。可是主要的障碍是，你得非法离开瑞士。你得想想这个。无论如何，现在你是合法的，合法居留在这里。”
杰斯特罗转过来对侄女说：“那么，亲爱的！看来我们要分手各走各的路了。”
娜塔丽没有回答。现在对她说来，坐一架德国班机旅行，眼前浮现的是一种丑恶的前景。另外，那条游览轮船正好在附近驶过，船边激起的波浪摇晃着小船，使她恶心。轮船上的游客懒洋洋地往下瞧着他们，乐队正在奏着蓝色的多瑙河。
泽尔斯顿锐利地瞥了她一眼，说：“我知道你是坚决反对回到罗马去的，娜塔丽。不过你如果可以重新考虑，大使会给你作出跟你叔父同样的安排。这是我给你的建议，我个人的建议。”
“好吧，这都得好好地动动脑筋，是不是？”娜塔丽说。
“我们回去吧？我累了。”
“回去吧，”泽尔斯顿马上使劲一抽飞轮上的绳子，引擎发动起来，喷出一阵蓝烟。
“我们非常感谢你，”杰斯特罗叫着，压过引擎声。“你简直创造了奇迹。”
“那个‘总统交办’的签条帮了忙，”泽尔斯顿说，驾着小艇驶过轮船后面扩展开来的水波，小艇摇摆着、晃荡着，几乎合上了蓝色的多瑙河的拍子。
娜塔丽下楼来吃早饭的时候，她的叔父正坐在餐厅窗边的桌子前，在强烈的阳光下喝咖啡。
“你来了，懒骨头，”他说。“我已经起来了几个钟头了。我希望你肚子饿了。他们今天早晨有十分精采的波兰火腿。他们怎么会弄到波兰火腿的？我猜想是德国人偷的，然后他们用金子去买。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了。”娜塔丽要了咖啡和一个面包。
杰斯特罗还咕噜咕噜地说着：“你不饿？我可饿坏了。很奇怪，是不是，一个人一辈子能变得多厉害！我小时候在梅德西斯生活的时候，要我吞下一片火腿，我真的宁可活活烧死或者被枪打死。那些古老的禁忌剥夺了我们如此简单有效的乐趣。”他望着侄女，而她则坐在那里，脸色苍白，神色紧张，心情忧郁，双手交叉在鼓起的肚子上。“要知道，世界上最美妙的景象之一，就是早晨阳光之中的满满一碗新鲜奶油。瞧那奶油！又香又甜，如同香花一样。一定要尝尝。这咖啡也很好！娜塔丽，亲爱的，我一晚上都在想，我差不多已经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你已经决定了吗？这很好。我也决定了。”
他说：“我要回到罗马去。我要试试汉莎航空公司，亲爱的。我不怕那些妖怪。不过我明白我会妨碍你逃跑的。那是首要的。现在你绝对应该走你自己的路。这就是我的决定，看来我这个决定是不会改变了。亲爱的孩子，你在瞪眼看什么？是不是我的脸颊沾上鸡蛋了？”
“不是，正好我要告诉你，我就是打算这么办。”
“是吗？”他的脸温柔地微笑起来。“谢谢老天爷。我以为你会英勇地辩论一场要和我一起回去呢。不，你把你自己拖回去太可笑了。至于我，我相信大使，而且无论如何去和自己的命运作对是没有意义的。常常会时来运转。我在下午去罗马的飞机上弄到了一个位子。看来回去就象从上了油的斜坡上滑下去那么容易。只有向另一个方向去是困难的。”
娜塔丽喝着咖啡。这会不会是个计策，来诱使她自己提出回罗马去？经过长久的经验，她对她叔父的自私已经有所戒备；这种自私有时厚颜无耻，有时巧妙阴险。
“好吧，”她说“我看这样还有点意思。如果你愿意从罗马走，到了那里就去排队登记，越早越好。你有把握能办得了吗？”
“假使大使亲自经手，我还能弄糟吗？我只有一个请求。你能把手稿带走吗？即使我比你先到家，我也宁愿让你管着这本书。你瞧，全部草稿材料在我这里。这样就有两个机会保全君士坦丁的拱门，而不是一个了。”
到现在，娜塔丽才第一次开始相信她的叔父，不禁对他显露了一些亲切之感。“好吧，埃伦，就这样吧。这次分离，使人感到十分、十分特别。”
“娜塔丽，我会比你更感到放心。我背上压着一个对不起你的重负，至少有你肚子里怀的婴孩那么大。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我是多么感激你。”他把一只瘦弱的小手放到她的手上。
“你已经为你自己——就象我们的祖先古雅地说的——在未
来的世界中挣得了很大的一份。只要这未来的世界存在的话！”
埃伦-杰斯特罗就这样乖乖地回到罗马去了。一连十天他的侄女没有听到消息。这十天孤寂的日子，就连瑞士的舒适生活和丰富食物也很快地使她厌烦了。娜塔丽开始想，即使脖子上挂着一只信天翁1，也算是个伴。她寂寞得要命。奔奇-泽尔斯顿正在和一个流亡的法国小说家的女儿谈恋爱，很少有时间来陪她。瑞士人对待她，就象对待一切外国人一样，态度冷淡，因为你花了钱而对你彬彬有礼，仿佛整个国家就是一座庞大高级旅馆的场地。商店里，街道上，游览火车和游览轮船上，那些眼神忧愁的犹太人使她闷闷不乐。终于来了一封信，贴满了快递信件的邮票，盖着邮检的戳子。
我料想得到这封信会被别人看见，但是已经没有关系。你我两人已经不归意大利当局管辖。娜塔丽，现在我手里掌握着两张飞机票，还有两张日期相应的出境许可证，外加葡萄牙的过境签证，泛美航空公司的联票，以及最高级外交人员豁免权的附签。真是了不起的杰作！它们都摊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还从未见过更为光辉的景象。
1欧洲传说，信天翁常随着大海里的孤舟飞行，杀之即要遭到祸殃。英国诗人柯勒律治（1772-1834）据此写成叙事诗老船夫。
泽尔斯顿在大使馆燃起了一场大爆炸，亲爱的。真是个好小伙子。正好是时候！大使利用了一切他力所能及的渠道，包括梵蒂冈——在那里，你知道，我有许多朋友。其实我老早就应该自己试试去施加我的影响，但是靠着我的著作声誉去恳求似乎太infradig1，就是这样！
1拉丁语：降低尊严。
现在说说情况。
飞机票的日期是十二月十五日。还远得很，我知道，不过泛美航空公司是个关口。跑到里斯本去坐在那里等几个月没有意义！而且这趟路程是靠得住的。当然这意味着最后你得在这里分娩。因此，由你决定。
附上可爱而相当机敏的大使夫人的一张条子。要是你不愿意为了等候一个与英俊的德国鬼子们乘飞机旅行的机会而呆在苏黎世受罪的话，她的邀请还是可以接受的。
我等待你的吩咐。我感到年轻了二十岁。你身体好吗？我
日日夜夜挂念着你。
爱你的
埃伦
大使夫人用绿墨水写的一手妇女进修学校的华丽字体，
第九个字母上都带个小圈：
亲爱的娜塔丽：
三个月以前我把我的女儿送回家去分娩了。她的房间空着。她的丈夫在大使馆里工作。我们都因为她不在而分外寂寞！
要是你能从瑞士回家，那就太好了。否则的话，请你考虑回到这里来，在这里，至少你能吃得好些，孩子会生在美国的“土地”上，就是说，生在你的朋友中间。我们热切地盼望你。
同一天早晨，奔奇-泽尔斯顿打电话给她。汉莎航空公司碰巧有一张很早预订的退票，作为特殊照顾给了他：四天以后，九月十七日，到里斯本，一位。他说，泛美航空公司还不卖票，不过他们已经把她登记在里斯本长长的候机名单前头，她会很快得到空位子的。
“我建议你直接到巴诺夫大街的汉莎航空公司办事处去一趟，离开旅馆不过两条街，自己去把这张票子弄到手，”泽尔斯顿说。“有许多表格要填，我没法代你干，要不——”
“等一等，奔奇，等一等。”娜塔丽费了好大劲才听明白他的话。早晨她睡醒的时候嗓子痛，发烧发到华氏一百度以上；她吃了阿斯匹林，现在头昏眼花，而且她叔父的这封信把她抛进了犹疑不决的漩涡，使她心里烦闷。“我收到埃伦的一封信，你能不能听一听？”
“念吧。”她把信念给他听。
“好啊！他们真的着急了，是不是？娜塔丽，我不敢代你决定。我知道莱斯里-斯鲁特会怎么说。还有拜伦。”
“我知道。稳妥的办法，直接回罗马去。”
“一点不错。”
“你对拜伦估计错了。拜伦会对我说，去坐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
“真的吗？你比我对他更了解。不管你怎么决定，都告诉我，看看我有没有办法帮你忙。”泽尔斯顿说。“我听见弗朗索亚斯在按汽车喇叭了。我们要到乡下去玩一天呢。”
娜塔丽最不愿意的事，就是回到罗马去。这是她坚持不放的铁定念头。她头重脑昏地穿好衣服，向汉莎航空公司走去。她不停地空咽看，尽管吃了阿斯匹林，她的喉咙还是象砂纸磨擦那样刺痛。所有的航空公司办事处都在同一条街上。法国航空公司，泛美航空公司，英国海外航空公司都已停业关闭，他们招牌上的油漆褪了颜色。只有汉莎航空公司的镀金飞鹰，栖息在绕着花环的a字上，在阳光中闪闪发光。这个a字使娜塔丽在门外踌躇了一下。透过玻璃窗，她看见一间象医院那么清洁的办公室，在一张光秃秃的柜台后面，一个晒黑了的金发姑娘，穿着天蓝色镶金边的制服，打扮得无瑕可击，露出雪样白的牙齿在笑。一个晒黑了的穿绿色运动外套的男人，和她一起笑。墙上贴的招贴画上，画着河边悬崖上的古堡，穿着巴伐利亚民间服饰的姑娘，喝着啤酒的肥胖男人，在一座巴洛克式歌剧院的上方有贝多芬和瓦格纳的胸像。
他们看见她在看他们，就止住笑，回蹬着她。娜塔丽走进汉莎航空公司的办事处，因为发烧而有点发抖。
“grussgott1，”那姑娘说。
1德语：欢迎上帝；德国人见面时的问候话，意即“你好”
“您好，”娜塔丽哑着嗓子说。“美国领事奔奇-泽尔斯顿给我预订了一张十七日到里斯本去的飞机票。”
“啊？您是拜伦-亨利太太吗？”那姑娘很自然地改用清晰的英语说。
“是的。”
“很好。您的护照呢？”
“您有没有预订票？”
“有的。请您把您的护照给我。”
姑娘伸出一只修剪过指甲、按摩过皮肤的手来。娜塔丽把护照给她，她递过来一张粗糙绿纸上印的很长的表格。“请您填一下。”
娜塔丽仔细看着这张表格。“老天爷。坐一趟飞机有那么一大堆的问题要问。”
“战争时期的安全规定，亨利太太。请您两面都填。”
第一页要求旅客回答去年一年旅行的详细情况。娜塔丽把表格翻过来。后面一页顶上的第一个问题是：本人宗教信仰：父方宗教信仰：母方宗教信仰：
一阵神经性的震颤流遍她的全身。她奇怪为什么泽尔斯顿没有警告她提防这个危险的暗礁。这里需要作出迅速的决定！写上“监理会派新教”是简单不过的事；护照上面写着她母亲娘家的姓，但是“格林果尔德”不一定非得是犹太人的姓。他们怎么能去查对呢？然而，在埃伦的麻烦事发生之后，什么样的名单里不会有她呢？她怎么能肯定柯尼希斯贝格那个事件没有记录下来呢？被德国人弄走的那些柯尼希斯贝格的中立国犹太人碰到了什么事呢？这些念头在她发烧的头脑里盘旋的时候，她肚子里的婴儿轻轻地蹬了下，提醒了她她不是一个人旅行。
外面的街道好象离得很远，而且那么诱人。娜塔丽头脑发昏，嗓子好象被一块块的石子塞住了，噎得慌。她把那张绿纸表格放到柜台上。那个汉莎航空公司的姑娘正动手填一张飞机票，照抄看护照上的项目。娜塔丽瞧她困惑地看了表格-眼，又看看那个穿运动外套的男人。这个人把手伸进-只口袋，对娜塔丽用德语说：“您要不要钢笔？”
“请把护照还我，”她说。那姑娘蹙起眉头。“什么地方不对头吗？”娜塔丽过于慌张，想不出一个巧妙的答复，脱口就说：“美国人不为了旅行的目的而问人家的宗教信仰，自己也不说给人家听。”
那个男人和那个姑娘交换了一个会心的眼色。那个男人说：“如果你愿意让它空着，那也由你。这样完全可以，亨利太太。”
他们两个人都那么慢腾腾地古怪地微笑起来。这种微笑就是柯尼希斯贝格党卫军军官的微笑。
“我要我的护照，请您还我。”
“我已经在给你填写票子了，”那姑娘说。“到里斯本去是很不容易的，亨利太太。”
“我的护照。”
那姑娘把这个紫红色的小本子扔在柜台上，就转过了身子。
娜塔丽走了出来。过去三家门面，瑞士航空公司正在营业。她走进去，买了一张第二天早晨去罗马的飞机票。真是象埃伦-杰斯特罗说的，回去就象从上了油的斜坡上滑下去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