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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举制度通常要经过这样一些程序：一个年轻人必须先进入太学读书，根据毕业考试的成绩分成甲乙二科，甲科出身称为“郎”，留在皇宫中担任侍卫；乙科出身称为“吏”，回到家乡担任地方官的僚属。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和实习后，才由中央或地方的官员，根据他们的各方面表现进行举荐，最后再经过一次考试，合格者才能正式走上仕途，为官从政。
相对于先秦时期，以血缘为基础的世袭制和分封制，察举制度显然是一大进步。因为从原则上说，它的政权是面向所有读书人开放的，而且选官标准又是以德才为基础，所以基本上打破了由贵族垄断政权的局面。
然而，这看上去既合理又公正的一套选官制度，事实上却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大多数人根本读不起书。此时的书籍都写在竹或帛上，一片竹简最多只能写二十来字，传抄既费时又费力，更不便于携带和流通；帛虽然没有这些问题，可它是昂贵的丝织品，用它来书写，成本又太过高昂。(前文提过，刘病已发明出了纸张，但尚未在社会上大规模普及纸张和雕刻技术)
如果是出生在书香门第的人，家中藏书丰富，要做到“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也不是什么难事。可要是出生在没有藏书的普通人家，为了读几本书，往往就要跋涉千里、寻师访友，其读书求学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的官职虽然是不可世袭的，但是“书籍”却是可以世袭的，因此诗书传家的家庭就具有了某种“垄断性优势”。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只要占有“知识和学问”这种稀缺资源，就能比较轻易地获得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换言之，一个读书人的家庭，很容易就可以变成一个做官的家庭，变成一个有钱有势的家庭。所谓“黄金满箧，不如遗子一经”，正是这种情况的鲜明写照。
家族中只要有人当过郡太守，拥有过察举之权，那么经他察举进入仕途的人就成了他的门生故吏。这些人将来一旦在政治上得意，通常都会回过头来报恩，也察举他“恩师”的后人。因此在一个家族中，只要先辈曾察举过别人，他的子孙被察举的可能性，自然就远远大于普通人。久而久之，每个郡中就会有那么一两个家族，几乎永远占有“孝廉”的名额。这样的家族慢慢就具有了后世所谓的“郡望”，形成了高高在上、拥有特权的“士族门第”。
察举制度本意是在消灭特权、破除世袭，不料到头来又造成了新的特权阶层和另一种变相的世袭。
到了东汉末年，察举制度已经“流弊丛生”、不堪一用了。选举出来的都是“名不副实”的人，既无才又无德。就像桓、灵帝之际，民间歌谣所唱的那样“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成了一个莫大的讽刺！
刘病已又想到一个问题，能否将察举制度改成九品中正制呢？
历史进入到三国混战的时期，两汉察举制度败坏，新的选官制度自然就应运而生。这项新制度就是曹操于汉献帝建安年间所创立的“九品中正制”。
曹操是一个乱世枭雄，他的政治作风务实而功利、重才而轻德，所以选拔的都是具有实际能力，能够对现实政治做出贡献的人。正是所谓的“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促，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
正如上述，此项制度本来也只是曹操创建的一种临时性的行政措施，却一直沿用下来，等到后来曹丕篡汉登基，接受陈群的建议，便将其正式确立为政府的官员选拔制度。从延康元年（公元220年）起，在两汉延续了四百年的察举制度彻底终结，“九品中正制”全面颁行，此后一直被魏晋南北朝沿袭，历时又达四百年之久。
所谓九品中正制，是中央政府于州郡中特置“中正”之官，专门担任选举之责、品评地方人物，分其为三等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人才评选的标准有三：一、“薄伐”（家世出身）；二、“状”（才德行状与政绩表现）；三、“品”（人品优劣）。人物的品级评定后，再由各级中正官依次上报，最后报告中央司徒府。
当年，曹操创建这项制度的初衷，是为了矫正汉末察举制度，徒以名德标榜、不务实际的毛病，进而“杜绝朋党”、“破除门阀”，加强曹魏中枢政权的力量。可谁知施行不过数十年后，产生的流弊比之两汉察举制，便有“过之而无不及”。
九品中正制最致命的缺陷，就在于一切都取决于“中正官”的一己爱憎和个人好恶，选择人才虽然有一个表面上的标准，但这套标准却很难做到真正客观，更无法量化，最终仍然是以中正官的个人意志为转移。
于是九品中正制便滋生了“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一人之身，旬日异状”等种种弊端，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等社会局面。最后，真正的人才“湮没无闻”，政治权力被门阀世族完全垄断，特权阶层“奢侈无度“，官场腐败丛生，吏治一团黑暗。
后来西晋的”八王之乱“及”五胡闹中原“，和长达三百年的南北朝乱世，九品中正制的推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刘病已决定不采用这种制度，但是以九级来制定官员的等级，比照现行制度似有可取之处。
九品中正制一直沿袭到了隋朝初年，至杨坚执政中期才被罢废。大业年间，隋炀帝杨广创设了“进士科”，令天下士人“投牒自进”，由朝廷举行策试，后又改试诗赋。这就是科举制的开端。
科举制虽由隋炀帝始创，但不久便遭逢战乱，实际上并未得到真正有效的施行。直到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时期，科举制才得以正式确立。
察举制度通常要经过这样一些程序：一个年轻人必须先进入太学读书，根据毕业考试的成绩分成甲乙二科，甲科出身称为“郎”，留在皇宫中担任侍卫；乙科出身称为“吏”，回到家乡担任地方官的僚属。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和实习后，才由中央或地方的官员，根据他们的各方面表现进行举荐，最后再经过一次考试，合格者才能正式走上仕途，为官从政。
相对于先秦时期，以血缘为基础的世袭制和分封制，察举制度显然是一大进步。因为从原则上说，它的政权是面向所有读书人开放的，而且选官标准又是以德才为基础，所以基本上打破了由贵族垄断政权的局面。
然而，这看上去既合理又公正的一套选官制度，事实上却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大多数人根本读不起书。此时的书籍都写在竹或帛上，一片竹简最多只能写二十来字，传抄既费时又费力，更不便于携带和流通；帛虽然没有这些问题，可它是昂贵的丝织品，用它来书写，成本又太过高昂。(前文提过，刘病已发明出了纸张，但尚未在社会上大规模普及纸张和雕刻技术)
如果是出生在书香门第的人，家中藏书丰富，要做到“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也不是什么难事。可要是出生在没有藏书的普通人家，为了读几本书，往往就要跋涉千里、寻师访友，其读书求学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的官职虽然是不可世袭的，但是“书籍”却是可以世袭的，因此诗书传家的家庭就具有了某种“垄断性优势”。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只要占有“知识和学问”这种稀缺资源，就能比较轻易地获得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换言之，一个读书人的家庭，很容易就可以变成一个做官的家庭，变成一个有钱有势的家庭。所谓“黄金满箧，不如遗子一经”，正是这种情况的鲜明写照。
家族中只要有人当过郡太守，拥有过察举之权，那么经他察举进入仕途的人就成了他的门生故吏。这些人将来一旦在政治上得意，通常都会回过头来报恩，也察举他“恩师”的后人。因此在一个家族中，只要先辈曾察举过别人，他的子孙被察举的可能性，自然就远远大于普通人。久而久之，每个郡中就会有那么一两个家族，几乎永远占有“孝廉”的名额。这样的家族慢慢就具有了后世所谓的“郡望”，形成了高高在上、拥有特权的“士族门第”。
察举制度本意是在消灭特权、破除世袭，不料到头来又造成了新的特权阶层和另一种变相的世袭。
到了东汉末年，察举制度已经“流弊丛生”、不堪一用了。选举出来的都是“名不副实”的人，既无才又无德。就像桓、灵帝之际，民间歌谣所唱的那样“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成了一个莫大的讽刺！
刘病已又想到一个问题，能否将察举制度改成九品中正制呢？
历史进入到三国混战的时期，两汉察举制度败坏，新的选官制度自然就应运而生。这项新制度就是曹操于汉献帝建安年间所创立的“九品中正制”。
曹操是一个乱世枭雄，他的政治作风务实而功利、重才而轻德，所以选拔的都是具有实际能力，能够对现实政治做出贡献的人。正是所谓的“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促，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
正如上述，此项制度本来也只是曹操创建的一种临时性的行政措施，却一直沿用下来，等到后来曹丕篡汉登基，接受陈群的建议，便将其正式确立为政府的官员选拔制度。从延康元年（公元220年）起，在两汉延续了四百年的察举制度彻底终结，“九品中正制”全面颁行，此后一直被魏晋南北朝沿袭，历时又达四百年之久。
所谓九品中正制，是中央政府于州郡中特置“中正”之官，专门担任选举之责、品评地方人物，分其为三等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人才评选的标准有三：一、“薄伐”（家世出身）；二、“状”（才德行状与政绩表现）；三、“品”（人品优劣）。人物的品级评定后，再由各级中正官依次上报，最后报告中央司徒府。
当年，曹操创建这项制度的初衷，是为了矫正汉末察举制度，徒以名德标榜、不务实际的毛病，进而“杜绝朋党”、“破除门阀”，加强曹魏中枢政权的力量。可谁知施行不过数十年后，产生的流弊比之两汉察举制，便有“过之而无不及”。
九品中正制最致命的缺陷，就在于一切都取决于“中正官”的一己爱憎和个人好恶，选择人才虽然有一个表面上的标准，但这套标准却很难做到真正客观，更无法量化，最终仍然是以中正官的个人意志为转移。
于是九品中正制便滋生了“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一人之身，旬日异状”等种种弊端，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等社会局面。最后，真正的人才“湮没无闻”，政治权力被门阀世族完全垄断，特权阶层“奢侈无度“，官场腐败丛生，吏治一团黑暗。
后来西晋的”八王之乱“及”五胡闹中原“，和长达三百年的南北朝乱世，九品中正制的推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刘病已决定不采用这种制度，但是以九级来制定官员的等级，比照现行制度似有可取之处。
九品中正制一直沿袭到了隋朝初年，至杨坚执政中期才被罢废。大业年间，隋炀帝杨广创设了“进士科”，令天下士人“投牒自进”，由朝廷举行策试，后又改试诗赋。这就是科举制的开端。
科举制虽由隋炀帝始创，但不久便遭逢战乱，实际上并未得到真正有效的施行。直到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时期，科举制才得以正式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