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十八章 论策(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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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了八旗制度,虽然这个八旗制度后来被人鄙视到了极点,但满清将这个制度用于对蒙古各部的管理确实起到了非常奇特的效果,自满清创建,以旗盟制度管理内外蒙古,但凡推行好的地区,如后世的内蒙古地区,就再也没有出现对中央政权的威胁,而管理稍松的外蒙,也是在三百年后,才在外人的煽动和支持下出现了叛立。至于仍然是部落羁索管理,并未推行旗盟制度的漠西蒙古,则七八十年间,大战多次才予以平定。
由此可见旗盟制度对于游牧民族的管理,是一个很好的手段。
况且汪日辰的建议,还是将最大的部族,改为册封有功将士为其主干!那就更容易保证其对国家的忠诚和可靠。
对汪日辰建言分给牧奴,那些将佐听着,更是大为高兴,简直太好了,这要杀到东胡去立了功劳,不但关内有美宅两天可分,还可以获得大批的牧奴效力,永为其主,这可是大好事呀!
尉僚听了汪日辰的提议,当即站起来支持,并进一步补充,道是现下东胡各族,出战则全族为兵,凡丁壮无一可免,东胡各部对外,乃是以劫掠为主,故出兵多,即便畜牧受些损害,也可以靠掠夺弥补,日后接管其部,向南抢掠之路肯定是断绝了,只有向西、北、东、各处出击,那里都是苦寒之地,所获不多,所以还是要尽量保证畜牧所需的人力丁壮。故日后非生死存亡的大战,其抽丁当不过一半。
如此,按照编制,以伍为最小的单位,则将士赐封当为十户、百户、五百户、千户、三千户为宜,三千户可为一校尉之部属。
千户以上的赐封,即为军功制里的军将和乡侯、郡候两级。千户级别以下,封赏既是其官职,也是其军职,入则管其民,出则统其军。
但到了千户之上,封赏的乃是官职,是否带兵,带领的是不是本部兵,则根据需要而定,一般都不能专门统带本部兵。这也是为了防止大封爵的权力过大,导致尾大不掉。
太子丹频频颌首,道:“尉卿所言,正好可弥补汪卿所少呀!”
这时,又有宾客建言,道东胡畜牧旺盛,多牛马羊之属而少锦帛菽麦,所谓消有余而补不足,当鼓励商贩,从关内贩运粮食、布帛、盐、铁等物到草原,换取牛马牲畜,一来可得肉食,二来牛马,既可助耕,又可为军用。
况既收其为国家子民,则当仁爱待之,畜牧之民,往往遇到风雪之年,多有冻馁之患,输运粮食布帛,也能帮助牧民过冬。
同时,既然册封的将士,多为内地务耕之人,也可教其农耕之道,半农半牧,更当利于其稳定温饱。
这宾客刚刚说完,韩非在旁,鼓掌赞道:“善哉!斯言!”
韩非这一称赞,那宾客大为兴奋,转身对韩非恭敬施礼,道:“先生夸赞,在下荣幸之至。”
韩非微笑着摆手道:“非是我夸赞,实乃阁下之言大得治平之道也!”
韩非坐了老半天都没吭声,这下却站出来夸奖宾客,太子丹就知道,韩非必有所见解。
在他心里,韩非是学术大家,值得敬仰没错,但对于法家之说,姬丹心里也只是信服一部分罢了,另外有很多观点,姬丹并不是很感冒。
比如法家学说最重要的基础就是重耕战。这一点,姬丹很认同,毕竟现在这个社会,农耕是国家存在的基础,战争是国家存在的保障,但在法家学说里,尤其是商鞅,将农耕和诗书礼仪全然对立起来,这未免就有些太过了。比如,在商君书中就提到: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可见法家的理想国度,就是所有的庶民,都要去务农和耕战,至于其他的,都不必要也都是害处。没事就老老实实的去种田,有事调出来打仗。
说到底,就是愚民之耳目,老老实实的守法耕战,别的啥都不要干了。至于行商什么的,更是大逆不道的事情,秦国建立以后,烧诗书,焚史记,和这个思想乃是一脉相承的。至于抑制商业,视商人如罪犯,发商人戍边,更是经常的事。都是在另一个法学大家李斯的推动下进行的。
所以,姬丹认为ie,法家学说有可取之处,但极端之处也不少。并不能适应一个地域广大的帝国的管理和政治。
韩非来了以后,对于韩非治国的理念,太子丹曾经了解过一些,总得来说,他觉得韩非主要的长处,还是在于政治的论述,对于韩非是否有治政的才干,太子丹还真不了解。
既然韩非现在要讲话,那正好可以借此机会,看看韩非的治政之才和谋略如何,也好知道韩非到底只是一个理论家呢还是一个政治大家。
太子姬丹对韩非很是客气,微笑着问道:“其言何以为治平之策,先生可为丹解之否?”
求评论,大家不评论,老醋不知道大家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呀!!!
有要打赏的兄弟么?呵呵(未完待续)
造出了八旗制度,虽然这个八旗制度后来被人鄙视到了极点,但满清将这个制度用于对蒙古各部的管理确实起到了非常奇特的效果,自满清创建,以旗盟制度管理内外蒙古,但凡推行好的地区,如后世的内蒙古地区,就再也没有出现对中央政权的威胁,而管理稍松的外蒙,也是在三百年后,才在外人的煽动和支持下出现了叛立。至于仍然是部落羁索管理,并未推行旗盟制度的漠西蒙古,则七八十年间,大战多次才予以平定。
由此可见旗盟制度对于游牧民族的管理,是一个很好的手段。
况且汪日辰的建议,还是将最大的部族,改为册封有功将士为其主干!那就更容易保证其对国家的忠诚和可靠。
对汪日辰建言分给牧奴,那些将佐听着,更是大为高兴,简直太好了,这要杀到东胡去立了功劳,不但关内有美宅两天可分,还可以获得大批的牧奴效力,永为其主,这可是大好事呀!
尉僚听了汪日辰的提议,当即站起来支持,并进一步补充,道是现下东胡各族,出战则全族为兵,凡丁壮无一可免,东胡各部对外,乃是以劫掠为主,故出兵多,即便畜牧受些损害,也可以靠掠夺弥补,日后接管其部,向南抢掠之路肯定是断绝了,只有向西、北、东、各处出击,那里都是苦寒之地,所获不多,所以还是要尽量保证畜牧所需的人力丁壮。故日后非生死存亡的大战,其抽丁当不过一半。
如此,按照编制,以伍为最小的单位,则将士赐封当为十户、百户、五百户、千户、三千户为宜,三千户可为一校尉之部属。
千户以上的赐封,即为军功制里的军将和乡侯、郡候两级。千户级别以下,封赏既是其官职,也是其军职,入则管其民,出则统其军。
但到了千户之上,封赏的乃是官职,是否带兵,带领的是不是本部兵,则根据需要而定,一般都不能专门统带本部兵。这也是为了防止大封爵的权力过大,导致尾大不掉。
太子丹频频颌首,道:“尉卿所言,正好可弥补汪卿所少呀!”
这时,又有宾客建言,道东胡畜牧旺盛,多牛马羊之属而少锦帛菽麦,所谓消有余而补不足,当鼓励商贩,从关内贩运粮食、布帛、盐、铁等物到草原,换取牛马牲畜,一来可得肉食,二来牛马,既可助耕,又可为军用。
况既收其为国家子民,则当仁爱待之,畜牧之民,往往遇到风雪之年,多有冻馁之患,输运粮食布帛,也能帮助牧民过冬。
同时,既然册封的将士,多为内地务耕之人,也可教其农耕之道,半农半牧,更当利于其稳定温饱。
这宾客刚刚说完,韩非在旁,鼓掌赞道:“善哉!斯言!”
韩非这一称赞,那宾客大为兴奋,转身对韩非恭敬施礼,道:“先生夸赞,在下荣幸之至。”
韩非微笑着摆手道:“非是我夸赞,实乃阁下之言大得治平之道也!”
韩非坐了老半天都没吭声,这下却站出来夸奖宾客,太子丹就知道,韩非必有所见解。
在他心里,韩非是学术大家,值得敬仰没错,但对于法家之说,姬丹心里也只是信服一部分罢了,另外有很多观点,姬丹并不是很感冒。
比如法家学说最重要的基础就是重耕战。这一点,姬丹很认同,毕竟现在这个社会,农耕是国家存在的基础,战争是国家存在的保障,但在法家学说里,尤其是商鞅,将农耕和诗书礼仪全然对立起来,这未免就有些太过了。比如,在商君书中就提到: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可见法家的理想国度,就是所有的庶民,都要去务农和耕战,至于其他的,都不必要也都是害处。没事就老老实实的去种田,有事调出来打仗。
说到底,就是愚民之耳目,老老实实的守法耕战,别的啥都不要干了。至于行商什么的,更是大逆不道的事情,秦国建立以后,烧诗书,焚史记,和这个思想乃是一脉相承的。至于抑制商业,视商人如罪犯,发商人戍边,更是经常的事。都是在另一个法学大家李斯的推动下进行的。
所以,姬丹认为ie,法家学说有可取之处,但极端之处也不少。并不能适应一个地域广大的帝国的管理和政治。
韩非来了以后,对于韩非治国的理念,太子丹曾经了解过一些,总得来说,他觉得韩非主要的长处,还是在于政治的论述,对于韩非是否有治政的才干,太子丹还真不了解。
既然韩非现在要讲话,那正好可以借此机会,看看韩非的治政之才和谋略如何,也好知道韩非到底只是一个理论家呢还是一个政治大家。
太子姬丹对韩非很是客气,微笑着问道:“其言何以为治平之策,先生可为丹解之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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