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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面对一种宏大的文化，就像一个小孩面对一座大山。尽管住在山脚下，天天看见它，但要真正了解它，几乎不可能。这是因为，它的悠久历史，与小孩的年岁构不成平等的对话；它的惊人体量，与小孩的躯体形不成合理的互视。
只有极小的可能，这个小孩在经历了残酷的磨炼之后，在一个极为安静又极为孤独的境遇中，开始对家门口的大山重新打量、重新猜测、重新感悟、重新发现。
我对中国文化史的重新打量，就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年月，一个特殊的地方。我将用“猜测黄帝”、“感悟神话”、“发现殷墟”三个话题，来表述我在近乎偶然的情况下突然对家门口的大山深感惊讶、开始探寻的过程。
一
那天夜里，风雨实在太大，大到惊心动魄。
是台风吗？好像时间还早了一点。但在半山小屋遇到那么大的风雨，又是在夜间，心里感觉比什么级别的台风都要恐怖。
我知道这山上没有人住。白天偶尔有一些山民上来，但说是山民，却都住在山脚下。因此，在这狂风暴雨的涡旋中，我彻底孤单。蔓延无际的林木这时候全都变成了黑海怒涛，它们不再是自己，而是天地间所有暴力的体现者和响应者，都在尽着性子奔涌咆哮、翻卷肆虐。
没有灯火的哆嗦，没有野禽的呻吟，没有缓释的迹象，没有黎明的印痕。一切都没有了，甚至怀疑，朗朗丽日下的风轻云淡，也许只是一个奢侈的梦影？
这个时候最容易想起的，是千万年前的先民。他们在草泽荒滩上艰难迈步的时候，感受最深的也一定是狂风暴雨的深夜。因为，这是生存的悬崖，也是毁灭的断壁，不能不全神贯注，触目惊心。对于平日的寻常气象、山水风景，他们也有可能淡淡地了上两眼，却还分不出太多的心情。
此刻我又顺着这个思路想开去了，一下子跳过了夏、商、周、春秋战国、秦、两汉，来到了史前。狂风暴雨删去了历史，让我回到了只有自然力与人对峙的洪荒时代。很多画面交叠闪现，我似乎在画面里，又似乎不在。有几个人有点脸熟，仔细一看又不对
——这时，我已经渐渐睡着了。
等我醒来时听到了鸟声，我知道，风雨已经过去，窗外山光明媚。
我说过，我在山上不小心碰上了蒋介石的一个隐秘藏书楼。原来叫“中正图书馆”一九四九年之后当然废弃了，却没有毁坏，摘下了牌子，关闭了门窗，由一位年迈的老大爷看守着。老大爷在与我进行过一次有关古籍版本的谈话后，如遇知音，允许我可以任意阅读藏书楼里所有的书。我认真浏览了一遍，已经把阅读重点放在四部备要、万有文库和东方杂志上。
由于一夜的风雨，今天的山路上全是落叶断枝。空气特别清新，山泉格外充沛。我上山后放好买来的干粮，又提着一个小小的铁皮桶到溪边打了一桶山泉水回来，便静静地坐着，等待老大爷上山，打开藏书楼的大门。
二
与世界上其他古老帝国总是互相远征、互毁文明的情形不同，历代中国人内战再激烈，也只是为了争夺对华夏文明的正统继承权，因此无论胜败都不会自毁文明。即便是周边地区的游牧群落入主中原，也迟早会成为华夏文明中的一员。
这么一想，我潜迹半山的生活立即变得纯净。当时山下的形势还十分险恶，我全家的灾难仍然没有解除。但我的心态变了，好像层层叠叠的山坡、山树、山岚一齐拽着我蹬开了山下的浑浊喧嚣，使我飘然升腾。一些看似空泛不实的大课题浮现在眼前，而且越来越让我感受到它们的重要性。
例如，什么是华夏文明？什么是炎黄子孙？
答案在五千年之前。
我当时想，什么时候世道靖和，我会下山，去瞻仰一些历史遗址。因为正是那些地方，决定了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此刻在山上，只能边读古籍边遥想，让心灵开始绊绊地旅行。
我在早晨轻轻自语：黄帝，对，还是从五千年的黄帝开始，哪怕是猜测。
三
猜测黄帝，就是猜测我们遥远的自己。
其实，很早就有人在猜测了。
从藏书楼书架上取下写于两千一百多年前的淮南子，其中有一段说——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可见早在淮南子之前，人们不管说什么事都喜欢扯上炎帝、黄帝了，好像不这么扯就没有办法使那些事重要起来。这么扯来扯去，炎帝和黄帝的故事就编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当然也越来越不可信。结果，到了司马迁写史记的时代，便出现了“愈古则材料愈多”的怪现象。
大家先是为了需要而猜测，很快把猜测当做了传说，渐渐又把传说当做了史实，越积越多。其中很多内容听起来奇奇怪怪、荒诞不经，因此司马迁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
这种情形直到今天我们还很容易体会。看看身边，越是模糊的事情总是“故事”越多，越是过去的事情总是“细节”越全，越是虚假的事情总是“证据”越硬，情形可能有点类似。
司马迁根据自己的鉴别标准对这些内容进行了比较严格的筛选，显示了一个历史学家的职守。但是，他的史记还是从黄帝开始的。他确认，不管怎么说，黄帝是中国历史的起点。
这事过了整整两千年之后，被怀疑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批近代历史学家，根据欧洲的实证主义史学观，认为中国历史应该从传说中彻底解脱出来。他们把可信的历史上限划到东周，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他们认为在这之前的历史是后人伪造的，甚至断言司马迁也参加了伪造。因此，他们得出结论：“东周以上无史。”按照这种主张，中国历史的起点是公元前九世纪，离现在不到三千年。而黄帝的时代，虽然还无法做准确的年代推定，但估摸着也总有四五千年了吧。这一来，中国的历史被这股疑古思潮缩短了一小半。
疑古思潮体现了近代科学思维，显然具有不小的进步意义。至少，可以嘲弄一下中国民间历来喜欢把故事当做历史的浅薄顽癖。但是，这毕竟是近代科学思维的初级形态，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无法处置那些属于“集体无意识”的文化人类学课题，无法解读神话传说中所沉淀的群体密码，无法阐释混沌时代所蕴藏的神秘真实。这个问题，我在以后还会专门说一说。
其实十九世纪的西方考古学已经开始证明，很多远古传说极有可能掩埋着让人们大吃一惊的史实。例如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heinrichschliemann）从一八七年开始对于特洛伊遗址的挖掘，一八七四年对于迈锡尼遗址的挖掘，以及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斯（arthurevans）一九年对于克诺索斯王宫遗址的挖掘，都证明了荷马史诗和其他远古传说并非虚构。
就在伊文斯在希腊克里特岛上发掘克诺索斯王宫的同时，中国发现了甲骨文，有力地证明商代存在的真实性。这就把疑古的学者们所定的中国历史的上限公元前九世纪一下子推前到了公元前十四世纪。有些疑古学者步步为营，说：“那么，公元前十四世纪之前的历史是伪造的。”其实，甲骨文中的不少材料还可以从商代推到夏代。
半山藏书楼的古代典籍和现代书刊被我反复地翻来翻去，我又发现了另外一个秘密。
那就是，在疑古思潮产生的更早一点时间，学术文化界还出现过“华夏文明外来说”先是一些西方学者根据他们对人类文明渊源的强烈好奇，依据某些相似的细节，大胆地拉线搭桥，判断华夏文明来自于埃及、印度、土耳其、东南亚、巴比伦。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巴比伦，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所在地。
那地方，确实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祥地。很多古代文明都从那里找到了渊源，有的学者已经断言那是“人类文明唯一的起点”那么，华夏文明为什么不是呢？
连中国一些很著名的学者也被这种思潮裹卷，而且又从中国古籍中提供一些“证据”例如蒋观云、刘师培、黄节、丁谦等都是。当时的一份国粹学报就发表过好几篇这样的文章。让我惊讶的是，大学问家章太炎也在他的序种姓篇中赞成了外来说。
设想都非常开放，理由都有点勉强，往往是从一些古代中外名词在读音上的某些相近来做出大胆的推断。例如章太炎认为中国的“葛天”很可能是“加尔特亚”的转音；黄节认为中国的“盘古”很可能是“巴克”的转音；刘师培认为中国的“泰帝”很可能是“迦克底”的转音。在这件事情上做得比较过分的是丁谦，他断言华夏文明早期创造的一切，巴比伦文明都已经有了，包括天文、历法、数学、井田制、服饰、器用都来自那里。连文字也是，因为据说八卦图像与巴比伦的楔形文字有点相似。有的学者甚至凭着想象把巴比伦文明传入华夏大地的路线图都画出来了。
更有趣的是，不同的幻想之间还发生争论，就像两个睡在同一个屋子里的人用梦话争吵了起来。例如丁谦认为，把巴比伦文明传入中国的带头人是盘古，而章鸿钊则认为是黄帝。理由之一是，庄子说过黄帝登昆仑之上，而昆仑山正好是巴比伦文明传入中国的必经中介。
不应该责怪这些学者“数典忘祖”他们突然受到世界宏观思维的激励，试图突破千年传统观念探索华夏文明的异域源头，这并不影响他们对华夏文明的热爱。他们中有的人还是杰出的爱国人士。但是毫无疑问，他们的论述暴露了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的典型弊病，那就是严重缺乏实证材料，却又好做断语。即便有一点“实证”也是从文本到文本的跳跃式比照，颇多牵强附会。若要排除这种牵强附会，必须有一种“证伪”机制，即按照几个基本程序证明伪之为伪，然后方知真之为真。这些断言华夏文明来自巴比伦的学者，在自己的思维中从来就缺少这种逆向的证伪习惯，因此听到风就是雨了，而且是倾盆大雨。
但是，考古学家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实物证据，不断地证明着这片土地上文明发生的独立根脉。我还朦胧记得，好像是地质学家翁文灏吧，发表文章阐述远古大洪水所沉积的黄土与大量旧石器时代文物的关系，证明黄河流域也有过旧石器时代，与西方的旧石器时代平行共存。他的文章我也是在半山藏书楼看到的，但那篇文章的标题，现在记不起来了。
有过了“疑古”、“外来”这两大思潮，又有了不少考古成果，我们就可以重新检视史料记载，对黄帝时代做出比较平稳的猜测了。
看管半山藏书楼的老大爷已经连续问了我三次：“这么艰深的古书，这么枯燥的杂志，你那么年轻，怎么有耐心几个月几个月地看下去？”
前两次我只是笑笑，等到问第三次时，我做了回答。
我说：“大爷，只要找到一个有意义的大疑问，看古往今来的相关争论，然后加入自己的判断和猜测，这就像看一场长长的球赛，看着看着自己也下场了，非常有趣。”
其实，这也就是我初步建立的学术路线。
四
我当时对黄帝的猜想只能是粗线条的，因为半山... -->>
一个人面对一种宏大的文化，就像一个小孩面对一座大山。尽管住在山脚下，天天看见它，但要真正了解它，几乎不可能。这是因为，它的悠久历史，与小孩的年岁构不成平等的对话；它的惊人体量，与小孩的躯体形不成合理的互视。
只有极小的可能，这个小孩在经历了残酷的磨炼之后，在一个极为安静又极为孤独的境遇中，开始对家门口的大山重新打量、重新猜测、重新感悟、重新发现。
我对中国文化史的重新打量，就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年月，一个特殊的地方。我将用“猜测黄帝”、“感悟神话”、“发现殷墟”三个话题，来表述我在近乎偶然的情况下突然对家门口的大山深感惊讶、开始探寻的过程。
一
那天夜里，风雨实在太大，大到惊心动魄。
是台风吗？好像时间还早了一点。但在半山小屋遇到那么大的风雨，又是在夜间，心里感觉比什么级别的台风都要恐怖。
我知道这山上没有人住。白天偶尔有一些山民上来，但说是山民，却都住在山脚下。因此，在这狂风暴雨的涡旋中，我彻底孤单。蔓延无际的林木这时候全都变成了黑海怒涛，它们不再是自己，而是天地间所有暴力的体现者和响应者，都在尽着性子奔涌咆哮、翻卷肆虐。
没有灯火的哆嗦，没有野禽的呻吟，没有缓释的迹象，没有黎明的印痕。一切都没有了，甚至怀疑，朗朗丽日下的风轻云淡，也许只是一个奢侈的梦影？
这个时候最容易想起的，是千万年前的先民。他们在草泽荒滩上艰难迈步的时候，感受最深的也一定是狂风暴雨的深夜。因为，这是生存的悬崖，也是毁灭的断壁，不能不全神贯注，触目惊心。对于平日的寻常气象、山水风景，他们也有可能淡淡地了上两眼，却还分不出太多的心情。
此刻我又顺着这个思路想开去了，一下子跳过了夏、商、周、春秋战国、秦、两汉，来到了史前。狂风暴雨删去了历史，让我回到了只有自然力与人对峙的洪荒时代。很多画面交叠闪现，我似乎在画面里，又似乎不在。有几个人有点脸熟，仔细一看又不对
——这时，我已经渐渐睡着了。
等我醒来时听到了鸟声，我知道，风雨已经过去，窗外山光明媚。
我说过，我在山上不小心碰上了蒋介石的一个隐秘藏书楼。原来叫“中正图书馆”一九四九年之后当然废弃了，却没有毁坏，摘下了牌子，关闭了门窗，由一位年迈的老大爷看守着。老大爷在与我进行过一次有关古籍版本的谈话后，如遇知音，允许我可以任意阅读藏书楼里所有的书。我认真浏览了一遍，已经把阅读重点放在四部备要、万有文库和东方杂志上。
由于一夜的风雨，今天的山路上全是落叶断枝。空气特别清新，山泉格外充沛。我上山后放好买来的干粮，又提着一个小小的铁皮桶到溪边打了一桶山泉水回来，便静静地坐着，等待老大爷上山，打开藏书楼的大门。
二
与世界上其他古老帝国总是互相远征、互毁文明的情形不同，历代中国人内战再激烈，也只是为了争夺对华夏文明的正统继承权，因此无论胜败都不会自毁文明。即便是周边地区的游牧群落入主中原，也迟早会成为华夏文明中的一员。
这么一想，我潜迹半山的生活立即变得纯净。当时山下的形势还十分险恶，我全家的灾难仍然没有解除。但我的心态变了，好像层层叠叠的山坡、山树、山岚一齐拽着我蹬开了山下的浑浊喧嚣，使我飘然升腾。一些看似空泛不实的大课题浮现在眼前，而且越来越让我感受到它们的重要性。
例如，什么是华夏文明？什么是炎黄子孙？
答案在五千年之前。
我当时想，什么时候世道靖和，我会下山，去瞻仰一些历史遗址。因为正是那些地方，决定了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此刻在山上，只能边读古籍边遥想，让心灵开始绊绊地旅行。
我在早晨轻轻自语：黄帝，对，还是从五千年的黄帝开始，哪怕是猜测。
三
猜测黄帝，就是猜测我们遥远的自己。
其实，很早就有人在猜测了。
从藏书楼书架上取下写于两千一百多年前的淮南子，其中有一段说——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可见早在淮南子之前，人们不管说什么事都喜欢扯上炎帝、黄帝了，好像不这么扯就没有办法使那些事重要起来。这么扯来扯去，炎帝和黄帝的故事就编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当然也越来越不可信。结果，到了司马迁写史记的时代，便出现了“愈古则材料愈多”的怪现象。
大家先是为了需要而猜测，很快把猜测当做了传说，渐渐又把传说当做了史实，越积越多。其中很多内容听起来奇奇怪怪、荒诞不经，因此司马迁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
这种情形直到今天我们还很容易体会。看看身边，越是模糊的事情总是“故事”越多，越是过去的事情总是“细节”越全，越是虚假的事情总是“证据”越硬，情形可能有点类似。
司马迁根据自己的鉴别标准对这些内容进行了比较严格的筛选，显示了一个历史学家的职守。但是，他的史记还是从黄帝开始的。他确认，不管怎么说，黄帝是中国历史的起点。
这事过了整整两千年之后，被怀疑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批近代历史学家，根据欧洲的实证主义史学观，认为中国历史应该从传说中彻底解脱出来。他们把可信的历史上限划到东周，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他们认为在这之前的历史是后人伪造的，甚至断言司马迁也参加了伪造。因此，他们得出结论：“东周以上无史。”按照这种主张，中国历史的起点是公元前九世纪，离现在不到三千年。而黄帝的时代，虽然还无法做准确的年代推定，但估摸着也总有四五千年了吧。这一来，中国的历史被这股疑古思潮缩短了一小半。
疑古思潮体现了近代科学思维，显然具有不小的进步意义。至少，可以嘲弄一下中国民间历来喜欢把故事当做历史的浅薄顽癖。但是，这毕竟是近代科学思维的初级形态，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无法处置那些属于“集体无意识”的文化人类学课题，无法解读神话传说中所沉淀的群体密码，无法阐释混沌时代所蕴藏的神秘真实。这个问题，我在以后还会专门说一说。
其实十九世纪的西方考古学已经开始证明，很多远古传说极有可能掩埋着让人们大吃一惊的史实。例如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heinrichschliemann）从一八七年开始对于特洛伊遗址的挖掘，一八七四年对于迈锡尼遗址的挖掘，以及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斯（arthurevans）一九年对于克诺索斯王宫遗址的挖掘，都证明了荷马史诗和其他远古传说并非虚构。
就在伊文斯在希腊克里特岛上发掘克诺索斯王宫的同时，中国发现了甲骨文，有力地证明商代存在的真实性。这就把疑古的学者们所定的中国历史的上限公元前九世纪一下子推前到了公元前十四世纪。有些疑古学者步步为营，说：“那么，公元前十四世纪之前的历史是伪造的。”其实，甲骨文中的不少材料还可以从商代推到夏代。
半山藏书楼的古代典籍和现代书刊被我反复地翻来翻去，我又发现了另外一个秘密。
那就是，在疑古思潮产生的更早一点时间，学术文化界还出现过“华夏文明外来说”先是一些西方学者根据他们对人类文明渊源的强烈好奇，依据某些相似的细节，大胆地拉线搭桥，判断华夏文明来自于埃及、印度、土耳其、东南亚、巴比伦。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巴比伦，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所在地。
那地方，确实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祥地。很多古代文明都从那里找到了渊源，有的学者已经断言那是“人类文明唯一的起点”那么，华夏文明为什么不是呢？
连中国一些很著名的学者也被这种思潮裹卷，而且又从中国古籍中提供一些“证据”例如蒋观云、刘师培、黄节、丁谦等都是。当时的一份国粹学报就发表过好几篇这样的文章。让我惊讶的是，大学问家章太炎也在他的序种姓篇中赞成了外来说。
设想都非常开放，理由都有点勉强，往往是从一些古代中外名词在读音上的某些相近来做出大胆的推断。例如章太炎认为中国的“葛天”很可能是“加尔特亚”的转音；黄节认为中国的“盘古”很可能是“巴克”的转音；刘师培认为中国的“泰帝”很可能是“迦克底”的转音。在这件事情上做得比较过分的是丁谦，他断言华夏文明早期创造的一切，巴比伦文明都已经有了，包括天文、历法、数学、井田制、服饰、器用都来自那里。连文字也是，因为据说八卦图像与巴比伦的楔形文字有点相似。有的学者甚至凭着想象把巴比伦文明传入华夏大地的路线图都画出来了。
更有趣的是，不同的幻想之间还发生争论，就像两个睡在同一个屋子里的人用梦话争吵了起来。例如丁谦认为，把巴比伦文明传入中国的带头人是盘古，而章鸿钊则认为是黄帝。理由之一是，庄子说过黄帝登昆仑之上，而昆仑山正好是巴比伦文明传入中国的必经中介。
不应该责怪这些学者“数典忘祖”他们突然受到世界宏观思维的激励，试图突破千年传统观念探索华夏文明的异域源头，这并不影响他们对华夏文明的热爱。他们中有的人还是杰出的爱国人士。但是毫无疑问，他们的论述暴露了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的典型弊病，那就是严重缺乏实证材料，却又好做断语。即便有一点“实证”也是从文本到文本的跳跃式比照，颇多牵强附会。若要排除这种牵强附会，必须有一种“证伪”机制，即按照几个基本程序证明伪之为伪，然后方知真之为真。这些断言华夏文明来自巴比伦的学者，在自己的思维中从来就缺少这种逆向的证伪习惯，因此听到风就是雨了，而且是倾盆大雨。
但是，考古学家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实物证据，不断地证明着这片土地上文明发生的独立根脉。我还朦胧记得，好像是地质学家翁文灏吧，发表文章阐述远古大洪水所沉积的黄土与大量旧石器时代文物的关系，证明黄河流域也有过旧石器时代，与西方的旧石器时代平行共存。他的文章我也是在半山藏书楼看到的，但那篇文章的标题，现在记不起来了。
有过了“疑古”、“外来”这两大思潮，又有了不少考古成果，我们就可以重新检视史料记载，对黄帝时代做出比较平稳的猜测了。
看管半山藏书楼的老大爷已经连续问了我三次：“这么艰深的古书，这么枯燥的杂志，你那么年轻，怎么有耐心几个月几个月地看下去？”
前两次我只是笑笑，等到问第三次时，我做了回答。
我说：“大爷，只要找到一个有意义的大疑问，看古往今来的相关争论，然后加入自己的判断和猜测，这就像看一场长长的球赛，看着看着自己也下场了，非常有趣。”
其实，这也就是我初步建立的学术路线。
四
我当时对黄帝的猜想只能是粗线条的，因为半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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