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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四月，我和华南应邀参加在重庆举办的南三区图书储运培训班的学习。那年我32岁，刚好由路线调研员的岗位调任公司的质量管理科长；工作十分繁忙。参加这样的学习，本身就是荣誉，机会更是难得。就说华南把，当了十几年的打包工人，做梦都没想过会有外出的可能，如今成了主管，就赶上了这样的好事；看着别人羡慕的眼光，心里充满了自豪和幻想；老早就开始进行准备。可我却高兴不起来：一年有半年在外调研的工作，已使我对出差失去了兴趣。我舍不得手头的工作。况且，一想起此去需要一个月的功夫，心里就更加的不是滋味；尽管我没有去过重庆。
映像之中，重庆是个山城，有个万恶的“渣滓洞”还有就是这些年听到的有关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的美好传闻；其它的，我是一点说不上来。
二十多个小时的车程，记不清华南跟我讲了多少的话，他兴奋的叫我感到惊异。华南长我几岁，瘦高的个，相貌英俊；据说还当过军人。在单位，我知道他包装活干的漂亮、喜欢跳舞、是个女人“迷”还知道他喜爱追着领导聊天，嘴巴像个喷泉，唇边冒着白色的泡沫。我唯一的感觉：这人是个好人，但与他谈话一定要有警惕。
到达九龙坡的时候，已快接近傍晚，漫天灰蒙蒙的。重庆发行所的周勇正焦急地在那里等候，小伙子手里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新华书店储运培训班”就跟我在北京火车站张望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书店同仁一模一样。见到我们在招手，周勇赶忙让同来的人接过我们的行李，热情地招呼我们上车。我也好像见到了久别的朋友，一点没有客气。我问他学员是不是已经到的差不多了？他说是的，只有山东和吉林的还未到达，说一会还要回来接山东的学员。举办这种大范围的活动最辛苦的要算会务，我想。
也不知车子拐了几道弯，爬了几个坡，走了多少的里程，就驶进了路北的一个位于半山的大院子。立在门口的牌子告诉我：这就是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了。
真像来过这里的同事说过的那样，这是个依山而建，花草环绕的优美处所。进门一条大道直奔北面的山顶，路的西面是一座座错落有致色彩鲜艳的洋楼，从山底排列到了山顶，被蜿蜒曲折的石梯贯通在一起；每楼的前面是大片的花园，紧连着前楼的楼顶；楼群的中央是一个刚刚建起的青砖红瓦的大楼。不用说这一定是办公和生活的区域。大道的东侧，与新建的大楼正对着的是宽阔的球场，有人正在那里投篮；球场的下面是一个宽大的厂房，像是包装发货的地方；厂房的东侧一条道路直通山顶上的一座三层的高楼，按照经验推算那里应该就是库区。
车子一直开到山顶才停下。这里果然是书库。我们的宿舍就设在书库二楼的一个用石膏板围成的房子里。这里已经住下了许多的同学，他们都是来自南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书店的佼佼者，不是亲人又胜似亲人。女宿舍就在三楼，可我却一次也没有去过，不像华南有事没事就到那里坐坐。
放下行李，周勇带着我们去签到，顺便买些饭票。签到处就在新盖的大楼里。周勇介绍说大楼的地下就是舞厅，晚上可以娱乐。华南的双眼立马放出光来。接待室里我们见到了四川省新华书店的周总；和重庆发行所的副经理王科俊，他承担着这次培训班的管理任务。令我惊喜的是：湖南省新华书店储运科长文慧安也在这里，我在长沙见过他两次。这位瘦高的长着硕大的扇风耳的老者，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图书储运事业，而且还在孜孜不倦地钻研着这个行业的理论和实践。寒暄之后，我方知道他是应邀前来给我们这些学员讲课。我感到十分的荣幸。
吃过晚饭，我才开始整理床被，嘴里的麻辣味道还没有散去。与我的床位紧挨着的是上海发行所的许文治，文质彬彬的一个人，正在那里读书。和他同单位的两位副科长也不知到那里去热闹。
晚上八点钟的光影，一位操着四川口音的男子忽然来找我，他说他叫张诚。我猛然想起我的上司曾经跟我提起过这人：他是重庆发行所的储运部经理，是个精明能干的家伙；对图书发行体制改革颇有自己的主张。
“久仰，久仰，”我急忙伸过手去。
“久仰就不必了。胡科长，我们是朋友吗？”
“当然。”
“我想求您办一件事情，您是否可以帮忙？”
“没问题！”储运人的豪爽我又冒了出来。
“明天培训班开学典礼，由您代表学员发言。谢谢您的合作！”
这事来的突然，可我已经不好推诿，虽有被欺骗的感觉，也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心想：“这家伙实在是猾头！”相互问候了几句，张诚说他还有事情，改日一定请我喝酒。实际上，第二天他就被领导派去出差。期间，我也再没有见到过他。
现写稿子已经来不及。况且这些年的调研工作已使我养成了发言不用稿子的习惯，只好连夜来打腹稿。这次培训班是四川省新华书店和重庆发行所联合举办，一般省、市级的主管领导都要到场祝贺。我想，首先是要感谢各级领导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难得机会，感谢他们搭建了一个结识新朋友的平台。第二，是要赞颂重庆发行所风格独具的优美环境，和她在业界的良好口碑，以及她为学员们学习和生活所做出的精心的安排。第三，自然是号召学员们努力地学习，紧密的团结，不辜负所在单位的期望，预祝培训班圆满结束。当然，这仅仅是个提纲，真正讲起话来恐怕二三十分钟也拿不下来。感觉胸有成竹，同时又觉得这纯粹是套话。可不讲这些，又说点什么呢？之后，我便一觉睡了过去。
开学典礼在新建大楼的礼堂举行。我也终于全面地见到了我同期的同学。他们精神饱满、热情洋溢；特别是那些女生，一个个光鲜亮丽，又不失书店人的文雅气质，让我感到了集体的温暖和某种从未有过的亲情。与他们相比，我这个一向不修边幅的人却显得有些重视的缺失。如我所料，会议由王科俊主持，市委宣传部长到场祝贺，省店的周总做了概括性的发言。会议的气氛严肃而又热烈。我抖着胆子，代表学员表达了我们的心情，甚至赢得了阵阵的掌声和羡慕的眼光。与我同时的，还有一位学生代表，她是广东省新华书店的谢小兰，一位美丽端庄的中年女性。尽管她早已备好讲稿，激动还是让她紧张，但她的发言是真实的，是一种由心底发出的声音！
学员三十几人，一共分成两班，民主选举班长，更是让人始料不及：我和华南分别被推举为班长。我再三推辞。王科俊说这是民意。我只好又一次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我想：都是自己的发言惹得祸。而华南呢？一定是他的“国标舞”赢得了女同学们的青睐。但愿不要应为我们是首都的学员而另眼相待。因为我知道，与兄弟省、市书店的同事相比，我们的水平差的很远。我甚至有些担心起来，生怕完成不了这样的重任。特别是华南，他说他根本没有同类活动经验。可不管咋想，为举办者分担一些操劳终归不是一件坏事。
学习并不轻松。前半段的时间上下午都有课程。由文慧安和四川省店的老经理轮流传授图书储运的操作；外聘的几位大学的教授和讲师讲述物流的原理和经济学的应用。课堂是那样的安静，每个人都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讲台，手下迅速的书写着笔记。这是我从小学到大学从未见过的纪律。工作的实践教育我知道，书店人都是这个品行：干工作争先恐后，学业务更是你追我赶！正是这新、老一代的书店人用自己的心血顽强地支撑起新中国文化的传播！正像我们的经理，一位从延安窑洞走来的老人曾自豪地高喊：“全国每六本书中就有一本是从我们的手里发出！”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书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后半段的安排，则是每天都有的分组讨论。一个长条的桌子，围坐着十几个人。我这个班长自然也就成了讨论的主持。学员都很自觉，根本无需组织。大家讲述着各自的经验、疑难、方法和建议；共同探讨着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给书店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要努力！等等。气氛异常的活跃，甚至发生争论；场面却是井然有序，仿佛大师笔下的草书：放的出，收的回。王科俊也时常过来坐坐，听一听、看一看，然后微笑地离开。
最难的课程？莫过于要每人交一篇论文。这让毫无准备的学员一下子紧张起来，心里始终像压着块石头。我甚至觉得这样的培训严格的有些过头。
人群之中，难免会有问题，难免会有矛盾。上海发行所的金宝奇，一位热爱管事的副科级干部，主动过来找我，说他们班的讨论不像我们这里精彩，安静的让他痛心；他怀疑华南的组织能力，问我华南跟他是否同样的职务？一派不服气的样子。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至于经验，我劝他不要介意，协助协助华南，一切无事才好。他不情愿地走开。说真的，当初我就主张这个班长由他来做最好，按照当时文化部的规定，新华书店南三区的图书储运是由上海发行所负责管理，他们与各店的关系似乎比我们更加的亲密。可万事不可皆随人愿，正像人们不能判断股票的涨跌一样。
一日，吉林的老宋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到我的面前，他说他不想再学下去，压力太大，无法完成论文，要我帮他联系返程的火车。我吃了一惊。同来的小于急忙把我拉到一边，说老宋是省店干活不要命的汉子；这次领导派他过来，一是要他长长见识，二有要他修养的意思。听后，我劝告老宋不可冒然回去，这样无法向单位交代，也辜负了领导的一片好心。关于论文，我一口答应帮他整理，甚至可以代笔。见他还在犹豫，我又补充了一句：“没事，我跟你们领导是朋友，一切包在我身上！”他终于把心放在了怀里。
安徽的李晓玲则是另外的一种遭遇。这位来自巢湖基层点书店的漂亮大姐热情的有些过头，是学员当中最活跃的分子；穿着亮丽的旗袍，... -->>
一九九一年四月，我和华南应邀参加在重庆举办的南三区图书储运培训班的学习。那年我32岁，刚好由路线调研员的岗位调任公司的质量管理科长；工作十分繁忙。参加这样的学习，本身就是荣誉，机会更是难得。就说华南把，当了十几年的打包工人，做梦都没想过会有外出的可能，如今成了主管，就赶上了这样的好事；看着别人羡慕的眼光，心里充满了自豪和幻想；老早就开始进行准备。可我却高兴不起来：一年有半年在外调研的工作，已使我对出差失去了兴趣。我舍不得手头的工作。况且，一想起此去需要一个月的功夫，心里就更加的不是滋味；尽管我没有去过重庆。
映像之中，重庆是个山城，有个万恶的“渣滓洞”还有就是这些年听到的有关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的美好传闻；其它的，我是一点说不上来。
二十多个小时的车程，记不清华南跟我讲了多少的话，他兴奋的叫我感到惊异。华南长我几岁，瘦高的个，相貌英俊；据说还当过军人。在单位，我知道他包装活干的漂亮、喜欢跳舞、是个女人“迷”还知道他喜爱追着领导聊天，嘴巴像个喷泉，唇边冒着白色的泡沫。我唯一的感觉：这人是个好人，但与他谈话一定要有警惕。
到达九龙坡的时候，已快接近傍晚，漫天灰蒙蒙的。重庆发行所的周勇正焦急地在那里等候，小伙子手里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新华书店储运培训班”就跟我在北京火车站张望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书店同仁一模一样。见到我们在招手，周勇赶忙让同来的人接过我们的行李，热情地招呼我们上车。我也好像见到了久别的朋友，一点没有客气。我问他学员是不是已经到的差不多了？他说是的，只有山东和吉林的还未到达，说一会还要回来接山东的学员。举办这种大范围的活动最辛苦的要算会务，我想。
也不知车子拐了几道弯，爬了几个坡，走了多少的里程，就驶进了路北的一个位于半山的大院子。立在门口的牌子告诉我：这就是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了。
真像来过这里的同事说过的那样，这是个依山而建，花草环绕的优美处所。进门一条大道直奔北面的山顶，路的西面是一座座错落有致色彩鲜艳的洋楼，从山底排列到了山顶，被蜿蜒曲折的石梯贯通在一起；每楼的前面是大片的花园，紧连着前楼的楼顶；楼群的中央是一个刚刚建起的青砖红瓦的大楼。不用说这一定是办公和生活的区域。大道的东侧，与新建的大楼正对着的是宽阔的球场，有人正在那里投篮；球场的下面是一个宽大的厂房，像是包装发货的地方；厂房的东侧一条道路直通山顶上的一座三层的高楼，按照经验推算那里应该就是库区。
车子一直开到山顶才停下。这里果然是书库。我们的宿舍就设在书库二楼的一个用石膏板围成的房子里。这里已经住下了许多的同学，他们都是来自南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书店的佼佼者，不是亲人又胜似亲人。女宿舍就在三楼，可我却一次也没有去过，不像华南有事没事就到那里坐坐。
放下行李，周勇带着我们去签到，顺便买些饭票。签到处就在新盖的大楼里。周勇介绍说大楼的地下就是舞厅，晚上可以娱乐。华南的双眼立马放出光来。接待室里我们见到了四川省新华书店的周总；和重庆发行所的副经理王科俊，他承担着这次培训班的管理任务。令我惊喜的是：湖南省新华书店储运科长文慧安也在这里，我在长沙见过他两次。这位瘦高的长着硕大的扇风耳的老者，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图书储运事业，而且还在孜孜不倦地钻研着这个行业的理论和实践。寒暄之后，我方知道他是应邀前来给我们这些学员讲课。我感到十分的荣幸。
吃过晚饭，我才开始整理床被，嘴里的麻辣味道还没有散去。与我的床位紧挨着的是上海发行所的许文治，文质彬彬的一个人，正在那里读书。和他同单位的两位副科长也不知到那里去热闹。
晚上八点钟的光影，一位操着四川口音的男子忽然来找我，他说他叫张诚。我猛然想起我的上司曾经跟我提起过这人：他是重庆发行所的储运部经理，是个精明能干的家伙；对图书发行体制改革颇有自己的主张。
“久仰，久仰，”我急忙伸过手去。
“久仰就不必了。胡科长，我们是朋友吗？”
“当然。”
“我想求您办一件事情，您是否可以帮忙？”
“没问题！”储运人的豪爽我又冒了出来。
“明天培训班开学典礼，由您代表学员发言。谢谢您的合作！”
这事来的突然，可我已经不好推诿，虽有被欺骗的感觉，也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心想：“这家伙实在是猾头！”相互问候了几句，张诚说他还有事情，改日一定请我喝酒。实际上，第二天他就被领导派去出差。期间，我也再没有见到过他。
现写稿子已经来不及。况且这些年的调研工作已使我养成了发言不用稿子的习惯，只好连夜来打腹稿。这次培训班是四川省新华书店和重庆发行所联合举办，一般省、市级的主管领导都要到场祝贺。我想，首先是要感谢各级领导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难得机会，感谢他们搭建了一个结识新朋友的平台。第二，是要赞颂重庆发行所风格独具的优美环境，和她在业界的良好口碑，以及她为学员们学习和生活所做出的精心的安排。第三，自然是号召学员们努力地学习，紧密的团结，不辜负所在单位的期望，预祝培训班圆满结束。当然，这仅仅是个提纲，真正讲起话来恐怕二三十分钟也拿不下来。感觉胸有成竹，同时又觉得这纯粹是套话。可不讲这些，又说点什么呢？之后，我便一觉睡了过去。
开学典礼在新建大楼的礼堂举行。我也终于全面地见到了我同期的同学。他们精神饱满、热情洋溢；特别是那些女生，一个个光鲜亮丽，又不失书店人的文雅气质，让我感到了集体的温暖和某种从未有过的亲情。与他们相比，我这个一向不修边幅的人却显得有些重视的缺失。如我所料，会议由王科俊主持，市委宣传部长到场祝贺，省店的周总做了概括性的发言。会议的气氛严肃而又热烈。我抖着胆子，代表学员表达了我们的心情，甚至赢得了阵阵的掌声和羡慕的眼光。与我同时的，还有一位学生代表，她是广东省新华书店的谢小兰，一位美丽端庄的中年女性。尽管她早已备好讲稿，激动还是让她紧张，但她的发言是真实的，是一种由心底发出的声音！
学员三十几人，一共分成两班，民主选举班长，更是让人始料不及：我和华南分别被推举为班长。我再三推辞。王科俊说这是民意。我只好又一次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我想：都是自己的发言惹得祸。而华南呢？一定是他的“国标舞”赢得了女同学们的青睐。但愿不要应为我们是首都的学员而另眼相待。因为我知道，与兄弟省、市书店的同事相比，我们的水平差的很远。我甚至有些担心起来，生怕完成不了这样的重任。特别是华南，他说他根本没有同类活动经验。可不管咋想，为举办者分担一些操劳终归不是一件坏事。
学习并不轻松。前半段的时间上下午都有课程。由文慧安和四川省店的老经理轮流传授图书储运的操作；外聘的几位大学的教授和讲师讲述物流的原理和经济学的应用。课堂是那样的安静，每个人都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讲台，手下迅速的书写着笔记。这是我从小学到大学从未见过的纪律。工作的实践教育我知道，书店人都是这个品行：干工作争先恐后，学业务更是你追我赶！正是这新、老一代的书店人用自己的心血顽强地支撑起新中国文化的传播！正像我们的经理，一位从延安窑洞走来的老人曾自豪地高喊：“全国每六本书中就有一本是从我们的手里发出！”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书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后半段的安排，则是每天都有的分组讨论。一个长条的桌子，围坐着十几个人。我这个班长自然也就成了讨论的主持。学员都很自觉，根本无需组织。大家讲述着各自的经验、疑难、方法和建议；共同探讨着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给书店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要努力！等等。气氛异常的活跃，甚至发生争论；场面却是井然有序，仿佛大师笔下的草书：放的出，收的回。王科俊也时常过来坐坐，听一听、看一看，然后微笑地离开。
最难的课程？莫过于要每人交一篇论文。这让毫无准备的学员一下子紧张起来，心里始终像压着块石头。我甚至觉得这样的培训严格的有些过头。
人群之中，难免会有问题，难免会有矛盾。上海发行所的金宝奇，一位热爱管事的副科级干部，主动过来找我，说他们班的讨论不像我们这里精彩，安静的让他痛心；他怀疑华南的组织能力，问我华南跟他是否同样的职务？一派不服气的样子。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至于经验，我劝他不要介意，协助协助华南，一切无事才好。他不情愿地走开。说真的，当初我就主张这个班长由他来做最好，按照当时文化部的规定，新华书店南三区的图书储运是由上海发行所负责管理，他们与各店的关系似乎比我们更加的亲密。可万事不可皆随人愿，正像人们不能判断股票的涨跌一样。
一日，吉林的老宋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到我的面前，他说他不想再学下去，压力太大，无法完成论文，要我帮他联系返程的火车。我吃了一惊。同来的小于急忙把我拉到一边，说老宋是省店干活不要命的汉子；这次领导派他过来，一是要他长长见识，二有要他修养的意思。听后，我劝告老宋不可冒然回去，这样无法向单位交代，也辜负了领导的一片好心。关于论文，我一口答应帮他整理，甚至可以代笔。见他还在犹豫，我又补充了一句：“没事，我跟你们领导是朋友，一切包在我身上！”他终于把心放在了怀里。
安徽的李晓玲则是另外的一种遭遇。这位来自巢湖基层点书店的漂亮大姐热情的有些过头，是学员当中最活跃的分子；穿着亮丽的旗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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