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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墙外的声音
——丽娜圣克莱尔的故事
一
小时候听妈说，外曾祖父曾将一个乞丐判凌迟处死。后来，这个乞丐的鬼魂来向外曾祖父索命了。反正一个星期后，外曾祖父就去世了。人们有的说他死于流行性感冒，也有说别的什么病，反正众说纷纭。
我不知道那个乞丐是怎样捱过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的。在我心里，一次又一次地设想着，刽子手怎样一把撕去他的衣服，把他按倒在刑具上。“这个谋反者，将千刀万剐，凌迟处死。”刽子手当众宣读着他的罪状。然而未及他举刀，那乞丐的精神已经崩溃了。几天后，我的外曾祖父正在书房里看书，忽地，那乞丐出现在他眼前。他的脸庞上疤痕累累，就像一只碎瓷花瓶。“我以为，最可怕的时刻，”那鬼魂说“是刀砍下来的时候。岂料，我估计错了。最难捱的，恰巧是相反，是在刀即将挨上而还未砍来之时。”说着，他伸出给砍成锯齿形的胳膊，一把挟持起我的外曾祖父，穿墙消遁了。
一次我曾问过妈，他究竟是怎样死的。她回答道：“就死在床上，只躺了没几天，就死了。”
“不，我说的是另一个人，那个乞丐。什么叫凌迟处死？是不是把他的肉一片片割下来？还要抽筋剥皮吗？他真的给干刀万剐了？”
“你们这些美国人，就会钻牛角尖，”妈妈用中国话嚷了起来“那人都死了快七十年了，他到底是怎么死的，与你有什么关系？”
当然是有关系的。我想要是能洞察一切不良之兆，设法消灾避难，本让那种无声的魔法将你吞噬。因为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房子四周，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恐怖。它们威逼着我母亲，使她恨不得把自己蜷缩起来竭力想躲进某个她自认为安全的角落。但那股无以名状的恐怖还是不肯放过她。多年来，我目睹着，它们正在一口一口地吞噬着妈妈，就像那个遭凌迟处死的死囚一样，直到她从人世消失并且变成鬼魂。
我记得，奥克兰我们老家的地下室，老是让母亲不安惊恐，似乎那里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那年我才五岁。妈想瞒过我，她将一把木头椅子抵住地下室的门，再套上两圈铁链，外加一把大铁锁，来了个双保险。这就更使其显得神秘莫测。我一直想方设法要开启它，直到有一天，偶然我的小手指碰着门，它就启开了，但未及我定下神，便一头坠在一团黑暗里，那种感觉，犹如栽入一道深不可测的裂口。待我能大声嚎叫时，发现我已经被母亲抱着，鼻血一滴一滴落在她肩头。这时，母亲才告诉我，地下室里住着一个坏蛋，他已在里面呆了几千年了，所以从此，我不应再去开启这扇门。她说，这是个穷凶极恶的坏蛋，她差点来不及把我拖出来。这个坏蛋，会让我生下五个婴儿，然后把我连带五个婴儿，一顿连骨带肉吞下。
从那以后，我经常目睹到许多吓人的场面。我是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待这种恐怖，这种基因，得之于我妈。当我在沙箱里玩沙时，从我自己挖掘的洞里，我似窥到群魔在乱舞。我甚至看到他们青面撩牙的脸庞上，双目闪着绿光，正在虎视眈眈地搜寻着小孩子。一次我骑着三轮自行车玩，忽然发现地上的一只甲虫，竟会呈现出一张孩子的脸，我立即用车轮将它碾扁。再长大一点，我能看见许多别的女孩子看不到的怪事：滚铁环会突然一裂为二，将一个小孩子弹到半空。铁链球会突然脱离链条，击中一群正在嬉笑的孩子中的一个，脑浆溅了满操场。
我对谁也没讲过这些，甚至我妈。多数人不知道我有一半中国血统，可能因为我有一个外国姓：“圣克莱尔”的缘故。我一眼看上去，挺像父亲，典型的英国爱尔兰人：高大匀称的个头，但如果他们再走近一点，就会发现，我的脸庞轮廓，不像父亲那般瘦削，我的线条是平缓浑和的，就像海滩上的卵石。我没有父亲的黄头发和白皮肤，可我的皮肤呈一种苍白色，就像被太阳晒退色似的。
但我的眼睛，是妈妈给的，它不是深陷的，倒像鬼神节里的南瓜灯上的眼睛；那种用小刀仓促拨出来的两个孔眼，猛一看，好像没有眼睑。为了让我的眼睛显得光彩一点，我常常故意睁圆双眼，然而当我带着这样的眼神在房子四周走动时，我父亲便会间我为什么显得这样紧张恐慌。
我见过妈的一张照片，眼神也是这样惶恐紧张。爸说那是妈在天使岛移民处出来后，第一次照的相。她在那里囚禁了三个星期，直到移民局得到足够的文件证明她是个战争新娘。只有因为战火而被迫逃离原所在国，或者是留学生，美国公民的配偶，才有资格可以从天使岛里释放出来。
二
妈从来不讲及她在中国的生活，但爸却说，是他把妈从一个可怕的境遇中解救出来。到底怎样可怕，他闭口不谈。爸骄傲地在她的移民证上，给她写上贝蒂圣克莱尔，并划去她原来的中国名字：顾映映。然而他又搞错了妈的生辰，妈是1914年出生，他却写成1916年，就这么笔尖一扫，我妈的名字没了，生肖也由虎变成龙了。
看了那张照片，你就会明白为何顾映映再也不存在了。照片上，她就像怕人抢似的，紧抓着一只蛤蟆包，身上一件长及脚踝的旗袍，两侧开着高高的叉，上身一件西式外套，那种老式的有垫肩的宽门襟的式样，配着过分大的同料纽扣，这是妈的结婚礼服，是爸送的。这样的装束令你简直吃不准她到底是来自何方，又准备往哪去。她的下巴几乎抵着胸部，头发左侧一条挑得整整齐齐的头路，赫然醒目。
尽管她垂着头，一副自卑可怜的样子，双眼却直瞪着镜头，直勾勾的。
“为什么妈显得那样紧张？”我问爸。
父亲解释道，那只是因为妈需要坚持在闪光灯咋嚎后，才能眨眼睛，她的眼睛足足睁了十来秒钟。
不过母亲这种直勾勾瞪着双眼出神，像在等着某种意料中的灾祸到来的恐惧和不安的神态，我是很熟悉的。只是后来，渐渐地，她已没有力气再瞪大眼睛了。
那天在奥克兰中国城，在人行道上，妈突然一把抓住我的手，让我紧紧地挨着她，她一边低声叮嘱我：“别看她，一眼也别看。”当然，我怎么能不看呢？人行道上，一个女人正背靠墙席地而坐，这个女人目光呆滞，就像有好几年没睡过觉，看着既苍老，又年轻。她的指尖和脚尖，都呈紫黑色，好像在印度墨水里浸泡过似的。但我知道，那是溃烂。
“她怎么了？”我轻声问妈。
“她遇上个坏男人，”妈说“她有了个她不想要的孩子。”
我知道她在骗我，她之所以要编这一套或那一套，只不过是以此告诫我，帮助我躲过一些暗藏的漩涡。我妈就有这份天才，她能在一切事物中预测到灾难的征兆。
甚至对其他的中国人，她也有这种预知的能力。在我们居住和购物的地方，人们几乎只讲广东话或英语。妈是无锡人，所以她只会说国语和一丁点英语。爸只会说呆板的几个中国词组，他坚决主张我妈学英语。因此每当妈与爸交谈，总是以语气、手势、表情和眼神来帮助，有时，她卡住了，便会用英语腔的中文，南腔北调地：“说——不——出——了。”这时，我父亲就会帮她把话说出来。
“我想，你妈的意思是，她累了。”当妈显得有点沮丧时，他便会这样说。
而当妈烧出一只可口的菜肴时，他又会那样说：“我想，她的意思是，我们这个家，有着全国最好的管家婆。”
但是每当我们母女单独相处时，母亲就用汉语与我畅谈，那些我父亲根本想不到的话。我完全能听懂这些字眼，但往往作出相反的更多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理解。
当她认为我已经可以独自上学而不用接送时，便叮嘱我：“你只能两点一线，学校到家，别的地方不准乱逛。”
“为什么？一我问。
“你不懂。”
“为什么不懂？”
“因为我还没把它们灌入你脑袋。”
“为什么不灌给我？”
“天呀！这让我怎么回答！因为这个问题讲起来太怕人了。那种坏男人会把你从大街上掠走，再把你卖给别人，待你有了孩子，你就会杀死那个孩子，然后孩子的尸体会在垃圾筒里被发现。以后呢？你就会进监狱，最后死在里面。”
我知道她又在胡编乱造了。但我也学会了编造，特别有时，当她必需要我为她做一些翻译时。比如那天在一家食品店，她将鼻子伸到打开的罐头里，边上一个男人对她叫喊着。这令我十分尴尬。“他讲的什么意思？”妈问我。我便哄她：他说中国人不能在这里买东西。还有一次，学校发来一张有关接种防止小儿麻痹症的通知，我除了将上面的时间和地点译给她听以外，还擅自夹了点私货，我说学校规定，全校学生都必需用金属饭盒，因为纸袋会传染小儿麻痹症。
三
一天，父亲骄傲地宣布：“我开始上升了！”那是指，他被提升为服装厂的推销部经理。“这下，你妈可要高兴死了。”
我们的确情况好转了。我们跨过海湾区，来到旧金山，而且上了山，搬到北部海边，一幢公寓，并且有了个意大利邻居。那边的人行道特别陡峭，每天从学校到家，就得爬一段坡，那年我十岁。我希望，从此可以将一切恐惧留在奥克兰了。
那是一幢三层楼公寓，每一层有两户人家。房子外壁覆着一层白色拉毛水泥贴面，垂着金属的火警安全梯，但里面的设备却是陈旧的。玻璃窗格的门，通向散发出一股霉气的门道，那里的传话器密密麻麻挤着整整一幢住户的名字。安德森、海曼、南茜、苏茜斯和我们圣克莱尔家，一派典型的大杂院腔调。我们住在二楼，包围在烧菜的油味和上下楼的脚步声之间。我的卧室面向马路，夜里，我想象得出马路上是怎样的一副情景：汽车喘着大气挣扎着爬上陡峭的坡路，马路上聚集的夜游神们嬉闹着，抽着烟，高声说笑着：“怎么，人都到齐了？”然后是警察的吆喝声，接下来，是救火车的警号，马路上还传来一阵女人的咆哮：“你这个丘八，狗！静下来。”这一切成了我每晚的催眠曲，我很快入睡了。
妈却看不顺眼这幢公寓。最初我还没觉察，刚搬进去时，她忙着收拾，几乎花了整整一星期时间才安排停当。这不久后的一天，她带我出去，刚走到车站，就给一个男人吓了一下。
那是个红脸中国人，在人行道上踉踉跄跄地走着，好像与他的同伴走失了。当他的浑浊的布满眼屎的眼睛转向我们时，立时停下来，直直地伸出双臂，乱嚷乱叫着：“我总算找到你了，苏茜斯，我梦中的情人。嗨！”说着，他便咧开嘴，张开双臂向我们扑来。妈立时放开我，双手护住自己前胸，好像她是赤裸裸的。就在妈松开我的一瞬间，我便拼命地尖叫着。那男人越来越逼近我，直到另外两个男人上来，嬉皮笑脸拽住他：“乔，得了，看在基督份上，别吓着了她们。”
从此不论在公共汽车上，还是进出商店，妈总是紧张得发抖，紧紧地攥住我的手，我被她捏得生疼。一次，当她暂时松开我的手，从钱包里掏钱去账台时，我便拔腿往糖果柜边溜，但她马上又一把将我揪回来。我知道那一眨眼间，她很抱歉未能拴住我。
待回到家里，她把罐头和蔬菜一一置好。忽地，她似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头，便将两边搁板上的罐头对调了一下。接着，又快步走到起居室里，将一面大圆镜，从面对前门的墙面上，移到沙发边的墙上。
“你在干吗呀？”我问。
她用汉语说了一套什么不平衡，中国话叫“相克”我想，她指的是视觉的不平衡，而不是感觉的不平衡。然后，她开始搬移大家具：沙发，椅子，沙发茶几，还有一轴中国画。
父亲下班一进门，就问：“怎么了？”
“妈正在重新调整家具，使房间看上去更漂亮一点。”我说。
但第二天，我放学回家，看见她又在移动家具。我感到某种不祥之兆。
“你这是为什么？”我问道，希望她会给我一个真实的回答。
可她只是用汉语嗫嗫自语着：“这座房子似太窄太高，山顶上刮起的一阵强风，把你所有的力量吹回山脚，抵消掉了。所以，你很难发达。”
她又指着公寓的墙和门，说：“看这过道多窄，就像一道被卡紧的咽喉，而厨房又直对着卫生间，因此你摄取的一切，都正好被冲走。”
“怎么了？这又怎样？”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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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墙外的声音
——丽娜圣克莱尔的故事
一
小时候听妈说，外曾祖父曾将一个乞丐判凌迟处死。后来，这个乞丐的鬼魂来向外曾祖父索命了。反正一个星期后，外曾祖父就去世了。人们有的说他死于流行性感冒，也有说别的什么病，反正众说纷纭。
我不知道那个乞丐是怎样捱过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的。在我心里，一次又一次地设想着，刽子手怎样一把撕去他的衣服，把他按倒在刑具上。“这个谋反者，将千刀万剐，凌迟处死。”刽子手当众宣读着他的罪状。然而未及他举刀，那乞丐的精神已经崩溃了。几天后，我的外曾祖父正在书房里看书，忽地，那乞丐出现在他眼前。他的脸庞上疤痕累累，就像一只碎瓷花瓶。“我以为，最可怕的时刻，”那鬼魂说“是刀砍下来的时候。岂料，我估计错了。最难捱的，恰巧是相反，是在刀即将挨上而还未砍来之时。”说着，他伸出给砍成锯齿形的胳膊，一把挟持起我的外曾祖父，穿墙消遁了。
一次我曾问过妈，他究竟是怎样死的。她回答道：“就死在床上，只躺了没几天，就死了。”
“不，我说的是另一个人，那个乞丐。什么叫凌迟处死？是不是把他的肉一片片割下来？还要抽筋剥皮吗？他真的给干刀万剐了？”
“你们这些美国人，就会钻牛角尖，”妈妈用中国话嚷了起来“那人都死了快七十年了，他到底是怎么死的，与你有什么关系？”
当然是有关系的。我想要是能洞察一切不良之兆，设法消灾避难，本让那种无声的魔法将你吞噬。因为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房子四周，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恐怖。它们威逼着我母亲，使她恨不得把自己蜷缩起来竭力想躲进某个她自认为安全的角落。但那股无以名状的恐怖还是不肯放过她。多年来，我目睹着，它们正在一口一口地吞噬着妈妈，就像那个遭凌迟处死的死囚一样，直到她从人世消失并且变成鬼魂。
我记得，奥克兰我们老家的地下室，老是让母亲不安惊恐，似乎那里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那年我才五岁。妈想瞒过我，她将一把木头椅子抵住地下室的门，再套上两圈铁链，外加一把大铁锁，来了个双保险。这就更使其显得神秘莫测。我一直想方设法要开启它，直到有一天，偶然我的小手指碰着门，它就启开了，但未及我定下神，便一头坠在一团黑暗里，那种感觉，犹如栽入一道深不可测的裂口。待我能大声嚎叫时，发现我已经被母亲抱着，鼻血一滴一滴落在她肩头。这时，母亲才告诉我，地下室里住着一个坏蛋，他已在里面呆了几千年了，所以从此，我不应再去开启这扇门。她说，这是个穷凶极恶的坏蛋，她差点来不及把我拖出来。这个坏蛋，会让我生下五个婴儿，然后把我连带五个婴儿，一顿连骨带肉吞下。
从那以后，我经常目睹到许多吓人的场面。我是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待这种恐怖，这种基因，得之于我妈。当我在沙箱里玩沙时，从我自己挖掘的洞里，我似窥到群魔在乱舞。我甚至看到他们青面撩牙的脸庞上，双目闪着绿光，正在虎视眈眈地搜寻着小孩子。一次我骑着三轮自行车玩，忽然发现地上的一只甲虫，竟会呈现出一张孩子的脸，我立即用车轮将它碾扁。再长大一点，我能看见许多别的女孩子看不到的怪事：滚铁环会突然一裂为二，将一个小孩子弹到半空。铁链球会突然脱离链条，击中一群正在嬉笑的孩子中的一个，脑浆溅了满操场。
我对谁也没讲过这些，甚至我妈。多数人不知道我有一半中国血统，可能因为我有一个外国姓：“圣克莱尔”的缘故。我一眼看上去，挺像父亲，典型的英国爱尔兰人：高大匀称的个头，但如果他们再走近一点，就会发现，我的脸庞轮廓，不像父亲那般瘦削，我的线条是平缓浑和的，就像海滩上的卵石。我没有父亲的黄头发和白皮肤，可我的皮肤呈一种苍白色，就像被太阳晒退色似的。
但我的眼睛，是妈妈给的，它不是深陷的，倒像鬼神节里的南瓜灯上的眼睛；那种用小刀仓促拨出来的两个孔眼，猛一看，好像没有眼睑。为了让我的眼睛显得光彩一点，我常常故意睁圆双眼，然而当我带着这样的眼神在房子四周走动时，我父亲便会间我为什么显得这样紧张恐慌。
我见过妈的一张照片，眼神也是这样惶恐紧张。爸说那是妈在天使岛移民处出来后，第一次照的相。她在那里囚禁了三个星期，直到移民局得到足够的文件证明她是个战争新娘。只有因为战火而被迫逃离原所在国，或者是留学生，美国公民的配偶，才有资格可以从天使岛里释放出来。
二
妈从来不讲及她在中国的生活，但爸却说，是他把妈从一个可怕的境遇中解救出来。到底怎样可怕，他闭口不谈。爸骄傲地在她的移民证上，给她写上贝蒂圣克莱尔，并划去她原来的中国名字：顾映映。然而他又搞错了妈的生辰，妈是1914年出生，他却写成1916年，就这么笔尖一扫，我妈的名字没了，生肖也由虎变成龙了。
看了那张照片，你就会明白为何顾映映再也不存在了。照片上，她就像怕人抢似的，紧抓着一只蛤蟆包，身上一件长及脚踝的旗袍，两侧开着高高的叉，上身一件西式外套，那种老式的有垫肩的宽门襟的式样，配着过分大的同料纽扣，这是妈的结婚礼服，是爸送的。这样的装束令你简直吃不准她到底是来自何方，又准备往哪去。她的下巴几乎抵着胸部，头发左侧一条挑得整整齐齐的头路，赫然醒目。
尽管她垂着头，一副自卑可怜的样子，双眼却直瞪着镜头，直勾勾的。
“为什么妈显得那样紧张？”我问爸。
父亲解释道，那只是因为妈需要坚持在闪光灯咋嚎后，才能眨眼睛，她的眼睛足足睁了十来秒钟。
不过母亲这种直勾勾瞪着双眼出神，像在等着某种意料中的灾祸到来的恐惧和不安的神态，我是很熟悉的。只是后来，渐渐地，她已没有力气再瞪大眼睛了。
那天在奥克兰中国城，在人行道上，妈突然一把抓住我的手，让我紧紧地挨着她，她一边低声叮嘱我：“别看她，一眼也别看。”当然，我怎么能不看呢？人行道上，一个女人正背靠墙席地而坐，这个女人目光呆滞，就像有好几年没睡过觉，看着既苍老，又年轻。她的指尖和脚尖，都呈紫黑色，好像在印度墨水里浸泡过似的。但我知道，那是溃烂。
“她怎么了？”我轻声问妈。
“她遇上个坏男人，”妈说“她有了个她不想要的孩子。”
我知道她在骗我，她之所以要编这一套或那一套，只不过是以此告诫我，帮助我躲过一些暗藏的漩涡。我妈就有这份天才，她能在一切事物中预测到灾难的征兆。
甚至对其他的中国人，她也有这种预知的能力。在我们居住和购物的地方，人们几乎只讲广东话或英语。妈是无锡人，所以她只会说国语和一丁点英语。爸只会说呆板的几个中国词组，他坚决主张我妈学英语。因此每当妈与爸交谈，总是以语气、手势、表情和眼神来帮助，有时，她卡住了，便会用英语腔的中文，南腔北调地：“说——不——出——了。”这时，我父亲就会帮她把话说出来。
“我想，你妈的意思是，她累了。”当妈显得有点沮丧时，他便会这样说。
而当妈烧出一只可口的菜肴时，他又会那样说：“我想，她的意思是，我们这个家，有着全国最好的管家婆。”
但是每当我们母女单独相处时，母亲就用汉语与我畅谈，那些我父亲根本想不到的话。我完全能听懂这些字眼，但往往作出相反的更多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理解。
当她认为我已经可以独自上学而不用接送时，便叮嘱我：“你只能两点一线，学校到家，别的地方不准乱逛。”
“为什么？一我问。
“你不懂。”
“为什么不懂？”
“因为我还没把它们灌入你脑袋。”
“为什么不灌给我？”
“天呀！这让我怎么回答！因为这个问题讲起来太怕人了。那种坏男人会把你从大街上掠走，再把你卖给别人，待你有了孩子，你就会杀死那个孩子，然后孩子的尸体会在垃圾筒里被发现。以后呢？你就会进监狱，最后死在里面。”
我知道她又在胡编乱造了。但我也学会了编造，特别有时，当她必需要我为她做一些翻译时。比如那天在一家食品店，她将鼻子伸到打开的罐头里，边上一个男人对她叫喊着。这令我十分尴尬。“他讲的什么意思？”妈问我。我便哄她：他说中国人不能在这里买东西。还有一次，学校发来一张有关接种防止小儿麻痹症的通知，我除了将上面的时间和地点译给她听以外，还擅自夹了点私货，我说学校规定，全校学生都必需用金属饭盒，因为纸袋会传染小儿麻痹症。
三
一天，父亲骄傲地宣布：“我开始上升了！”那是指，他被提升为服装厂的推销部经理。“这下，你妈可要高兴死了。”
我们的确情况好转了。我们跨过海湾区，来到旧金山，而且上了山，搬到北部海边，一幢公寓，并且有了个意大利邻居。那边的人行道特别陡峭，每天从学校到家，就得爬一段坡，那年我十岁。我希望，从此可以将一切恐惧留在奥克兰了。
那是一幢三层楼公寓，每一层有两户人家。房子外壁覆着一层白色拉毛水泥贴面，垂着金属的火警安全梯，但里面的设备却是陈旧的。玻璃窗格的门，通向散发出一股霉气的门道，那里的传话器密密麻麻挤着整整一幢住户的名字。安德森、海曼、南茜、苏茜斯和我们圣克莱尔家，一派典型的大杂院腔调。我们住在二楼，包围在烧菜的油味和上下楼的脚步声之间。我的卧室面向马路，夜里，我想象得出马路上是怎样的一副情景：汽车喘着大气挣扎着爬上陡峭的坡路，马路上聚集的夜游神们嬉闹着，抽着烟，高声说笑着：“怎么，人都到齐了？”然后是警察的吆喝声，接下来，是救火车的警号，马路上还传来一阵女人的咆哮：“你这个丘八，狗！静下来。”这一切成了我每晚的催眠曲，我很快入睡了。
妈却看不顺眼这幢公寓。最初我还没觉察，刚搬进去时，她忙着收拾，几乎花了整整一星期时间才安排停当。这不久后的一天，她带我出去，刚走到车站，就给一个男人吓了一下。
那是个红脸中国人，在人行道上踉踉跄跄地走着，好像与他的同伴走失了。当他的浑浊的布满眼屎的眼睛转向我们时，立时停下来，直直地伸出双臂，乱嚷乱叫着：“我总算找到你了，苏茜斯，我梦中的情人。嗨！”说着，他便咧开嘴，张开双臂向我们扑来。妈立时放开我，双手护住自己前胸，好像她是赤裸裸的。就在妈松开我的一瞬间，我便拼命地尖叫着。那男人越来越逼近我，直到另外两个男人上来，嬉皮笑脸拽住他：“乔，得了，看在基督份上，别吓着了她们。”
从此不论在公共汽车上，还是进出商店，妈总是紧张得发抖，紧紧地攥住我的手，我被她捏得生疼。一次，当她暂时松开我的手，从钱包里掏钱去账台时，我便拔腿往糖果柜边溜，但她马上又一把将我揪回来。我知道那一眨眼间，她很抱歉未能拴住我。
待回到家里，她把罐头和蔬菜一一置好。忽地，她似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头，便将两边搁板上的罐头对调了一下。接着，又快步走到起居室里，将一面大圆镜，从面对前门的墙面上，移到沙发边的墙上。
“你在干吗呀？”我问。
她用汉语说了一套什么不平衡，中国话叫“相克”我想，她指的是视觉的不平衡，而不是感觉的不平衡。然后，她开始搬移大家具：沙发，椅子，沙发茶几，还有一轴中国画。
父亲下班一进门，就问：“怎么了？”
“妈正在重新调整家具，使房间看上去更漂亮一点。”我说。
但第二天，我放学回家，看见她又在移动家具。我感到某种不祥之兆。
“你这是为什么？”我问道，希望她会给我一个真实的回答。
可她只是用汉语嗫嗫自语着：“这座房子似太窄太高，山顶上刮起的一阵强风，把你所有的力量吹回山脚，抵消掉了。所以，你很难发达。”
她又指着公寓的墙和门，说：“看这过道多窄，就像一道被卡紧的咽喉，而厨房又直对着卫生间，因此你摄取的一切，都正好被冲走。”
“怎么了？这又怎样？”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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