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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想，欢庆仍在延长，年轻的牧师也参加了进来。然后我听见节奏停在长长的休止符上。一分钟后，主卧室的门开了，牧师赤裸着脚走进浴室，水花四溅的舒畅。不久，牧师太太也进了浴室，戏水声大了一倍，伴掺着男声和女声压低音量的谈笑。这个幸福的巢穴并不对我见外；它纳我于内，让我占有一个温柔安全的角落。
便衣福茨出现在餐馆。
这天我本来不上班，但有两个人被辞退，老板拿我当救火队。两个被老板辞掉的工友一个是长沙人，一个是汉口人。俩人都是每天下午三点上班，但总是长沙人或者汉口人先来，替另一个到打卡机上准时敲上3：00。几乎是长沙人先来，将两张工卡打好，汉口人便可以迟到一个半小时，在老板到达餐馆之前，混入我们的队伍。他们对老板的行动规律摸得很清楚：他每天下午去打球，五点差一刻才回餐馆。他俩的双簧玩了半年，才被老板戳穿。
我看见理查在门口找了个座儿。他见到我也有些意外，上嘴唇微微一掀。然后他向我小小地挥一下手。我正将这天的免费汤往保温煲里倒。滚烫黏稠的汤溅起花来，落到我脸上。在一双眼的盯视下，什么动作都会显得手足无措，装模作样。我疼得抽口冷气，顺势把面颊在肩头上拭了拭。这动作在便衣福茨看来也欠缺真实，也是舞台化了的。
我决定不搭理他。他马上感觉到了我的不友善，有些无趣地东张西望，似乎店堂里拙劣透顶的几幅画和书法深奥得很，值当他在那里又眯眼又皱眉。我“砰”的一声放下盛汤的不锈钢大锅，老板也被惊动了，从正在点数的几柱硬币上抬起眼睛。
你没有吃饭吗？老板说。
我不做声。他骂人就拿吃饭这桩事来骂，要么就是“吃多了”要么就是“你没吃饭吗？”对这么个表达上过分贫穷的人，我从来就是姿态高一高。
没吃饱动作才这么重，是不是啊？老板阴阳怪气地说。
理查看看老板，看看我。我面孔上一阵清凉，所有表情去除得十分干净。这样可供便衣福茨看的便少了一些。店堂里只有五六个客人，稀落地坐在东南西北。还有一小时才是晚餐时间。现在的几位都是来混掉些多余时间，或受够了外面灰暗的寒冷，进来暖和暖和的。
理查当然不同。他是拿了厚俸来碍我的事。
他说：“今天我没吃早饭和午饭。”
我说：“噢。”
他说：“忙得没顾上。”
我说：“是吗？”我应着，扯出一条雪白的抹布，擦着半点污痕也没有的桌面。
他说：“所以我早些来吃晚饭。”
他的笑容带了一点儿理亏。
我继续擦没什么可擦的桌面。我在向他和老板表演忙碌和麻利以及心烦。我要理查看见，他拿着上好的薪水来和我过意不去是不公道的。
他说：“我不很打搅你吧？”
我笑笑说：“一点也不。”
“其实我一直是这个餐馆的常客。他们的海鲜什锦我特别喜欢，辣鸡翅也不错。”理查说。
我心想，随你便吧。有海鲜什锦作借口你可以麻烦我，没有海鲜什锦你照样可以来麻烦我。你挣的就是麻烦我的钱。
这时通往厨房的磨砂玻璃窗“哗”的一声被扯开，老板大声问：是你给自己留的杏仁虾？！
我说：不是我
这不是你的名字吗？老板凶狠的手指戳戳白色外卖饭盒上的名字。盒里盛着粉红的虾和焦黄的杏仁，这是禁止员工吃的高价菜。我知道什么都讲不清了。不时有人犯这类低级过失，又不想孤立，总是偷偷给别人饭盒里塞些赃物，在老板责罚下来时多些人分摊恶果。有次我来不及吃饭，便把饭盒带到学校，才发现里面的饭菜被油炸腰果取代了。腰果是招牌菜“腰果鸡丁”用的，也在禁吃之列。因此它自然而然成了大家最爱偷窃的东西。
偶尔吃一顿，我也供得起，天天吃——搞清楚点，我一家几口也是要吃饭的！老板说。他的嗓音竟是如此残破丑陋。
我一下子停了动作，在他眼前笔直地站立，笔直地瞅定他：我说了，这不是我的。
理查的目光意味十足，落在我左面一侧面颊上。
那是谁的？！上面这个名字是谁的？！吃都吃到谁名字下去了？！老板手拍着饭盒盖子。他有一双穷苦而有力的手，肤色远远暗于他的面孔，永远是紧张地就绪着；即使两手闲置，它们似乎也紧抓着两把空气，或是时刻在预习着抓握的动作，一旦出现目标，它们便立刻出击。因而它们很少空着，不是抓起一个空菜盘，就是将某桌多出的一个调味架移到缺少调味架的桌上，再不然就是将移了位置的桌椅复原。这两只从不失业的手像是独立于他整个身心之外的，有它们自己的主张和动机，如同低等动物的触角，或伸或缩都是条件反射，毫不受他整个躯体的支配。这两双手若被剁下来，或许仍有它们自己的行动方向，仍会自作主张地抓这个握那个，擦这里抹那里，点数钞票和铜蹦儿，或抽谁一个大耳掴子。正如此刻这样；我敢说想抽我耳掴子的一定不是苦出身的老板，而是他那两只手。就是你把老板和他的手截开，手们仍是要完成它们自己的行动。换句话说，即便你不截开它们，它们将于的老板也无法对其负责。因而，作为低等动物的老板的手即使扇了我耳掴子，也不是高级灵长类动物老板的过错。
我看着老板穷凶极恶的手把写有我名字的饭盒一掼，里面滚烫的黏稠汤汁溅到了他手背上。老板的面孔毫不动容，我便更加确信老板和他的手是各忙各的。手在向我发着大脾气，不见得能代表老板本人。因而我完全可以不和低级动物的手们去一般见识。
我没有说话。我只对老板那两只全靠本能行动的低等生命的手小心提防。两只手仍在挥舞地告诫人们：再让它们逮着偷吃“什锦虾”的事，积攒在那里的大耳掴子可就积攒不下去了。我才知道人是可以一下子被扯到“偷吃”这类低等事务中去的。如此卑琐、低级、小得可怜的事，或许给了便衣福茨一个很不沉闷的冬日下午。
二心想，欢庆仍在延长，年轻的牧师也参加了进来。然后我听见节奏停在长长的休止符上。一分钟后，主卧室的门开了，牧师赤裸着脚走进浴室，水花四溅的舒畅。不久，牧师太太也进了浴室，戏水声大了一倍，伴掺着男声和女声压低音量的谈笑。这个幸福的巢穴并不对我见外；它纳我于内，让我占有一个温柔安全的角落。
便衣福茨出现在餐馆。
这天我本来不上班，但有两个人被辞退，老板拿我当救火队。两个被老板辞掉的工友一个是长沙人，一个是汉口人。俩人都是每天下午三点上班，但总是长沙人或者汉口人先来，替另一个到打卡机上准时敲上3：00。几乎是长沙人先来，将两张工卡打好，汉口人便可以迟到一个半小时，在老板到达餐馆之前，混入我们的队伍。他们对老板的行动规律摸得很清楚：他每天下午去打球，五点差一刻才回餐馆。他俩的双簧玩了半年，才被老板戳穿。
我看见理查在门口找了个座儿。他见到我也有些意外，上嘴唇微微一掀。然后他向我小小地挥一下手。我正将这天的免费汤往保温煲里倒。滚烫黏稠的汤溅起花来，落到我脸上。在一双眼的盯视下，什么动作都会显得手足无措，装模作样。我疼得抽口冷气，顺势把面颊在肩头上拭了拭。这动作在便衣福茨看来也欠缺真实，也是舞台化了的。
我决定不搭理他。他马上感觉到了我的不友善，有些无趣地东张西望，似乎店堂里拙劣透顶的几幅画和书法深奥得很，值当他在那里又眯眼又皱眉。我“砰”的一声放下盛汤的不锈钢大锅，老板也被惊动了，从正在点数的几柱硬币上抬起眼睛。
你没有吃饭吗？老板说。
我不做声。他骂人就拿吃饭这桩事来骂，要么就是“吃多了”要么就是“你没吃饭吗？”对这么个表达上过分贫穷的人，我从来就是姿态高一高。
没吃饱动作才这么重，是不是啊？老板阴阳怪气地说。
理查看看老板，看看我。我面孔上一阵清凉，所有表情去除得十分干净。这样可供便衣福茨看的便少了一些。店堂里只有五六个客人，稀落地坐在东南西北。还有一小时才是晚餐时间。现在的几位都是来混掉些多余时间，或受够了外面灰暗的寒冷，进来暖和暖和的。
理查当然不同。他是拿了厚俸来碍我的事。
他说：“今天我没吃早饭和午饭。”
我说：“噢。”
他说：“忙得没顾上。”
我说：“是吗？”我应着，扯出一条雪白的抹布，擦着半点污痕也没有的桌面。
他说：“所以我早些来吃晚饭。”
他的笑容带了一点儿理亏。
我继续擦没什么可擦的桌面。我在向他和老板表演忙碌和麻利以及心烦。我要理查看见，他拿着上好的薪水来和我过意不去是不公道的。
他说：“我不很打搅你吧？”
我笑笑说：“一点也不。”
“其实我一直是这个餐馆的常客。他们的海鲜什锦我特别喜欢，辣鸡翅也不错。”理查说。
我心想，随你便吧。有海鲜什锦作借口你可以麻烦我，没有海鲜什锦你照样可以来麻烦我。你挣的就是麻烦我的钱。
这时通往厨房的磨砂玻璃窗“哗”的一声被扯开，老板大声问：是你给自己留的杏仁虾？！
我说：不是我
这不是你的名字吗？老板凶狠的手指戳戳白色外卖饭盒上的名字。盒里盛着粉红的虾和焦黄的杏仁，这是禁止员工吃的高价菜。我知道什么都讲不清了。不时有人犯这类低级过失，又不想孤立，总是偷偷给别人饭盒里塞些赃物，在老板责罚下来时多些人分摊恶果。有次我来不及吃饭，便把饭盒带到学校，才发现里面的饭菜被油炸腰果取代了。腰果是招牌菜“腰果鸡丁”用的，也在禁吃之列。因此它自然而然成了大家最爱偷窃的东西。
偶尔吃一顿，我也供得起，天天吃——搞清楚点，我一家几口也是要吃饭的！老板说。他的嗓音竟是如此残破丑陋。
我一下子停了动作，在他眼前笔直地站立，笔直地瞅定他：我说了，这不是我的。
理查的目光意味十足，落在我左面一侧面颊上。
那是谁的？！上面这个名字是谁的？！吃都吃到谁名字下去了？！老板手拍着饭盒盖子。他有一双穷苦而有力的手，肤色远远暗于他的面孔，永远是紧张地就绪着；即使两手闲置，它们似乎也紧抓着两把空气，或是时刻在预习着抓握的动作，一旦出现目标，它们便立刻出击。因而它们很少空着，不是抓起一个空菜盘，就是将某桌多出的一个调味架移到缺少调味架的桌上，再不然就是将移了位置的桌椅复原。这两只从不失业的手像是独立于他整个身心之外的，有它们自己的主张和动机，如同低等动物的触角，或伸或缩都是条件反射，毫不受他整个躯体的支配。这两双手若被剁下来，或许仍有它们自己的行动方向，仍会自作主张地抓这个握那个，擦这里抹那里，点数钞票和铜蹦儿，或抽谁一个大耳掴子。正如此刻这样；我敢说想抽我耳掴子的一定不是苦出身的老板，而是他那两只手。就是你把老板和他的手截开，手们仍是要完成它们自己的行动。换句话说，即便你不截开它们，它们将于的老板也无法对其负责。因而，作为低等动物的老板的手即使扇了我耳掴子，也不是高级灵长类动物老板的过错。
我看着老板穷凶极恶的手把写有我名字的饭盒一掼，里面滚烫的黏稠汤汁溅到了他手背上。老板的面孔毫不动容，我便更加确信老板和他的手是各忙各的。手在向我发着大脾气，不见得能代表老板本人。因而我完全可以不和低级动物的手们去一般见识。
我没有说话。我只对老板那两只全靠本能行动的低等生命的手小心提防。两只手仍在挥舞地告诫人们：再让它们逮着偷吃“什锦虾”的事，积攒在那里的大耳掴子可就积攒不下去了。我才知道人是可以一下子被扯到“偷吃”这类低等事务中去的。如此卑琐、低级、小得可怜的事，或许给了便衣福茨一个很不沉闷的冬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