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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与鄙贱对立的高贵和反衬其肮脏的高洁，因此都可以为广阔仁慈的人性所包容，从而映照出对于民族和历史的交融。
相同于地母的形象，王葡萄在乡土境遇中的感恩与仁爱也是无私和不计回报的投放。小说将王葡萄生命中的人划分为几类：以孙怀清为代表的父亲、有关于性爱的男人、和游走于村里和村外的人。而王葡萄作为作者女性寓意的代表，由时间共同完成了对前面几类人的包容和救赎。当沾染于时代混浊的人和事在每一个动荡洗尽铅华之后，就都回归到和她一样的本真。“人都是这样，记不住羞辱；痛苦只有变成了滑稽荒唐的事才会给人记住”[9]，这是王葡萄对人生最好的解答。作为女性的她从来不会去记住羞辱和痛苦，而和她有所染的五六个男人，在她纯然的感情和付出看来也显得美好和真挚，一如她对父亲和生活的付出。任何困窘在她面前“能活着”就没有什么还比得了这个更重要，母性和雌性感情中所充分表达的这一点生存哲学，宽恕了所有的丑恶和罪过。
不同的女主角、不同的空间、不同的时代，但少女小渔中的感染力呈现出相同的情感况味。这则故事里的所有人物中小渔无疑是受伤害最大的，但她却最少体现出屈辱的感受，她自己的行为选择展示出一种从女性世界折射的人性之美。被感化的洋老头是作者借小渔这样一个弱者中的强者，去发掘心灵世界中具有博大人性的人物之一。也像作者借塔瑞之口所说的那样：“跟人在一起，畜生就变得像人了；和畜生在一块，人就便成畜生了”[10]是真正揭示了人性之善的光芒和人格力量。无疑，小渔作为这样的“人”是救赎了和“畜生”在一起的“人”的女人。这里人的善意、爱意和同情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身处弱势和窘迫，却没有湮没了本性的善良。相反人性的光辉正是通过对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边缘人精神世界的惠泽，才显得更加可贵和令人崇敬。
解析完严歌苓从女性角度对于人性“善”意的启迪，我们再来看一看她作品中从儿童角度对于人性盲点的挖掘。
人的天性中可能都有不为人知或不为己知潜意识隐藏的一面，只有被开掘出来，人性才是完整的。这种人性苍白的另一面往往成为普通成人视野的盲点，被忽视或有所缺失，而作家理应具有义务和责任以审美的态度去审视、提炼。严歌苓就善于利用别致的儿童视角来体察这种微妙的人性，一方面孩童置身于成人的世界进行着不完全的参与，有着生命感悟的话语发言权；另一方面孩童处在成人世界的边缘，有别于成人的感知模式和思维经验，他们不时的抽出身来用一种更加冷静和生疏的姿态旁观和思考，是一种自觉和不自觉的宣泄。即使在现实中，孩子往往天真的言行也常常一针见血地点破事物的症结所在。作者关注为人们所缺失的人性鄙陋和所习惯的人性盲点，因此她善于通过借以建立这样的观察视角，巧妙的展现一种有别于成人感受的文学世界。儿童视角以质朴不加雕琢、近乎原生态的叙事方式，益于从细节全面性地梳理情节、再现故事情境。不添加成人理性概述和主观倾向的评述，客观地在叙述美好的同时暴露出人性和社会荒谬悲悯的一面，也更加能够表现现实和历史的复杂性，有着可以探讨的广度和深度。
像穗子物语里作者以幼年穗子的“叛变”树立了其最令人不堪的“墙头草”形象：喜新厌旧、嫌贫爱富、见好就收。作者用没有挑剔、没有偏袒的语言冷静陈述：一半在重演、一半在揭示。作者所描写的童年穗子从开始坦白地呈现自己的欲求和反抗，直到在即将扭转的局面中收敛自己的锋芒，反抗变得隐晦而低调，流露出人性中不被觉察的隐隐绰绰的虚伪，充满了自我保护。穗子又在此后屡次表现出略显反感的姿态，在时代和现实的环境下已显得不痛不痒，也有人性中的自我保全。一切借穗子表现的一种不再幼稚的邪恶，映射了成年世界温情落败于时代压抑下的人性扭曲。动荡的社会促成不健全不稳妥的人性，而在时过境迁的途中也总是习惯性地避免自己对过去一段良心上的谴责。如作者所述，当穗子在“摇窝”中开始的“人生第一次的见风使舵”对穗子以及人性的表现似乎都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人们在晓得人事是非后的一切“趋利避害”都来源于幼时的一次潜意识，童年或者往昔记忆中留下的，是残缺而难以启齿的片断和无可避免的缺失。穗子只是被缩小的一个典型，识时务的忘记一切该忘记的，顺应了“疾风劲草”的规律。作者旁述一般揭露全身心介入主角的童年穗子，呈现出亦真亦邪的矛盾个体和躲藏在人们潜意识下掩盖的阴暗面，一方面成就了穗子的形象塑造，一方面也暴露了人性的灰暗。严歌苓笔下透析的人性直白充满了自私的自我保护，这种人性对归咎的回避也充满了自我保护。以孩童出现的这种人性形象，令人有所悲怜宽恕，也有利于作者继续小说情节的开展。
而角儿朱依锦中弱者对于弱者的保全，从侧面反衬出了大环境下人性共同的丑陋：文明象征的名角肉体和精神都被****、医生丧失职业本能甚至人性本真、旁观人的自我保全和对欲望的垂涎，守门人萎缩压抑的心理和感情从众多漠视的意象中唯一脱颖而出的是童年穗子。而这，恰恰是反衬和隐喻了现实社会的冷漠和荒诞。在那个人人随时都可能被****、力求自保的时代，弱者对弱者地维护和力所能及显得久违而突兀，而这又无能为力得可以预知结果。穗子不完全的介入现实事件，一方面参与对理想的挽回，一方面见证丑恶。她所关注的一切已成为成年人所认为习以为常的“惯例”：例如朱依锦的死去。作为一个时代中人性异化的牺牲品，死亡解析着适时微弱的人性里“善”的无力，事实也更是侧面揭示了成人世界的荒谬和可憎。
再一次超脱于穗子不完全介入的形象，乖乖贝比的弱小女孩的所有举动和经历，都透露着一种无常的冷静：包括把仇恨书写的平静言语一字一字说出来，包括抛弃救世主象征的凯瑟琳。她生活在充满冷血的环境，见证人性泯灭的屠害、旁观脆弱易逝的生命，经历扭侥幸地死里脱生这一切都过滤了她的情感。她既不参与成年人的同流合污，也不参与弱者的悲悯陨灭，使她之所以能够逼近现实，残酷地演绎一出出的耐人寻味。作者使“乖乖贝比”独自成为一个异常犀利的昭示者，昭示人性不被惩罚的丑恶，也昭示无用的神权信仰。所有的残酷已经发生之后，祈求万能上帝的感化也是无用的，人类单纯而天真的精神崇拜被“贝比”毫不留情的漠视和抛弃。神圣信仰的尴尬和无能又有同于金陵十三钗中遵循上帝指引的神父流露的“心里一阵释然”两者有着同一种意味的荒诞。
四、结论
优秀的文学作品用以陶冶人的性情，提供给深厚的审美价值，正如严歌苓的写作宗旨：“艺术家的良心有没有违背，它不承担文化的、政治的责任，它只有一个责任：审美。它把一个作品的审美价值完全挖掘出来了，它就成功了。”她信奉美学是第一步的，良好的美学基础是一个作家立足于文学史的先决条件。作为小说家的严歌苓，一直有着如何最大限度将真实提纯，将虚构艺术化的可贵之处。她丰富而曲折的时代经验和情感体验，对她写作气质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她在这个过程中关注着边缘社会的精神世界，也一直催化着一个又一个鲜明而生动作品人物，从她阅历沉淀的生活原型中提炼出来。她的许多作品人物皆以感情的付出和演绎体现人性真正的“善”意。所塑造的女性人物需要保全自身苟且生存，又不会淡忘掉“人之初、性本善”的本真。她善于关注女性的情感与命运，并从这群人中以小见大展现人隐秘的内心世界，将现实探索寓于其中，把握住人性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所具有的丰富的内涵。这些都有助于作者通过感情的构架协助完成从女性世界向人性世界的透视和描摹。
而对于生活中的“丑”的艺术审视，则是属于另一种层次上的审美。一方面“丑”的表现更加从侧面反衬出美的内涵和必要，突出和彰显了它所映衬的美；另一方面“丑”也更加丰富了人物形象和情节结构，使整个人物趋于丰满、文章架构精巧完善。从这一范畴上来说“丑”和美一同构成了整体美的一部分。“丑”往往比“美”更加具有所不能体现的复杂内涵，包含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展现出一个非一元化的多元社会，这种效果更容易带来一种接近客观真实的力量。丑不仅仅代表了人性的负面，其与美相比较、相对立而存在的生活样态，更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
作者所渲染的“美与丑”、“高尚与卑陋”的二元叙事结构将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推向历史的洪流中考验，在对立和映衬中拷问人性潜伏的亮点和盲点，并运用不同的视角表述。严歌苓说：当一个故事在灵魂中萦绕了20年还不散去，就值得好好写下来。这么长的时间沉淀，足够作者将目光转回历史的尘烟透视人性的复杂、审视人性的限度。面对一切苦难的从容镇定和不被混浊涂污的率真纯然，是作者最向往的美。于是她不书写人如何被压倒，而是观照在困窘中磨砺出的人性张力、在事态中人性的缺失，从这样独特的视角开始对人性的思索与探求。
注释：
[1]陈思和，人性透视下的东方伦理，文汇读书周报，1998。7。11
[2]庄园，严歌苓访谈，华文文学，2006年第1期，第101页
[3]吴晓东、倪文尖、罗岗，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诗域，[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
[4]严歌苓，穗子物语，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
[5]严歌苓，穗子物语自序，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
[6]严歌苓，扶桑，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
[7]、[8]张爱玲，张爱玲文集卷四，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9]舒欣，严歌苓――从舞蹈演员到旅美作家，[n]，南方日报，2002。11。29
[10]严歌苓，第九个寡妇，作家出版社，2006
参考文献：
[1]严歌苓穗子物语，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
[2]严歌苓第九个寡妇，作家出版社，2006
[3]朱耀龙爱情：一种纯真的原生美――对严歌苓小说<扶桑>的情感解读
[4]庄园严歌苓访谈，华文文学，2006年第1期，第101页
[5]张爱玲张爱玲文集卷四，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6]金岚唱响人性之歌――严歌苓小说浅析，铜陵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7]舒欣严歌苓――从舞蹈演员到旅美作家，南方日报，2002.11.29
[8]曾艳对岸的写作――论严歌苓的小说创作，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1
[9]王卉关于早期移民的女性言说――简析严歌苓的小说<风筝歌>与<乖乖贝比>，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3
[10]杭慧换一种声音叙事――论严歌苓<金陵十三钗>的叙事艺术，前沿，2007年第5期
，一切与鄙贱对立的高贵和反衬其肮脏的高洁，因此都可以为广阔仁慈的人性所包容，从而映照出对于民族和历史的交融。
相同于地母的形象，王葡萄在乡土境遇中的感恩与仁爱也是无私和不计回报的投放。小说将王葡萄生命中的人划分为几类：以孙怀清为代表的父亲、有关于性爱的男人、和游走于村里和村外的人。而王葡萄作为作者女性寓意的代表，由时间共同完成了对前面几类人的包容和救赎。当沾染于时代混浊的人和事在每一个动荡洗尽铅华之后，就都回归到和她一样的本真。“人都是这样，记不住羞辱；痛苦只有变成了滑稽荒唐的事才会给人记住”[9]，这是王葡萄对人生最好的解答。作为女性的她从来不会去记住羞辱和痛苦，而和她有所染的五六个男人，在她纯然的感情和付出看来也显得美好和真挚，一如她对父亲和生活的付出。任何困窘在她面前“能活着”就没有什么还比得了这个更重要，母性和雌性感情中所充分表达的这一点生存哲学，宽恕了所有的丑恶和罪过。
不同的女主角、不同的空间、不同的时代，但少女小渔中的感染力呈现出相同的情感况味。这则故事里的所有人物中小渔无疑是受伤害最大的，但她却最少体现出屈辱的感受，她自己的行为选择展示出一种从女性世界折射的人性之美。被感化的洋老头是作者借小渔这样一个弱者中的强者，去发掘心灵世界中具有博大人性的人物之一。也像作者借塔瑞之口所说的那样：“跟人在一起，畜生就变得像人了；和畜生在一块，人就便成畜生了”[10]是真正揭示了人性之善的光芒和人格力量。无疑，小渔作为这样的“人”是救赎了和“畜生”在一起的“人”的女人。这里人的善意、爱意和同情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身处弱势和窘迫，却没有湮没了本性的善良。相反人性的光辉正是通过对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边缘人精神世界的惠泽，才显得更加可贵和令人崇敬。
解析完严歌苓从女性角度对于人性“善”意的启迪，我们再来看一看她作品中从儿童角度对于人性盲点的挖掘。
人的天性中可能都有不为人知或不为己知潜意识隐藏的一面，只有被开掘出来，人性才是完整的。这种人性苍白的另一面往往成为普通成人视野的盲点，被忽视或有所缺失，而作家理应具有义务和责任以审美的态度去审视、提炼。严歌苓就善于利用别致的儿童视角来体察这种微妙的人性，一方面孩童置身于成人的世界进行着不完全的参与，有着生命感悟的话语发言权；另一方面孩童处在成人世界的边缘，有别于成人的感知模式和思维经验，他们不时的抽出身来用一种更加冷静和生疏的姿态旁观和思考，是一种自觉和不自觉的宣泄。即使在现实中，孩子往往天真的言行也常常一针见血地点破事物的症结所在。作者关注为人们所缺失的人性鄙陋和所习惯的人性盲点，因此她善于通过借以建立这样的观察视角，巧妙的展现一种有别于成人感受的文学世界。儿童视角以质朴不加雕琢、近乎原生态的叙事方式，益于从细节全面性地梳理情节、再现故事情境。不添加成人理性概述和主观倾向的评述，客观地在叙述美好的同时暴露出人性和社会荒谬悲悯的一面，也更加能够表现现实和历史的复杂性，有着可以探讨的广度和深度。
像穗子物语里作者以幼年穗子的“叛变”树立了其最令人不堪的“墙头草”形象：喜新厌旧、嫌贫爱富、见好就收。作者用没有挑剔、没有偏袒的语言冷静陈述：一半在重演、一半在揭示。作者所描写的童年穗子从开始坦白地呈现自己的欲求和反抗，直到在即将扭转的局面中收敛自己的锋芒，反抗变得隐晦而低调，流露出人性中不被觉察的隐隐绰绰的虚伪，充满了自我保护。穗子又在此后屡次表现出略显反感的姿态，在时代和现实的环境下已显得不痛不痒，也有人性中的自我保全。一切借穗子表现的一种不再幼稚的邪恶，映射了成年世界温情落败于时代压抑下的人性扭曲。动荡的社会促成不健全不稳妥的人性，而在时过境迁的途中也总是习惯性地避免自己对过去一段良心上的谴责。如作者所述，当穗子在“摇窝”中开始的“人生第一次的见风使舵”对穗子以及人性的表现似乎都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人们在晓得人事是非后的一切“趋利避害”都来源于幼时的一次潜意识，童年或者往昔记忆中留下的，是残缺而难以启齿的片断和无可避免的缺失。穗子只是被缩小的一个典型，识时务的忘记一切该忘记的，顺应了“疾风劲草”的规律。作者旁述一般揭露全身心介入主角的童年穗子，呈现出亦真亦邪的矛盾个体和躲藏在人们潜意识下掩盖的阴暗面，一方面成就了穗子的形象塑造，一方面也暴露了人性的灰暗。严歌苓笔下透析的人性直白充满了自私的自我保护，这种人性对归咎的回避也充满了自我保护。以孩童出现的这种人性形象，令人有所悲怜宽恕，也有利于作者继续小说情节的开展。
而角儿朱依锦中弱者对于弱者的保全，从侧面反衬出了大环境下人性共同的丑陋：文明象征的名角肉体和精神都被****、医生丧失职业本能甚至人性本真、旁观人的自我保全和对欲望的垂涎，守门人萎缩压抑的心理和感情从众多漠视的意象中唯一脱颖而出的是童年穗子。而这，恰恰是反衬和隐喻了现实社会的冷漠和荒诞。在那个人人随时都可能被****、力求自保的时代，弱者对弱者地维护和力所能及显得久违而突兀，而这又无能为力得可以预知结果。穗子不完全的介入现实事件，一方面参与对理想的挽回，一方面见证丑恶。她所关注的一切已成为成年人所认为习以为常的“惯例”：例如朱依锦的死去。作为一个时代中人性异化的牺牲品，死亡解析着适时微弱的人性里“善”的无力，事实也更是侧面揭示了成人世界的荒谬和可憎。
再一次超脱于穗子不完全介入的形象，乖乖贝比的弱小女孩的所有举动和经历，都透露着一种无常的冷静：包括把仇恨书写的平静言语一字一字说出来，包括抛弃救世主象征的凯瑟琳。她生活在充满冷血的环境，见证人性泯灭的屠害、旁观脆弱易逝的生命，经历扭侥幸地死里脱生这一切都过滤了她的情感。她既不参与成年人的同流合污，也不参与弱者的悲悯陨灭，使她之所以能够逼近现实，残酷地演绎一出出的耐人寻味。作者使“乖乖贝比”独自成为一个异常犀利的昭示者，昭示人性不被惩罚的丑恶，也昭示无用的神权信仰。所有的残酷已经发生之后，祈求万能上帝的感化也是无用的，人类单纯而天真的精神崇拜被“贝比”毫不留情的漠视和抛弃。神圣信仰的尴尬和无能又有同于金陵十三钗中遵循上帝指引的神父流露的“心里一阵释然”两者有着同一种意味的荒诞。
四、结论
优秀的文学作品用以陶冶人的性情，提供给深厚的审美价值，正如严歌苓的写作宗旨：“艺术家的良心有没有违背，它不承担文化的、政治的责任，它只有一个责任：审美。它把一个作品的审美价值完全挖掘出来了，它就成功了。”她信奉美学是第一步的，良好的美学基础是一个作家立足于文学史的先决条件。作为小说家的严歌苓，一直有着如何最大限度将真实提纯，将虚构艺术化的可贵之处。她丰富而曲折的时代经验和情感体验，对她写作气质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她在这个过程中关注着边缘社会的精神世界，也一直催化着一个又一个鲜明而生动作品人物，从她阅历沉淀的生活原型中提炼出来。她的许多作品人物皆以感情的付出和演绎体现人性真正的“善”意。所塑造的女性人物需要保全自身苟且生存，又不会淡忘掉“人之初、性本善”的本真。她善于关注女性的情感与命运，并从这群人中以小见大展现人隐秘的内心世界，将现实探索寓于其中，把握住人性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所具有的丰富的内涵。这些都有助于作者通过感情的构架协助完成从女性世界向人性世界的透视和描摹。
而对于生活中的“丑”的艺术审视，则是属于另一种层次上的审美。一方面“丑”的表现更加从侧面反衬出美的内涵和必要，突出和彰显了它所映衬的美；另一方面“丑”也更加丰富了人物形象和情节结构，使整个人物趋于丰满、文章架构精巧完善。从这一范畴上来说“丑”和美一同构成了整体美的一部分。“丑”往往比“美”更加具有所不能体现的复杂内涵，包含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展现出一个非一元化的多元社会，这种效果更容易带来一种接近客观真实的力量。丑不仅仅代表了人性的负面，其与美相比较、相对立而存在的生活样态，更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
作者所渲染的“美与丑”、“高尚与卑陋”的二元叙事结构将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推向历史的洪流中考验，在对立和映衬中拷问人性潜伏的亮点和盲点，并运用不同的视角表述。严歌苓说：当一个故事在灵魂中萦绕了20年还不散去，就值得好好写下来。这么长的时间沉淀，足够作者将目光转回历史的尘烟透视人性的复杂、审视人性的限度。面对一切苦难的从容镇定和不被混浊涂污的率真纯然，是作者最向往的美。于是她不书写人如何被压倒，而是观照在困窘中磨砺出的人性张力、在事态中人性的缺失，从这样独特的视角开始对人性的思索与探求。
注释：
[1]陈思和，人性透视下的东方伦理，文汇读书周报，1998。7。11
[2]庄园，严歌苓访谈，华文文学，2006年第1期，第101页
[3]吴晓东、倪文尖、罗岗，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诗域，[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
[4]严歌苓，穗子物语，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
[5]严歌苓，穗子物语自序，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
[6]严歌苓，扶桑，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
[7]、[8]张爱玲，张爱玲文集卷四，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9]舒欣，严歌苓――从舞蹈演员到旅美作家，[n]，南方日报，2002。11。29
[10]严歌苓，第九个寡妇，作家出版社，2006
参考文献：
[1]严歌苓穗子物语，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
[2]严歌苓第九个寡妇，作家出版社，2006
[3]朱耀龙爱情：一种纯真的原生美――对严歌苓小说<扶桑>的情感解读
[4]庄园严歌苓访谈，华文文学，2006年第1期，第101页
[5]张爱玲张爱玲文集卷四，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6]金岚唱响人性之歌――严歌苓小说浅析，铜陵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7]舒欣严歌苓――从舞蹈演员到旅美作家，南方日报，2002.11.29
[8]曾艳对岸的写作――论严歌苓的小说创作，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1
[9]王卉关于早期移民的女性言说――简析严歌苓的小说<风筝歌>与<乖乖贝比>，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3
[10]杭慧换一种声音叙事――论严歌苓<金陵十三钗>的叙事艺术，前沿，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