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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也会和人交朋友?会的。他最欣赏的君臣关系,是“义固君臣,情同契友”只不过,他这个“朋友”不好交。谁要是辜负了他这一番“好意”那么,翻起脸来,就要比一般的朋友反目厉害得多。
雍正这个人,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颇受误解。他乾纲独断,刚毅刻薄,雷厉风行,不讲情面,出了名的“冷面王爷”和“铁血皇帝”加上他没日没夜地处理政务,没有什么个人嗜好和娱乐,因此不少人都把他想象成一个古板寡味的老头,心理变态的暴君,甚或一架冷冰冰的杀人机器。其实不是这样。他刻薄是真刻薄,但不寡恩;冷酷是真冷酷,但非无情。岂止有情,甚至感情用事。而且,正因为感情用事又尖酸刻薄,因此,他损起人来,就特别让人受不了。
其实雍正也有温存的一面。他常常会在臣下请安的折子上批上一句:“朕躬甚安好,卿好么?”或“朕安,你好么?”话虽不多,但语气中透着亲切,不是一般的官样文章。他也会和臣下说闲话,拉家常,絮絮叨叨,拉拉杂杂。兴起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如:“好事好事!读此奏书之后而不高兴嘉奖的,除非不是皇帝。”或“李枝英真不是个人!大笑话!真笑话!”“传口谕给他,朕笑得了不得,真武夫也!”他还会在奏折上连批四个该字:“该!该!该!该!”真是爱憎好恶溢于言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完全不摆皇帝架子,故作圣人状。难怪史家公认,读雍正御批,尤有趣味,可以读出一个真实的雍正来。
有时雍正甚至还会向臣下发牢骚。比如“朕之苦衷何待言喻”或“朕之愤懑气郁,其苦亦不可言语形容也,奈何”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得知了曾静的 “诽谤”之后。他对鄂尔泰说:“卿看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虽系匪类逆言,览其言语不为无因。似此大清国皇帝做不得矣!还要教朕怎么样?”一副满肚子委屈无处诉说的样子。皇帝发起牢骚来本来就不得了,而把话说到“皇帝做不得”的程度,则大约要算作历史上最大的牢骚。这样的牢骚也能向臣僚发,可见是朋友。
雍正也能体谅宽容臣下。台湾总兵蓝廷珍因自己名字中“珍”字与胤的“”字同音,请求改名避讳,雍正说不必,还说“你的名字朕甚喜欢”石文焯受命审理程如丝贪污案,因前次没把事办好,这回牵扯的人事又复杂,因此心存顾虑,惶恐不安,雍正也说不必“朕谅汝彼时原有许多不得已之处”两广总督孔毓曾为年羹尧代买代运紫檀木,年倒台后,孔上折请罪。雍正说:“此等小过,朕岂有不谅之理?朕不怪尔也。”而且,雍正还进一步说:年羹尧的得势和跋扈“皆朕识人不明,误宠匪人。朕自引咎不暇,何颜累及无辜也?”竟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同样令人感动的是解脱陕西兴汉总兵刘世明。刘世明因亲弟弟刘锡瑗通匪被捕,上折请罪,说:“不能正己,岂能正人,面对属员,愧报极矣。”雍正宽慰他说,朕也有阿其那、塞思黑那样的弟弟么,哪能让你刘世明保证没有刘锡瑗这样的弟弟?
雍正对于臣下,确实不乏关怀爱护之处,真正是循循善诱,体贴入微。元年八月,他特批福建布政使黄叔琬有密折专奏权(关于这一特权,详后)。黄上折谢恩,雍正便叮嘱他说:特权是你的了,但不能乱用。第一不要拿这个挟制上司,第二不能向人声张,第三不可频频上奏。奏得多了,上司会对你起疑心,对你没有好处(于尔无益)。田文镜被破格提拔为河南巡抚,感恩戴德至极。雍正便叮嘱他说:“天下事过犹不及,适中为贵。”不要因为报恩心切,把事情做过头,就不好了。后来,田文镜因推行雍正的改革,弄得四面楚歌,雍正又安慰他说:“小人之流言何妨也,不必气量狭小了。”皇帝提拔大臣,没有一个不希望臣下感恩图报的,雍正也一样。但雍正在田文镜报效心切时能戒其骄躁,可谓知人;在他遭受攻击时能宽其心怀,亦可谓善用。
雍正不但酬劳能臣,也重奖谏臣,而且并不计较他们是否犯颜抗上,或者所言是与不是。雍正即位之初,一个名叫孙嘉淦的翰林院检讨便上书言事,要求雍正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如果说停捐纳(停止卖官)尚可讨论,其余两件事则没有一件是雍正爱听的。翰林院官员原本是文学侍从之臣,不该来管闲事;孙嘉淦的官位又很低,只有七品。七品的检讨居然跳出来找皇上的茬,议论的又都是国家的大政方针,简直无异于找死。因此雍正龙颜大怒,责问翰林院的掌院学士(院长)是干什么吃的,居然容此狂生!太子太傅朱轼在旁边说,这个人虽然狂妄,但臣很佩服他的胆量。雍正瞪着眼睛看朱轼,想了一下,扑哧一笑说:便是朕,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胆量。于是立即提升孙嘉淦为国子监司业。以后,孙嘉淦又不断提意见。意见虽不被采纳,他的官却步步高升。
不过,谁要是不把国家制度、君臣礼仪当回事,雍正对他也不客气。二年四月,雍正因平定青海一事受百官朝贺。刑部员外郎李建勋、罗植二人君前失礼,被言官弹劾,属大不敬,依律应该斩首。雍正说,大喜的日子,先寄下这两人的脑袋。后面的仪式,再有人出错,就杀了他们。那时候,可别说是朕要杀人,而是不守规矩的人要杀他们。也就是说,这两个人死不死,取决于别人犯不犯错误,而犯错误的人不但自己要受处分,还要承担害死别人的责任。如此“出奇料理”也是只有雍正才想得出来的。
一方面是细语温存循循善诱,另方面是尖刀剜心狗血喷头;一方面是小不如意便课以大罪名,另方面是大触霉头却备受赏识,许多人将其归于雍正的“喜怒无常”鄂尔泰却深知其中的奥秘。鄂尔泰也是摸过雍正老虎屁股的。鄂尔泰,字毅庵,姓西林觉罗,满洲镶蓝旗人,世袭贵族。他很有才,二十岁就中了举人,二十一岁就当了御前侍卫,但因为人刚直,不肯趋炎附势,所以到四十岁才是个内务府员外郎。他写诗自况说:“看来四十还如此,虽至百年亦枉然。”这时,还是亲王的雍正让人给他捎话,托他办事,其意当然是拉他入伙,不料却被鄂尔泰严词拒绝。鄂尔泰说:“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可交结外臣”意思是说要雍亲王放尊重点,自尊自律。雍正碰了这个软钉子,不但不忌恨鄂尔泰,反倒十分欣赏敬佩这个竟敢以郎官之卑对抗亲王之尊的直臣和汉子。即位之后,立即委以重任。一年升藩司,三年升总督,十年后升首辅,成了仅次于允祥而被雍正高度信任的人。
如此君臣际遇,谁不羡慕,因此大家都想知道他得宠的诀窍。鄂尔泰也不隐瞒。他曾对人说,当今皇上用人行政“无甚神奇”无非两个字而已;至诚。也就是说,皇上待臣下以至诚,臣下待皇上也要至诚。其实就连鄂尔泰心里也明白,他对雍正,也是... -->>
雍正也会和人交朋友?会的。他最欣赏的君臣关系,是“义固君臣,情同契友”只不过,他这个“朋友”不好交。谁要是辜负了他这一番“好意”那么,翻起脸来,就要比一般的朋友反目厉害得多。
雍正这个人,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颇受误解。他乾纲独断,刚毅刻薄,雷厉风行,不讲情面,出了名的“冷面王爷”和“铁血皇帝”加上他没日没夜地处理政务,没有什么个人嗜好和娱乐,因此不少人都把他想象成一个古板寡味的老头,心理变态的暴君,甚或一架冷冰冰的杀人机器。其实不是这样。他刻薄是真刻薄,但不寡恩;冷酷是真冷酷,但非无情。岂止有情,甚至感情用事。而且,正因为感情用事又尖酸刻薄,因此,他损起人来,就特别让人受不了。
其实雍正也有温存的一面。他常常会在臣下请安的折子上批上一句:“朕躬甚安好,卿好么?”或“朕安,你好么?”话虽不多,但语气中透着亲切,不是一般的官样文章。他也会和臣下说闲话,拉家常,絮絮叨叨,拉拉杂杂。兴起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如:“好事好事!读此奏书之后而不高兴嘉奖的,除非不是皇帝。”或“李枝英真不是个人!大笑话!真笑话!”“传口谕给他,朕笑得了不得,真武夫也!”他还会在奏折上连批四个该字:“该!该!该!该!”真是爱憎好恶溢于言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完全不摆皇帝架子,故作圣人状。难怪史家公认,读雍正御批,尤有趣味,可以读出一个真实的雍正来。
有时雍正甚至还会向臣下发牢骚。比如“朕之苦衷何待言喻”或“朕之愤懑气郁,其苦亦不可言语形容也,奈何”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得知了曾静的 “诽谤”之后。他对鄂尔泰说:“卿看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虽系匪类逆言,览其言语不为无因。似此大清国皇帝做不得矣!还要教朕怎么样?”一副满肚子委屈无处诉说的样子。皇帝发起牢骚来本来就不得了,而把话说到“皇帝做不得”的程度,则大约要算作历史上最大的牢骚。这样的牢骚也能向臣僚发,可见是朋友。
雍正也能体谅宽容臣下。台湾总兵蓝廷珍因自己名字中“珍”字与胤的“”字同音,请求改名避讳,雍正说不必,还说“你的名字朕甚喜欢”石文焯受命审理程如丝贪污案,因前次没把事办好,这回牵扯的人事又复杂,因此心存顾虑,惶恐不安,雍正也说不必“朕谅汝彼时原有许多不得已之处”两广总督孔毓曾为年羹尧代买代运紫檀木,年倒台后,孔上折请罪。雍正说:“此等小过,朕岂有不谅之理?朕不怪尔也。”而且,雍正还进一步说:年羹尧的得势和跋扈“皆朕识人不明,误宠匪人。朕自引咎不暇,何颜累及无辜也?”竟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同样令人感动的是解脱陕西兴汉总兵刘世明。刘世明因亲弟弟刘锡瑗通匪被捕,上折请罪,说:“不能正己,岂能正人,面对属员,愧报极矣。”雍正宽慰他说,朕也有阿其那、塞思黑那样的弟弟么,哪能让你刘世明保证没有刘锡瑗这样的弟弟?
雍正对于臣下,确实不乏关怀爱护之处,真正是循循善诱,体贴入微。元年八月,他特批福建布政使黄叔琬有密折专奏权(关于这一特权,详后)。黄上折谢恩,雍正便叮嘱他说:特权是你的了,但不能乱用。第一不要拿这个挟制上司,第二不能向人声张,第三不可频频上奏。奏得多了,上司会对你起疑心,对你没有好处(于尔无益)。田文镜被破格提拔为河南巡抚,感恩戴德至极。雍正便叮嘱他说:“天下事过犹不及,适中为贵。”不要因为报恩心切,把事情做过头,就不好了。后来,田文镜因推行雍正的改革,弄得四面楚歌,雍正又安慰他说:“小人之流言何妨也,不必气量狭小了。”皇帝提拔大臣,没有一个不希望臣下感恩图报的,雍正也一样。但雍正在田文镜报效心切时能戒其骄躁,可谓知人;在他遭受攻击时能宽其心怀,亦可谓善用。
雍正不但酬劳能臣,也重奖谏臣,而且并不计较他们是否犯颜抗上,或者所言是与不是。雍正即位之初,一个名叫孙嘉淦的翰林院检讨便上书言事,要求雍正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如果说停捐纳(停止卖官)尚可讨论,其余两件事则没有一件是雍正爱听的。翰林院官员原本是文学侍从之臣,不该来管闲事;孙嘉淦的官位又很低,只有七品。七品的检讨居然跳出来找皇上的茬,议论的又都是国家的大政方针,简直无异于找死。因此雍正龙颜大怒,责问翰林院的掌院学士(院长)是干什么吃的,居然容此狂生!太子太傅朱轼在旁边说,这个人虽然狂妄,但臣很佩服他的胆量。雍正瞪着眼睛看朱轼,想了一下,扑哧一笑说:便是朕,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胆量。于是立即提升孙嘉淦为国子监司业。以后,孙嘉淦又不断提意见。意见虽不被采纳,他的官却步步高升。
不过,谁要是不把国家制度、君臣礼仪当回事,雍正对他也不客气。二年四月,雍正因平定青海一事受百官朝贺。刑部员外郎李建勋、罗植二人君前失礼,被言官弹劾,属大不敬,依律应该斩首。雍正说,大喜的日子,先寄下这两人的脑袋。后面的仪式,再有人出错,就杀了他们。那时候,可别说是朕要杀人,而是不守规矩的人要杀他们。也就是说,这两个人死不死,取决于别人犯不犯错误,而犯错误的人不但自己要受处分,还要承担害死别人的责任。如此“出奇料理”也是只有雍正才想得出来的。
一方面是细语温存循循善诱,另方面是尖刀剜心狗血喷头;一方面是小不如意便课以大罪名,另方面是大触霉头却备受赏识,许多人将其归于雍正的“喜怒无常”鄂尔泰却深知其中的奥秘。鄂尔泰也是摸过雍正老虎屁股的。鄂尔泰,字毅庵,姓西林觉罗,满洲镶蓝旗人,世袭贵族。他很有才,二十岁就中了举人,二十一岁就当了御前侍卫,但因为人刚直,不肯趋炎附势,所以到四十岁才是个内务府员外郎。他写诗自况说:“看来四十还如此,虽至百年亦枉然。”这时,还是亲王的雍正让人给他捎话,托他办事,其意当然是拉他入伙,不料却被鄂尔泰严词拒绝。鄂尔泰说:“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可交结外臣”意思是说要雍亲王放尊重点,自尊自律。雍正碰了这个软钉子,不但不忌恨鄂尔泰,反倒十分欣赏敬佩这个竟敢以郎官之卑对抗亲王之尊的直臣和汉子。即位之后,立即委以重任。一年升藩司,三年升总督,十年后升首辅,成了仅次于允祥而被雍正高度信任的人。
如此君臣际遇,谁不羡慕,因此大家都想知道他得宠的诀窍。鄂尔泰也不隐瞒。他曾对人说,当今皇上用人行政“无甚神奇”无非两个字而已;至诚。也就是说,皇上待臣下以至诚,臣下待皇上也要至诚。其实就连鄂尔泰心里也明白,他对雍正,也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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