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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突然袭击后,韩信也应该有所警觉。可惜他没有。
蒯通早就对韩信说过:“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也就是说,一个为人之臣的,如果才智、能力和功劳都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也就性命难保了。为什么呢?因为所谓君臣关系,诚如韩非子所言,是“主卖官爵,臣卖智力”双方的关系之所以能够维持,全在于人君手上有足够用于封赏的官爵,而人臣的智力又总是不够用,或总是有用武之地。如果某个人臣的智力和功勋已大得赏无可赏,这个买卖就做不下去了。因为,再下一步,便只有请人君让出自己的交椅,这是任何一个稍有头脑和稍有能力的君主都断然不能接受的。刘邦和韩信的关系便正是这样。所以,刘邦非干掉韩信不可。
在变相软禁韩信的那些日子里,刘邦经常找韩信聊天,十分优游从容地和韩信议论诸将的才能,各有不同。有一次,刘邦问韩信,像我这样的,能带多少兵?韩信说,超不过十万。又问:你呢?韩信说,多多益善。刘邦就笑了,好好好,多多益善,怎么被我抓起来了?韩信说,陛下不善将兵,而善将将(善于驾御将领),这就是我韩信斗不过陛下的原因。再说陛下是天才,哪里是人才比得上的(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其实,话说到这个份上,韩信就该反思一下了。
所谓“天授”是指“天子”(君权神授)还是“天才”(天纵聪明),可以先不管“将将”一说,则值得琢磨。刘邦确实善于将将,也确有领袖的天分。但将将之法,其实不难,无非知人善用再加恩威并重而已,也就是大棒加胡萝卜。所以,既要懂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也要懂得“杀一儆百”反正,赏也好,罚也好,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能小气,也不能手软。因此,在将将的过程中,杀鸡给猴看,总是免不了的。韩信就是一只会打鸣的红毛大公鸡。杀与不杀,就看猴子跳不跳,也看公鸡乖不乖。
可惜韩信并没有想到这些。他似乎丝毫也没有想到,刘邦对他,正处于杀与不杀的两可两难之间。不杀,留着终是个危险;杀,一时半会还下不了手。如果这时韩信收敛一下自己,夹着尾巴做人,甚至干脆告老还乡,也许还能全身而退。然而韩信一点都不知检点。他常常称病不朝,住在家里也没精打采,日夜怨望“羞与绛(绛侯周勃)、灌(颍阴侯灌婴)等列(排在同一位次)”
所有这些言行,都表现出韩信对刘邦的处置是不服、不满、有怨、有恨的。这在韩信自己,是因为受了委屈,但在刘邦眼里,则是“不臣之心”
这是不能允许的。专制政治的特点,就是不允许任何人有独立人格。既不允许有自己的看法思想,也不允许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倘有,便是“不臣”就要翦除。何况韩信这只笼中之鼠,还当真起了打猫的心思。公元前196年,陈在边地反汉,刘邦御驾亲征,韩信称病不从,却派人送信给陈,准备在京城做内应,结果事不缜密,被手下人举报。吕后接到密告,与萧何商量,谎称边地大捷,陈已死,列侯群臣都要入宫庆贺。韩信心中有鬼,不敢不去,何况又是萧何发的通知!说起来萧何也是韩信的恩人。当年如果不是萧何月下追韩信,又向刘邦极力推荐,韩信也就当不上大将军。他当然做梦也想不到这次萧何是要设计捉拿他的,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结果,韩信一进宫,就被埋藏在两旁的武士擒拿,而后又被吕氏处死在长乐宫。
被突然袭击后,韩信也应该有所警觉。可惜他没有。
蒯通早就对韩信说过:“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也就是说,一个为人之臣的,如果才智、能力和功劳都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也就性命难保了。为什么呢?因为所谓君臣关系,诚如韩非子所言,是“主卖官爵,臣卖智力”双方的关系之所以能够维持,全在于人君手上有足够用于封赏的官爵,而人臣的智力又总是不够用,或总是有用武之地。如果某个人臣的智力和功勋已大得赏无可赏,这个买卖就做不下去了。因为,再下一步,便只有请人君让出自己的交椅,这是任何一个稍有头脑和稍有能力的君主都断然不能接受的。刘邦和韩信的关系便正是这样。所以,刘邦非干掉韩信不可。
在变相软禁韩信的那些日子里,刘邦经常找韩信聊天,十分优游从容地和韩信议论诸将的才能,各有不同。有一次,刘邦问韩信,像我这样的,能带多少兵?韩信说,超不过十万。又问:你呢?韩信说,多多益善。刘邦就笑了,好好好,多多益善,怎么被我抓起来了?韩信说,陛下不善将兵,而善将将(善于驾御将领),这就是我韩信斗不过陛下的原因。再说陛下是天才,哪里是人才比得上的(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其实,话说到这个份上,韩信就该反思一下了。
所谓“天授”是指“天子”(君权神授)还是“天才”(天纵聪明),可以先不管“将将”一说,则值得琢磨。刘邦确实善于将将,也确有领袖的天分。但将将之法,其实不难,无非知人善用再加恩威并重而已,也就是大棒加胡萝卜。所以,既要懂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也要懂得“杀一儆百”反正,赏也好,罚也好,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能小气,也不能手软。因此,在将将的过程中,杀鸡给猴看,总是免不了的。韩信就是一只会打鸣的红毛大公鸡。杀与不杀,就看猴子跳不跳,也看公鸡乖不乖。
可惜韩信并没有想到这些。他似乎丝毫也没有想到,刘邦对他,正处于杀与不杀的两可两难之间。不杀,留着终是个危险;杀,一时半会还下不了手。如果这时韩信收敛一下自己,夹着尾巴做人,甚至干脆告老还乡,也许还能全身而退。然而韩信一点都不知检点。他常常称病不朝,住在家里也没精打采,日夜怨望“羞与绛(绛侯周勃)、灌(颍阴侯灌婴)等列(排在同一位次)”
所有这些言行,都表现出韩信对刘邦的处置是不服、不满、有怨、有恨的。这在韩信自己,是因为受了委屈,但在刘邦眼里,则是“不臣之心”
这是不能允许的。专制政治的特点,就是不允许任何人有独立人格。既不允许有自己的看法思想,也不允许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倘有,便是“不臣”就要翦除。何况韩信这只笼中之鼠,还当真起了打猫的心思。公元前196年,陈在边地反汉,刘邦御驾亲征,韩信称病不从,却派人送信给陈,准备在京城做内应,结果事不缜密,被手下人举报。吕后接到密告,与萧何商量,谎称边地大捷,陈已死,列侯群臣都要入宫庆贺。韩信心中有鬼,不敢不去,何况又是萧何发的通知!说起来萧何也是韩信的恩人。当年如果不是萧何月下追韩信,又向刘邦极力推荐,韩信也就当不上大将军。他当然做梦也想不到这次萧何是要设计捉拿他的,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结果,韩信一进宫,就被埋藏在两旁的武士擒拿,而后又被吕氏处死在长乐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