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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五十岁以后的老董好像换了个人：说话严谨得像科学家，句句都好像考证过。不像先前那样，不管走到哪里，一屁股坐下来就是一通没完没了的神吹海聊。举止也庄重。先前他走路总是东张西望，见到稍微熟一点的脸孔便做个打招呼的姿势。坐着的时候，露出里面毛茸茸的脚杆，一边跟人说话，一边就拍抚着这毛脚。如今他总是穿得很考究，内外大多是国产名牌，好像随时准备去出席什么仪式。也许是他儿子在城里的电视台做播音员的缘故，他也老是一副新闻主持人的严肃神态。他的头顶已经秃了，四周的头发也很稀疏，他很小心地把它们收集拢来，让他们排列有序地横展在秃顶上，叫做“地方支持中央”眉毛老是微微蹙着，嘴巴老是紧抿着，嘴角有些下弯。眼光老是投向很远的什么地方，似乎陷在决胜千里之外的运筹之中。总之他现在的形象，很让人尊敬。
当然，镇上人对他肃然起敬还有更实在的原因。那年，上面下来一个文件，说是过去因为男女关系问题受了处分的，处分可以撤消；因此而降低了职务的，可以恢复原来的职务。老董那年写“三百例”在省革委招待所出了事之后，先是回了李八碗。下放干部全部上调之后，他在生产队无法再呆了，便让他到镇政府机关上班，没有明确具体职务。开会时就发通知，打电话，提糨糊桶刷标语。平时就一个人读报，张张报纸非要连底线下的报社社址、联系电话读完才放手。这是他在新闻生涯里养成的职业习惯，每天最要紧的一件事便是读报。大便时手上要没有一张报纸就会连屎也拉不出来。内急慌张时，若没有现成的报纸，从糊了墙的报纸上也要撕一张下来。报纸密切了他跟时代和社会的关系，使他感觉不出生活在小镇的隔离和寂寞。读报累了，他就寻人下棋、打牌、瞎聊。他，随和，人缘好，又到底是城里下来的干部，镇上历任领导都不好跟他太认真。他清闲自在，有点滴仙人的味道。
根据那个文件的精神，他应该可以回到地区报社去。地区也来了正式的调令，让他回报社工作。镇机关的干部都很实在地为他欢喜。他自己的态度却出人意料。他说，欢喜什么呢，地富反坏右都摘了帽子，我不过就是换个地方做事罢了。在镇上做事，也算不得处分，我愿意。一个人散漫惯了，喝口薄粥，享个清福；大富大贵，怕吃不消。地委宣传部的冯部长到镇上来视察工作时，也顺便劝他回报社。他们之间没有什么不愉快的过节，冯部长心底里对老董还多少是有几分尊敬的，到底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货真价实的知识分子。不像自己，许多跟文化沾边的头衔，什么“总策划”、“总主编”、“总顾问”之类，都是权力招来的。哪天没有权了，就什么也不是。许是也有了些年纪的缘故，冯部长现在也多少有了些自省的意识。只不过自省的结果，他跟老董不一样。老董是变淡泊了，他却是有了焦虑，觉得人生苦短，得到的要捉牢，没有得到的要努力得到。
老董是个晓得好歹的人。他很诚恳地谢过冯部长的好意，说，他不是跟组织上闹情绪，都这把年纪了，去了没有几年就要退休，何必麻烦报社。在乡下过久了，回到城里去，也不习惯。冯部长这样热心，可不可以给他儿子安排个工作，他在部队当了几年兵，学了一口普通话，快复员了，一心想当电视播音员。
老董已经从报上看到，地区新成立的电视台，正在招聘编播人员。
冯部长一口答应说，没有问题，地区新闻单位都是我管的。但他还是为老董委屈：安排你儿子并不等于解决了你的问题，你在镇上呆下去，职务上也不好安排。论资历，你早该上县级了。无所谓了，老董笑笑说，我连镇上都不想呆了，干脆，去老殷那里上班。
老董说的“老殷那里”是指李八碗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
老董不肯离开小镇，让一镇上下都感动。
二
老董实在是做新闻工作的材料，敏锐，有眼力。国道要经过小镇的消息一在报上出现，他马上就发现了小镇将要发生巨大变化的契机。镇上的许多干部什么都还没有意识到，他就要求到李八碗蹲点，一头扎了进去。他消息多，点子多，江南制药厂，以及后来的企业集团，他都是最核心的智囊人物之一。总公司成立的时候，殷道严不管他怎么推辞，生死给他安了个顾问名义。听说要把老董调回城里，殷道严有些慌，说，老董，你是我的一根拐棍，你走了，我要跌交的。老董回答：放心，你这样看得起，我能走么。
老董后来把自己的高招归纳为打三张牌：一张叫名人牌，一张叫文化牌，一张叫舆论牌。
打名人牌，着眼点应该放在现代名人身上。
小镇有过那么一位将军，让一个落魄知青（指小丁）行了时，我们小镇不是更可以沾将军的光么。老董并且提出了极具体详尽的建议：
镇街上将军经常站立的那棵被雷劈了顶的老樟树，可以名为“将军树”四周围上铁栏，挂上说明牌，便可供瞻仰；将军住过的癞痢山，因为将军尚不够可以保留故居的级别，可以在已经开始成林的山顶，立一块巨石，上刻“将军石”三字；癞痢山则可以更名为“将军山”；树林可名为“将军林”；山下的河道已经造了拦水破，可以名为“将军破”；因了上述种种，小镇便可以更名为“将军镇”这样一来，小镇便既是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又是旅游风景胜地。
这些是静态的。还有动态的，就是以“将军”来命名小镇的企业产品。
比如，离小镇不远的山上到处都是的野生茶树，不晓得可以砍出多少茶木棍，做成将军当年用过的那种手杖，可以叫“将军杖”；先前卖了几百年都无名无姓的酱萝卜干可以命名为“将军萝卜干”；江南制药厂先期生产的保健药品如“蜂王浆”、“人参精”之类，可以命名为“将军宝液”、“将军玉露”等等。说是发扬光大将军的艰苦奋斗革命精神也可以；说是祝福年轻人活到将军的年岁，活到将军年岁的人万寿无疆也可以；要是有人自认为嚼了将军萝卜干，饮了将军玉露宝液就可以当上将军那更是好事，总之是提高了销售量。当然了，必须提出，打将军这张名人牌并不是撑将军做幌子赚钱，而是突出了小镇的人文特色，树立了一个精神象征，表现了将军灵魂不死。不但不死，而且无所不在。其政治意义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的。老董并且积极寻找途径，希望恢复同年轻时代那位苏联女专家的联系。不仅仅是为了怀旧，而是想把将军萝卜干卖到俄国去，开辟小镇产品的国际市场。同时也让红旗落地的俄国人民重温社会主义的旧梦。
尽管老董再三作了郑重说明，艾老一帮耆宿在政协开会时还是着眼于经济效益，说，把一个地方的人文资源开发利用到了接近极致的程度，真是不同凡响。我们这帮老朽是想破了脑壳也想不出的，实在愧对了政府傣禄。
除了将小镇更名为“将军镇”需要等待批准之外，其他种种命名和更名的建议都一一付诸了实施。
打文化牌的实质是讲究现代包装。
办江南制药厂，自然要造宿舍楼，办公楼。从城里请来的技术人员自然是住在宿舍楼；一些技术性强的工种的工人自然用办公楼的会议室上课培训。那么宿舍楼、办公楼也就不只是一般意义的实用场地，而有了很高深的文化内涵：宿舍楼应该叫做“专家楼”表明小镇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办公楼应该叫做“科技中心”表明了科技之花，小镇盛开。
药厂实验室需要几个认得洋码字的高中生，镇上的中学生里寻不出，只有到城里去招高考落榜生。也就创造了一个新生事物：农村向城市招工。
李八碗原有几个祖传吹喇叭的，专事红白喜事的相礼。现在重又组织起来，又让几个先前镇剧团的乐手加入，由郑风担任指挥。镇剧团解散后，几个音乐家分的单位都不理想。郑风的音像店开得不死不活，为了赢利，便在半夜里让录像点放色情录像片。被举报罚了重款。现在有一份第二职业，都很踊跃尽心。李八碗几个吹喇叭的因为荒疏太久，起先无论红白喜事，都拿一个孟姜女去对付。不久就晓得了吹哀乐，还晓得了吹让我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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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岁以后的老董好像换了个人：说话严谨得像科学家，句句都好像考证过。不像先前那样，不管走到哪里，一屁股坐下来就是一通没完没了的神吹海聊。举止也庄重。先前他走路总是东张西望，见到稍微熟一点的脸孔便做个打招呼的姿势。坐着的时候，露出里面毛茸茸的脚杆，一边跟人说话，一边就拍抚着这毛脚。如今他总是穿得很考究，内外大多是国产名牌，好像随时准备去出席什么仪式。也许是他儿子在城里的电视台做播音员的缘故，他也老是一副新闻主持人的严肃神态。他的头顶已经秃了，四周的头发也很稀疏，他很小心地把它们收集拢来，让他们排列有序地横展在秃顶上，叫做“地方支持中央”眉毛老是微微蹙着，嘴巴老是紧抿着，嘴角有些下弯。眼光老是投向很远的什么地方，似乎陷在决胜千里之外的运筹之中。总之他现在的形象，很让人尊敬。
当然，镇上人对他肃然起敬还有更实在的原因。那年，上面下来一个文件，说是过去因为男女关系问题受了处分的，处分可以撤消；因此而降低了职务的，可以恢复原来的职务。老董那年写“三百例”在省革委招待所出了事之后，先是回了李八碗。下放干部全部上调之后，他在生产队无法再呆了，便让他到镇政府机关上班，没有明确具体职务。开会时就发通知，打电话，提糨糊桶刷标语。平时就一个人读报，张张报纸非要连底线下的报社社址、联系电话读完才放手。这是他在新闻生涯里养成的职业习惯，每天最要紧的一件事便是读报。大便时手上要没有一张报纸就会连屎也拉不出来。内急慌张时，若没有现成的报纸，从糊了墙的报纸上也要撕一张下来。报纸密切了他跟时代和社会的关系，使他感觉不出生活在小镇的隔离和寂寞。读报累了，他就寻人下棋、打牌、瞎聊。他，随和，人缘好，又到底是城里下来的干部，镇上历任领导都不好跟他太认真。他清闲自在，有点滴仙人的味道。
根据那个文件的精神，他应该可以回到地区报社去。地区也来了正式的调令，让他回报社工作。镇机关的干部都很实在地为他欢喜。他自己的态度却出人意料。他说，欢喜什么呢，地富反坏右都摘了帽子，我不过就是换个地方做事罢了。在镇上做事，也算不得处分，我愿意。一个人散漫惯了，喝口薄粥，享个清福；大富大贵，怕吃不消。地委宣传部的冯部长到镇上来视察工作时，也顺便劝他回报社。他们之间没有什么不愉快的过节，冯部长心底里对老董还多少是有几分尊敬的，到底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货真价实的知识分子。不像自己，许多跟文化沾边的头衔，什么“总策划”、“总主编”、“总顾问”之类，都是权力招来的。哪天没有权了，就什么也不是。许是也有了些年纪的缘故，冯部长现在也多少有了些自省的意识。只不过自省的结果，他跟老董不一样。老董是变淡泊了，他却是有了焦虑，觉得人生苦短，得到的要捉牢，没有得到的要努力得到。
老董是个晓得好歹的人。他很诚恳地谢过冯部长的好意，说，他不是跟组织上闹情绪，都这把年纪了，去了没有几年就要退休，何必麻烦报社。在乡下过久了，回到城里去，也不习惯。冯部长这样热心，可不可以给他儿子安排个工作，他在部队当了几年兵，学了一口普通话，快复员了，一心想当电视播音员。
老董已经从报上看到，地区新成立的电视台，正在招聘编播人员。
冯部长一口答应说，没有问题，地区新闻单位都是我管的。但他还是为老董委屈：安排你儿子并不等于解决了你的问题，你在镇上呆下去，职务上也不好安排。论资历，你早该上县级了。无所谓了，老董笑笑说，我连镇上都不想呆了，干脆，去老殷那里上班。
老董说的“老殷那里”是指李八碗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
老董不肯离开小镇，让一镇上下都感动。
二
老董实在是做新闻工作的材料，敏锐，有眼力。国道要经过小镇的消息一在报上出现，他马上就发现了小镇将要发生巨大变化的契机。镇上的许多干部什么都还没有意识到，他就要求到李八碗蹲点，一头扎了进去。他消息多，点子多，江南制药厂，以及后来的企业集团，他都是最核心的智囊人物之一。总公司成立的时候，殷道严不管他怎么推辞，生死给他安了个顾问名义。听说要把老董调回城里，殷道严有些慌，说，老董，你是我的一根拐棍，你走了，我要跌交的。老董回答：放心，你这样看得起，我能走么。
老董后来把自己的高招归纳为打三张牌：一张叫名人牌，一张叫文化牌，一张叫舆论牌。
打名人牌，着眼点应该放在现代名人身上。
小镇有过那么一位将军，让一个落魄知青（指小丁）行了时，我们小镇不是更可以沾将军的光么。老董并且提出了极具体详尽的建议：
镇街上将军经常站立的那棵被雷劈了顶的老樟树，可以名为“将军树”四周围上铁栏，挂上说明牌，便可供瞻仰；将军住过的癞痢山，因为将军尚不够可以保留故居的级别，可以在已经开始成林的山顶，立一块巨石，上刻“将军石”三字；癞痢山则可以更名为“将军山”；树林可名为“将军林”；山下的河道已经造了拦水破，可以名为“将军破”；因了上述种种，小镇便可以更名为“将军镇”这样一来，小镇便既是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又是旅游风景胜地。
这些是静态的。还有动态的，就是以“将军”来命名小镇的企业产品。
比如，离小镇不远的山上到处都是的野生茶树，不晓得可以砍出多少茶木棍，做成将军当年用过的那种手杖，可以叫“将军杖”；先前卖了几百年都无名无姓的酱萝卜干可以命名为“将军萝卜干”；江南制药厂先期生产的保健药品如“蜂王浆”、“人参精”之类，可以命名为“将军宝液”、“将军玉露”等等。说是发扬光大将军的艰苦奋斗革命精神也可以；说是祝福年轻人活到将军的年岁，活到将军年岁的人万寿无疆也可以；要是有人自认为嚼了将军萝卜干，饮了将军玉露宝液就可以当上将军那更是好事，总之是提高了销售量。当然了，必须提出，打将军这张名人牌并不是撑将军做幌子赚钱，而是突出了小镇的人文特色，树立了一个精神象征，表现了将军灵魂不死。不但不死，而且无所不在。其政治意义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的。老董并且积极寻找途径，希望恢复同年轻时代那位苏联女专家的联系。不仅仅是为了怀旧，而是想把将军萝卜干卖到俄国去，开辟小镇产品的国际市场。同时也让红旗落地的俄国人民重温社会主义的旧梦。
尽管老董再三作了郑重说明，艾老一帮耆宿在政协开会时还是着眼于经济效益，说，把一个地方的人文资源开发利用到了接近极致的程度，真是不同凡响。我们这帮老朽是想破了脑壳也想不出的，实在愧对了政府傣禄。
除了将小镇更名为“将军镇”需要等待批准之外，其他种种命名和更名的建议都一一付诸了实施。
打文化牌的实质是讲究现代包装。
办江南制药厂，自然要造宿舍楼，办公楼。从城里请来的技术人员自然是住在宿舍楼；一些技术性强的工种的工人自然用办公楼的会议室上课培训。那么宿舍楼、办公楼也就不只是一般意义的实用场地，而有了很高深的文化内涵：宿舍楼应该叫做“专家楼”表明小镇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办公楼应该叫做“科技中心”表明了科技之花，小镇盛开。
药厂实验室需要几个认得洋码字的高中生，镇上的中学生里寻不出，只有到城里去招高考落榜生。也就创造了一个新生事物：农村向城市招工。
李八碗原有几个祖传吹喇叭的，专事红白喜事的相礼。现在重又组织起来，又让几个先前镇剧团的乐手加入，由郑风担任指挥。镇剧团解散后，几个音乐家分的单位都不理想。郑风的音像店开得不死不活，为了赢利，便在半夜里让录像点放色情录像片。被举报罚了重款。现在有一份第二职业，都很踊跃尽心。李八碗几个吹喇叭的因为荒疏太久，起先无论红白喜事，都拿一个孟姜女去对付。不久就晓得了吹哀乐，还晓得了吹让我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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