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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晓得是怄她“破鞋”的气，还是怄自己低老婆一等的气，总是打不起精神，动不动就拿老婆当靶子练拳脚。李芙蓉也不晓得是有愧还是有德，每次只要男人发火，她就关上房门，咬紧牙关，不吭一声，任其发泄。有时难免被来找她汇报工作的其他干部撞见。有些实心眼的干部，比方李芙蓉之后的第二个女镇长胡月兰，出于义愤，往往把这样尴尬的事拿到大会上去说，弄得全县都晓得自己的父母官在一人之下受欺负，却又帮不上忙。向记者介绍情况的时候，胡月兰仍像在大会上一样义愤填膺，比划着手势详细介绍李芙蓉男人怎样一把一把揪落李芙蓉的头发，一掌一掌打得李芙蓉满嘴是血。“这样的男人，简直是反革命！”胡月兰恨恨地说。
“是法西斯！”记者一张本来就白嫩的脸变得煞白，两眼泪汪汪，情绪比胡月兰还要激动。
胡月兰是出了名的“二百五”喜怒哀乐都常是有口没心的，天大的事，转身就可以抛到脑壳背后。记者却是真的动了感情。她生长在京城的官宦富贵人家，家庭生活中的这类暴行闻所未闻。她甚至还特地去从旁观察了一次李芙蓉的男人。那是个身材矮小的人，满脸胡须，像个仙人掌，使她觉得恶心。
记者后来写出的关于李芙蓉的报道倾注了她最大的激情。她沿袭五十年代一篇有关志愿军的著名报道的格式，把李芙蓉称作是“新的最可爱的人”
在恢复省委建制的这一年的省党代会上，新的最可爱的人李芙蓉当选为省委委员。会议是最高规格的，吃住安排也是最高规格的。当模范以及当县革委主要领导之后，李芙蓉上省城上北京，注的都是简朴的招待所，这回却住的是省城唯一的一家宾馆。宾馆是五十年代由苏联人设计建造的，里面又高又大，空空荡荡的让人显得渺小。不过这风格同县城和镇上乃至乡下的屋子倒是没有什么分别。不同的是不晓得墙上为什么要贴花布。地上打滑，为了让人走得放心，就铺了厚厚的地毯，踩上去软绵绵的，其实更不放心；又让人肉痛——李芙蓉听说那是羊毛织的。窗子大的吓人，整整一面墙都是空的（为什么不用砖砌起呢？乡下的窗子都是很小的，尽量不露白），为了挡住这空洞，就用那么厚厚的绒布从屋顶挂到地上，又重，掀起它还真要用些力气。绒布的一面竟有闪闪发亮的金丝。李芙蓉想不通，这是何苦呢？还有那一面墙的窗玻璃，莫非城里的玻璃比砖更贱么？床更是存心不让人睡安稳，翻过来翻过去都是幽，人睡下去好像是水牛掉进烂泥塘。最使人胆战心惊的是卫生间。马桶比县革委食堂的饭碗还要细瓷白亮，怎么忍心用屎尿去糟蹋！当然也有李芙蓉觉得可以批评的地方：澡盆的形状跟杀猪盆没有两样。洗澡水更要命，两只开关一只出的水冰得全身打抖，一只出的水烫塌了她胸口一层皮。不过她是精明人，晓得这不会是宾馆的问题，是自己没有找到方便的窍门，也就隐忍了，不声张。往后的几天，不用澡盆就是了。心里就想，难怪“文革”开始的时候造反派要封了这宾馆。落进了这样的安乐窝，不修也要修了。而今启了封，给他们用，是因为打倒了修正主义，让他们工农兵来占领。这样想着也就有了一种使命感和自豪感。记者采访，李芙蓉翻来覆去就说我们李八碗，穷得卵子打得板凳响，外头人都唱“有女莫嫁李八碗，嫁了也要打回转”我们做梦也想不到有一日会住这样的屋，吃这样的饭，坐这样的马桶。真正是先前一棵草，如今成了宝。记者问她对省党代会的认识，她只是一味哽咽：政府看得起，我心里辣痛之类记者不便追问，也就原文照发。几家报纸刊登出来和电台广播出来，省委书记（也就是省革委主任）看了听了，神情严峻地对她说：“你不要光是感动，你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了，要把朴素的阶级感情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远没有结束，甚至更尖锐、更激烈了。连毛主席当国家主席都有人反对。”
“会有这样的事？”李芙蓉难以相信。
“真要有，你怎么办？”
“跟他拼命。”
“那不是办法。”
“那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李芙蓉这回确是认真的。这样的事她完全不能想象，就有了后来那封影响极大的李芙蓉致党中央的信。她代表广大贫下中农、农村基层干部和党员，要求设国家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过了一年半载，这封信的内容被附在一个内部文件公布出来，作为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反党阴谋的一部分，成了供批判用的罪行材料之一。过去的那一年里，斗转星移，天翻地覆，李芙蓉紧跟省委书记曾经要誓死捍卫的正确路线的代表成了反动路线的头子。这之前省委召开的会议上，已经出现了公开的对立。一向说一不二的省委书记居然受到了痛斥。带头的是“专员”他指着省委书记的鼻子骂娘，不时把会议台子拍得“嘭嘭”作响。
李芙蓉吓得不知所措，她头回看到省委书记像现在这样神色委琐。
面对声色俱厉咄咄逼人的“专员”省委书记声音喑哑地说：“不必这么激动么，我们是同志式的讨论么”
“不对，我们之间是阶级斗争！”“专员”斩钉截铁地答。这个时候，他在省委还并没有什么职务，是以列席者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即便这样，现任的省委书记仍只有垂下从来都是昂着的头。
李芙蓉头一次想：第一把手原来也并不总是牢靠的。在这之前，她一心一意地认为，凡事只要跟定了主要领导总不会有差错。先前，让她当“模范”也好，当这个“长”那个“长”也好，当“委员”、“代表”也好，都只是一种光荣，一种让她在许多人面前有脸面的事。只要她实实在在地做事情，那光荣就会越来越多，脸面也就越来越光鲜。她当然也不只是为了这些才实实在在地做事，是人总要晓得好歹的，总要晓得感恩的。“感恩”自然不是感激个人，是感激党，感激政府。所以她才在“专员”同省革委主任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跟定了省革委主任。因为省革委主任比“专员”更有代表性。如今事情好像有些复杂了，光是实实在在地做事是不行的，光是晓得感恩是不行的。听哪个？跟哪个？并没有定规。听错了，跟错了就有麻烦，甚至有危险。
李芙蓉头一次碰到了天大的难事。难就难在大家都说她错，她也认错，却不晓得错在哪里。那个文件下来之后，有传说要免去她省委委员和县革委第一副主任职务。她是因为省委书记和那篇说她是“新的最可爱的人”的报道才格外大红大紫起来的。而省委书记和那个写报道的记者的父亲都是反革命“贼船”上的干将人物。李芙蓉是不是上了“贼船”也不能说不是个问题。
李芙蓉在县里凄凄惶惶地等了些日子，那传说却并没有成为事实。
四
上了贼船的省委书记下台之后，新任省委书记是“专员”“专员”把李芙蓉召到省里，认真跟她谈了一次话。李芙蓉本来就瘦，经了这回波折，瘦得更是脱了个人形。“专员”不出声地看了她很久，长叹了口气。“专员”说：“省委对你是信任的，你还是要振作。你的根底，你的品质我都清楚，你犯错误，不是你的责任。你现在的问题是还不具备参与高层政治的素质。我的意见，你自己写个辞职书，不当这个省委委员了，安心做基层工作。回去，担任县委书记，但要加强理论学习，减少盲目性。今后再遇到大是大非，就不会没有分辨能力，不会看谁官大就跟谁跑。”
李芙蓉一边很厉害地呜咽着，一边重重地点头。犯了错误，反遭提拔，自是意外的喜事。但回去冷静一想，她答应得也太轻松了。“加强理论学习？”从哪里加强起？莫名其妙地犯了错误的这些日子（真的是“莫名其妙”啊，镇上人说“李芙蓉是睡到半夜叫鬼戳了一卵”），办案的人让她写旁证材料，因为事涉机密，规定了必须她自己写，不能让人代笔，真的比差一点要她命的难产还难。一张纸就只几行字，没有几个写对了头。“鸡”、“鸭”这样几个看也看熟了的字，也是画了个四不像的图代替的。先前，她的讲用稿、总结报告，都是人家写的，她从来不看，让别人念，她听个大概意思。到时候，依旧是王瞎子算命，照直说。
再说，就是真的“加强理论学习”了，就能保证分辨得出大是大非么？那么多学了理论的人怎么就事先没有看出副统帅有谋害领袖的心呢？一个基层干部，学了理论就可以不听省委书记的话，不照“早、小、密、矮”的命令（哪怕是“瞎指挥”）种田么？“理论”上有没有明白的话教人一下就识破一件事情的好环是非呢？比如，省委书记批准给他们县造千古没有的桥，是好是坏是是是非呢？还有那个女记者，虽然说不上漂亮，但一看就晓得是大地方来的大户人家的女儿，嫩得跟棵葱一样，莫说掐，一碰就要出水的。两只大眼睛，不动感情就泪汪汪的，一生气，看了让人肉痛。那么好心肠的一个妹伢子，现在成了反革命的女儿，难为她还怎么过日子。
这样想，李芙蓉觉得很痛苦，很艰难，头疼得厉害，要裂开的样子（这是她来经、坐月子时总是下冷水落下来的病）。
李芙蓉比一般女人强的地方就在于她向来不肯认孬，向来不认为世上有什么苦是不能吃、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她更不是那种没有心机、不能开窍的女人。这些年多少经了些故事，也就多少长了些见识。自己并不是一点不会总结，只不过那总结没有什么花草，也说不上什么理论，但确是实在有用的。这回的教训让她认准了两条道理：一是今后凡事表态不一定认官位大小；二是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不要轻易说话。
这两条道理后来实实在在地帮了她，又实实在在地害了她。
一年之后开始了“批林批孔”从省城来的几位“法家”动员李芙蓉跟他们一起回省城批“孔老二”为首的一位李芙蓉认得，先前是省剧团里写剧本的“文革”时候当了省革委的副主任。“专员”上台后把他弄出了省革委，赶到山里一个什么农场当副场长。他当然要恨“专员”的。他对李芙蓉说：“孔老二是仇恨劳动人民的，不让你当省委委员，就是当代的孔老二。”李芙蓉眨了眨眼睛，回答得很机智：“文件上规定了运动不能跨地区跨行业，我不能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那几位还要说什么，李芙蓉坚决说：“各位不消多说了。”
李芙蓉很庆幸自己这次的机智和坚决。那之后“专员”仍是省委书记，还到北京去参加了人民代表大会。而那个写剧本的“法家”“反复辟”“反潮流”之后也回了省革委，仍当副主任。李芙蓉一个也没有得罪。
那些年事好像格外多。说了七八年来一回的，却等不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批孔老二好像还没有什么明白的结果，又“评水浒”了。对水浒，李芙蓉唯一晓得的是武松打虎，连“宋江”也是头回听说。省革委那位先前写剧本的副主任又专程到县里来。这回他是坐自己的专车，话也说得明白：“宋江就是投降派，中央有，省里也有。省里的宋江就是‘专员’。你应该挺身而出，捍卫革命路线，捍卫文化大革命成果，捍卫红色江山不变色。”陪他吃饭的李芙蓉自己一直没有动筷子，听了半天劝，终于问：“为什么非要我去？”对方说：“因为你的揭露最有力。”李芙蓉最后说：“让我想想。”
几个月里，省里那些人几乎一天给李芙蓉一个电话。报纸、电台、文件（那时候电视还不普及）铺天盖地地“反击右倾翻案风”省城里，上演了那个写剧本的省革委副主任写的大戏。戏里面那个一复职就反攻倒算的“还乡团长”“走资派”让人一眼就看出是“专员”而一号正面人物是个女英雄，剧情和扮相都让人一下就想起李芙蓉。不同的只是，生活中的李芙蓉受了打击无声无息，戏台上的女英雄民抗迫害不屈不挠。剧本和剧照在报上登出来，县委机关留守的人看了，派人专程给水利工地上的李芙蓉送去。
李芙蓉本来就很少坐办公室，现在就更是难得进县委的院子。一年四季，春收春耕、夏收夏种、秋收冬翻、兴修水利、造大寨田直接就住到工地上。报纸送来的时候，白天她来不及看。到了夜里别人都睡了，几个不安生的后生也停止了捏弄，她才把马灯从悬梁上摘下来，搁到自己的铺前，翻着那张报纸，字不认得几个，但剧照是可以看懂的。看看就发起呆来。几天前发布了总理去世的消息，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才只几天，报纸上怎么还会有心思登剧照？世事就像一天黑云，哪个晓得后面是阴是晴。这是一个冷得刮毒的冬天。风又大，雪又大，临时搭在野地上的茅草棚子什么也遮挡不注。还不到半夜，从门洞里扑进来的雪就浅浅地覆盖了地铺。那些落在露出被头的头脸上的雪被热气溶化了，使那一大片雪白上现出很规则的一长串圆点。工棚搭得很大，地上铺了稻草，男女各占一边，中间用两行树筒子隔成一条路。先前，大家把鞋子都放在各人脚头的路上，早上起来，鞋子里灌了雪。一些湿鞋子则冻在地上拔不动。便提醒他们睡下后把鞋子塞进地铺的草底下，有些粗心的人还总是忘记。李芙蓉起来，沿路走一遍，把好几双鞋子塞进去，又顺便给几个人掖了掖被子，重新钻回自己的被窝，捻灭了灯，躺下去，还是睡不着。身子底下的稻草被弄得窸窸窣窣地响，怕吵了别人，不敢乱动。浑身上下冰冷彻骨，悟不出一丝热气。眼前的黑暗中是一片乱七八糟的影子，像是风吹乱了幕布的电影。一国总理在那片摇摇晃晃的幕布上匆匆向她走来，很认真很有力地握她的手，眼睛很专注很亲切地看着她。那一年她上北京，国务院腾出中南海的办公室解决赴京代表的住宿。当时的情形好像是梦中，脚骨子直发软，只想作揖，下跪。无论怎样，她觉得他是个好人。但后来听说，连他也是靠不住的，要不是化了灰，也难免一劫。可见，用好人坏人看人论事，到底只是小镇人的尺寸，太短浅，大没有见识。
政治局面是更尖锐也更明朗了。全国许多同李芙蓉先后出名的各条战线的英模人物，纷纷挺身而出，反击右倾翻案风。省里那些电话日益弥漫了越来越浓的火药味，催李芙蓉披挂出征。人们满怀激情地请求她，不要再沉默下去了。沉默意味着对革命和人民的敌人的容忍，也就意味着对革命和人民的犯罪。
这些并不是危言耸听，两股力量的冲突终于进入白热化。四月，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暴乱理所当然地被镇压下去。血腥的事实，不容人——尤其是李芙蓉这样一个人——袖手旁观，也不容她有什么犹疑了。
李芙蓉终于决定去省城的那一天，是北京天安门广场百万军民群众上街游行，庆祝撤消右倾翻案总代表党内外一切职务英明决策的第二天。听完了那消息的广播之后，她找到县委办公室主任，对他说：“安排好车子，我明天到省里去。”
省委、省革委机关为李芙蓉召开了隆重热烈的欢迎会。人们向李芙蓉鼓掌、欢呼、致敬，在她面前让出路，又在她身后紧紧地汇合。然后把她高高地抬举上台，让她像日头一样照着一片呼声和歌声（国际歌）的海洋。这情景李芙蓉自不陌生却是久违了。看着潮涌般的人群，她潸然泪下。那里边有兴奋，也有辛酸，自然还有对自己的侮恨。
那个欢迎大会之后，她就由人群簇拥着，浩浩荡荡地直接去了省里的高干病房。
“专员”已经在那里住了一些日子了，病势据说是越来越严重，已经要靠吸氧苟延残喘了。然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借住院躲避斗争，对抗运动，等待时机，以求一逞，是走资派惯用的伎俩。
仰卧在病床上的白被单下的“专员”静静的像一具僵尸。氧气面罩下面露出两只失神的眼睛。发现床前站立着的竟是李芙蓉的时候，那微眯的眼睛有些惊讶地睁了一下。然后一星亮光就被无力的迷惘和痛惜淹没了，暗淡下去。
塞满了病房里外的人，把口号喊得一阵高过一阵。空气好像在沸腾着，燃烧着。除了勇往直前，李芙蓉已经没有一丝退缩的余地了。但是，在她下定决心把手伸出去之前，还是免不了一阵发抖。毕竟，面前的这个老人，她怎么也没有法子从心里真正的恨起来。她唯一明白的是，她现在并不是一个原来意义的个人，而是一个化身，很多人的愿望和情感的化身。那个一头黄毛的、瘦骨嶙峋不到一百斤的、只为了自己活着吃喝拉撒睡觉生伢子的李芙蓉暂时是不存在的。
当然，促使她最终下定决心的那许多原则里，也包括了“专员”对她的教诲：要分辨大是大非，不要认官大官小。
李芙蓉伸出发抖的手，揭下“专员”氧气面罩的那一举，永远地决定了她后半生的命运。“专员”在交出长期担负的重要责任与使命之前签阅的最后一批文件中，有一份是有关部门拟定的要逮捕法办的反革命要员的名单。“专员”从上面重重地划去了“李芙蓉”三个字，笔就从他的指缝里滑落下去。旁边的人赶紧帮助他调整好姿势，重新仰躺在病榻上。好久他才睁开因为痛苦而闭上的眼睛，说出他划去“李芙蓉”的理由：“算了吧！一个黄毛丫头。”
这是李芙蓉摘下他的氧气面罩一年多以后的事了。李芙蓉最后的冒失与其说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不如说给他的心理打击更大。在他退出第一线岗位，每天仰靠在床头上，向他妻子口述回忆录的时候，关于李芙蓉，他的结论是：这是他整个政治生涯中最为惨痛的失败之一。然而这又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种失败。
整个清查过程都在进行隔离反省的李芙蓉，在县委换届的时候自然落选，安排到县人大当主任，仅保留了正县级别。县人大主持日常工作的是一位副主任，很强干，也很有理论水平，开起会来不用稿子，一讲就是半天。李芙蓉插不上嘴，只有陪着干坐。这样坐了几年，男人办了退休，觉得在县城没有意思，执意要回李八碗的老屋，逼着李芙蓉跟他去做饭。李芙蓉不到退休年龄，还是打了报告。正好赶上县人大换届，上面也就没有再推荐她作下届人大主任的候选人。
不晓得是怄她“破鞋”的气，还是怄自己低老婆一等的气，总是打不起精神，动不动就拿老婆当靶子练拳脚。李芙蓉也不晓得是有愧还是有德，每次只要男人发火，她就关上房门，咬紧牙关，不吭一声，任其发泄。有时难免被来找她汇报工作的其他干部撞见。有些实心眼的干部，比方李芙蓉之后的第二个女镇长胡月兰，出于义愤，往往把这样尴尬的事拿到大会上去说，弄得全县都晓得自己的父母官在一人之下受欺负，却又帮不上忙。向记者介绍情况的时候，胡月兰仍像在大会上一样义愤填膺，比划着手势详细介绍李芙蓉男人怎样一把一把揪落李芙蓉的头发，一掌一掌打得李芙蓉满嘴是血。“这样的男人，简直是反革命！”胡月兰恨恨地说。
“是法西斯！”记者一张本来就白嫩的脸变得煞白，两眼泪汪汪，情绪比胡月兰还要激动。
胡月兰是出了名的“二百五”喜怒哀乐都常是有口没心的，天大的事，转身就可以抛到脑壳背后。记者却是真的动了感情。她生长在京城的官宦富贵人家，家庭生活中的这类暴行闻所未闻。她甚至还特地去从旁观察了一次李芙蓉的男人。那是个身材矮小的人，满脸胡须，像个仙人掌，使她觉得恶心。
记者后来写出的关于李芙蓉的报道倾注了她最大的激情。她沿袭五十年代一篇有关志愿军的著名报道的格式，把李芙蓉称作是“新的最可爱的人”
在恢复省委建制的这一年的省党代会上，新的最可爱的人李芙蓉当选为省委委员。会议是最高规格的，吃住安排也是最高规格的。当模范以及当县革委主要领导之后，李芙蓉上省城上北京，注的都是简朴的招待所，这回却住的是省城唯一的一家宾馆。宾馆是五十年代由苏联人设计建造的，里面又高又大，空空荡荡的让人显得渺小。不过这风格同县城和镇上乃至乡下的屋子倒是没有什么分别。不同的是不晓得墙上为什么要贴花布。地上打滑，为了让人走得放心，就铺了厚厚的地毯，踩上去软绵绵的，其实更不放心；又让人肉痛——李芙蓉听说那是羊毛织的。窗子大的吓人，整整一面墙都是空的（为什么不用砖砌起呢？乡下的窗子都是很小的，尽量不露白），为了挡住这空洞，就用那么厚厚的绒布从屋顶挂到地上，又重，掀起它还真要用些力气。绒布的一面竟有闪闪发亮的金丝。李芙蓉想不通，这是何苦呢？还有那一面墙的窗玻璃，莫非城里的玻璃比砖更贱么？床更是存心不让人睡安稳，翻过来翻过去都是幽，人睡下去好像是水牛掉进烂泥塘。最使人胆战心惊的是卫生间。马桶比县革委食堂的饭碗还要细瓷白亮，怎么忍心用屎尿去糟蹋！当然也有李芙蓉觉得可以批评的地方：澡盆的形状跟杀猪盆没有两样。洗澡水更要命，两只开关一只出的水冰得全身打抖，一只出的水烫塌了她胸口一层皮。不过她是精明人，晓得这不会是宾馆的问题，是自己没有找到方便的窍门，也就隐忍了，不声张。往后的几天，不用澡盆就是了。心里就想，难怪“文革”开始的时候造反派要封了这宾馆。落进了这样的安乐窝，不修也要修了。而今启了封，给他们用，是因为打倒了修正主义，让他们工农兵来占领。这样想着也就有了一种使命感和自豪感。记者采访，李芙蓉翻来覆去就说我们李八碗，穷得卵子打得板凳响，外头人都唱“有女莫嫁李八碗，嫁了也要打回转”我们做梦也想不到有一日会住这样的屋，吃这样的饭，坐这样的马桶。真正是先前一棵草，如今成了宝。记者问她对省党代会的认识，她只是一味哽咽：政府看得起，我心里辣痛之类记者不便追问，也就原文照发。几家报纸刊登出来和电台广播出来，省委书记（也就是省革委主任）看了听了，神情严峻地对她说：“你不要光是感动，你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了，要把朴素的阶级感情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远没有结束，甚至更尖锐、更激烈了。连毛主席当国家主席都有人反对。”
“会有这样的事？”李芙蓉难以相信。
“真要有，你怎么办？”
“跟他拼命。”
“那不是办法。”
“那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李芙蓉这回确是认真的。这样的事她完全不能想象，就有了后来那封影响极大的李芙蓉致党中央的信。她代表广大贫下中农、农村基层干部和党员，要求设国家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过了一年半载，这封信的内容被附在一个内部文件公布出来，作为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反党阴谋的一部分，成了供批判用的罪行材料之一。过去的那一年里，斗转星移，天翻地覆，李芙蓉紧跟省委书记曾经要誓死捍卫的正确路线的代表成了反动路线的头子。这之前省委召开的会议上，已经出现了公开的对立。一向说一不二的省委书记居然受到了痛斥。带头的是“专员”他指着省委书记的鼻子骂娘，不时把会议台子拍得“嘭嘭”作响。
李芙蓉吓得不知所措，她头回看到省委书记像现在这样神色委琐。
面对声色俱厉咄咄逼人的“专员”省委书记声音喑哑地说：“不必这么激动么，我们是同志式的讨论么”
“不对，我们之间是阶级斗争！”“专员”斩钉截铁地答。这个时候，他在省委还并没有什么职务，是以列席者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即便这样，现任的省委书记仍只有垂下从来都是昂着的头。
李芙蓉头一次想：第一把手原来也并不总是牢靠的。在这之前，她一心一意地认为，凡事只要跟定了主要领导总不会有差错。先前，让她当“模范”也好，当这个“长”那个“长”也好，当“委员”、“代表”也好，都只是一种光荣，一种让她在许多人面前有脸面的事。只要她实实在在地做事情，那光荣就会越来越多，脸面也就越来越光鲜。她当然也不只是为了这些才实实在在地做事，是人总要晓得好歹的，总要晓得感恩的。“感恩”自然不是感激个人，是感激党，感激政府。所以她才在“专员”同省革委主任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跟定了省革委主任。因为省革委主任比“专员”更有代表性。如今事情好像有些复杂了，光是实实在在地做事是不行的，光是晓得感恩是不行的。听哪个？跟哪个？并没有定规。听错了，跟错了就有麻烦，甚至有危险。
李芙蓉头一次碰到了天大的难事。难就难在大家都说她错，她也认错，却不晓得错在哪里。那个文件下来之后，有传说要免去她省委委员和县革委第一副主任职务。她是因为省委书记和那篇说她是“新的最可爱的人”的报道才格外大红大紫起来的。而省委书记和那个写报道的记者的父亲都是反革命“贼船”上的干将人物。李芙蓉是不是上了“贼船”也不能说不是个问题。
李芙蓉在县里凄凄惶惶地等了些日子，那传说却并没有成为事实。
四
上了贼船的省委书记下台之后，新任省委书记是“专员”“专员”把李芙蓉召到省里，认真跟她谈了一次话。李芙蓉本来就瘦，经了这回波折，瘦得更是脱了个人形。“专员”不出声地看了她很久，长叹了口气。“专员”说：“省委对你是信任的，你还是要振作。你的根底，你的品质我都清楚，你犯错误，不是你的责任。你现在的问题是还不具备参与高层政治的素质。我的意见，你自己写个辞职书，不当这个省委委员了，安心做基层工作。回去，担任县委书记，但要加强理论学习，减少盲目性。今后再遇到大是大非，就不会没有分辨能力，不会看谁官大就跟谁跑。”
李芙蓉一边很厉害地呜咽着，一边重重地点头。犯了错误，反遭提拔，自是意外的喜事。但回去冷静一想，她答应得也太轻松了。“加强理论学习？”从哪里加强起？莫名其妙地犯了错误的这些日子（真的是“莫名其妙”啊，镇上人说“李芙蓉是睡到半夜叫鬼戳了一卵”），办案的人让她写旁证材料，因为事涉机密，规定了必须她自己写，不能让人代笔，真的比差一点要她命的难产还难。一张纸就只几行字，没有几个写对了头。“鸡”、“鸭”这样几个看也看熟了的字，也是画了个四不像的图代替的。先前，她的讲用稿、总结报告，都是人家写的，她从来不看，让别人念，她听个大概意思。到时候，依旧是王瞎子算命，照直说。
再说，就是真的“加强理论学习”了，就能保证分辨得出大是大非么？那么多学了理论的人怎么就事先没有看出副统帅有谋害领袖的心呢？一个基层干部，学了理论就可以不听省委书记的话，不照“早、小、密、矮”的命令（哪怕是“瞎指挥”）种田么？“理论”上有没有明白的话教人一下就识破一件事情的好环是非呢？比如，省委书记批准给他们县造千古没有的桥，是好是坏是是是非呢？还有那个女记者，虽然说不上漂亮，但一看就晓得是大地方来的大户人家的女儿，嫩得跟棵葱一样，莫说掐，一碰就要出水的。两只大眼睛，不动感情就泪汪汪的，一生气，看了让人肉痛。那么好心肠的一个妹伢子，现在成了反革命的女儿，难为她还怎么过日子。
这样想，李芙蓉觉得很痛苦，很艰难，头疼得厉害，要裂开的样子（这是她来经、坐月子时总是下冷水落下来的病）。
李芙蓉比一般女人强的地方就在于她向来不肯认孬，向来不认为世上有什么苦是不能吃、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她更不是那种没有心机、不能开窍的女人。这些年多少经了些故事，也就多少长了些见识。自己并不是一点不会总结，只不过那总结没有什么花草，也说不上什么理论，但确是实在有用的。这回的教训让她认准了两条道理：一是今后凡事表态不一定认官位大小；二是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不要轻易说话。
这两条道理后来实实在在地帮了她，又实实在在地害了她。
一年之后开始了“批林批孔”从省城来的几位“法家”动员李芙蓉跟他们一起回省城批“孔老二”为首的一位李芙蓉认得，先前是省剧团里写剧本的“文革”时候当了省革委的副主任。“专员”上台后把他弄出了省革委，赶到山里一个什么农场当副场长。他当然要恨“专员”的。他对李芙蓉说：“孔老二是仇恨劳动人民的，不让你当省委委员，就是当代的孔老二。”李芙蓉眨了眨眼睛，回答得很机智：“文件上规定了运动不能跨地区跨行业，我不能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那几位还要说什么，李芙蓉坚决说：“各位不消多说了。”
李芙蓉很庆幸自己这次的机智和坚决。那之后“专员”仍是省委书记，还到北京去参加了人民代表大会。而那个写剧本的“法家”“反复辟”“反潮流”之后也回了省革委，仍当副主任。李芙蓉一个也没有得罪。
那些年事好像格外多。说了七八年来一回的，却等不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批孔老二好像还没有什么明白的结果，又“评水浒”了。对水浒，李芙蓉唯一晓得的是武松打虎，连“宋江”也是头回听说。省革委那位先前写剧本的副主任又专程到县里来。这回他是坐自己的专车，话也说得明白：“宋江就是投降派，中央有，省里也有。省里的宋江就是‘专员’。你应该挺身而出，捍卫革命路线，捍卫文化大革命成果，捍卫红色江山不变色。”陪他吃饭的李芙蓉自己一直没有动筷子，听了半天劝，终于问：“为什么非要我去？”对方说：“因为你的揭露最有力。”李芙蓉最后说：“让我想想。”
几个月里，省里那些人几乎一天给李芙蓉一个电话。报纸、电台、文件（那时候电视还不普及）铺天盖地地“反击右倾翻案风”省城里，上演了那个写剧本的省革委副主任写的大戏。戏里面那个一复职就反攻倒算的“还乡团长”“走资派”让人一眼就看出是“专员”而一号正面人物是个女英雄，剧情和扮相都让人一下就想起李芙蓉。不同的只是，生活中的李芙蓉受了打击无声无息，戏台上的女英雄民抗迫害不屈不挠。剧本和剧照在报上登出来，县委机关留守的人看了，派人专程给水利工地上的李芙蓉送去。
李芙蓉本来就很少坐办公室，现在就更是难得进县委的院子。一年四季，春收春耕、夏收夏种、秋收冬翻、兴修水利、造大寨田直接就住到工地上。报纸送来的时候，白天她来不及看。到了夜里别人都睡了，几个不安生的后生也停止了捏弄，她才把马灯从悬梁上摘下来，搁到自己的铺前，翻着那张报纸，字不认得几个，但剧照是可以看懂的。看看就发起呆来。几天前发布了总理去世的消息，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才只几天，报纸上怎么还会有心思登剧照？世事就像一天黑云，哪个晓得后面是阴是晴。这是一个冷得刮毒的冬天。风又大，雪又大，临时搭在野地上的茅草棚子什么也遮挡不注。还不到半夜，从门洞里扑进来的雪就浅浅地覆盖了地铺。那些落在露出被头的头脸上的雪被热气溶化了，使那一大片雪白上现出很规则的一长串圆点。工棚搭得很大，地上铺了稻草，男女各占一边，中间用两行树筒子隔成一条路。先前，大家把鞋子都放在各人脚头的路上，早上起来，鞋子里灌了雪。一些湿鞋子则冻在地上拔不动。便提醒他们睡下后把鞋子塞进地铺的草底下，有些粗心的人还总是忘记。李芙蓉起来，沿路走一遍，把好几双鞋子塞进去，又顺便给几个人掖了掖被子，重新钻回自己的被窝，捻灭了灯，躺下去，还是睡不着。身子底下的稻草被弄得窸窸窣窣地响，怕吵了别人，不敢乱动。浑身上下冰冷彻骨，悟不出一丝热气。眼前的黑暗中是一片乱七八糟的影子，像是风吹乱了幕布的电影。一国总理在那片摇摇晃晃的幕布上匆匆向她走来，很认真很有力地握她的手，眼睛很专注很亲切地看着她。那一年她上北京，国务院腾出中南海的办公室解决赴京代表的住宿。当时的情形好像是梦中，脚骨子直发软，只想作揖，下跪。无论怎样，她觉得他是个好人。但后来听说，连他也是靠不住的，要不是化了灰，也难免一劫。可见，用好人坏人看人论事，到底只是小镇人的尺寸，太短浅，大没有见识。
政治局面是更尖锐也更明朗了。全国许多同李芙蓉先后出名的各条战线的英模人物，纷纷挺身而出，反击右倾翻案风。省里那些电话日益弥漫了越来越浓的火药味，催李芙蓉披挂出征。人们满怀激情地请求她，不要再沉默下去了。沉默意味着对革命和人民的敌人的容忍，也就意味着对革命和人民的犯罪。
这些并不是危言耸听，两股力量的冲突终于进入白热化。四月，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暴乱理所当然地被镇压下去。血腥的事实，不容人——尤其是李芙蓉这样一个人——袖手旁观，也不容她有什么犹疑了。
李芙蓉终于决定去省城的那一天，是北京天安门广场百万军民群众上街游行，庆祝撤消右倾翻案总代表党内外一切职务英明决策的第二天。听完了那消息的广播之后，她找到县委办公室主任，对他说：“安排好车子，我明天到省里去。”
省委、省革委机关为李芙蓉召开了隆重热烈的欢迎会。人们向李芙蓉鼓掌、欢呼、致敬，在她面前让出路，又在她身后紧紧地汇合。然后把她高高地抬举上台，让她像日头一样照着一片呼声和歌声（国际歌）的海洋。这情景李芙蓉自不陌生却是久违了。看着潮涌般的人群，她潸然泪下。那里边有兴奋，也有辛酸，自然还有对自己的侮恨。
那个欢迎大会之后，她就由人群簇拥着，浩浩荡荡地直接去了省里的高干病房。
“专员”已经在那里住了一些日子了，病势据说是越来越严重，已经要靠吸氧苟延残喘了。然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借住院躲避斗争，对抗运动，等待时机，以求一逞，是走资派惯用的伎俩。
仰卧在病床上的白被单下的“专员”静静的像一具僵尸。氧气面罩下面露出两只失神的眼睛。发现床前站立着的竟是李芙蓉的时候，那微眯的眼睛有些惊讶地睁了一下。然后一星亮光就被无力的迷惘和痛惜淹没了，暗淡下去。
塞满了病房里外的人，把口号喊得一阵高过一阵。空气好像在沸腾着，燃烧着。除了勇往直前，李芙蓉已经没有一丝退缩的余地了。但是，在她下定决心把手伸出去之前，还是免不了一阵发抖。毕竟，面前的这个老人，她怎么也没有法子从心里真正的恨起来。她唯一明白的是，她现在并不是一个原来意义的个人，而是一个化身，很多人的愿望和情感的化身。那个一头黄毛的、瘦骨嶙峋不到一百斤的、只为了自己活着吃喝拉撒睡觉生伢子的李芙蓉暂时是不存在的。
当然，促使她最终下定决心的那许多原则里，也包括了“专员”对她的教诲：要分辨大是大非，不要认官大官小。
李芙蓉伸出发抖的手，揭下“专员”氧气面罩的那一举，永远地决定了她后半生的命运。“专员”在交出长期担负的重要责任与使命之前签阅的最后一批文件中，有一份是有关部门拟定的要逮捕法办的反革命要员的名单。“专员”从上面重重地划去了“李芙蓉”三个字，笔就从他的指缝里滑落下去。旁边的人赶紧帮助他调整好姿势，重新仰躺在病榻上。好久他才睁开因为痛苦而闭上的眼睛，说出他划去“李芙蓉”的理由：“算了吧！一个黄毛丫头。”
这是李芙蓉摘下他的氧气面罩一年多以后的事了。李芙蓉最后的冒失与其说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不如说给他的心理打击更大。在他退出第一线岗位，每天仰靠在床头上，向他妻子口述回忆录的时候，关于李芙蓉，他的结论是：这是他整个政治生涯中最为惨痛的失败之一。然而这又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种失败。
整个清查过程都在进行隔离反省的李芙蓉，在县委换届的时候自然落选，安排到县人大当主任，仅保留了正县级别。县人大主持日常工作的是一位副主任，很强干，也很有理论水平，开起会来不用稿子，一讲就是半天。李芙蓉插不上嘴，只有陪着干坐。这样坐了几年，男人办了退休，觉得在县城没有意思，执意要回李八碗的老屋，逼着李芙蓉跟他去做饭。李芙蓉不到退休年龄，还是打了报告。正好赶上县人大换届，上面也就没有再推荐她作下届人大主任的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