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卡和伊珮珂在新人生糕饼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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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中，从法伊克贝依街到新人生糕饼店的路上，尽管刚知道了一些坏消息，但卡的脸上为什么会隐隐约约有些微笑呢？他的耳边响起佩皮诺？迪？卡普利的歌曲罗伯塔，他觉得自己像屠格涅夫小说中去和梦想多年的女人约会的浪漫而忧郁的主人公。屠格涅夫厌倦了那些无休无止的问题和原则，离开了被自己鄙视的国家，去了欧洲却又对她充满思念和爱恋。卡喜欢屠格涅夫和他优美的小说，但是，说实话，卡却并没有像屠格涅夫小说中那样，他并不是很多年来都在梦想着伊珂。他只是梦想着伊珂那样的一个女人；也许伊珂偶尔曾在他的脑海中闪现过。但自从他知道伊珂离开她丈夫后，他就开始想念伊珂了，虽然此前并没有想念得那么多，但现在为了和伊珂建立更深更现实的关系，卡就用他感觉到的音乐和屠格涅夫式的浪漫来弥补这一不足。
然而，走进糕饼店和她同坐在一起，他脑子里屠格涅夫式的浪漫就消失了。伊珂比刚才在旅馆、比大学时显得更漂亮。她那真真实实的美丽，她那淡淡涂抹了的红唇，她那白皙的肤色，她那眼眸中的明亮清澈，以及她那让人感到亲近的真诚，都使卡感到不安。伊珂突然显得如此的真诚，使卡担心自己不是那么自然。生活中卡最担心的是写出很糟糕的诗，其次就是这种不自然的感觉。
“路上，我看到工人们从边境卡尔斯电视台向民族剧院拉直播用的电缆，像拉晾衣绳一样。”他说，想以此来打开话题，但却一点儿也没笑，因为他担心那样一来会显得自己是在嘲笑偏远地区生活的乏味。
有一阵子，他们就像带着善意、决定相互谅解的夫妻一样，寻找着能心平气和谈论的共同话题。一个话题刚结束，伊珂微笑着很有创造性地又找到了一个新的话题。下着的雪、卡尔斯的贫困、卡的大衣、他们觉得对方没多大的变化、烟难戒、卡在伊斯坦布尔见过的那些人两人的母亲去世后都安葬在伊斯坦布尔的费里科依墓地，这一点，正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拉近了他们俩之间的距离。他们轻松地聊着一些话题，这种轻松就像知道了对方同属一个星座的一对男女，相互间感到的——即使是装出来的——那种暂时的轻松。他们聊了聊两位母亲在他俩生活中的地位（很短），聊了聊卡尔斯的火车站为什么几乎成了一片废墟（稍长），聊了聊他们见面的糕饼店所在的位置1967年前还是一座东正教教堂，教堂的门现在还收藏在博物馆里，聊了聊博物馆里亚美尼亚人大屠杀这一特别部分（一些游客开始以为这部分是为了纪念被土耳其人杀害的亚美尼亚人，后来才知道刚好相反），聊了聊糕饼店里仅有的那个半人半鬼、耳朵有点背的侍应生，聊了聊卡尔斯的茶馆因为失业的人们喝不起而不卖咖啡，聊了聊引导卡到处采访的报业人士和其他当地报纸的政治观点（所有的报纸都支持军人和现政府），他们还聊了聊卡从口袋里取出的第二天的边境城市报。
伊珂全神贯注地开始读起报纸的第一页，卡突然担心伊珂是不是也和他在伊斯坦布尔见到的老朋友一样，对他们来说惟一的现实是土耳其内心的痛苦和可悲的政治生活，她可能根本就不会有到德国去生活的念头。卡长时间地看着伊珂纤细的手，看着她那现在还令自己惊奇的秀丽面庞。
“你犯了什么罪，判了你几年？”伊珂温柔地微笑着问。
卡告诉了她。70年代末，土耳其许多小的政治性报纸什么都能写，人人都以因为刑法中的这一条而被判刑为荣，但谁都不会为此而进监狱，因为警察并没有紧密搜捕那些经常变更住处的编辑、作家和译者。后来发生了军事政变，这些改变住处的人们也渐渐开始被捕了，卡因为发表了一篇政治性的文章而被判了刑，而这篇文章却是别人写的，因为匆忙，卡看都没看就拿去发表了。被判了刑的卡逃到了德国。
“在德国你日子难过吗？”伊珂问道。
“我学不会德语，但这却保护了我。”卡说。“我的身体抵制德语，这却使我保持了纯洁，也保护了我的灵魂。”
卡担心一下子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会显得可笑，但又因为伊珂那么认真地听着自己说话而感到幸福，因此他讲述了自己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自己深陷其中的沉寂以及近四年来自己没有写过诗。
“在火车站附近，我租了一套小小的公寓，从公寓惟一的一扇窗户可以看到法兰克福的许多屋顶。每到夜晚，我就在这狭小的屋子里，在沉寂中回忆过去的日子，这激发了我写诗的灵感。此后，听说我在土耳其是个小有名气的诗人，那些土耳其移民、想吸引土耳其族选民的政府、图书馆、一些三流的学校，还有那些想让自己的孩子和一个用土耳其语写作的诗人认识的团体，开始请我去朗诵诗。”
每当卡从法兰克福坐上德国人准时而有序的火车，水雾濛濛的车窗玻璃外掠过边远小镇教堂雅致的尖顶、山毛榉林深处神秘的黑暗、背着书包放学回家的健康可爱的孩子们，他都会感受到同样的一种沉寂。他不懂这个国家的语言，反而觉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常常创作一些诗歌。如果不去哪个城市朗读诗歌的话，每天早晨八点，他会穿过凯瑟斯特拉斯大道，到泽依尔大街上的市立图书馆去看书。“那里的英文书够我看二十辈子了。”那里有他迷恋的十九世纪小说，有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们的作品，有建筑史方面的书籍，有博物馆的编目，他像个小孩一样，生命对他来说似乎才刚刚开始，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他感兴趣的一切。他在市立图书馆埋头苦读，翻阅那些老版的百科全书，欣赏着书中精美的插图。当他再次阅读屠格涅夫的小说时，尽管耳边尽是城市的喧嚣，可心里听到的却是火车上他所感受到的沉寂。晚上，当他改变路线，从犹太博物馆门前经过时，当他沿着马恩河行走时，当他周末从城市的一头走向另一头时，他听到的是同样的一种沉寂。
“这种沉寂一段时间后开始占据我生活的许多方面，我开始感觉不到创作诗歌时应有的那种撞击我心灵的声音。”卡说道。“我本来就不和德国人交流。土耳其人认为我有知识，有头脑，却有些不正常，和他们的关系也不怎么好。我不同任何人来往，不同任何人交流，诗也不写了。”
“但报上说今晚你要读最新创作的诗。”
“我没什么最新的诗，怎么去朗诵？”
除他们之外，糕饼店屋子的另一头靠窗的一张光线较暗的桌边，坐着一个矮小的年轻男子和一个中年人，中年人瘦瘦的，样子很疲惫，耐心地向矮个儿说着什么。透过他们后面的大窗户... -->>
大雪中，从法伊克贝依街到新人生糕饼店的路上，尽管刚知道了一些坏消息，但卡的脸上为什么会隐隐约约有些微笑呢？他的耳边响起佩皮诺？迪？卡普利的歌曲罗伯塔，他觉得自己像屠格涅夫小说中去和梦想多年的女人约会的浪漫而忧郁的主人公。屠格涅夫厌倦了那些无休无止的问题和原则，离开了被自己鄙视的国家，去了欧洲却又对她充满思念和爱恋。卡喜欢屠格涅夫和他优美的小说，但是，说实话，卡却并没有像屠格涅夫小说中那样，他并不是很多年来都在梦想着伊珂。他只是梦想着伊珂那样的一个女人；也许伊珂偶尔曾在他的脑海中闪现过。但自从他知道伊珂离开她丈夫后，他就开始想念伊珂了，虽然此前并没有想念得那么多，但现在为了和伊珂建立更深更现实的关系，卡就用他感觉到的音乐和屠格涅夫式的浪漫来弥补这一不足。
然而，走进糕饼店和她同坐在一起，他脑子里屠格涅夫式的浪漫就消失了。伊珂比刚才在旅馆、比大学时显得更漂亮。她那真真实实的美丽，她那淡淡涂抹了的红唇，她那白皙的肤色，她那眼眸中的明亮清澈，以及她那让人感到亲近的真诚，都使卡感到不安。伊珂突然显得如此的真诚，使卡担心自己不是那么自然。生活中卡最担心的是写出很糟糕的诗，其次就是这种不自然的感觉。
“路上，我看到工人们从边境卡尔斯电视台向民族剧院拉直播用的电缆，像拉晾衣绳一样。”他说，想以此来打开话题，但却一点儿也没笑，因为他担心那样一来会显得自己是在嘲笑偏远地区生活的乏味。
有一阵子，他们就像带着善意、决定相互谅解的夫妻一样，寻找着能心平气和谈论的共同话题。一个话题刚结束，伊珂微笑着很有创造性地又找到了一个新的话题。下着的雪、卡尔斯的贫困、卡的大衣、他们觉得对方没多大的变化、烟难戒、卡在伊斯坦布尔见过的那些人两人的母亲去世后都安葬在伊斯坦布尔的费里科依墓地，这一点，正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拉近了他们俩之间的距离。他们轻松地聊着一些话题，这种轻松就像知道了对方同属一个星座的一对男女，相互间感到的——即使是装出来的——那种暂时的轻松。他们聊了聊两位母亲在他俩生活中的地位（很短），聊了聊卡尔斯的火车站为什么几乎成了一片废墟（稍长），聊了聊他们见面的糕饼店所在的位置1967年前还是一座东正教教堂，教堂的门现在还收藏在博物馆里，聊了聊博物馆里亚美尼亚人大屠杀这一特别部分（一些游客开始以为这部分是为了纪念被土耳其人杀害的亚美尼亚人，后来才知道刚好相反），聊了聊糕饼店里仅有的那个半人半鬼、耳朵有点背的侍应生，聊了聊卡尔斯的茶馆因为失业的人们喝不起而不卖咖啡，聊了聊引导卡到处采访的报业人士和其他当地报纸的政治观点（所有的报纸都支持军人和现政府），他们还聊了聊卡从口袋里取出的第二天的边境城市报。
伊珂全神贯注地开始读起报纸的第一页，卡突然担心伊珂是不是也和他在伊斯坦布尔见到的老朋友一样，对他们来说惟一的现实是土耳其内心的痛苦和可悲的政治生活，她可能根本就不会有到德国去生活的念头。卡长时间地看着伊珂纤细的手，看着她那现在还令自己惊奇的秀丽面庞。
“你犯了什么罪，判了你几年？”伊珂温柔地微笑着问。
卡告诉了她。70年代末，土耳其许多小的政治性报纸什么都能写，人人都以因为刑法中的这一条而被判刑为荣，但谁都不会为此而进监狱，因为警察并没有紧密搜捕那些经常变更住处的编辑、作家和译者。后来发生了军事政变，这些改变住处的人们也渐渐开始被捕了，卡因为发表了一篇政治性的文章而被判了刑，而这篇文章却是别人写的，因为匆忙，卡看都没看就拿去发表了。被判了刑的卡逃到了德国。
“在德国你日子难过吗？”伊珂问道。
“我学不会德语，但这却保护了我。”卡说。“我的身体抵制德语，这却使我保持了纯洁，也保护了我的灵魂。”
卡担心一下子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会显得可笑，但又因为伊珂那么认真地听着自己说话而感到幸福，因此他讲述了自己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自己深陷其中的沉寂以及近四年来自己没有写过诗。
“在火车站附近，我租了一套小小的公寓，从公寓惟一的一扇窗户可以看到法兰克福的许多屋顶。每到夜晚，我就在这狭小的屋子里，在沉寂中回忆过去的日子，这激发了我写诗的灵感。此后，听说我在土耳其是个小有名气的诗人，那些土耳其移民、想吸引土耳其族选民的政府、图书馆、一些三流的学校，还有那些想让自己的孩子和一个用土耳其语写作的诗人认识的团体，开始请我去朗诵诗。”
每当卡从法兰克福坐上德国人准时而有序的火车，水雾濛濛的车窗玻璃外掠过边远小镇教堂雅致的尖顶、山毛榉林深处神秘的黑暗、背着书包放学回家的健康可爱的孩子们，他都会感受到同样的一种沉寂。他不懂这个国家的语言，反而觉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常常创作一些诗歌。如果不去哪个城市朗读诗歌的话，每天早晨八点，他会穿过凯瑟斯特拉斯大道，到泽依尔大街上的市立图书馆去看书。“那里的英文书够我看二十辈子了。”那里有他迷恋的十九世纪小说，有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们的作品，有建筑史方面的书籍，有博物馆的编目，他像个小孩一样，生命对他来说似乎才刚刚开始，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他感兴趣的一切。他在市立图书馆埋头苦读，翻阅那些老版的百科全书，欣赏着书中精美的插图。当他再次阅读屠格涅夫的小说时，尽管耳边尽是城市的喧嚣，可心里听到的却是火车上他所感受到的沉寂。晚上，当他改变路线，从犹太博物馆门前经过时，当他沿着马恩河行走时，当他周末从城市的一头走向另一头时，他听到的是同样的一种沉寂。
“这种沉寂一段时间后开始占据我生活的许多方面，我开始感觉不到创作诗歌时应有的那种撞击我心灵的声音。”卡说道。“我本来就不和德国人交流。土耳其人认为我有知识，有头脑，却有些不正常，和他们的关系也不怎么好。我不同任何人来往，不同任何人交流，诗也不写了。”
“但报上说今晚你要读最新创作的诗。”
“我没什么最新的诗，怎么去朗诵？”
除他们之外，糕饼店屋子的另一头靠窗的一张光线较暗的桌边，坐着一个矮小的年轻男子和一个中年人，中年人瘦瘦的，样子很疲惫，耐心地向矮个儿说着什么。透过他们后面的大窗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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