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11我们把记忆遗失在电影院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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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飞机、衣服——而比起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传教士所使用的教学法，此种手段被证实更为彻底有效。（卡利普很好奇还有谁听过这一串显然事先写好的冗长句子：附近邻居？同事？共乘小巴上的陌生乘客？岳母大人？）色扎德巴斯和贝尤鲁的电影院开张没多久，就造成几百名观众失明。有些人意识到加诸在身上的恐怖阴谋后，决定抗拒，然而他们的怒吼却在警方和脑科医生的压制下噤声。如今，他们只能通过卫生署给那些被新影像弄瞎眼的孩子们发放免费眼镜，以减轻他们内心的反抗情绪。然而终究不是这么容易可以抹平的，零星的冲突还是会爆发。当他看见几条街之外，一个十六岁少年朝一张电影海报发射空包弹时，他很快理解那是为什么。还有一个人，携带了好几罐汽油到一家电影院里，当他在大厅被保镖围捕时，他大声要求对方把他的眼睛还回来。没错，他希望要回他的眼睛，那曾经看见旧日景象的眼睛。还有报纸上以前报道过，有一个马拉蒂亚的牧羊少年，不由自主看电影看上了瘾，结果在短短一个星期内丧失了所有记忆，连回家的路都忘得一干二净。不知道卡利普先生有没有看过这个新闻？类似的故事多到一个星期也讲不完，都是关于一些人在看了电影后，因为太过向往银幕里的街道、服饰和女人，以致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生活，从此变成废人。无以数计的人们把银幕上的角色当作自己，荒谬的是，他们不仅没有被众人视为“有病”或“变态”甚至我们的新统治者还邀请这些人进入其合伙体系。我们都被弄瞎了眼！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
男主人，也就是如梦的前夫，现在想要知道，难道没有任何政府单位察觉到电影院的兴起与伊斯坦布尔的衰落是成正比的吗？他想要知道，难道妓院和电影院开在同一条路上只是纯粹巧合吗？他进一步想知道，为什么电影院里面都要那么暗，那么彻底而残酷的黑？十年前，他和如梦小姐为了心中深信不疑的一个理念，以化名和假身份居住在这个屋子里。（卡利普的目光不停地追随着他的手指甲。）他们把政治宣言从一个他们从来没去过的国家的语言，翻译成我们“自己的话”同时设法保留原文的风味；他们搜集那些素未谋面的人物的谈话，以此种新文体撰写政治预言，经过打字和影印之后，发给那些他们永远不会遇见的人群。事实上，他们只不过，自然而然地，想要成为另一个人。当他们发现真有人相信了他们的化名，误以为他们就是化名中的人物时，他们多开心呀。
有时候，其中一人会忘掉了在电池厂里长时间工作的疲累，或是写文章和寄发传单的费神时，停下来，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们辗转弄到手的新身份证。在青春的热情与乐观之中，他们常会一时兴起，脱口而出：“我已经洗心革面了！我是个全新的人了！”他们会抓住机会怂恿对方说出这样的话。多亏他们的新身份，他们看见了一个过去未能察觉的新世界，并读出其中的意义：这个世界是一本崭新的百科全书，可以从头读到尾；你读得越多，百科全书就改变得越多，你也随之蜕变；于是，一旦你读完了它，回过头去再从第一册开始重读这个百科全书，这时你会陷入错乱，被书页中新发现的大量新身份弄得晕头转向。（接下来主人的演讲就这样迷失在百科全书比喻的书页丛林里，卡利普一边听着，一边注意到餐具橱的一层架子上，摆放着订报纸时一小册一小册随刊附赠的知识宝库全书。）然而，如今多年以后，他才终于了解，这样的恶性循环其实是“他们”为了模糊焦点而设下的阴谋：我们乐观地以为，当我们变成另一个人、又变成另一个、再另一个之后，还能够返回我们原初的身份，幸福快乐，这都是骗人的。他们夫妻俩走到半路后才明白，自己已经迷失在一大堆标志、文字、宣言、照片、脸孔和枪械之中，再也归纳不出任何意义。那个时候，这栋房子还兀自矗立在荒凉的山丘上。一天夜里，如梦把几件衣物塞进她的小袋子里，回到她的家人身边，回到她认为安全的旧日家庭与生活中。
讲到慷慨激昂处，主人（骨碌碌的眼珠让卡利普不时联想起兔巴哥）站起身来回踱步，弄得昏昏欲睡的卡利普头昏脑涨。他继续解释为什么他认为如果我们想要破解“他们的”把戏，那么我们必须返回源头，回到万物的起点。卡利普先生也看得出来：这栋房子完全符合一个“小布尔乔亚”或“中产阶级”或“传统市民”的住家。室内有包着印花棉布椅套的旧沙发椅、合成纤维的窗帘、边缘画有蝴蝶的瓷釉餐盘、一个难看的“餐具橱”里面藏着只有假日客人来访时会拿出来的糖果盘和从来没用过的利口酒杯组，以及被打得烂烂的退色地毯。他很清楚自己的太太不像如梦——一个受过教育的美丽女人；她比较像他自己的母亲，平庸，单纯，无害（这时太太冲着卡利普和丈夫微微一笑，笑中的含意卡利普读不出来）。她是他的堂妹，他叔叔的女儿。他们的孩子也像他们一样。假使他的父亲还在世，而且还是老样子的话，父亲所建立的生活和他现在过的想必没有两样。这样的生活是他刻意的选择。他清醒地过着此种生活，坚持自己的“真实”身份，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另一个人，以此阻挠一场千年阴谋。
眼前屋子里所有的物品，卡利普先生猜想或许只是碰巧放在这里，但其实它们是根据同一个理由而刻意安排的。壁钟是经过特别挑选的，因为这样的一间房子就需要这种壁钟的滴答声。既然在类似的屋子里，电视这个时候总是开着，因此他们也放任它像盏路灯似的亮着。电视机上面之所以铺着那块针织垫布，是因为这种家庭的电视机上一定得铺块类似的垫布。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结果：餐桌上的凌乱，剪下折价券的报纸被扔在一旁，被拿来当作针线盒用的巧克力礼盒边上沾到的果酱，甚至包括不是由他亲自设计的事情，比如被孩子们折断的形状像耳朵的茶杯柄、晾在恐怖的煤炭炉旁的洗好的衣物。有时候他会停下来观察，仿佛在看一部电影，倾听自己和妻儿谈论的事情、审视全家人围着餐桌坐在椅子上的模样。当他发现，他们的对话和动作正如他们这样的家庭应有的样子时，他满心欢喜。如果说，幸福就是能够有意识地过着自己渴望的生活，那么，他很幸福。除此之外，他不仅达成了幸福的条件，还粉碎了一场千年阴谋，这使得他的快乐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了设法挤出几句话来结束这个话题，卡利普站起身，嘴里一边说外头又开始下雪了，一边跌跌撞撞地走向门口。尽管喝了那么多茶和咖啡，他仍觉得自己随时要昏厥过去。主人挡在前面，卡利普拿不到他的外套，只得听他继续说：
他很遗憾卡利普先生必须回到伊斯坦布尔，那儿是一切堕落的起点。伊斯坦布尔是善恶的指标——别说是住在那里了，就算只是一只脚踏进伊斯坦布尔，也都代表了投降，承认失败。那座可怖的城市如今充斥着过去只有在电影里才看得到的画面。无可救药的人群，破烂的车辆，逐渐沉入水中的桥梁，堆积如山的锡铁罐，遍布坑洞的高速公路，看不懂的巨大字母标志，难以辨识的海报，毫无意义的残破广告牌，颜料斑驳退色的涂鸦，啤酒和香烟的图片，不再呼唤群众祷告的宣礼塔，一堆堆的瓦砾、泥巴和尘土，等等。如此的一片废墟残骸根本没有希望。如果说会有什么复兴运动的话——主人相信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也和他一样在奋力抗拒——他肯定只有可能发生在这里，从这片被贬为“水泥贫民窟”的小区里萌芽，原因在于，惟有这块地区保存了我们最珍贵的本质。身为此小区的创建者、开拓者，他深感骄傲，并且邀请卡利普也加入他们，甚至就是现在。他可以留下来过夜，说不定两人可以来场小小的辩论。
卡利普已经穿上了外套，他向安静的太太和恍惚的孩子们道了再见，打开门，跨出门外。主人仔细端详了一会儿外头的雪，然后清晰地吐出“雪”这个字，专注的神态不禁感染了卡利普。主人曾经认识一位只穿白衣的教长，与他见了面之后，他做了一场全白的梦。纯白的梦境里，他与穆罕默德并肩坐在一辆纯白色凯迪拉克的后座。前座坐着一个他看不见脸的司机，以及穆罕默德的孙子，哈珊与胡赛因，穿着一身雪白。当白色凯迪拉克驶过充满海报、广告、电影和妓院的贝尤鲁时，两个孙子转过头来摆出憎恶的表情，寻求祖父的赞许。
卡利普试着走下积雪覆盖的台阶，但这个家的主人依旧说个不停：并不是说他有多相信梦谕，他只是学会解读神圣的暗示罢了。他祝福卡利普先生和如梦能够运用他的所学，而且显然其他人已经这么做了。
有趣的是，三年前当他政治生涯最为活跃时，他曾以化名发表了一些“全球分析”如今却听见总理一字不漏地复述他当时提出的政治解决方案。可以想见“这些人士”手下有一个消息灵通的情报网络，负责清查国内所有出版品，再冷僻的也不放过，然后把有需要的信息呈报“上去”不久之前，他注意到耶拉撒力克有一篇文章，似乎也是通过同样的途径取得了同样的内容，但这个人是在白费力气：他根本走错了方向，徒然为一个空无的理想，寻找一个错误的解答，他的专栏不过是自我欺骗。
这的确耐人寻味，一位真正信仰者的构想，不知怎的竟被总理和名专栏作家注意到了，并且拿来运用，然而别人却以为这位创始者早已销声匿迹，更没半个人想到要登门拜访。有好一阵子，他考虑向报社揭发真相，告诉他们这两位德高望重的人物犯下了厚颜无耻的抄袭行为，他打算证明，他们剽窃了一篇文章中的文字，甚至原封不动地抄下好几句话，而这篇文章原本刊登在根本没人看过的一份政治小报上。然而揭发内幕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他相当清楚自己必须耐心等待，终有一天这些人会来按他的门铃。卡利普先生的造访——以一个亳无说服力的借口说要找某人的化名线索，雪夜里大老远跑到这偏僻的郊区——显然是个征兆。他要卡利普先生知道他很懂得解读征兆，并且（这时卡利普好不容易走下冰封的街道）他想小声问最后几个问题：
卡利普先生能否再给他的修正主义历史一次机会？为了怕他自己一个人可能找不到路走回大街，或许主人可以陪他走一段？若是这样的话，卡利普什么时候方便再来呢？好吧，那么，能否代他向如梦问一声好呢？
、枪、飞机、衣服——而比起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传教士所使用的教学法，此种手段被证实更为彻底有效。（卡利普很好奇还有谁听过这一串显然事先写好的冗长句子：附近邻居？同事？共乘小巴上的陌生乘客？岳母大人？）色扎德巴斯和贝尤鲁的电影院开张没多久，就造成几百名观众失明。有些人意识到加诸在身上的恐怖阴谋后，决定抗拒，然而他们的怒吼却在警方和脑科医生的压制下噤声。如今，他们只能通过卫生署给那些被新影像弄瞎眼的孩子们发放免费眼镜，以减轻他们内心的反抗情绪。然而终究不是这么容易可以抹平的，零星的冲突还是会爆发。当他看见几条街之外，一个十六岁少年朝一张电影海报发射空包弹时，他很快理解那是为什么。还有一个人，携带了好几罐汽油到一家电影院里，当他在大厅被保镖围捕时，他大声要求对方把他的眼睛还回来。没错，他希望要回他的眼睛，那曾经看见旧日景象的眼睛。还有报纸上以前报道过，有一个马拉蒂亚的牧羊少年，不由自主看电影看上了瘾，结果在短短一个星期内丧失了所有记忆，连回家的路都忘得一干二净。不知道卡利普先生有没有看过这个新闻？类似的故事多到一个星期也讲不完，都是关于一些人在看了电影后，因为太过向往银幕里的街道、服饰和女人，以致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生活，从此变成废人。无以数计的人们把银幕上的角色当作自己，荒谬的是，他们不仅没有被众人视为“有病”或“变态”甚至我们的新统治者还邀请这些人进入其合伙体系。我们都被弄瞎了眼！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
男主人，也就是如梦的前夫，现在想要知道，难道没有任何政府单位察觉到电影院的兴起与伊斯坦布尔的衰落是成正比的吗？他想要知道，难道妓院和电影院开在同一条路上只是纯粹巧合吗？他进一步想知道，为什么电影院里面都要那么暗，那么彻底而残酷的黑？十年前，他和如梦小姐为了心中深信不疑的一个理念，以化名和假身份居住在这个屋子里。（卡利普的目光不停地追随着他的手指甲。）他们把政治宣言从一个他们从来没去过的国家的语言，翻译成我们“自己的话”同时设法保留原文的风味；他们搜集那些素未谋面的人物的谈话，以此种新文体撰写政治预言，经过打字和影印之后，发给那些他们永远不会遇见的人群。事实上，他们只不过，自然而然地，想要成为另一个人。当他们发现真有人相信了他们的化名，误以为他们就是化名中的人物时，他们多开心呀。
有时候，其中一人会忘掉了在电池厂里长时间工作的疲累，或是写文章和寄发传单的费神时，停下来，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们辗转弄到手的新身份证。在青春的热情与乐观之中，他们常会一时兴起，脱口而出：“我已经洗心革面了！我是个全新的人了！”他们会抓住机会怂恿对方说出这样的话。多亏他们的新身份，他们看见了一个过去未能察觉的新世界，并读出其中的意义：这个世界是一本崭新的百科全书，可以从头读到尾；你读得越多，百科全书就改变得越多，你也随之蜕变；于是，一旦你读完了它，回过头去再从第一册开始重读这个百科全书，这时你会陷入错乱，被书页中新发现的大量新身份弄得晕头转向。（接下来主人的演讲就这样迷失在百科全书比喻的书页丛林里，卡利普一边听着，一边注意到餐具橱的一层架子上，摆放着订报纸时一小册一小册随刊附赠的知识宝库全书。）然而，如今多年以后，他才终于了解，这样的恶性循环其实是“他们”为了模糊焦点而设下的阴谋：我们乐观地以为，当我们变成另一个人、又变成另一个、再另一个之后，还能够返回我们原初的身份，幸福快乐，这都是骗人的。他们夫妻俩走到半路后才明白，自己已经迷失在一大堆标志、文字、宣言、照片、脸孔和枪械之中，再也归纳不出任何意义。那个时候，这栋房子还兀自矗立在荒凉的山丘上。一天夜里，如梦把几件衣物塞进她的小袋子里，回到她的家人身边，回到她认为安全的旧日家庭与生活中。
讲到慷慨激昂处，主人（骨碌碌的眼珠让卡利普不时联想起兔巴哥）站起身来回踱步，弄得昏昏欲睡的卡利普头昏脑涨。他继续解释为什么他认为如果我们想要破解“他们的”把戏，那么我们必须返回源头，回到万物的起点。卡利普先生也看得出来：这栋房子完全符合一个“小布尔乔亚”或“中产阶级”或“传统市民”的住家。室内有包着印花棉布椅套的旧沙发椅、合成纤维的窗帘、边缘画有蝴蝶的瓷釉餐盘、一个难看的“餐具橱”里面藏着只有假日客人来访时会拿出来的糖果盘和从来没用过的利口酒杯组，以及被打得烂烂的退色地毯。他很清楚自己的太太不像如梦——一个受过教育的美丽女人；她比较像他自己的母亲，平庸，单纯，无害（这时太太冲着卡利普和丈夫微微一笑，笑中的含意卡利普读不出来）。她是他的堂妹，他叔叔的女儿。他们的孩子也像他们一样。假使他的父亲还在世，而且还是老样子的话，父亲所建立的生活和他现在过的想必没有两样。这样的生活是他刻意的选择。他清醒地过着此种生活，坚持自己的“真实”身份，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另一个人，以此阻挠一场千年阴谋。
眼前屋子里所有的物品，卡利普先生猜想或许只是碰巧放在这里，但其实它们是根据同一个理由而刻意安排的。壁钟是经过特别挑选的，因为这样的一间房子就需要这种壁钟的滴答声。既然在类似的屋子里，电视这个时候总是开着，因此他们也放任它像盏路灯似的亮着。电视机上面之所以铺着那块针织垫布，是因为这种家庭的电视机上一定得铺块类似的垫布。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结果：餐桌上的凌乱，剪下折价券的报纸被扔在一旁，被拿来当作针线盒用的巧克力礼盒边上沾到的果酱，甚至包括不是由他亲自设计的事情，比如被孩子们折断的形状像耳朵的茶杯柄、晾在恐怖的煤炭炉旁的洗好的衣物。有时候他会停下来观察，仿佛在看一部电影，倾听自己和妻儿谈论的事情、审视全家人围着餐桌坐在椅子上的模样。当他发现，他们的对话和动作正如他们这样的家庭应有的样子时，他满心欢喜。如果说，幸福就是能够有意识地过着自己渴望的生活，那么，他很幸福。除此之外，他不仅达成了幸福的条件，还粉碎了一场千年阴谋，这使得他的快乐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了设法挤出几句话来结束这个话题，卡利普站起身，嘴里一边说外头又开始下雪了，一边跌跌撞撞地走向门口。尽管喝了那么多茶和咖啡，他仍觉得自己随时要昏厥过去。主人挡在前面，卡利普拿不到他的外套，只得听他继续说：
他很遗憾卡利普先生必须回到伊斯坦布尔，那儿是一切堕落的起点。伊斯坦布尔是善恶的指标——别说是住在那里了，就算只是一只脚踏进伊斯坦布尔，也都代表了投降，承认失败。那座可怖的城市如今充斥着过去只有在电影里才看得到的画面。无可救药的人群，破烂的车辆，逐渐沉入水中的桥梁，堆积如山的锡铁罐，遍布坑洞的高速公路，看不懂的巨大字母标志，难以辨识的海报，毫无意义的残破广告牌，颜料斑驳退色的涂鸦，啤酒和香烟的图片，不再呼唤群众祷告的宣礼塔，一堆堆的瓦砾、泥巴和尘土，等等。如此的一片废墟残骸根本没有希望。如果说会有什么复兴运动的话——主人相信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也和他一样在奋力抗拒——他肯定只有可能发生在这里，从这片被贬为“水泥贫民窟”的小区里萌芽，原因在于，惟有这块地区保存了我们最珍贵的本质。身为此小区的创建者、开拓者，他深感骄傲，并且邀请卡利普也加入他们，甚至就是现在。他可以留下来过夜，说不定两人可以来场小小的辩论。
卡利普已经穿上了外套，他向安静的太太和恍惚的孩子们道了再见，打开门，跨出门外。主人仔细端详了一会儿外头的雪，然后清晰地吐出“雪”这个字，专注的神态不禁感染了卡利普。主人曾经认识一位只穿白衣的教长，与他见了面之后，他做了一场全白的梦。纯白的梦境里，他与穆罕默德并肩坐在一辆纯白色凯迪拉克的后座。前座坐着一个他看不见脸的司机，以及穆罕默德的孙子，哈珊与胡赛因，穿着一身雪白。当白色凯迪拉克驶过充满海报、广告、电影和妓院的贝尤鲁时，两个孙子转过头来摆出憎恶的表情，寻求祖父的赞许。
卡利普试着走下积雪覆盖的台阶，但这个家的主人依旧说个不停：并不是说他有多相信梦谕，他只是学会解读神圣的暗示罢了。他祝福卡利普先生和如梦能够运用他的所学，而且显然其他人已经这么做了。
有趣的是，三年前当他政治生涯最为活跃时，他曾以化名发表了一些“全球分析”如今却听见总理一字不漏地复述他当时提出的政治解决方案。可以想见“这些人士”手下有一个消息灵通的情报网络，负责清查国内所有出版品，再冷僻的也不放过，然后把有需要的信息呈报“上去”不久之前，他注意到耶拉撒力克有一篇文章，似乎也是通过同样的途径取得了同样的内容，但这个人是在白费力气：他根本走错了方向，徒然为一个空无的理想，寻找一个错误的解答，他的专栏不过是自我欺骗。
这的确耐人寻味，一位真正信仰者的构想，不知怎的竟被总理和名专栏作家注意到了，并且拿来运用，然而别人却以为这位创始者早已销声匿迹，更没半个人想到要登门拜访。有好一阵子，他考虑向报社揭发真相，告诉他们这两位德高望重的人物犯下了厚颜无耻的抄袭行为，他打算证明，他们剽窃了一篇文章中的文字，甚至原封不动地抄下好几句话，而这篇文章原本刊登在根本没人看过的一份政治小报上。然而揭发内幕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他相当清楚自己必须耐心等待，终有一天这些人会来按他的门铃。卡利普先生的造访——以一个亳无说服力的借口说要找某人的化名线索，雪夜里大老远跑到这偏僻的郊区——显然是个征兆。他要卡利普先生知道他很懂得解读征兆，并且（这时卡利普好不容易走下冰封的街道）他想小声问最后几个问题：
卡利普先生能否再给他的修正主义历史一次机会？为了怕他自己一个人可能找不到路走回大街，或许主人可以陪他走一段？若是这样的话，卡利普什么时候方便再来呢？好吧，那么，能否代他向如梦问一声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