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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报纸沉醉于这种罪恶的描摹，使之成为人们每天必须经过的“杀人橱窗”其对暴力与血腥的过度渲染使人们渐渐失去了同情心，变得麻木。
6月24日，广州市番禺区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一位女子在自己家的别墅内被谋财害命。除了歹徒的猖狂，当地某家报纸对这起凶杀案的报道同样让我震惊。想必是为了给读者带来视觉冲击，该报特意为千万富婆番禺别墅遭砍脖一文，制作了两张三维图片摸拟凶案现场。一幅是歹徒举刀朝女子的脖子上砍去，另一幅则是该女子倒在地板上的情景。血从裂开的脖子与捅破的腹部流到了地板上。如此精雕细刻的一篇新闻，只为衬托文中那一行字———“据知情者说，谭某的腹部和脖子上各被砍一刀。”
一方面，对这种为了取悦读者而制造出来的血腥场景，我充满了厌恶。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对血腥与暴力的喂养是中外许多媒体共同追求的一个东西，它们背后有着强大的文化与心理的支撑。
人类为什么迷醉于暴力？在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传播学家l弗林特在报纸的良知中为我们转述的他从一位新闻协会高官那里听到的一件趣事：
有10位牧师拜访一位主编，抗议他在头版尽登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忽略更有意义的大事。这位主编的回答是：“这间屋有两扇门。如果我告诉你，一分钟之后，埃利奥特校长会从左边的门进来，詹姆斯j杰弗里斯(美国重量级拳王)会从右边的门进来，你们当中的9个人会看着右边的门。”
这位官员由此解释：获得世界冠军的拳击手要比一位大学校长有吸引力，是因为冠军拳手诉诸了我们内心的原始欲望。美国的文明和文化仍然比较新，上面的油彩还没干呢。仅仅几个世纪之前，我们的祖先还是野人，每个人都为保护自己的女人、孩子和食物在和同伴打仗。
应该说，正是出于对观众“血腥审美”的迎合，许多大众媒体更热衷于描述死亡的过程与场面，而不是探究死亡发生的原因。有些时候，甚至死亡的人数也是不重要的，比如，对电视媒体来说“鲨鱼杀人”就要比“椰子杀人”更能吸引观众。即使统计表明掉下来的椰子每年在全球范围内导致的死亡人数是由于鲨鱼袭击而死亡的人数的15倍。
为什么伊拉克战争爆发时，一些人团坐在电视机前品头论足，兴奋异常？此情此景，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心早已飞回了古罗马。至少，在那里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一种相同的东西———嗜血的隐秘的欲望。
角斗士你死我活地打斗，臣民歇斯底里地喊叫，以及帝王为收获民意而上下翻动的拇指，为我们见证了世界上最古老的“面包与马戏”、最精致的“以死娱民”有关此一“娱民政策”的最经典的旁白，莫过于影片角斗士里的那句著名台词———“罗马的脉搏，不是长老院里的云石，而是竞技场上的黄沙”
今天，当我们路过罗马，曾经旌旗猎猎的娱乐场所多已倒在断壁残垣之中，然而，类似的血腥屠戮并未销声匿迹。至少，西班牙的斗牛表演仍在不停地揭开这道古老的伤口。或许正是因为感到了随之而来的疼痛，在今天的欧洲大街上，我们偶尔也会看到一些赤手空拳、赤身裸体的反抗者，他们将自己打扮成头上长角的“牛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一边抖动着胸前的“猛牛酸酸乳”一边高喊着“要做ài，不要斗牛”的口号。
斗牛文化在中国同样受到抵制。几年前，北京大兴区曾有意建立亚洲最大的、拥有数千坐席的斗牛场，引进美式斗牛和西班牙式斗牛。这一无底线的拿来主义受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反对，因为一个心理健全的人不应当以虐待动物为乐，一个文明的社会也不应当容许残害动物的现象存在。另一方面，由于遭受种种道义上的压力，甚至连西班牙政府也在考虑建设“无斗牛城市”反对者同样认为，这种把少数人的快乐建立在动物痛苦之上的血淋淋场面，与中国文化不符。
当然，拒绝斗牛场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没有类似的文化传播。现代传播学同样将角斗场视为大众传媒最早的源头。由于中国没有建立起必要的影视分级制度，在某种意义上说，电视已经变成了现代版的“不设防的斗兽场”因为渲染暴力与复仇文化的剧情在电视里随处可见。打开电视，闭上眼睛，只需用耳朵去听，相信没多久你便会抓到那句哭哭啼啼的台词———“我要报仇！”
思想史就是一部说人性坏话的历史，马斯洛曾经如此感慨。这一点似乎同样表现在报纸动机层次上，只有灾难、惊心动魄的突发事件才值得关注，生活的光明面因此被媒体忽视掉了。生活被简化成一场决斗，一场零和游戏，一方是征服者，另一方是被征服者。一方大获全胜，另一方就一败涂地，就像那位躺在三维图片里的可怜的女人，她栩栩如生地倒在“传媒角斗场”上。
当报纸沉醉于这种罪恶的描摹，使之成为人们每天必须经过的“杀人橱窗”其对暴力与血腥的过度渲染使人们渐渐失去了同情心，变得麻木。阅读使人失去爱心，这将是多么吊诡而失败的现实！
21世纪，我们该怎样哺育和记录文明？在此我们不妨温习一下威尔杜兰特写在世界文明史开篇中的一段话：
“文明就像是一条筑有河岸的河流。河流中流淌的鲜血是人们相互残杀、偷窃、争斗的结果，这些通常就是历史学家们所记录的内容。而他们没有注意的是，在河岸上，人们建立家园，相亲相爱，养育子女，歌唱，谱写诗歌，甚至创作雕塑。”
当报纸沉醉于这种罪恶的描摹，使之成为人们每天必须经过的“杀人橱窗”其对暴力与血腥的过度渲染使人们渐渐失去了同情心，变得麻木。
6月24日，广州市番禺区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一位女子在自己家的别墅内被谋财害命。除了歹徒的猖狂，当地某家报纸对这起凶杀案的报道同样让我震惊。想必是为了给读者带来视觉冲击，该报特意为千万富婆番禺别墅遭砍脖一文，制作了两张三维图片摸拟凶案现场。一幅是歹徒举刀朝女子的脖子上砍去，另一幅则是该女子倒在地板上的情景。血从裂开的脖子与捅破的腹部流到了地板上。如此精雕细刻的一篇新闻，只为衬托文中那一行字———“据知情者说，谭某的腹部和脖子上各被砍一刀。”
一方面，对这种为了取悦读者而制造出来的血腥场景，我充满了厌恶。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对血腥与暴力的喂养是中外许多媒体共同追求的一个东西，它们背后有着强大的文化与心理的支撑。
人类为什么迷醉于暴力？在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传播学家l弗林特在报纸的良知中为我们转述的他从一位新闻协会高官那里听到的一件趣事：
有10位牧师拜访一位主编，抗议他在头版尽登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忽略更有意义的大事。这位主编的回答是：“这间屋有两扇门。如果我告诉你，一分钟之后，埃利奥特校长会从左边的门进来，詹姆斯j杰弗里斯(美国重量级拳王)会从右边的门进来，你们当中的9个人会看着右边的门。”
这位官员由此解释：获得世界冠军的拳击手要比一位大学校长有吸引力，是因为冠军拳手诉诸了我们内心的原始欲望。美国的文明和文化仍然比较新，上面的油彩还没干呢。仅仅几个世纪之前，我们的祖先还是野人，每个人都为保护自己的女人、孩子和食物在和同伴打仗。
应该说，正是出于对观众“血腥审美”的迎合，许多大众媒体更热衷于描述死亡的过程与场面，而不是探究死亡发生的原因。有些时候，甚至死亡的人数也是不重要的，比如，对电视媒体来说“鲨鱼杀人”就要比“椰子杀人”更能吸引观众。即使统计表明掉下来的椰子每年在全球范围内导致的死亡人数是由于鲨鱼袭击而死亡的人数的15倍。
为什么伊拉克战争爆发时，一些人团坐在电视机前品头论足，兴奋异常？此情此景，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心早已飞回了古罗马。至少，在那里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一种相同的东西———嗜血的隐秘的欲望。
角斗士你死我活地打斗，臣民歇斯底里地喊叫，以及帝王为收获民意而上下翻动的拇指，为我们见证了世界上最古老的“面包与马戏”、最精致的“以死娱民”有关此一“娱民政策”的最经典的旁白，莫过于影片角斗士里的那句著名台词———“罗马的脉搏，不是长老院里的云石，而是竞技场上的黄沙”
今天，当我们路过罗马，曾经旌旗猎猎的娱乐场所多已倒在断壁残垣之中，然而，类似的血腥屠戮并未销声匿迹。至少，西班牙的斗牛表演仍在不停地揭开这道古老的伤口。或许正是因为感到了随之而来的疼痛，在今天的欧洲大街上，我们偶尔也会看到一些赤手空拳、赤身裸体的反抗者，他们将自己打扮成头上长角的“牛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一边抖动着胸前的“猛牛酸酸乳”一边高喊着“要做ài，不要斗牛”的口号。
斗牛文化在中国同样受到抵制。几年前，北京大兴区曾有意建立亚洲最大的、拥有数千坐席的斗牛场，引进美式斗牛和西班牙式斗牛。这一无底线的拿来主义受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反对，因为一个心理健全的人不应当以虐待动物为乐，一个文明的社会也不应当容许残害动物的现象存在。另一方面，由于遭受种种道义上的压力，甚至连西班牙政府也在考虑建设“无斗牛城市”反对者同样认为，这种把少数人的快乐建立在动物痛苦之上的血淋淋场面，与中国文化不符。
当然，拒绝斗牛场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没有类似的文化传播。现代传播学同样将角斗场视为大众传媒最早的源头。由于中国没有建立起必要的影视分级制度，在某种意义上说，电视已经变成了现代版的“不设防的斗兽场”因为渲染暴力与复仇文化的剧情在电视里随处可见。打开电视，闭上眼睛，只需用耳朵去听，相信没多久你便会抓到那句哭哭啼啼的台词———“我要报仇！”
思想史就是一部说人性坏话的历史，马斯洛曾经如此感慨。这一点似乎同样表现在报纸动机层次上，只有灾难、惊心动魄的突发事件才值得关注，生活的光明面因此被媒体忽视掉了。生活被简化成一场决斗，一场零和游戏，一方是征服者，另一方是被征服者。一方大获全胜，另一方就一败涂地，就像那位躺在三维图片里的可怜的女人，她栩栩如生地倒在“传媒角斗场”上。
当报纸沉醉于这种罪恶的描摹，使之成为人们每天必须经过的“杀人橱窗”其对暴力与血腥的过度渲染使人们渐渐失去了同情心，变得麻木。阅读使人失去爱心，这将是多么吊诡而失败的现实！
21世纪，我们该怎样哺育和记录文明？在此我们不妨温习一下威尔杜兰特写在世界文明史开篇中的一段话：
“文明就像是一条筑有河岸的河流。河流中流淌的鲜血是人们相互残杀、偷窃、争斗的结果，这些通常就是历史学家们所记录的内容。而他们没有注意的是，在河岸上，人们建立家园，相亲相爱，养育子女，歌唱，谱写诗歌，甚至创作雕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