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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人本来可以幸存,却在最后一刻被吞没。他们的灾难,与别人的不幸很不一样。很少有人理解,被动卷裹,与慷慨投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命运。
1948年,东京郊边一些挨过猛烈轰炸的城市,也开始重建。在伊势崎,铲车向一幢只剩下残垣断壁的房子隆隆推来。司机突然发现前面墙上有竖写的一行行如图画的字。他扳上闸,跳下来看个仔细。墙上歪斜着一幅山水画,烧得只剩下三分之一了,还有一台钢琴,已炸烂,看来这是间挺讲究的客厅的里墙。
他凑近一看,全是汉字,有的字能猜,但前前后后连成行,就弄不懂了。他觉得奇怪,便到施工办公室打电话。
美国军警的吉普车马上赶来,从车上跳下几个美国军人,跑上杂草丛生歪斜的石阶。这是冷战开始的年代,日本人已经有了新的盟友、新的敌人。美国军人动作敏捷,神情严峻,他们仔细巡视周围,察看有无异情,对着墙上拍照片。一个看上去能懂文字的人,对带队来的军官说了一些话,他怀疑这些字迹是间谍的联络暗号。
那位军官退后两步,看那墙:笔迹浓淡不一,最早的字已经被风雨洗得很淡,一行行弯弯扭扭的竖排方块字对他来说,只是神秘莫测的符号:
我回长春去找你
我也赶回长春去
我再回长春去
我也赶回
我在找你死活也要找到你
我已经找到你在梦里
就在同一天,在千里之遥的另一个城市长春,另一批人,冷战的另一边,也在清理战争的遗迹,也在惊异于一行行类似的字迹。
那是个该记住的日子,长春电影制片厂成立,这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建立的第一个电影制片厂。街上鞭炮雷鸣,扩音机里是喜气洋洋的秧歌锣鼓。1945年末从日本人主持的“满映”拆走的设备,已经从外省运回,正在重新安装。
就在接装设备时,录音棚技术人员发现女演员化妆室前墙,有一排排歪歪斜斜的字。一群旧满映的男女同事,听说了,呼三喊四地拥过来看。他们站进房间里看,先是稀稀拉拉,不一会就挤满人。
门对着空白的窗,右手边以前搁着椅桌,现在只剩下残破的大镜框和震裂的镜子。尖利的碎片还留在墙上,可能都怕被划破手指,也可能一直无人管这阴气森森的房间,墙角挂着蛛网,地上满是尘埃。有人不怕喷得一身灰,去拉开那道肮脏的窗帘,顿时房间变得明亮。
破裂的镜子,此刻照着看热闹的人,他们割得奇奇怪怪的眼睛,统统朝向一个方向――左边光秃秃的大白墙上的一排排浓浓淡淡颜色各异的字迹:
我去东京找你
我也赶回东京
又去东京
找到你才活得下去
马上就要找到你了别急
字行不连贯,语句凌乱。似乎是这个意思,似乎是那个意思。但大部人马上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有个男士显聪明,读出声来。有个头发花白的人进来看了一眼,说很久前,其中有些字就在墙上。此话引来更多的人,一时间议论纷纷,破裂的镜子,扑了一层灰,重叠着太多惊异的脸。
那几年前便开始的故事,凡是满映的人,都耳熟能详,并不新鲜。可是这些浓浓淡淡的字,突然把人们已忘掉的记忆,重新演出一番,就像银幕上又放出了昔日的电影。这时窗外一大块乌云移近,房间里光线诡异。大片的色彩,压低了人的说话声和脚步声。也是的,这慢慢靠近或离开的一双脚,拐一个走廊转一个过道,或许就是另外一双脚,甚至是另外一双剥离了性别的鞋。
1945年三月,长春的日子不像这阵子消停。每个儿子有个命里的娘,当他长大,却发现过去的一切,早就随着尖叫消失。
那个春天,长春还叫新京,飘着满洲国旗帜。人人都明白,十多年来日本占领满洲,似乎这个“共存共荣”的基地不可动摇,可现在是走到了头。盟军强渡莱茵河,俄国军队势如破竹进入东欧。在东亚,英美夺回缅甸与菲律宾,迫近日军本土。轴心国败局无可扭转,这个结束已经开始,这点无论什么人都知道,就是不知道这个结束将怎样结束。
面临剧变,每个人都打起自己的小算盘。满洲株式会社映画协会的日本总裁兼总导演山崎修治,拼命赶着完成新片绿衣。他个子在日本人中显高,脸略瘦屑,鬓角冒出几根白发。他穿着睡衣,一早就在听收音机,边听边整理他的床。和以往不同的是,不想洗澡,感觉肚子饿得厉害,便开始准备早餐。
差不多五分钟吃了两个面包,一杯牛奶。还是觉得不够。他又去厨房取了个生鸡蛋,砸到热腾腾的咖啡里,看着鸡蛋皮上的一层晶莹,用勺搅着杯里的咖啡,喝了一半,取了根雪茄,却放在桌上。这个战前日本电影界有名的欧洲派人物,担任满映总裁,政治责任再大,也没法让他改变生活习惯。
关了收音机,室内静得呼得见心跳。他这才往浴室去,纳闷:还有相当一段日子可以一搏,我的艺术生命还长着呐,为什么心里惴惴不安?
满映的配音室不大,但设备是全套德国进口,功能第一流。墙上的银幕正在放尚未加声带的毛片。山崎修治想起他未喝完的那杯冲了生鸡蛋的咖啡,以及在清晨时留给自己的那个莫名的疑问。他嘴角露出一丝不让人留意地冷笑,其实无需多捉摸,根本就不存在值得恐慌的事!他正在做的这电影,会是他在中国的最后一部电影,将给满映八年一个句号。他戴着白手套的左手握成一个拳头,当初的决定当然是对的:他自己指挥乐队,以便让电影能及时制作完成。
散散乱乱的调音声中,这个拳头搁在面前的乐谱上。他拿指挥捧的右手抬了起来,整个乐队像箭搭上了弦,他左手的拳头也抬了起来,猛地朝乐队摊开,如武士剑出鞘一样,乐声轰然响起。在第一段雄壮的合奏之后,舒缓的旋律渐渐展开。音乐从地底涌起,在天花板上旋转着退回,由他一把兜底收起来,又撒开去。他快乐地看见全场的眼睛都闪亮起来。
有听凭他控制的音乐真好,山崎心里一个感叹,这是最美的一段变奏,他习惯性地在此半闭上眼。音乐回到最后的一个展开,等着从回旋往返中跳向预知的目的地。但是那熟悉之极的音符在一个回旋后,突然开出了轨道。山崎像迎面被人击了一掌,惊奇地睁开眼睛,马上明白是一个圆号手吹错了半个节奏,他眼光扫向左旁那个圆号手。他的手从空中直指过去,乐器错错落落停了下来。圆号手却一点没有发现是自己的错,虽然把圆号放下,一张脸上一点反应也没有。
山崎愤怒地用指挥捧打乐谱架,声音不大,但是极为严厉:
“你,你!慢了半拍!”
他胡子刮得干净,一身西式乐队指挥的燕尾服,身体却笔直挺拔,很像一个军官。也许知道整个乐队全是中国人,他有种特殊的傲慢。
乐队停了下来,那个圆号手茫然地看着山崎,山崎按捺住火气,简短地说:“再来一遍!”
这一遍山崎没有那么陶醉的感觉,只是关注整部机器有节奏的运转。但是圆号手还是在同样的地方落后半个节拍。整个乐队哗然,大家都停下看这出戏怎么演下去。山崎手指那圆号手,叫他站起来。站起来的圆号手,就是个活人,不是乐队的一个有机部分。这圆号手瘦高个儿,脸却很稚气,最多只有十六七岁,一个少年,他垂着头依然显得高。
山崎厉声喝道:“你,滚出去!”
少年拿起圆号,气乎乎地朝门外走去。
“你大笨蛋!”山崎愤怒地说。“你给我站在门口,好好听着!”
山崎的声音太威厉,少年停住了,乖乖地站立在后墙边。这次乐队顺利地走了一遍,但是没有圆号在高潮加入,明显音色不够亮剔。感觉就是一只飞远的鹤濡湿了翅膀,在空中艰涩地颠簸了一段,随风坠落下来。
玉子来到录音棚时,打扮得齐楚。她脱下毛皮大衣,挂好在走廊一侧自己专用的化妆室里。她里面穿着一身花鸟图案暗纹的绿绸衣,不像旗袍也不像和服,是一种连衣裙,东北人说俄语名儿――“布拉吉”
连衣裙很紧身,后腰上有半条带子,束在背后,更显出腰身;月形衣领,托着玉子白皙的脖颈;裙边盖到膝盖下一点,就那么一点,恰到妙处,露出她紧结的小腿。
那袖子式样也特别,挑肩,束袖口;疾步走路时闪闪飘飞,与腿踢起的裙边一路生风,惹得所有的人不由自主地想多看几眼。
在注视的射击中走路,在年轻时就不别扭,现在已成为一种享受。玉子那只戴着银镯的手,把挽成一个髻的发式弄松,让头发自然地垂下肩来。她脱掉高跟棕色牛皮鞋,穿上没有声音的软底鞋,才拧开化妆室的门,穿过演奏厅后面过道,匆匆朝录音室走去。站在墙角的少年像是在让路,撞在墙边的一个什么东西,发出一声怪声响,却未引起玉子半分注意。室内坐着录音师和助手两人,正在叹气。
玉子问录音师“我刚从摄影棚过来,没有迟到吧?”
录音师说:“算是没有。还没有开始试录!乐队今天排得不顺利,山崎导演发脾气了。”
玉子皱皱眉头:“最近他脾气挺大。”
录音师戴着镀金框的眼镜,人看上去极老实,话说出来却放肆:“这个最会来一套君子风度的日本人,也按捺不住了。”
助手递给玉子一杯茶,她喝了一口,问起山崎发火的事,录音师告诉了她,并给她哼了下圆号吹出的“错处”她眼睛顿时一亮,转身隔着玻璃,看演奏室里无精打采的乐队,再转眼看那个被羞辱地站在墙边的少年。她刚才经过那儿时,甚至都未朝他晃一... -->>
那些人本来可以幸存,却在最后一刻被吞没。他们的灾难,与别人的不幸很不一样。很少有人理解,被动卷裹,与慷慨投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命运。
1948年,东京郊边一些挨过猛烈轰炸的城市,也开始重建。在伊势崎,铲车向一幢只剩下残垣断壁的房子隆隆推来。司机突然发现前面墙上有竖写的一行行如图画的字。他扳上闸,跳下来看个仔细。墙上歪斜着一幅山水画,烧得只剩下三分之一了,还有一台钢琴,已炸烂,看来这是间挺讲究的客厅的里墙。
他凑近一看,全是汉字,有的字能猜,但前前后后连成行,就弄不懂了。他觉得奇怪,便到施工办公室打电话。
美国军警的吉普车马上赶来,从车上跳下几个美国军人,跑上杂草丛生歪斜的石阶。这是冷战开始的年代,日本人已经有了新的盟友、新的敌人。美国军人动作敏捷,神情严峻,他们仔细巡视周围,察看有无异情,对着墙上拍照片。一个看上去能懂文字的人,对带队来的军官说了一些话,他怀疑这些字迹是间谍的联络暗号。
那位军官退后两步,看那墙:笔迹浓淡不一,最早的字已经被风雨洗得很淡,一行行弯弯扭扭的竖排方块字对他来说,只是神秘莫测的符号:
我回长春去找你
我也赶回长春去
我再回长春去
我也赶回
我在找你死活也要找到你
我已经找到你在梦里
就在同一天,在千里之遥的另一个城市长春,另一批人,冷战的另一边,也在清理战争的遗迹,也在惊异于一行行类似的字迹。
那是个该记住的日子,长春电影制片厂成立,这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建立的第一个电影制片厂。街上鞭炮雷鸣,扩音机里是喜气洋洋的秧歌锣鼓。1945年末从日本人主持的“满映”拆走的设备,已经从外省运回,正在重新安装。
就在接装设备时,录音棚技术人员发现女演员化妆室前墙,有一排排歪歪斜斜的字。一群旧满映的男女同事,听说了,呼三喊四地拥过来看。他们站进房间里看,先是稀稀拉拉,不一会就挤满人。
门对着空白的窗,右手边以前搁着椅桌,现在只剩下残破的大镜框和震裂的镜子。尖利的碎片还留在墙上,可能都怕被划破手指,也可能一直无人管这阴气森森的房间,墙角挂着蛛网,地上满是尘埃。有人不怕喷得一身灰,去拉开那道肮脏的窗帘,顿时房间变得明亮。
破裂的镜子,此刻照着看热闹的人,他们割得奇奇怪怪的眼睛,统统朝向一个方向――左边光秃秃的大白墙上的一排排浓浓淡淡颜色各异的字迹:
我去东京找你
我也赶回东京
又去东京
找到你才活得下去
马上就要找到你了别急
字行不连贯,语句凌乱。似乎是这个意思,似乎是那个意思。但大部人马上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有个男士显聪明,读出声来。有个头发花白的人进来看了一眼,说很久前,其中有些字就在墙上。此话引来更多的人,一时间议论纷纷,破裂的镜子,扑了一层灰,重叠着太多惊异的脸。
那几年前便开始的故事,凡是满映的人,都耳熟能详,并不新鲜。可是这些浓浓淡淡的字,突然把人们已忘掉的记忆,重新演出一番,就像银幕上又放出了昔日的电影。这时窗外一大块乌云移近,房间里光线诡异。大片的色彩,压低了人的说话声和脚步声。也是的,这慢慢靠近或离开的一双脚,拐一个走廊转一个过道,或许就是另外一双脚,甚至是另外一双剥离了性别的鞋。
1945年三月,长春的日子不像这阵子消停。每个儿子有个命里的娘,当他长大,却发现过去的一切,早就随着尖叫消失。
那个春天,长春还叫新京,飘着满洲国旗帜。人人都明白,十多年来日本占领满洲,似乎这个“共存共荣”的基地不可动摇,可现在是走到了头。盟军强渡莱茵河,俄国军队势如破竹进入东欧。在东亚,英美夺回缅甸与菲律宾,迫近日军本土。轴心国败局无可扭转,这个结束已经开始,这点无论什么人都知道,就是不知道这个结束将怎样结束。
面临剧变,每个人都打起自己的小算盘。满洲株式会社映画协会的日本总裁兼总导演山崎修治,拼命赶着完成新片绿衣。他个子在日本人中显高,脸略瘦屑,鬓角冒出几根白发。他穿着睡衣,一早就在听收音机,边听边整理他的床。和以往不同的是,不想洗澡,感觉肚子饿得厉害,便开始准备早餐。
差不多五分钟吃了两个面包,一杯牛奶。还是觉得不够。他又去厨房取了个生鸡蛋,砸到热腾腾的咖啡里,看着鸡蛋皮上的一层晶莹,用勺搅着杯里的咖啡,喝了一半,取了根雪茄,却放在桌上。这个战前日本电影界有名的欧洲派人物,担任满映总裁,政治责任再大,也没法让他改变生活习惯。
关了收音机,室内静得呼得见心跳。他这才往浴室去,纳闷:还有相当一段日子可以一搏,我的艺术生命还长着呐,为什么心里惴惴不安?
满映的配音室不大,但设备是全套德国进口,功能第一流。墙上的银幕正在放尚未加声带的毛片。山崎修治想起他未喝完的那杯冲了生鸡蛋的咖啡,以及在清晨时留给自己的那个莫名的疑问。他嘴角露出一丝不让人留意地冷笑,其实无需多捉摸,根本就不存在值得恐慌的事!他正在做的这电影,会是他在中国的最后一部电影,将给满映八年一个句号。他戴着白手套的左手握成一个拳头,当初的决定当然是对的:他自己指挥乐队,以便让电影能及时制作完成。
散散乱乱的调音声中,这个拳头搁在面前的乐谱上。他拿指挥捧的右手抬了起来,整个乐队像箭搭上了弦,他左手的拳头也抬了起来,猛地朝乐队摊开,如武士剑出鞘一样,乐声轰然响起。在第一段雄壮的合奏之后,舒缓的旋律渐渐展开。音乐从地底涌起,在天花板上旋转着退回,由他一把兜底收起来,又撒开去。他快乐地看见全场的眼睛都闪亮起来。
有听凭他控制的音乐真好,山崎心里一个感叹,这是最美的一段变奏,他习惯性地在此半闭上眼。音乐回到最后的一个展开,等着从回旋往返中跳向预知的目的地。但是那熟悉之极的音符在一个回旋后,突然开出了轨道。山崎像迎面被人击了一掌,惊奇地睁开眼睛,马上明白是一个圆号手吹错了半个节奏,他眼光扫向左旁那个圆号手。他的手从空中直指过去,乐器错错落落停了下来。圆号手却一点没有发现是自己的错,虽然把圆号放下,一张脸上一点反应也没有。
山崎愤怒地用指挥捧打乐谱架,声音不大,但是极为严厉:
“你,你!慢了半拍!”
他胡子刮得干净,一身西式乐队指挥的燕尾服,身体却笔直挺拔,很像一个军官。也许知道整个乐队全是中国人,他有种特殊的傲慢。
乐队停了下来,那个圆号手茫然地看着山崎,山崎按捺住火气,简短地说:“再来一遍!”
这一遍山崎没有那么陶醉的感觉,只是关注整部机器有节奏的运转。但是圆号手还是在同样的地方落后半个节拍。整个乐队哗然,大家都停下看这出戏怎么演下去。山崎手指那圆号手,叫他站起来。站起来的圆号手,就是个活人,不是乐队的一个有机部分。这圆号手瘦高个儿,脸却很稚气,最多只有十六七岁,一个少年,他垂着头依然显得高。
山崎厉声喝道:“你,滚出去!”
少年拿起圆号,气乎乎地朝门外走去。
“你大笨蛋!”山崎愤怒地说。“你给我站在门口,好好听着!”
山崎的声音太威厉,少年停住了,乖乖地站立在后墙边。这次乐队顺利地走了一遍,但是没有圆号在高潮加入,明显音色不够亮剔。感觉就是一只飞远的鹤濡湿了翅膀,在空中艰涩地颠簸了一段,随风坠落下来。
玉子来到录音棚时,打扮得齐楚。她脱下毛皮大衣,挂好在走廊一侧自己专用的化妆室里。她里面穿着一身花鸟图案暗纹的绿绸衣,不像旗袍也不像和服,是一种连衣裙,东北人说俄语名儿――“布拉吉”
连衣裙很紧身,后腰上有半条带子,束在背后,更显出腰身;月形衣领,托着玉子白皙的脖颈;裙边盖到膝盖下一点,就那么一点,恰到妙处,露出她紧结的小腿。
那袖子式样也特别,挑肩,束袖口;疾步走路时闪闪飘飞,与腿踢起的裙边一路生风,惹得所有的人不由自主地想多看几眼。
在注视的射击中走路,在年轻时就不别扭,现在已成为一种享受。玉子那只戴着银镯的手,把挽成一个髻的发式弄松,让头发自然地垂下肩来。她脱掉高跟棕色牛皮鞋,穿上没有声音的软底鞋,才拧开化妆室的门,穿过演奏厅后面过道,匆匆朝录音室走去。站在墙角的少年像是在让路,撞在墙边的一个什么东西,发出一声怪声响,却未引起玉子半分注意。室内坐着录音师和助手两人,正在叹气。
玉子问录音师“我刚从摄影棚过来,没有迟到吧?”
录音师说:“算是没有。还没有开始试录!乐队今天排得不顺利,山崎导演发脾气了。”
玉子皱皱眉头:“最近他脾气挺大。”
录音师戴着镀金框的眼镜,人看上去极老实,话说出来却放肆:“这个最会来一套君子风度的日本人,也按捺不住了。”
助手递给玉子一杯茶,她喝了一口,问起山崎发火的事,录音师告诉了她,并给她哼了下圆号吹出的“错处”她眼睛顿时一亮,转身隔着玻璃,看演奏室里无精打采的乐队,再转眼看那个被羞辱地站在墙边的少年。她刚才经过那儿时,甚至都未朝他晃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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