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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过得快如飞箭！算一算，田福军从省里回到黄原任职已经有两年的时光；他在这个贫困的家乡所在地区任一把手也已经有一年多了。
两年之间，不仅黄原地区，整个中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呀！许多不久前人们连想也不敢想的事，现在却成了我们生活中最一般的现象。中国的变化震动了资本主义国家，震动了社会主义国家，也震动了中国自己。
阐述这个变化的深远历史意义也许不是小说所能胜任的。我们只是在描绘这个历史大背景下人们的生活时，不由地感叹：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如此深刻而又富于戏剧性的历程！现在还是孩子的人们，将不会全部理解我们这代人对生活的那种复杂的体验。
是的，我们经历了一个大时代。我们穿越过各种历史的暴风骤雨。上至领袖人物，下至普通老百姓，身上和心上都不同程度地留下了伤痕。甚至在我们生命结束之前，也许还不会看到这个社会的完全成熟，而大概只能看出一个大的趋势来。但我们仍然有理由为自己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而感到自豪！我们这代人所做的可能仅仅是，用我们的经验、教训、泪水、汗水和鲜血掺合的混凝土，为中国光辉的未来打下一个基础。毫无疑问，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社会和我们自身的局限以及种种缺陷弊端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决不能成为倒退的口实。应该明白，这些局限和缺陷是社会进步到更高阶段上产生的。
可是，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坚持前行的人们，步履总是十分艰难的。中国式的改革就会遇到中国式的阻力。
近一年多来，有关田福军的告状信不断头地从黄原飞向省城和北京。中国的其它事干起来不容易。但告状倒相当简便——八分人民币买一张邮票就可以了。这些信件寄到了中央纪委、省纪委、中组部、省组织部和中央以及省的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更多的信直接寄给了省委正副书记个人手里。告状信的内容五花八门，从政治错误，经济犯罪一直到男女关系。如果这些问题都能落实，田福军恐怕够判死刑了。
福军知道有人告他。他也知道省纪委和省委组织部来调查过他的“问题”但他不知道告他告得如此猛烈；也不知道这场“倒田运动”的幕后人物是他的副手高凤阁。
地委副书记高凤阁是黄原前地委书记苗凯多年精心培养的接班人——接他自己班的人。但由于田福军从省上“杀”回来，高凤阁没有当成专员，当然就更当不成地委书记了。苗凯调离后，高凤阁窝着一肚子不舒服，便开始在暗中鼓动苗凯手上用过的一些对田福军心怀不满的人，大量给田福军制造“罪证”
起先的时候，省委并没有特别重视有关田福军的这些告状信。根据一贯的经验，一位新任领导免不了要遭受一些人的反对。后来，告状信越来越多。同时兼任省纪委书记的省委常务副书记吴斌，便指示省纪委派人到黄原去调查田福军的问题。当然，苗凯同志也给这位老上级耳朵里灌了不少田福军的情况”
但省纪委的人没有调查出田福军的什么大问题；许多告他的信纯属凭空捏造。事情随之也就不了了之。可是，告田福军的信仍然有增无减；而且后来的告状信都直接寄给了省委书记乔伯年的办公室。
本来，省委书记乔伯年这两年对南北山区几个地区的工作，还是较为满意的。这些地区大部分都实行了生产责任制。一两年来，实际成果说服了许多怀疑论者。那些地区大规模生产方式的改变，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初步改变了极度贫困的生活状况，使大部分群众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
当然“冒尖户”还是少数。眼下并不象某些满怀热情的作家用肤浅的文艺作品所宣扬的那样，似乎农民都发了财，动不动就把电视机抱回了家。我们的农民艰难，我们还不清楚吗？他们过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穷到了骨头里；新政策的优越性不可能在两年内就把所有人都变成大富翁。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解决了吃饭问题，这就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啊！一切都还是刚刚开头，许许多多的新问题和新矛盾接踵而来，需要迅速而有力地给予解决。
但是，省委书记感到，这两年来，党的某些基层组织和它的负责人，本身在认识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因循守旧的观念。改革的阻力由此可想而知。毫无疑问，我国整个农村的进步乃至最终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有待于一个长时期不断改革的艰难过程。
无论如何，这个省的南北山区已经迈出了令人鼓舞的一步，并以此昭示了未来多方面的广阔的发展前景——这是任何眼睛没瞎的人都能看得见的。应当指出，在这一方面，最贫困的黄原地区走在了全省的前列；这当然和地委书记田福军同志大胆解放思想是分不开的。
可是，偏偏他的告状信最多！
唉，中国呀！什么时候才能把那些诸如“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出头椽先烂”等等“经典哲学”从我们的生活词典中剔除了呢？
近一年来，乔伯年主要把自己的精力放在落实中部平原地区农村生产责任制方面。
中外历史证明，革命常常容易在最贫困落后的地区开始。而较富庶的地方，变革往往要困难一些。
当山区以户为主的生产责任制已经实行一年多的时候，本省中部平原地区的农村还在吃“大锅饭”不是群众不愿意改变这状况；而是这些“白菜心”地区的许多领导一直抵抗着，长期按兵不动。当然，在省委领导中，也有分歧意见。比如吴斌同志就认为，平原地区不必处处都搞责任制；理由是有些地方的大集体一直搞得很好。
乔伯年认为，平原地区农村的“大锅饭”照样应该砸烂。为此，他通过答省报记者问的形式，号召平原地区仿效山区的榜样，大规模实行生产责任制。没有人公开反对新政策，但实际工作中抵抗的大有人在。他们采取的是口头上拥护实际上对抗的方法。这些人在会议上一口一个要坚持贯彻“上面的精神”而在私下里，在和老婆睡觉的时候，在和知己们下棋打扑克的时候，却用一种嘲弄的口气讥讽所有的改革。而严重的是，这些人往往领导着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地区或几十万人口的大县份。一年来，乔伯年为改变这种局面，改换了中部平原几个地区的领导班子——这些地区的农村已经渐渐处于一种急剧变革的状态中小暑前后，乔书记想起应该到山区去看一看情况。近一年多，他忙于平原地区的工作，对南北山区的目前情况摸得并不透。
于是，他准备在全省的煤炭基地铜城市按原计划视察完工作后，顺便先到毗邻的黄原地区走一圈。
没想到他在一个山沟的矿区发起了烧。这使乔伯年很着急——他已经给黄原打了招呼，说他明天到那里。
他当时住在这个矿的招待所，又是半夜，只好把秘书小王喊醒，让他给自己找点药。
小王的手在他额头上摸了摸，说：“让我给医院打个电话！”
“算了，”他说“吃几片药说不定明早上就会好的。你一打电话，市上和矿务局医院说不定把救护车都开来了。”
“而且还把警报器拉得呜呜响！”秘书加添说。
乔伯年笑了。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随便，他们都敢和他“放肆”地开玩笑。
乔伯年索性接上秘书的话，进一步“发挥”说：“那样，大家以为失了火，说不定把救火车也开来了！”
乔伯年一边开玩笑，一边吞下去八片羚羊感冒片和一包阿鲁散。
第二天早晨，病情果真好了许多，他就立刻起程直奔黄原
省委书记一到，地委书记就忙了。田福军先和乔书记在几个偏远县份的农村跑了一大圈；回到黄原后，紧接着就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会议，以... -->>
日子过得快如飞箭！算一算，田福军从省里回到黄原任职已经有两年的时光；他在这个贫困的家乡所在地区任一把手也已经有一年多了。
两年之间，不仅黄原地区，整个中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呀！许多不久前人们连想也不敢想的事，现在却成了我们生活中最一般的现象。中国的变化震动了资本主义国家，震动了社会主义国家，也震动了中国自己。
阐述这个变化的深远历史意义也许不是小说所能胜任的。我们只是在描绘这个历史大背景下人们的生活时，不由地感叹：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如此深刻而又富于戏剧性的历程！现在还是孩子的人们，将不会全部理解我们这代人对生活的那种复杂的体验。
是的，我们经历了一个大时代。我们穿越过各种历史的暴风骤雨。上至领袖人物，下至普通老百姓，身上和心上都不同程度地留下了伤痕。甚至在我们生命结束之前，也许还不会看到这个社会的完全成熟，而大概只能看出一个大的趋势来。但我们仍然有理由为自己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而感到自豪！我们这代人所做的可能仅仅是，用我们的经验、教训、泪水、汗水和鲜血掺合的混凝土，为中国光辉的未来打下一个基础。毫无疑问，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社会和我们自身的局限以及种种缺陷弊端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决不能成为倒退的口实。应该明白，这些局限和缺陷是社会进步到更高阶段上产生的。
可是，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坚持前行的人们，步履总是十分艰难的。中国式的改革就会遇到中国式的阻力。
近一年多来，有关田福军的告状信不断头地从黄原飞向省城和北京。中国的其它事干起来不容易。但告状倒相当简便——八分人民币买一张邮票就可以了。这些信件寄到了中央纪委、省纪委、中组部、省组织部和中央以及省的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更多的信直接寄给了省委正副书记个人手里。告状信的内容五花八门，从政治错误，经济犯罪一直到男女关系。如果这些问题都能落实，田福军恐怕够判死刑了。
福军知道有人告他。他也知道省纪委和省委组织部来调查过他的“问题”但他不知道告他告得如此猛烈；也不知道这场“倒田运动”的幕后人物是他的副手高凤阁。
地委副书记高凤阁是黄原前地委书记苗凯多年精心培养的接班人——接他自己班的人。但由于田福军从省上“杀”回来，高凤阁没有当成专员，当然就更当不成地委书记了。苗凯调离后，高凤阁窝着一肚子不舒服，便开始在暗中鼓动苗凯手上用过的一些对田福军心怀不满的人，大量给田福军制造“罪证”
起先的时候，省委并没有特别重视有关田福军的这些告状信。根据一贯的经验，一位新任领导免不了要遭受一些人的反对。后来，告状信越来越多。同时兼任省纪委书记的省委常务副书记吴斌，便指示省纪委派人到黄原去调查田福军的问题。当然，苗凯同志也给这位老上级耳朵里灌了不少田福军的情况”
但省纪委的人没有调查出田福军的什么大问题；许多告他的信纯属凭空捏造。事情随之也就不了了之。可是，告田福军的信仍然有增无减；而且后来的告状信都直接寄给了省委书记乔伯年的办公室。
本来，省委书记乔伯年这两年对南北山区几个地区的工作，还是较为满意的。这些地区大部分都实行了生产责任制。一两年来，实际成果说服了许多怀疑论者。那些地区大规模生产方式的改变，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初步改变了极度贫困的生活状况，使大部分群众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
当然“冒尖户”还是少数。眼下并不象某些满怀热情的作家用肤浅的文艺作品所宣扬的那样，似乎农民都发了财，动不动就把电视机抱回了家。我们的农民艰难，我们还不清楚吗？他们过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穷到了骨头里；新政策的优越性不可能在两年内就把所有人都变成大富翁。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解决了吃饭问题，这就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啊！一切都还是刚刚开头，许许多多的新问题和新矛盾接踵而来，需要迅速而有力地给予解决。
但是，省委书记感到，这两年来，党的某些基层组织和它的负责人，本身在认识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因循守旧的观念。改革的阻力由此可想而知。毫无疑问，我国整个农村的进步乃至最终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有待于一个长时期不断改革的艰难过程。
无论如何，这个省的南北山区已经迈出了令人鼓舞的一步，并以此昭示了未来多方面的广阔的发展前景——这是任何眼睛没瞎的人都能看得见的。应当指出，在这一方面，最贫困的黄原地区走在了全省的前列；这当然和地委书记田福军同志大胆解放思想是分不开的。
可是，偏偏他的告状信最多！
唉，中国呀！什么时候才能把那些诸如“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出头椽先烂”等等“经典哲学”从我们的生活词典中剔除了呢？
近一年来，乔伯年主要把自己的精力放在落实中部平原地区农村生产责任制方面。
中外历史证明，革命常常容易在最贫困落后的地区开始。而较富庶的地方，变革往往要困难一些。
当山区以户为主的生产责任制已经实行一年多的时候，本省中部平原地区的农村还在吃“大锅饭”不是群众不愿意改变这状况；而是这些“白菜心”地区的许多领导一直抵抗着，长期按兵不动。当然，在省委领导中，也有分歧意见。比如吴斌同志就认为，平原地区不必处处都搞责任制；理由是有些地方的大集体一直搞得很好。
乔伯年认为，平原地区农村的“大锅饭”照样应该砸烂。为此，他通过答省报记者问的形式，号召平原地区仿效山区的榜样，大规模实行生产责任制。没有人公开反对新政策，但实际工作中抵抗的大有人在。他们采取的是口头上拥护实际上对抗的方法。这些人在会议上一口一个要坚持贯彻“上面的精神”而在私下里，在和老婆睡觉的时候，在和知己们下棋打扑克的时候，却用一种嘲弄的口气讥讽所有的改革。而严重的是，这些人往往领导着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地区或几十万人口的大县份。一年来，乔伯年为改变这种局面，改换了中部平原几个地区的领导班子——这些地区的农村已经渐渐处于一种急剧变革的状态中小暑前后，乔书记想起应该到山区去看一看情况。近一年多，他忙于平原地区的工作，对南北山区的目前情况摸得并不透。
于是，他准备在全省的煤炭基地铜城市按原计划视察完工作后，顺便先到毗邻的黄原地区走一圈。
没想到他在一个山沟的矿区发起了烧。这使乔伯年很着急——他已经给黄原打了招呼，说他明天到那里。
他当时住在这个矿的招待所，又是半夜，只好把秘书小王喊醒，让他给自己找点药。
小王的手在他额头上摸了摸，说：“让我给医院打个电话！”
“算了，”他说“吃几片药说不定明早上就会好的。你一打电话，市上和矿务局医院说不定把救护车都开来了。”
“而且还把警报器拉得呜呜响！”秘书加添说。
乔伯年笑了。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随便，他们都敢和他“放肆”地开玩笑。
乔伯年索性接上秘书的话，进一步“发挥”说：“那样，大家以为失了火，说不定把救火车也开来了！”
乔伯年一边开玩笑，一边吞下去八片羚羊感冒片和一包阿鲁散。
第二天早晨，病情果真好了许多，他就立刻起程直奔黄原
省委书记一到，地委书记就忙了。田福军先和乔书记在几个偏远县份的农村跑了一大圈；回到黄原后，紧接着就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会议，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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