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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可以说，只要在农村，不管哪个村庄，他都能看到这种宁波话叫“桥头老三”的人。
这些人因为穷，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是最高的（为了钱当叛徒。比例也是很高的），也不怕死，反正什么都没有，打胜了吃香的喝辣的，若是打了败仗，大不了十八年后重新再在这个世界走上一遭，他们又有什么事情好害怕？军队中最勇敢的就是这些人。
当然，因为他们流氓无产者的本性，破坏军纪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但事情既然有两面性，就要看到底哪一面更重要些，人无完人嘛！战争年间，一个有缺点的勇士总是比一个老好人懦夫更受到将领喜欢。这些流氓无产者在军队这么些年，一些成了坚定的无产者战士，有的成了高级将领，有这些例子，杨沪生自然不会觉得流氓无产者是如何可怕了。
不过杨沪生也明白军队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性、强调极端服从的地方，如自由散漫，下场轻者关禁闭，重者掉脑袋，这跟地方没什么可比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军队那个大熔炉管束下，可以将一个懦夫变成一个勇士，而在地方，懦夫只能是懦夫，环境使然罢了。
同样的一个人，在军队，杨沪生觉得是个人才，到了地方，恐怕史秉誉就会觉得是个罪犯了。让整个社会都变成军队？这好象太过分了。
“这个”杨沪生沉吟了半晌，不大自信地说道：“你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真要绝大多数都是懒汉，社会还如何进步？而且不管怎样，既然是中国人，管他是地主还是懒汉，我们总要让人家活下来不是？就算大多数人是懒汉，我们也要看到这是旧有的生产关系造成的，是旧有的社会制度造成了这样畸形社会。我们不能怨天尤人，只有想方设法改变才对。”
见史秉誉要插嘴，杨沪生摆了摆手，继续道：“关于这些人，强迫他们劳动显然是不行的，你越强迫，人家越有抵触情绪，就是在监督下干活，他给你偷工减料，虚耗时间，到时候低效率也是必然的，我看还是采用开展思想工作比较好。”
史秉誉正想讥讽杨沪生“政治工作万能论”杨沪生已经掰着手指头，自顾自讲起如何改造那些懒汉了。
按照杨沪生的说法，人，都是有自尊的。懒汉和新生政权并没有敌我矛盾，而且依照这些人的性格，他们逆反心理很重，你要是批评、规劝，人家不当耳旁风才有鬼。要是强制劳动，这又是将政府和他们之间的矛盾扩大化，属于得不偿失。
对待这些人，只能采用跟他们算帐：算算他们一年要吃多少粮食，那些粮食都来自什么地方，算算他们一年穿的衣服有几件，一年中忍饥挨饿的日子有多少天，冬天到了少衣服穿挨冻的天数又有多少？
要算算大娘纺线能补贴他多少，现在机械化大生产了，这些补贴是否还能有以前那么多（当然不能将矛头对准机械化大生产，让那些懒汉对工业化抱有敌视心理。要告诉他们只有工业发达了，大家才有更多钱过上更好的日子，碗里才能天天都有肉。这种天天吃肉的日子对现在百姓而言，就如同苏联人所言**社会就是土豆加牛肉，或者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一样显得很是虚无缥缈。）？再算算体弱的大叔上山打猎，下海摸鱼能救济他多少？
这样介绍当然不能将一个懒汉变成一个勤快之人，但这样可以触动一个人的灵魂，让他对帮助他改变不至于那么抵触。
在帮懒汉分析日子是如何过后，应该再跟他讨论一下，他能干哪些农活，如果农活不成，他又有哪些活可以做。孤家寡人的，还要讨论娶媳妇过日子，讨个老婆需要多少钱，又如何赚这些钱。食、色，性也。懒汉又不是太监，总不能让这些光棍成为社会隐患吧？
成了家的，要跟他讨论生孩子开支，有孩子的要跟他说再穷不能让孩子也跟着受罪，自己穷，总不能让下一代也跟着受穷。而要改变穷的面貌，只能参加劳动。
当然，在一个自给自足经济走向崩溃，社会正在向大工业转化的中国，单家独户是很难再过“你耕田来我织布”这种理想模式过上幸福日子了。不光是懒人，对普通想正常过日子的农村百姓而言，水源、农具、技术、资金、种子、肥料、运输、市场这些都是横在他们面前的难关。以前地主拥有这些资源，现在地主都逃进城里，这些资源分下去后，又不可能让大家都全部拥有，靠自己的力量想生活好，这基本不现实。
要想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只能走合作化道路将大家组织起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为了生活各尽所能。**主席提倡的人民公社并不是脑门子一热就拍板的，在文化极度落后，交通十分闭塞，又因为战乱，水利设施完全破坏情况下，将彻底无序而低效的农村，靠人民公社这种形式让他形成一种简单有序的生产秩序。通过分工、调配，农忙时种田，农闲时建设渠道、购置农具，这样才能让大家都吃上饭。
当然，亩产万斤粮这种笑话，杨沪生是肯定不会相信的。而且杨沪生认为就是搞合作化，也应该按照多劳多得来分配。
史秉誉对人民公社没有杨沪生那么多好感，对史秉誉而言，人民公社真要是万能的，也不会有后来的包产到户了。不过越听史秉誉越觉得杨沪生并没有信口开河，他在城市待的时间是很多，但农村也经常去，很明白现在农村现状，那可真是一穷二白。要是不组织起来，并且政府给予扶持，农村不管进行了土改，还是不进行土改，最后都要走上破产这条道路。
听杨沪生介绍合作化好处，史秉誉也砰然心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农民还在享受包产到户前，人民公社在农田水利建设上打下的基础，这事情史秉誉是无法否认的。水库、机耕路在包产到户后造了多少？真要像人民公社时期那样年年造，那费用和精力远非政府所能承担。可以说，包产到户享了人民公社之福（人民公社坏话当然是要说的，不说又如何体现出进行包产到户的英明之所在？）。
现在根本不存在包产到户这一说，土地原本就是农民的，还包什么产到什么户？史秉誉不是一叶蔽目的疯子，有了**时代的经验教训，集体化的好处和坏处他多少还是了解一点的。集体化弊端虽多，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让农村生产的粮食能够满足全国人口需要，如何能更好的抵御自然灾害，并且还能有大批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工厂当工人。独家独户和集体化哪一个更好？将这两种方式放在天平上秤秤，史秉誉很自然就秤出孰轻孰重。
杨沪生说完，端起茶碗低头喝茶，史秉誉点了点头：“关于农村问题我会再多跑跑下面，好好调查研究一下，不过大哥您说的这些，我想，还是很有用的。也许我们可以先在几个省，分别找几个有代表的县搞搞试点，要是可行，就这么做。”
杨沪生见史秉誉从“右倾”道路上再次转弯，回到正确路上。他觉得这才是自己兄弟，与自己保持一致，全心全意为中华之崛起做事，而不是为了那些满身铜臭的商人做事。自己的敲打还有用，这让杨沪生很是欣慰点了点头。
“不过现在火烧眉毛的是赣州工人罢工如何解决？电报你看了，那些工人要求将工资付给他们，完后他们就要走人，而工厂又不肯放他们领钱走人，现在那些工人占据厂房，在里面静坐示威呢！工人是不能得罪的，可将资本家推到反面去，显然也是错误的，老大你给我拿个主意吧。”
杨沪生一听，脸色难看起来。
史秉誉将这个烫手山芋递给他，一时间杨沪生也搞不清楚到底应该如何是好。
和史秉誉一样，杨沪生以前并没有在工厂当过工人，对工厂的事情，他知道的实在有限。他只知道工人是最有组织性、战斗力的阶级了。要建立工会保障工人切身利益，依托工人实现社会改造。可现在工人挑战他所建立政权的权威性，这事情如何解决可实在麻烦。
虽然杨沪生并没有怂恿别人跑到工厂拖拖参议院的后腿，但杨沪生也不敢保证别人在听了自己暗示后，将事情做大一些。
既然不清楚这事情到底有什么内幕，杨沪生只能冲着史秉誉耍无赖了。
“我们不是有分工合作嘛，我管军事，你管地方。既然是工人问题，我看这还是你自己解决比较好，用不着我瞎搀和。”
少可以说，只要在农村，不管哪个村庄，他都能看到这种宁波话叫“桥头老三”的人。
这些人因为穷，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是最高的（为了钱当叛徒。比例也是很高的），也不怕死，反正什么都没有，打胜了吃香的喝辣的，若是打了败仗，大不了十八年后重新再在这个世界走上一遭，他们又有什么事情好害怕？军队中最勇敢的就是这些人。
当然，因为他们流氓无产者的本性，破坏军纪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但事情既然有两面性，就要看到底哪一面更重要些，人无完人嘛！战争年间，一个有缺点的勇士总是比一个老好人懦夫更受到将领喜欢。这些流氓无产者在军队这么些年，一些成了坚定的无产者战士，有的成了高级将领，有这些例子，杨沪生自然不会觉得流氓无产者是如何可怕了。
不过杨沪生也明白军队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性、强调极端服从的地方，如自由散漫，下场轻者关禁闭，重者掉脑袋，这跟地方没什么可比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军队那个大熔炉管束下，可以将一个懦夫变成一个勇士，而在地方，懦夫只能是懦夫，环境使然罢了。
同样的一个人，在军队，杨沪生觉得是个人才，到了地方，恐怕史秉誉就会觉得是个罪犯了。让整个社会都变成军队？这好象太过分了。
“这个”杨沪生沉吟了半晌，不大自信地说道：“你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真要绝大多数都是懒汉，社会还如何进步？而且不管怎样，既然是中国人，管他是地主还是懒汉，我们总要让人家活下来不是？就算大多数人是懒汉，我们也要看到这是旧有的生产关系造成的，是旧有的社会制度造成了这样畸形社会。我们不能怨天尤人，只有想方设法改变才对。”
见史秉誉要插嘴，杨沪生摆了摆手，继续道：“关于这些人，强迫他们劳动显然是不行的，你越强迫，人家越有抵触情绪，就是在监督下干活，他给你偷工减料，虚耗时间，到时候低效率也是必然的，我看还是采用开展思想工作比较好。”
史秉誉正想讥讽杨沪生“政治工作万能论”杨沪生已经掰着手指头，自顾自讲起如何改造那些懒汉了。
按照杨沪生的说法，人，都是有自尊的。懒汉和新生政权并没有敌我矛盾，而且依照这些人的性格，他们逆反心理很重，你要是批评、规劝，人家不当耳旁风才有鬼。要是强制劳动，这又是将政府和他们之间的矛盾扩大化，属于得不偿失。
对待这些人，只能采用跟他们算帐：算算他们一年要吃多少粮食，那些粮食都来自什么地方，算算他们一年穿的衣服有几件，一年中忍饥挨饿的日子有多少天，冬天到了少衣服穿挨冻的天数又有多少？
要算算大娘纺线能补贴他多少，现在机械化大生产了，这些补贴是否还能有以前那么多（当然不能将矛头对准机械化大生产，让那些懒汉对工业化抱有敌视心理。要告诉他们只有工业发达了，大家才有更多钱过上更好的日子，碗里才能天天都有肉。这种天天吃肉的日子对现在百姓而言，就如同苏联人所言**社会就是土豆加牛肉，或者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一样显得很是虚无缥缈。）？再算算体弱的大叔上山打猎，下海摸鱼能救济他多少？
这样介绍当然不能将一个懒汉变成一个勤快之人，但这样可以触动一个人的灵魂，让他对帮助他改变不至于那么抵触。
在帮懒汉分析日子是如何过后，应该再跟他讨论一下，他能干哪些农活，如果农活不成，他又有哪些活可以做。孤家寡人的，还要讨论娶媳妇过日子，讨个老婆需要多少钱，又如何赚这些钱。食、色，性也。懒汉又不是太监，总不能让这些光棍成为社会隐患吧？
成了家的，要跟他讨论生孩子开支，有孩子的要跟他说再穷不能让孩子也跟着受罪，自己穷，总不能让下一代也跟着受穷。而要改变穷的面貌，只能参加劳动。
当然，在一个自给自足经济走向崩溃，社会正在向大工业转化的中国，单家独户是很难再过“你耕田来我织布”这种理想模式过上幸福日子了。不光是懒人，对普通想正常过日子的农村百姓而言，水源、农具、技术、资金、种子、肥料、运输、市场这些都是横在他们面前的难关。以前地主拥有这些资源，现在地主都逃进城里，这些资源分下去后，又不可能让大家都全部拥有，靠自己的力量想生活好，这基本不现实。
要想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只能走合作化道路将大家组织起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为了生活各尽所能。**主席提倡的人民公社并不是脑门子一热就拍板的，在文化极度落后，交通十分闭塞，又因为战乱，水利设施完全破坏情况下，将彻底无序而低效的农村，靠人民公社这种形式让他形成一种简单有序的生产秩序。通过分工、调配，农忙时种田，农闲时建设渠道、购置农具，这样才能让大家都吃上饭。
当然，亩产万斤粮这种笑话，杨沪生是肯定不会相信的。而且杨沪生认为就是搞合作化，也应该按照多劳多得来分配。
史秉誉对人民公社没有杨沪生那么多好感，对史秉誉而言，人民公社真要是万能的，也不会有后来的包产到户了。不过越听史秉誉越觉得杨沪生并没有信口开河，他在城市待的时间是很多，但农村也经常去，很明白现在农村现状，那可真是一穷二白。要是不组织起来，并且政府给予扶持，农村不管进行了土改，还是不进行土改，最后都要走上破产这条道路。
听杨沪生介绍合作化好处，史秉誉也砰然心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农民还在享受包产到户前，人民公社在农田水利建设上打下的基础，这事情史秉誉是无法否认的。水库、机耕路在包产到户后造了多少？真要像人民公社时期那样年年造，那费用和精力远非政府所能承担。可以说，包产到户享了人民公社之福（人民公社坏话当然是要说的，不说又如何体现出进行包产到户的英明之所在？）。
现在根本不存在包产到户这一说，土地原本就是农民的，还包什么产到什么户？史秉誉不是一叶蔽目的疯子，有了**时代的经验教训，集体化的好处和坏处他多少还是了解一点的。集体化弊端虽多，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让农村生产的粮食能够满足全国人口需要，如何能更好的抵御自然灾害，并且还能有大批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工厂当工人。独家独户和集体化哪一个更好？将这两种方式放在天平上秤秤，史秉誉很自然就秤出孰轻孰重。
杨沪生说完，端起茶碗低头喝茶，史秉誉点了点头：“关于农村问题我会再多跑跑下面，好好调查研究一下，不过大哥您说的这些，我想，还是很有用的。也许我们可以先在几个省，分别找几个有代表的县搞搞试点，要是可行，就这么做。”
杨沪生见史秉誉从“右倾”道路上再次转弯，回到正确路上。他觉得这才是自己兄弟，与自己保持一致，全心全意为中华之崛起做事，而不是为了那些满身铜臭的商人做事。自己的敲打还有用，这让杨沪生很是欣慰点了点头。
“不过现在火烧眉毛的是赣州工人罢工如何解决？电报你看了，那些工人要求将工资付给他们，完后他们就要走人，而工厂又不肯放他们领钱走人，现在那些工人占据厂房，在里面静坐示威呢！工人是不能得罪的，可将资本家推到反面去，显然也是错误的，老大你给我拿个主意吧。”
杨沪生一听，脸色难看起来。
史秉誉将这个烫手山芋递给他，一时间杨沪生也搞不清楚到底应该如何是好。
和史秉誉一样，杨沪生以前并没有在工厂当过工人，对工厂的事情，他知道的实在有限。他只知道工人是最有组织性、战斗力的阶级了。要建立工会保障工人切身利益，依托工人实现社会改造。可现在工人挑战他所建立政权的权威性，这事情如何解决可实在麻烦。
虽然杨沪生并没有怂恿别人跑到工厂拖拖参议院的后腿，但杨沪生也不敢保证别人在听了自己暗示后，将事情做大一些。
既然不清楚这事情到底有什么内幕，杨沪生只能冲着史秉誉耍无赖了。
“我们不是有分工合作嘛，我管军事，你管地方。既然是工人问题，我看这还是你自己解决比较好，用不着我瞎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