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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视道：“原本泰西人还没机会，没时间，没空档调转炮口，可被你们这帮一闹，什么时间都充足了！”
杨涟面色惨白的盯着皇帝，满脸的难以置信。因为从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同志一手创建了言官制度后，二三百年里，一直都是言官喷皇帝，那里轮到言官被皇帝喷的地步？
喷了杨涟满脸口水之后，皇帝终于心满意足了。他终于报了当初被杨涟、左光斗二人堵在京师大街上，被当众说教之仇了。
皇帝虽然面目狰狞，可是讲的话句句在理，群臣无言以对。而温体仁更是无耻的率先跪倒在地，承认错误，将杨涟转手卖掉！
皇帝大感意外，然后大有深意的盯着这个温体仁，因为忽然间皇帝觉得这样一个小人，跟魏忠贤、骆养性太像了。
像这种见利忘义，贪图荣华富贵之人，只需要一丁点儿代价，就能让其为自己所用。
皇帝挑挑眉，觉得这个温体仁的确可以利用一下，或威逼或利诱，将他变作自己一颗打入文官集团内部的棋子！
以温体仁的性子，恐怕只需要一个六部尚书或者内阁大学士的许诺，就足以使其替皇帝肝脑涂地的卖力气了。
皇帝最后冷冷的扫视群臣一眼后，重重的哼了一声，然后命令泰西诸人准备校武开炮！
值得一提的是，来华的泰西人多是传教士，这帮人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相关领域内的技术人员，无论是开炮还是造炮都远远要逊色于红夷海盗或者泰西的枪炮专家。虽是如此，可是系统的学习过一定数学跟物理知识的传教士们，仍然比御马监的士卒们做的更出色。
两者最为关键的差距就在于，传教士们懂得调整大炮的仰角角度，以及利用抛物线原理进行射击，而这些关键的数学跟物理知识又在相当大程度上弥补了红夷炮的命中率不足的缺陷！
事实上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这几十年里，东西方都陷入了连年的战火之中，如东方的明清战争、如西方的波及整个欧洲诸国的三十年战争。研究这同一时期的东西方的两场战争，我们会发现一个令人诧异的军事上的困惑，即是东方的战争仍旧是传统的、循环的、牧马的民族对农耕的民族的侵略！战场上发挥最主要作用的兵种，仍旧是骑兵，无论是大明的关宁铁骑抑或是更加大名鼎鼎的八旗铁骑。这两支骑兵军队的任何一支出现在战场上都会对整个战局发生颠覆性的作用。譬如一旦八旗铁骑出现，在辽东、在蒙古、在白山黑水之间，将再无对手，几乎横扫一切强敌，就连关宁铁骑也不得不退避三舍。可是等到了关宁铁骑调转关内，镇压农民军的时候，无论是多么凶狠的农民军，无论农民军的领袖是多么英明、骁勇，在关宁铁骑的冲击下，顷刻间便会瓦解，烟消云散。
在东方仍旧大放异彩的骑兵兵种在同一时期的西方战场上的重要性却不断下滑。骑兵在东方的历史上只不过是一个兵种，可是在西方历史上，这个兵种曾一度膨胀，发展成一个特殊的“骑士阶级”，和日本
历史上的“武士阶级”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就是曾一度如此重视骑兵的西方，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长达三十年的战争之中，却让骑兵始终扮演着无足轻重的辅助兵种的作用，更甚至于骑兵摇身一变，成了“运输大队大队长”！给前线更加重要，担任主攻任务的其余兵种运输给养物资！
是什么早成了这种差距呢？
从表面上来看，东西方这种强烈的视觉差距，是因为西方诞生了足以替代骑兵兵种的崭新兵种——枪炮兵种。
在西方虽然早早的发生了“步兵革命”，企图用训练有素的步兵方阵克制骑兵，虽然步兵方阵自打亚历山大时代就是应对骑兵兵种的一大利器，可是这种方阵并非无懈可击。以长矛手组建成的步兵方阵在面对骑兵时，至少有两个致命的弱点，其一，步兵阵型过于严密不利于转身和变阵，如此骑兵便可以仰仗自己胯下的快马，迂回到步兵方阵的后方或者是薄弱的侧翼，进行突袭。其二，步兵方阵列队时间较长，在遭遇战中，快速冲锋的骑兵不会给步兵们预留足够的时间列阵。没有列队，无法形成规模，不成体系的长矛手步兵在骑兵的集体冲锋下，跟待割的韭菜没什么两样。
这两个弱点，就是为什么东方没有效法西方，也搞出一手“马其顿方阵”的原因。因为东方的游牧民族太聪明了，早在汉朝与匈奴人战争的早期，他们就已经学会了迂回与突击汉军侧翼的诀窍。
“步兵革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骑兵，但这并非东西方这种巨大差距的形式原因。
将骑兵“野战之王”的桂冠无情扫落的到底还是——枪炮兵种。
17世纪初的西方，工匠们已经造出了轻便的滑膛枪，用以取代笨拙的火绳枪，并且大大提升了加农炮的机动性，使其在野战，遭遇战中同样能够发挥出在要塞中那般强大的火力，用以打击地方冲锋来的骑兵。
骑兵跟步兵方阵的道理是一样的。10个骑兵也许打不过是个步兵，但是上了规模的骑兵，一旦集体冲锋，光那种排山倒海的声势，就足以令所有新兵丢盔弃甲，即便是训练有素的老兵亦会胆战心惊！
未战先怯！
又岂能战而胜之？
这便是骑兵优于步兵的最根本原因。
但是枪炮兵种以及步兵方阵的结合体就足以颠覆这种优劣势！
首先，机动性高的加农炮以及轻便的、效率更高的滑膛枪率先朝骑兵冲锋队开火，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冲天的火光，足以震慑冲锋而来的骑兵及其胯下的马匹。即便是训练有素的军马，在炮声火海中，仍不免发怵，更有甚者直接匍匐在地，瑟瑟发抖，战力全无。
然后步兵方阵缓缓前进，同早已被枪炮打乱阵型的骑兵战成一团。一边是严正以待的步兵方阵，一边是被枪炮打的七零八落的骑兵队，高下立判。
假如说西方诞生的枪炮兵种是颠覆了骑兵重要性的关键因素的话，恐怕难以令东方信服，因为同一时期的大明国对火器一样的重视，甚至比西方诸国诸王室更加的重视。在西方还在苦苦思索用什么兵种来配合枪炮兵种的时候，大明国已经建立了一支完全火器化的部队，也即是孔有德的那支后来叛变了的部队
既然大明也重视火器，为什么没能在战场上削弱八旗骑兵的锐气呢？
从表面上看，其一，明朝军队腐败到骨子里了，军队员额严重不足，军队内部各派系不睦，南兵北兵互相敌视。其二，就是东方火器没有西方火器先进。其三，则是明朝不切实际的打造了一支纯粹火器化的部队。
即便是火器更为先进的西方都没有建立起一支这样高度火器化的部队！
因为西方人在经年累月的战争之中发现，枪炮虽然厉害，却也不是万能的，因为早期的枪炮并不像后世的枪炮那般随心所欲的开火，即便是滑膛枪开一次枪，也需要时间来准备。更别提加农炮了。所以早期的枪炮兵种，必须配合以其余兵种为补充，方能发挥出最大、最强的战斗力。
这一点，朱棣同志是看的最透彻的，所以他开创的是三大营，而非单单一个神机营（以火器为重要兵器的部队）。
三大营——三千营、五军营、神机营。
三千营大多是蒙古归化来的骑兵，战斗力极强。五军营是轻重步兵以及明人自己的骑兵队的混合体。最后的神机营则是朱棣北伐元朝，屡战屡胜的关键——枪炮部队。
在朱棣看来，各个兵种都有他的长处，也同样尤其劣势。想要百战百胜，就需要灵活的指挥各个兵种，让他们有机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出1+1=3的效果出来。
当然讲了这么多，这些都只不过是表面因素！
那么造成东西方这种差距最本质的因素又是什么？
其实都不需要皇帝向群臣详述，很快他们自己便从泰西人操作红夷炮的过程中顿悟了。
“快看？这帮夷狄操炮的时候，似乎跟咱们的炮手有所不同！”
一个勋贵武将眼尖的嚷道。
“是啊，这帮家伙不调转炮口进行瞄准，为什么要把炮口往上调？”
另一个武将也反思起来。
“不止不止！无论是充填手，还是操炮手，他们的动作要领跟咱们的迥然不同！”讲这话的，乃是大明最高爵位获得者，张维贤同志。
见张国公都发话了，群臣都被深深吸引住，目不转睛地盯着泰西人，想要瞧着仔细，瞧个真切！
而视道：“原本泰西人还没机会，没时间，没空档调转炮口，可被你们这帮一闹，什么时间都充足了！”
杨涟面色惨白的盯着皇帝，满脸的难以置信。因为从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同志一手创建了言官制度后，二三百年里，一直都是言官喷皇帝，那里轮到言官被皇帝喷的地步？
喷了杨涟满脸口水之后，皇帝终于心满意足了。他终于报了当初被杨涟、左光斗二人堵在京师大街上，被当众说教之仇了。
皇帝虽然面目狰狞，可是讲的话句句在理，群臣无言以对。而温体仁更是无耻的率先跪倒在地，承认错误，将杨涟转手卖掉！
皇帝大感意外，然后大有深意的盯着这个温体仁，因为忽然间皇帝觉得这样一个小人，跟魏忠贤、骆养性太像了。
像这种见利忘义，贪图荣华富贵之人，只需要一丁点儿代价，就能让其为自己所用。
皇帝挑挑眉，觉得这个温体仁的确可以利用一下，或威逼或利诱，将他变作自己一颗打入文官集团内部的棋子！
以温体仁的性子，恐怕只需要一个六部尚书或者内阁大学士的许诺，就足以使其替皇帝肝脑涂地的卖力气了。
皇帝最后冷冷的扫视群臣一眼后，重重的哼了一声，然后命令泰西诸人准备校武开炮！
值得一提的是，来华的泰西人多是传教士，这帮人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相关领域内的技术人员，无论是开炮还是造炮都远远要逊色于红夷海盗或者泰西的枪炮专家。虽是如此，可是系统的学习过一定数学跟物理知识的传教士们，仍然比御马监的士卒们做的更出色。
两者最为关键的差距就在于，传教士们懂得调整大炮的仰角角度，以及利用抛物线原理进行射击，而这些关键的数学跟物理知识又在相当大程度上弥补了红夷炮的命中率不足的缺陷！
事实上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这几十年里，东西方都陷入了连年的战火之中，如东方的明清战争、如西方的波及整个欧洲诸国的三十年战争。研究这同一时期的东西方的两场战争，我们会发现一个令人诧异的军事上的困惑，即是东方的战争仍旧是传统的、循环的、牧马的民族对农耕的民族的侵略！战场上发挥最主要作用的兵种，仍旧是骑兵，无论是大明的关宁铁骑抑或是更加大名鼎鼎的八旗铁骑。这两支骑兵军队的任何一支出现在战场上都会对整个战局发生颠覆性的作用。譬如一旦八旗铁骑出现，在辽东、在蒙古、在白山黑水之间，将再无对手，几乎横扫一切强敌，就连关宁铁骑也不得不退避三舍。可是等到了关宁铁骑调转关内，镇压农民军的时候，无论是多么凶狠的农民军，无论农民军的领袖是多么英明、骁勇，在关宁铁骑的冲击下，顷刻间便会瓦解，烟消云散。
在东方仍旧大放异彩的骑兵兵种在同一时期的西方战场上的重要性却不断下滑。骑兵在东方的历史上只不过是一个兵种，可是在西方历史上，这个兵种曾一度膨胀，发展成一个特殊的“骑士阶级”，和日本
历史上的“武士阶级”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就是曾一度如此重视骑兵的西方，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长达三十年的战争之中，却让骑兵始终扮演着无足轻重的辅助兵种的作用，更甚至于骑兵摇身一变，成了“运输大队大队长”！给前线更加重要，担任主攻任务的其余兵种运输给养物资！
是什么早成了这种差距呢？
从表面上来看，东西方这种强烈的视觉差距，是因为西方诞生了足以替代骑兵兵种的崭新兵种——枪炮兵种。
在西方虽然早早的发生了“步兵革命”，企图用训练有素的步兵方阵克制骑兵，虽然步兵方阵自打亚历山大时代就是应对骑兵兵种的一大利器，可是这种方阵并非无懈可击。以长矛手组建成的步兵方阵在面对骑兵时，至少有两个致命的弱点，其一，步兵阵型过于严密不利于转身和变阵，如此骑兵便可以仰仗自己胯下的快马，迂回到步兵方阵的后方或者是薄弱的侧翼，进行突袭。其二，步兵方阵列队时间较长，在遭遇战中，快速冲锋的骑兵不会给步兵们预留足够的时间列阵。没有列队，无法形成规模，不成体系的长矛手步兵在骑兵的集体冲锋下，跟待割的韭菜没什么两样。
这两个弱点，就是为什么东方没有效法西方，也搞出一手“马其顿方阵”的原因。因为东方的游牧民族太聪明了，早在汉朝与匈奴人战争的早期，他们就已经学会了迂回与突击汉军侧翼的诀窍。
“步兵革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骑兵，但这并非东西方这种巨大差距的形式原因。
将骑兵“野战之王”的桂冠无情扫落的到底还是——枪炮兵种。
17世纪初的西方，工匠们已经造出了轻便的滑膛枪，用以取代笨拙的火绳枪，并且大大提升了加农炮的机动性，使其在野战，遭遇战中同样能够发挥出在要塞中那般强大的火力，用以打击地方冲锋来的骑兵。
骑兵跟步兵方阵的道理是一样的。10个骑兵也许打不过是个步兵，但是上了规模的骑兵，一旦集体冲锋，光那种排山倒海的声势，就足以令所有新兵丢盔弃甲，即便是训练有素的老兵亦会胆战心惊！
未战先怯！
又岂能战而胜之？
这便是骑兵优于步兵的最根本原因。
但是枪炮兵种以及步兵方阵的结合体就足以颠覆这种优劣势！
首先，机动性高的加农炮以及轻便的、效率更高的滑膛枪率先朝骑兵冲锋队开火，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冲天的火光，足以震慑冲锋而来的骑兵及其胯下的马匹。即便是训练有素的军马，在炮声火海中，仍不免发怵，更有甚者直接匍匐在地，瑟瑟发抖，战力全无。
然后步兵方阵缓缓前进，同早已被枪炮打乱阵型的骑兵战成一团。一边是严正以待的步兵方阵，一边是被枪炮打的七零八落的骑兵队，高下立判。
假如说西方诞生的枪炮兵种是颠覆了骑兵重要性的关键因素的话，恐怕难以令东方信服，因为同一时期的大明国对火器一样的重视，甚至比西方诸国诸王室更加的重视。在西方还在苦苦思索用什么兵种来配合枪炮兵种的时候，大明国已经建立了一支完全火器化的部队，也即是孔有德的那支后来叛变了的部队
既然大明也重视火器，为什么没能在战场上削弱八旗骑兵的锐气呢？
从表面上看，其一，明朝军队腐败到骨子里了，军队员额严重不足，军队内部各派系不睦，南兵北兵互相敌视。其二，就是东方火器没有西方火器先进。其三，则是明朝不切实际的打造了一支纯粹火器化的部队。
即便是火器更为先进的西方都没有建立起一支这样高度火器化的部队！
因为西方人在经年累月的战争之中发现，枪炮虽然厉害，却也不是万能的，因为早期的枪炮并不像后世的枪炮那般随心所欲的开火，即便是滑膛枪开一次枪，也需要时间来准备。更别提加农炮了。所以早期的枪炮兵种，必须配合以其余兵种为补充，方能发挥出最大、最强的战斗力。
这一点，朱棣同志是看的最透彻的，所以他开创的是三大营，而非单单一个神机营（以火器为重要兵器的部队）。
三大营——三千营、五军营、神机营。
三千营大多是蒙古归化来的骑兵，战斗力极强。五军营是轻重步兵以及明人自己的骑兵队的混合体。最后的神机营则是朱棣北伐元朝，屡战屡胜的关键——枪炮部队。
在朱棣看来，各个兵种都有他的长处，也同样尤其劣势。想要百战百胜，就需要灵活的指挥各个兵种，让他们有机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出1+1=3的效果出来。
当然讲了这么多，这些都只不过是表面因素！
那么造成东西方这种差距最本质的因素又是什么？
其实都不需要皇帝向群臣详述，很快他们自己便从泰西人操作红夷炮的过程中顿悟了。
“快看？这帮夷狄操炮的时候，似乎跟咱们的炮手有所不同！”
一个勋贵武将眼尖的嚷道。
“是啊，这帮家伙不调转炮口进行瞄准，为什么要把炮口往上调？”
另一个武将也反思起来。
“不止不止！无论是充填手，还是操炮手，他们的动作要领跟咱们的迥然不同！”讲这话的，乃是大明最高爵位获得者，张维贤同志。
见张国公都发话了，群臣都被深深吸引住，目不转睛地盯着泰西人，想要瞧着仔细，瞧个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