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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说要等平定了叛乱再行登基。不料这一推就遥遥无期，而护国战争也非一时半会能结束的，结果袁世凯至死都没有正式登基，充其量也就是个“关门皇帝”。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后都要“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这“牺牲”祭品变不变倒无关紧要，国都也是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因此“徙居处”也就大可不必。但在“改正朔”上还是需要做做文章的，那就是在1916年后废民国五年而改行洪宪元年，历法也改用《洪宪元年历书》；至于“易服色”，按今文经学的“夏黑商白周赤”的三统循环理论，洪宪王朝应崇尚红色，因而登基三大殿的廊柱都要刷成红色，瓦也要换成红瓦，以示喜庆。
除此之外，皇帝登基按例得对有功之臣封王赏爵，好处均沾，但这里也遇到了一点小问题，那就是之前的故人旧友。袁皇上也不好意思让他们称臣，于是便想出列入“旧侣”(计有载沣、奕劻、世续、那桐、锡良等数人，均为前清王公或者名督)、“故友”(计有徐世昌、赵尔巽、张謇、李经羲，即后来的“嵩山四友”)、“耆硕”(王闿运、马相伯等)三类，这些人可以享受不臣之礼。至于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师旅长以上人等，分别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见者有份，一口气就封了128个，就连已故的前国务总理赵秉钧也追封了一等公。
此外，作为封建王朝文化门面及正统宣示的丰碑----孔子的后代也被重新扒出来：中华民国唯一的世袭爵位----衍圣公，也落到了孔子后裔孔令贻身上，给中国王朝的落幕重重落了一笔。
不是所有的人都发了昏。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其帝制活动日益公开，他名义上的重要助手、副总统黎元洪不同意；北洋之虎段祺瑞也不同意；北洋之狗冯国璋几乎要刀兵相向了。
段祺瑞作为袁世凯的重要手下和亲信，对老袁的影响力一直是很大的，袁世凯为了笼络段祺瑞，把自己的义女嫁给他为续弦，并在多年宦海生涯中一路将他提拔，曾在满清朝廷中官居一品，恩同再造。但是段祺瑞反袁称帝的态度最坚决,后来形势一发不可收拾，作为一名有十足影响力的军阀、袁政|府中|央陆军总长，段祺瑞直白反对称帝，并坚辞陈情“此事危及国家安危和总统身家性命，万不可做，万不可做”。走火入魔的袁世凯一心想要当皇帝，对段祺瑞的劝阻根本听不进去。段祺瑞的苦口婆心与虔诚表现被袁世凯认为是背叛。
在袁世凯称帝的闹剧中，段祺瑞进行了消极抵制，没有参加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的百官朝贺。只是在公馆里对自己的亲信徐树铮慨叹“项城作孽啊！”段祺瑞反帝立场从未动摇，这一点对于倍受袁提拔、屡受袁照顾的段祺瑞尤为难得。
对段祺瑞的“忘恩负义”之举，老袁是深为不满的。在称帝后进行的大封赏中，总计有128人被封爵，唯段祺瑞一人榜上无名。由此可见，袁世凯知道段祺瑞并非真心劝进，对他自帝制活动以来的不合作和暗中抵制的态度仍耿耿于怀。
段祺瑞的叔叔劝他说：“老头子向来器重你，可你在帝制问题上却一直顶牛，他怎能不生气呢？何况，总统、皇帝还不是一回事，你何必太认真？”段祺瑞却皱着眉说：“那可不是一回事。项城做总统，见面只要敬礼、拉拉手就可以了，如果做了皇帝，见他就得磕头，话也得跪着说。我最恨这种长子变矮子的把戏。”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真正忠诚的人，却常常忠而见疑；而把他往绝路上引的，却总是受到重用。段祺瑞反对袁世凯称帝，恰恰是段对袁世凯忠诚和负责的表现。可惜袁世凯不但不领情，反倒想算计他，真是让人叹气又可笑。
至于江苏督军冯国璋，老袁经过几次暗示以及老冯的表白，老袁知道他是无法收拢老冯的心了。冯国璋忠于前清，再让他向新朝效忠，感觉打脸。而且他一直认为自己是袁的合法接班人，而绝不甘心匍匐在袁后人的脚下。
两人现在的关系极冷，就差一点刀兵相向了。袁世凯固然不跟冯国璋讲真话，冯国璋对袁世凯其实也存有二心，他甚至认为等不到袁克定继位，袁世凯就会对自己下手----以江苏地位之重要，袁世凯又如此处心积虑地加以防范，一旦称帝成功，势必要斩草除根，永绝后患。
再说老袁一直试图以支持的袁克定、陈宦、杨度等取而代之，为了自保，冯国璋开始准备与云南的蔡锷、广西的陆荣廷互通声气，结为外援。
另一位胆小怕事的黎副总统则难得地鼓足了勇气。废话，做老袁的副总统已经很尴尬了，再做“副皇帝”就有些不伦不类了，再说也没这岗位呐。袁世凯曾试探黎元洪这位姻亲：“近来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你看怎么样？”黎元洪听后正色道：“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亲家你做了皇帝，怎么对得起武昌的死难烈士？”到了朝贺仪式上，前副总统黎元洪（袁世凯做了皇帝，黎副总统当然就成了前副总统）也不曾前来。袁世凯给黎元洪封了个“武义亲王”，不料这前副总统却屡加拒绝，不肯接受。这事传出去后，一首童谣也不胫而走：“好江山，做不牢；好江山，坐不牢；亲王奉送没人要！”
对此，中国一位哲学家已预料到反对派极其强烈的反应，当时他这样写道：“我们用木头或泥土雕塑出一个人的偶像，称它为神。把它放在美丽的庙宇里，让它坐在辉煌的神龛里；人民崇拜它，认为它是不可思议地强有力的。但是，假如有个疯子把它推倒、踩在脚下，并把它抛进肮脏的池塘里，假如有人发现了它，再把它捡回来，放在原来神圣的地方，那么，你将发现它的魅力已经失去”。
推，说要等平定了叛乱再行登基。不料这一推就遥遥无期，而护国战争也非一时半会能结束的，结果袁世凯至死都没有正式登基，充其量也就是个“关门皇帝”。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后都要“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这“牺牲”祭品变不变倒无关紧要，国都也是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因此“徙居处”也就大可不必。但在“改正朔”上还是需要做做文章的，那就是在1916年后废民国五年而改行洪宪元年，历法也改用《洪宪元年历书》；至于“易服色”，按今文经学的“夏黑商白周赤”的三统循环理论，洪宪王朝应崇尚红色，因而登基三大殿的廊柱都要刷成红色，瓦也要换成红瓦，以示喜庆。
除此之外，皇帝登基按例得对有功之臣封王赏爵，好处均沾，但这里也遇到了一点小问题，那就是之前的故人旧友。袁皇上也不好意思让他们称臣，于是便想出列入“旧侣”(计有载沣、奕劻、世续、那桐、锡良等数人，均为前清王公或者名督)、“故友”(计有徐世昌、赵尔巽、张謇、李经羲，即后来的“嵩山四友”)、“耆硕”(王闿运、马相伯等)三类，这些人可以享受不臣之礼。至于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师旅长以上人等，分别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见者有份，一口气就封了128个，就连已故的前国务总理赵秉钧也追封了一等公。
此外，作为封建王朝文化门面及正统宣示的丰碑----孔子的后代也被重新扒出来：中华民国唯一的世袭爵位----衍圣公，也落到了孔子后裔孔令贻身上，给中国王朝的落幕重重落了一笔。
不是所有的人都发了昏。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其帝制活动日益公开，他名义上的重要助手、副总统黎元洪不同意；北洋之虎段祺瑞也不同意；北洋之狗冯国璋几乎要刀兵相向了。
段祺瑞作为袁世凯的重要手下和亲信，对老袁的影响力一直是很大的，袁世凯为了笼络段祺瑞，把自己的义女嫁给他为续弦，并在多年宦海生涯中一路将他提拔，曾在满清朝廷中官居一品，恩同再造。但是段祺瑞反袁称帝的态度最坚决,后来形势一发不可收拾，作为一名有十足影响力的军阀、袁政|府中|央陆军总长，段祺瑞直白反对称帝，并坚辞陈情“此事危及国家安危和总统身家性命，万不可做，万不可做”。走火入魔的袁世凯一心想要当皇帝，对段祺瑞的劝阻根本听不进去。段祺瑞的苦口婆心与虔诚表现被袁世凯认为是背叛。
在袁世凯称帝的闹剧中，段祺瑞进行了消极抵制，没有参加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的百官朝贺。只是在公馆里对自己的亲信徐树铮慨叹“项城作孽啊！”段祺瑞反帝立场从未动摇，这一点对于倍受袁提拔、屡受袁照顾的段祺瑞尤为难得。
对段祺瑞的“忘恩负义”之举，老袁是深为不满的。在称帝后进行的大封赏中，总计有128人被封爵，唯段祺瑞一人榜上无名。由此可见，袁世凯知道段祺瑞并非真心劝进，对他自帝制活动以来的不合作和暗中抵制的态度仍耿耿于怀。
段祺瑞的叔叔劝他说：“老头子向来器重你，可你在帝制问题上却一直顶牛，他怎能不生气呢？何况，总统、皇帝还不是一回事，你何必太认真？”段祺瑞却皱着眉说：“那可不是一回事。项城做总统，见面只要敬礼、拉拉手就可以了，如果做了皇帝，见他就得磕头，话也得跪着说。我最恨这种长子变矮子的把戏。”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真正忠诚的人，却常常忠而见疑；而把他往绝路上引的，却总是受到重用。段祺瑞反对袁世凯称帝，恰恰是段对袁世凯忠诚和负责的表现。可惜袁世凯不但不领情，反倒想算计他，真是让人叹气又可笑。
至于江苏督军冯国璋，老袁经过几次暗示以及老冯的表白，老袁知道他是无法收拢老冯的心了。冯国璋忠于前清，再让他向新朝效忠，感觉打脸。而且他一直认为自己是袁的合法接班人，而绝不甘心匍匐在袁后人的脚下。
两人现在的关系极冷，就差一点刀兵相向了。袁世凯固然不跟冯国璋讲真话，冯国璋对袁世凯其实也存有二心，他甚至认为等不到袁克定继位，袁世凯就会对自己下手----以江苏地位之重要，袁世凯又如此处心积虑地加以防范，一旦称帝成功，势必要斩草除根，永绝后患。
再说老袁一直试图以支持的袁克定、陈宦、杨度等取而代之，为了自保，冯国璋开始准备与云南的蔡锷、广西的陆荣廷互通声气，结为外援。
另一位胆小怕事的黎副总统则难得地鼓足了勇气。废话，做老袁的副总统已经很尴尬了，再做“副皇帝”就有些不伦不类了，再说也没这岗位呐。袁世凯曾试探黎元洪这位姻亲：“近来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你看怎么样？”黎元洪听后正色道：“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亲家你做了皇帝，怎么对得起武昌的死难烈士？”到了朝贺仪式上，前副总统黎元洪（袁世凯做了皇帝，黎副总统当然就成了前副总统）也不曾前来。袁世凯给黎元洪封了个“武义亲王”，不料这前副总统却屡加拒绝，不肯接受。这事传出去后，一首童谣也不胫而走：“好江山，做不牢；好江山，坐不牢；亲王奉送没人要！”
对此，中国一位哲学家已预料到反对派极其强烈的反应，当时他这样写道：“我们用木头或泥土雕塑出一个人的偶像，称它为神。把它放在美丽的庙宇里，让它坐在辉煌的神龛里；人民崇拜它，认为它是不可思议地强有力的。但是，假如有个疯子把它推倒、踩在脚下，并把它抛进肮脏的池塘里，假如有人发现了它，再把它捡回来，放在原来神圣的地方，那么，你将发现它的魅力已经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