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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四月二十夜十二时
在全信末尾，巴金先生又补写了一句：“以后来信可直接寄到文化生活出版社。”由此可知，赵黛莉此次去信，很可能寄到了别的什么地方，也说明巴金先生愿意收到赵黛莉新的来信。
我尚难判断，这封信该有哪些研究价值，只是处处感受到一位作家对于陌生读者的深切爱心。“爱一切需要爱的人，恨一切人为的、不合人性的传统”，话语凝练，颇多力度。巴金先生
巴金先生的心是悲悯而敞开着的，他不安于自己写出《砂丁》来，担心那惨痛图画会伤害到孩子们。
在195年《写作生活的回顾》一文中，是这样表述其意的：“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的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人为的制度，一切摧毁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这些话，在致黛莉信中得到简练使用。到了1949年以后，巴金始将“人为的制度”这个说法，改作“不合理的制度”来表述。我以为却是原先的表述更锐利、更精确，人治的社会制度必须改革呀！而合理与不合理，则不好讲，定位坐标不同，是否合理的结论也就不同了……
巴金先生的心是悲悯而敞开着的，他不安于自己写出《砂丁》来，担心那惨痛图画会伤害到孩子们。
信中所指《砂丁》，是巴金先生一篇早期中篇小说，成稿在191年，取材于艰辛的底层工人群体。我没有读过《砂丁》原作，只是从李存光、陈丹晨等先生的研究文献中得知，巴金在那一时期，曾经到浙江长兴煤矿，深入矿井工作面，体察窑工们的劳作。他下井前不久，这里发生了一次瓦斯爆炸，死去十五名矿工，情景惨烈。此后，一位云南留日青年黄子方，又向巴金细述了云南个旧锡矿中淘砂工人的悲情。讲到“砂丁”们被五块银元骗到矿山，在暗无天日的矿井里，同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相抗争，自发组织了拚死逃生行动，又横遭镇压。巴金据此写出悲愤的《砂丁》。作品笔调沉郁而绝望。他反对当局的暴力，控诉血腥镇压，站在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立场，痛斥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秩序。这部《砂丁》与不久后完成的《萌芽》，是巴金少有的两部反映底层工人生活的浸泪之作。次年初春，巴金在回顾去岁时写道，“奋斗、孤独、黑暗、幻灭，在这人心的沙漠里我过了一年”。秋天，巴金北上旅行，在青岛沈从文寓中小住，又在这里为《砂丁》写了序言。在这篇《序》中，巴金说：“我是把一个垂死的制度摆在人们的面前，指给人们看：这儿是伤痕，这儿是血，你们看！”
偏偏如此惨烈的一篇《砂丁》，竟让一位十二岁的山西小女孩赵黛莉读到了。巴金于心不安，在信中致歉：我不该拿那惨痛图画，来伤害你的孩子的心灵。
在“文化大革命”中，《砂丁》被当作巴金“污蔑工人阶级”的坏作品，遭到猛烈批判。及至晚年，巴金先生还写过一篇关于《砂丁》的创作谈。
信中谈到了曾经搁笔又即将再写的《群》，这是巴金先生191年在《家》的后记中做过预告的一部书。当时曾说要把这部《群》作为《激流三部曲》的第二部来写。巴金先生决计，“写一个社会的历史，因为我的主人翁是从家庭走进到社会里面去了”。从这封信中可见，这部叫做《群》的小说，果真写过开头，只是后来被作者放弃了。查阅手边史料，皆没有提到巴金有过一部作品叫做《群》。
从李存光先生的研究中可知，巴金在预告这部书之前，确实有过一种“群”的感动，乃至于196年致黛莉信中，还念念不忘。这是因为，198年以后，福建南部特别是泉州一带，成为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们一个重要的活动区域。吴克刚、丽尼、陆蠡、鲁彦等几十名新青年，在那里创办新学，普及教育，宣传无政府主义的革命主张，组织工人反抗资本家的斗争。其中吴克刚担任高中学校校长，是巴金留法的同学。巴金始终向往那里，曾于190年秋、19年和19年初夏，三赴泉州相聚。巴金盛赞这群为信仰而战斗的人们“从家庭走进到社会里面去了”，这群青年“忘记了自己的健康，忘了自己的家庭，他们只知道一个责任”。有胡景敏先生分析说，当年巴金认为，无政府主义理想在中国的实现，一是借鉴法国和俄国大革命，走一条民众暴力的道路；二是借鉴英式的“总同盟罢工”进行斗争，壮大工人力量，推进革命巨澜。据此，巴金曾经回忆在泉州参加这种职业革命的生活，极富吸引力：“白天在荒凉的园子里的草地上，或者寂寞的公园里凉亭的栏杆上，我们兴奋地谈论着那些使我们热血沸腾的问题。晚上我们打着火把，走过黑暗的窄巷，听见那带着威胁似的狗吠，到一个古老的院子里去捶油漆脱落的木门。在那个阴暗的旧式房间里，围着一盏发出微光的油灯，大家怀着献身的热情，准备找一个机会牺牲自己。”“在这里每个人都不会为他个人的事情烦心，每个人都没有一点顾虑。我们的目标是群，是事业，我们的口号是坦白。”请看，巴金曾经就是这样一个激进青年。而从190年开始，在辛亥革命前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最先输入中国的西方思想，就是无政府主义，亦称为“安那其主义”，吸引着大批热血青年，影响了上世纪两三代中国知识分子。简单地说，安那其主义和李大钊等人引进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看去有不少相似处，又很不相同。在中国，散落着几十个无政府主义团体，要真正成就大业，是无比艰难的。而巴金却被这个信仰所推动，为着这个“群”而激动，是这种精神的力量，支撑着巴金写作的信念。
巴金先生致黛莉第一封信，让人联想到许多历史场景，令我难以平静。（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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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四月二十夜十二时
在全信末尾，巴金先生又补写了一句：“以后来信可直接寄到文化生活出版社。”由此可知，赵黛莉此次去信，很可能寄到了别的什么地方，也说明巴金先生愿意收到赵黛莉新的来信。
我尚难判断，这封信该有哪些研究价值，只是处处感受到一位作家对于陌生读者的深切爱心。“爱一切需要爱的人，恨一切人为的、不合人性的传统”，话语凝练，颇多力度。巴金先生
巴金先生的心是悲悯而敞开着的，他不安于自己写出《砂丁》来，担心那惨痛图画会伤害到孩子们。
在195年《写作生活的回顾》一文中，是这样表述其意的：“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的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人为的制度，一切摧毁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这些话，在致黛莉信中得到简练使用。到了1949年以后，巴金始将“人为的制度”这个说法，改作“不合理的制度”来表述。我以为却是原先的表述更锐利、更精确，人治的社会制度必须改革呀！而合理与不合理，则不好讲，定位坐标不同，是否合理的结论也就不同了……
巴金先生的心是悲悯而敞开着的，他不安于自己写出《砂丁》来，担心那惨痛图画会伤害到孩子们。
信中所指《砂丁》，是巴金先生一篇早期中篇小说，成稿在191年，取材于艰辛的底层工人群体。我没有读过《砂丁》原作，只是从李存光、陈丹晨等先生的研究文献中得知，巴金在那一时期，曾经到浙江长兴煤矿，深入矿井工作面，体察窑工们的劳作。他下井前不久，这里发生了一次瓦斯爆炸，死去十五名矿工，情景惨烈。此后，一位云南留日青年黄子方，又向巴金细述了云南个旧锡矿中淘砂工人的悲情。讲到“砂丁”们被五块银元骗到矿山，在暗无天日的矿井里，同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相抗争，自发组织了拚死逃生行动，又横遭镇压。巴金据此写出悲愤的《砂丁》。作品笔调沉郁而绝望。他反对当局的暴力，控诉血腥镇压，站在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立场，痛斥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秩序。这部《砂丁》与不久后完成的《萌芽》，是巴金少有的两部反映底层工人生活的浸泪之作。次年初春，巴金在回顾去岁时写道，“奋斗、孤独、黑暗、幻灭，在这人心的沙漠里我过了一年”。秋天，巴金北上旅行，在青岛沈从文寓中小住，又在这里为《砂丁》写了序言。在这篇《序》中，巴金说：“我是把一个垂死的制度摆在人们的面前，指给人们看：这儿是伤痕，这儿是血，你们看！”
偏偏如此惨烈的一篇《砂丁》，竟让一位十二岁的山西小女孩赵黛莉读到了。巴金于心不安，在信中致歉：我不该拿那惨痛图画，来伤害你的孩子的心灵。
在“文化大革命”中，《砂丁》被当作巴金“污蔑工人阶级”的坏作品，遭到猛烈批判。及至晚年，巴金先生还写过一篇关于《砂丁》的创作谈。
信中谈到了曾经搁笔又即将再写的《群》，这是巴金先生191年在《家》的后记中做过预告的一部书。当时曾说要把这部《群》作为《激流三部曲》的第二部来写。巴金先生决计，“写一个社会的历史，因为我的主人翁是从家庭走进到社会里面去了”。从这封信中可见，这部叫做《群》的小说，果真写过开头，只是后来被作者放弃了。查阅手边史料，皆没有提到巴金有过一部作品叫做《群》。
从李存光先生的研究中可知，巴金在预告这部书之前，确实有过一种“群”的感动，乃至于196年致黛莉信中，还念念不忘。这是因为，198年以后，福建南部特别是泉州一带，成为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们一个重要的活动区域。吴克刚、丽尼、陆蠡、鲁彦等几十名新青年，在那里创办新学，普及教育，宣传无政府主义的革命主张，组织工人反抗资本家的斗争。其中吴克刚担任高中学校校长，是巴金留法的同学。巴金始终向往那里，曾于190年秋、19年和19年初夏，三赴泉州相聚。巴金盛赞这群为信仰而战斗的人们“从家庭走进到社会里面去了”，这群青年“忘记了自己的健康，忘了自己的家庭，他们只知道一个责任”。有胡景敏先生分析说，当年巴金认为，无政府主义理想在中国的实现，一是借鉴法国和俄国大革命，走一条民众暴力的道路；二是借鉴英式的“总同盟罢工”进行斗争，壮大工人力量，推进革命巨澜。据此，巴金曾经回忆在泉州参加这种职业革命的生活，极富吸引力：“白天在荒凉的园子里的草地上，或者寂寞的公园里凉亭的栏杆上，我们兴奋地谈论着那些使我们热血沸腾的问题。晚上我们打着火把，走过黑暗的窄巷，听见那带着威胁似的狗吠，到一个古老的院子里去捶油漆脱落的木门。在那个阴暗的旧式房间里，围着一盏发出微光的油灯，大家怀着献身的热情，准备找一个机会牺牲自己。”“在这里每个人都不会为他个人的事情烦心，每个人都没有一点顾虑。我们的目标是群，是事业，我们的口号是坦白。”请看，巴金曾经就是这样一个激进青年。而从190年开始，在辛亥革命前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最先输入中国的西方思想，就是无政府主义，亦称为“安那其主义”，吸引着大批热血青年，影响了上世纪两三代中国知识分子。简单地说，安那其主义和李大钊等人引进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看去有不少相似处，又很不相同。在中国，散落着几十个无政府主义团体，要真正成就大业，是无比艰难的。而巴金却被这个信仰所推动，为着这个“群”而激动，是这种精神的力量，支撑着巴金写作的信念。
巴金先生致黛莉第一封信，让人联想到许多历史场景，令我难以平静。（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