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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收到了邓发祥的检讨报告，内容极其详尽的剖析了自己的为官之道，很难得的对自己做了一个评价，最后请求组织给予处分，并要求给他机会改正错误。他在报告里写到，
“我是在河南农村长大的苦孩子，16岁到县城上高中以前我没有穿过新衣服，我从来不像城里的孩子那样有那么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贫穷使我整日与书籍为伍，也正因为这样的条件，我考上了武汉大学政法系，毕业后我回到了河南新乡，从一名乡司法股的股员干起，那时我也有雄心壮志，在工作中我兢兢业业，其后在不同的岗位上我干了8年，这次甘肃省出现的上访风波，我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对于省委一斑人也没有管理好，追索根源是我在多年的官场养成的惰性和忍性在作祟，我在岁的时候担任河南新乡市的市委副书记，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春风得意，少壮有为，在主观抓工业企业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对企业的**重点打击，大力扶持新兴企业打入市场，成绩卓著，可是等待我的却是一纸调令，把我弄到河南偏远的西峡县去担任县委书记，那是一个穷县，我开始还没有感觉什么，可是后来我的一个同学，在省委组织部当处长的实权人物告诉我，我在新乡的举动伤害了某些大型企业的利益，也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他们在中央告了状，当怪罪下来的时候，市委书记没有担担子，而是把功劳揽过去，把缺点留给了我，最后，市委书记顺利的调省委工作，我却平调到西峡去了，我的同学告诉我，做官不可张扬，不可不瞻前顾后，无为既有为，有为则有过，对于他的这些言论，当时我是不以为然的，西峡年，我在那里干的不错，后来有调三门峡市委任副书记，那个时候正是我年富力强的时候，当时的市委书记后来因为**被双‘规’了，一时由我主持工作，在打击**的斗争中我坚决不手软，弄的牵扯面很大，有些都触动了省里的一些干部，没过多久，我被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进中央党校高级干部斑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可是我进去是因为在三门峡搞的动作太狠，可是我自己又没有把柄给对方，对方只能用进党校的办法把我先行调开再说，等我毕业回去的时候很多案件已经结案了。我知道我又触动了一些人的神经，不知道今后会是什么结局，这时候，浙江宁波市委书记跨台了，由于我在中央党校的一篇论文，中组部安排我到那里去担任书记工作，这一次可以说是因祸得福。
宁波历来是富庶之地，倒在这里的干部不计其数，一上任我就感觉到人事关系复杂，而我这个空降来的外省人基本上是两眼漆黑，我在宁波力求不犯错误，也不搞大得动作，省委领导夸我稳健，识大体。年后我又被调回河南，担任郑州市委书记，无为真的使我升了官，那时我刚刚40出头，就是一个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了，还是省委委员，许多省里的干部夸我进步了，我自己都不明白我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郑州市是河南得经济中心，那里得工作好做，大城市吗，受舆论监督的程度要高过其他得地方，自己一身正气也得到不少好评。四年后我顺理成章的升任为省委副书记。在担任河南省委副书记的期间，我又一次进中央党校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亲耳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课，深感肩上的担子重大，深感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回到河南后，我在分管的经济和政法两大领域大刀阔斧的实行改革，使河南在那个时期解决了一系列历史遗留的问题，特别是几个上市公司的重组问题，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可也就是我干的欢实的时候，又是一纸调令把我从河南调到了甘肃，还是担任省委副书记。从一个人口9000多万的中原大省的第三把手调到西北的贫穷省份担任第五把手，这说明了什么？正像个别人说我的那样，这几年骄傲了，尾巴‘翘’上天了。在河南的工作显然是又触动了一些人，又没有按照官场上的规则进行。
我是一个在政治上没有背景和后台的普通人，一颗做人的良知和**员的党性制约我在为官的时候不贪污不腐化，但是，宦海的沉浮使我明白了为官不可张扬，也不可过于标新立异，政绩的好坏，官声的好坏都不在于老百姓是怎么看而在于官场里的同僚和某些实权人物，于是，我开始奉行一条‘千言万言不如一默’的为官之道，在各种会议上轻易不发言，也不公开表示我的政治观点，也学会了打太极，在甘肃八年，我稳步的从第五把手升迁到第一书记这个位置，但是我知道那些在我后面的人会时不时的打我的黑枪，会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在甘肃省委的工作岗位上，首先就是我的不作为，我忘记了自己是国家安排在这里负主要责任的‘封疆大吏’。在我担任省委书记这几年里，甘肃省的业绩平平，可是我的位置却越来越稳固，我不得罪任何人，也不去抓别人的小辫子，自己也不培养自己的势力和小圈子，但是在思想上已经离党的要求越来越远了。从根本上讲也是自己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认识走进了一个个人利益的怪圈，我在政治上没有野心，能够在现在的位置上全身而退是我最大愿望，我不希望自己的一生有多少辉煌，但是也决不想走在大街上被人戳脊梁骨。因此我在执行上级的指示时候与其说是觉悟高不如说是一种习惯，对于上级的指示我只是简单的执行，能在精神上领会多少很难说，长期以来，我就是简单的这么工作，也消磨了不少时光，这一次张掖会议后，我仍然是用这样的态度去工作，在西域改变自然的这么复杂的工程中得过且过怎么能不出问题？司徒书记一眼就看出了我的问题，尽管在上访期间我是坚决的站在改革的这一边，但是在思想上我并没有做好面对复杂局面的分析和对策准备。出现上访事件以后，被动的应付，甚至有妥协中立的念头，完全失去了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应该具备的原则性和立场。
当事件平息以后，我仔细的反省自己，这么多年来，我也像司徒书记说的那样，在思想上已经腐化堕落了，这不是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上的**，是意志上的**，是对不正之风的妥协和让步，当我们在党旗下宣誓的时候，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个人的利益而入党的，可是在工作多年后却陷进了个人主义的泥潭，把党内的逆流，不正的思想当成为官的主流，对于那些明哲保身不作为的所谓为官之道从看不惯到逐步适应，进一步则认同，最后自己也成了其中的一分子。由于这种个人主义思想的泛滥才使自己对所谓为官之道有了共鸣，才使自己放弃了对国家和对人民的忠诚，我虽然在物质上不腐化贪污，但是思想根源与那些**分子如出一辙，我相信有这样的想法的干部不会只有我一个，正所谓许多干部的清廉不是靠自身免疫力的提高，不是靠党性和人格在保证，而是威慑于国家法律和社会舆论的压力，非不为而是不敢为尔。
多年来的宦海沉浮磨平了我的棱角，也消磨了我的斗志，今年我已经56岁了，能够为党工作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看到国家今天的大好形式，我十分汗颜，我请求组织上给我处分，也希望组织给我机会让我弥补过失。”
对邓发祥的报告我很满意，能够有着这样的认识，不经过振聋发聩的自我剖析使做不到的，这样的干部本质是好的，根... -->>
后来，我收到了邓发祥的检讨报告，内容极其详尽的剖析了自己的为官之道，很难得的对自己做了一个评价，最后请求组织给予处分，并要求给他机会改正错误。他在报告里写到，
“我是在河南农村长大的苦孩子，16岁到县城上高中以前我没有穿过新衣服，我从来不像城里的孩子那样有那么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贫穷使我整日与书籍为伍，也正因为这样的条件，我考上了武汉大学政法系，毕业后我回到了河南新乡，从一名乡司法股的股员干起，那时我也有雄心壮志，在工作中我兢兢业业，其后在不同的岗位上我干了8年，这次甘肃省出现的上访风波，我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对于省委一斑人也没有管理好，追索根源是我在多年的官场养成的惰性和忍性在作祟，我在岁的时候担任河南新乡市的市委副书记，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春风得意，少壮有为，在主观抓工业企业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对企业的**重点打击，大力扶持新兴企业打入市场，成绩卓著，可是等待我的却是一纸调令，把我弄到河南偏远的西峡县去担任县委书记，那是一个穷县，我开始还没有感觉什么，可是后来我的一个同学，在省委组织部当处长的实权人物告诉我，我在新乡的举动伤害了某些大型企业的利益，也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他们在中央告了状，当怪罪下来的时候，市委书记没有担担子，而是把功劳揽过去，把缺点留给了我，最后，市委书记顺利的调省委工作，我却平调到西峡去了，我的同学告诉我，做官不可张扬，不可不瞻前顾后，无为既有为，有为则有过，对于他的这些言论，当时我是不以为然的，西峡年，我在那里干的不错，后来有调三门峡市委任副书记，那个时候正是我年富力强的时候，当时的市委书记后来因为**被双‘规’了，一时由我主持工作，在打击**的斗争中我坚决不手软，弄的牵扯面很大，有些都触动了省里的一些干部，没过多久，我被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进中央党校高级干部斑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可是我进去是因为在三门峡搞的动作太狠，可是我自己又没有把柄给对方，对方只能用进党校的办法把我先行调开再说，等我毕业回去的时候很多案件已经结案了。我知道我又触动了一些人的神经，不知道今后会是什么结局，这时候，浙江宁波市委书记跨台了，由于我在中央党校的一篇论文，中组部安排我到那里去担任书记工作，这一次可以说是因祸得福。
宁波历来是富庶之地，倒在这里的干部不计其数，一上任我就感觉到人事关系复杂，而我这个空降来的外省人基本上是两眼漆黑，我在宁波力求不犯错误，也不搞大得动作，省委领导夸我稳健，识大体。年后我又被调回河南，担任郑州市委书记，无为真的使我升了官，那时我刚刚40出头，就是一个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了，还是省委委员，许多省里的干部夸我进步了，我自己都不明白我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郑州市是河南得经济中心，那里得工作好做，大城市吗，受舆论监督的程度要高过其他得地方，自己一身正气也得到不少好评。四年后我顺理成章的升任为省委副书记。在担任河南省委副书记的期间，我又一次进中央党校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亲耳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课，深感肩上的担子重大，深感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回到河南后，我在分管的经济和政法两大领域大刀阔斧的实行改革，使河南在那个时期解决了一系列历史遗留的问题，特别是几个上市公司的重组问题，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可也就是我干的欢实的时候，又是一纸调令把我从河南调到了甘肃，还是担任省委副书记。从一个人口9000多万的中原大省的第三把手调到西北的贫穷省份担任第五把手，这说明了什么？正像个别人说我的那样，这几年骄傲了，尾巴‘翘’上天了。在河南的工作显然是又触动了一些人，又没有按照官场上的规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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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的宦海沉浮磨平了我的棱角，也消磨了我的斗志，今年我已经56岁了，能够为党工作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看到国家今天的大好形式，我十分汗颜，我请求组织上给我处分，也希望组织给我机会让我弥补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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