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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写了她对老夫人管束太严的不满。后来经过白马将军解围前后，她事先希望张生能退掉贼兵，那么可以名正言顺与张生缔结良缘，因为这是老夫人事先的许诺。当老夫人的设宴答谢张生救命之思时，居然自食其言，命莺莺与张生兄妹相称，莺莺忍不住对老夫人咒起了诅。从此之后，她就采取了背对背的斗争策略，决定造成既成事实，让老夫人去应付。
崔张二人，从一见钟情到私定终身，爱情似乎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理由。而真正引起人们注意的，已经超越了爱情本身，着意于颠覆不合理的、与人性相悖的各种观念和道德，以及人们普遍认同的社会价值的约束，去寻求自我等等诸多作为人本身的价值的实现。男女主人公寻求个性解放、超越各种精神束缚的意义比爱情本身更为有力，也更为重要。更为主要的是，作品还显现了主人公在面对上述实现人生价值时自我意志的较量，从而使得这个故事在艺术家手里获得了终极意义。在他笔下浓缩的爱情经验，为社会提供了最典型、最有力的批判和最不动声色的瓦解。因而这出戏剧不是浅层次地展现人与命运的游戏，而是人不甘于命运的摆弄，不甘于社会黑暗现实的左右，通过颠覆式的抗争找到希望与理想之路。这是人类欲望与意志搏斗的一个绝好例证。他肯定人欲本身就是对儒学、礼教的一种对抗。这一点，除了爱情之外，在其他方面也有所表现。第一本第四折中，普救寺里众人为老相国做法事。作者这样描述众和尚见到美貌的莺莺时不能自持的生动场面：[乔牌儿]大师年纪老，法座上也凝眺；举名的班首真呆，觑着法聪头做金磬敲。这个极富喜剧性的生动场面实在令人发笑，然而笑的背后是苦涩的。那一刻是人性真实瞬间的再现，它显示了封建儒学和宗教制约下“人”的荒谬与可笑的痛苦，以及人的“自然性”本真体现。这不禁让人想起了新时期以后出现的一个当代小说家汪曾祺。他对人性的关注集中体现在那篇被受关注的受戒中，小说有极其类似的描写。
张生被爱情所折磨的痛苦、为情欲所受的煎熬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崔莺莺如果不是为着情欲的痛苦和爱情的理想，也不会抛开一切精神上乃至人性上的束缚，勇敢地自荐枕席，去追求自己吉凶难料的未来。年轻的男女主人公开始对于挑战封建礼教、追求个性的自由并没有自觉的意识，或者说他们本不想背离现有的生存模式，他们是在自我情欲的主宰下才去追求爱情，并且是在不自觉的追求中一不小心成了封建价值观念的离经叛道者。王实甫终于揭掉了人性的面纱，使他们的灵魂和情欲，不再有任何遮掩。他让人们思考，人如何面对自我，是服从于外在的社会性的约束，还是服从于自我意志；是听凭命运的安排，还是与之较量，从而使作品在爱情之外，在挑战门第和封建礼教之外，获得了多元的意义。
王实甫的叙述是理性的，旁观者式的。同时，作者对这种叙述做了时空的限定：作品产生于元代，展现的却是唐代的故事。我以为作者不仅仅是为了忠实于原著，而是有其复杂的人文背景和精神导向。这种限定的好处在于，它带领读者穿越历史的堡垒，在男女主人公爱情的背后找到一个合理的位置，对他们的追求做一个理性的洞察与判断；同时作者可以更加隐蔽地传达自己的人文思想，呼唤个人的自由和情欲的解放。元代历时几百年，对士人、特别是汉族知识分子，是一场没有明天的噩梦。元代士人的心灵负荷比它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都来得沉重。他们所体验到的，不是一般的仕途坎坷和宦海沉浮所带来的痛苦，而是生存的困扰、个性尊严的失落和生命价值的被嘲弄。
仅写了她对老夫人管束太严的不满。后来经过白马将军解围前后，她事先希望张生能退掉贼兵，那么可以名正言顺与张生缔结良缘，因为这是老夫人事先的许诺。当老夫人的设宴答谢张生救命之思时，居然自食其言，命莺莺与张生兄妹相称，莺莺忍不住对老夫人咒起了诅。从此之后，她就采取了背对背的斗争策略，决定造成既成事实，让老夫人去应付。
崔张二人，从一见钟情到私定终身，爱情似乎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理由。而真正引起人们注意的，已经超越了爱情本身，着意于颠覆不合理的、与人性相悖的各种观念和道德，以及人们普遍认同的社会价值的约束，去寻求自我等等诸多作为人本身的价值的实现。男女主人公寻求个性解放、超越各种精神束缚的意义比爱情本身更为有力，也更为重要。更为主要的是，作品还显现了主人公在面对上述实现人生价值时自我意志的较量，从而使得这个故事在艺术家手里获得了终极意义。在他笔下浓缩的爱情经验，为社会提供了最典型、最有力的批判和最不动声色的瓦解。因而这出戏剧不是浅层次地展现人与命运的游戏，而是人不甘于命运的摆弄，不甘于社会黑暗现实的左右，通过颠覆式的抗争找到希望与理想之路。这是人类欲望与意志搏斗的一个绝好例证。他肯定人欲本身就是对儒学、礼教的一种对抗。这一点，除了爱情之外，在其他方面也有所表现。第一本第四折中，普救寺里众人为老相国做法事。作者这样描述众和尚见到美貌的莺莺时不能自持的生动场面：[乔牌儿]大师年纪老，法座上也凝眺；举名的班首真呆，觑着法聪头做金磬敲。这个极富喜剧性的生动场面实在令人发笑，然而笑的背后是苦涩的。那一刻是人性真实瞬间的再现，它显示了封建儒学和宗教制约下“人”的荒谬与可笑的痛苦，以及人的“自然性”本真体现。这不禁让人想起了新时期以后出现的一个当代小说家汪曾祺。他对人性的关注集中体现在那篇被受关注的受戒中，小说有极其类似的描写。
张生被爱情所折磨的痛苦、为情欲所受的煎熬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崔莺莺如果不是为着情欲的痛苦和爱情的理想，也不会抛开一切精神上乃至人性上的束缚，勇敢地自荐枕席，去追求自己吉凶难料的未来。年轻的男女主人公开始对于挑战封建礼教、追求个性的自由并没有自觉的意识，或者说他们本不想背离现有的生存模式，他们是在自我情欲的主宰下才去追求爱情，并且是在不自觉的追求中一不小心成了封建价值观念的离经叛道者。王实甫终于揭掉了人性的面纱，使他们的灵魂和情欲，不再有任何遮掩。他让人们思考，人如何面对自我，是服从于外在的社会性的约束，还是服从于自我意志；是听凭命运的安排，还是与之较量，从而使作品在爱情之外，在挑战门第和封建礼教之外，获得了多元的意义。
王实甫的叙述是理性的，旁观者式的。同时，作者对这种叙述做了时空的限定：作品产生于元代，展现的却是唐代的故事。我以为作者不仅仅是为了忠实于原著，而是有其复杂的人文背景和精神导向。这种限定的好处在于，它带领读者穿越历史的堡垒，在男女主人公爱情的背后找到一个合理的位置，对他们的追求做一个理性的洞察与判断；同时作者可以更加隐蔽地传达自己的人文思想，呼唤个人的自由和情欲的解放。元代历时几百年，对士人、特别是汉族知识分子，是一场没有明天的噩梦。元代士人的心灵负荷比它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都来得沉重。他们所体验到的，不是一般的仕途坎坷和宦海沉浮所带来的痛苦，而是生存的困扰、个性尊严的失落和生命价值的被嘲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