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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史上“周氏兄弟”是两个不能避开的山峰。所以，我们几乎养成了一种不良习惯，说到杂文言必称鲁迅，而说到散文就一定要谈到周作人。鲁迅的杂文辛辣而锋芒毕露，周作人的小品文静默而平和冲淡。从小我们就在鲁迅的“国民性”教育下成长，对人生的很多东西，常常只看到黑暗，而不知道如何去应对现实。也许，今天我们可以换个角度，从周作人身上去看看知识分子在现世中为文为人的艰辛努力，以及处理现实景遇时候的圆和通透。在历史与现实的两难中，我们看到一生寂寞的周作人身后并不寂寞。在他身上演绎了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悲剧。
散文史上历来论者都推崇”平淡”的境界，以为是散文的极境，而且，不少人认为，周作人的散文小品之所以在现代首屈一指，就是因为他做到了真正的平淡。
陈思和在关于周作人的传记中说：“他在拒绝了政治力量后，奇迹般地在自己的专业－－散文创作上建立起独创的价值标准－－美文。”由于周作人对闲适达观、“微妙而美”的生活方式的追求，包含着超越于那个时代对于理想生活环境的认识，他的散文在渊博和优美两个方面达到了中国现代散文的一个顶峰。然而，周作人的“闭门读书论”也好“夜抄公”也好，都是在逃遁现实无情的围捕。这不免让人想起了中国士人的隐逸，或者和尚的遁世。周作人曾说：“中国的隐逸都是社会的，或政治的，他有一肚子的理想，却看得社会浑浊无可实施，便只安分去做农工，不再多管，见了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却是所谓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想了办法要留住他。”从中可以看出，周作人心目中的隐士，是一些胸怀理想和抱负，在经历了浩劫动荡之后，对社会和理想产生了悲观绝望情绪，而后消极遁世的人。这就是知识分子固有的骨子里的“济世”情结。然而，周作人并不是一味的想着去“济世”在1921年的散文胜业中，有这样一句话：“野和尚登高座妄谈般若，还不如在僧房里译述几章法句，更为有益。”周作人看到了现世的人和事存在着种种的危难，然而他更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是那样的渺小，于是他便退而求其次，为自己营造一个“平淡”的象牙塔式的“自己的园地”
鲁迅当年批评朱光潜的“静穆论”时说：“凡论文艺，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这话很对，其实因立‘极境’而陷入‘绝境’者，又何止文艺？周作人的散文创作，在开始的时候也是相当激进的。我们看看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论“黑幕”等等，都是相当激进的，而且并不在鲁迅之下。然而或许是从乌篷船、喝茶、故乡的野菜起，周作人就“平淡”开了。周作人的大部分散文都是貌似平淡，其内在的思想感情却实是忧愤抑郁，即使是他后期被林语堂讥为“专抄古书，越抄越冷”的抄书体文章，也不能摆脱郁愤的底子，如果仅仅是把这些文章看作知识性小品，那就太遗憾了。举个例子，比如看云集中的草木虫鱼小引，名为“草木虫鱼”应该是很闲适平淡的了，可仔细一看却不是，几乎通篇都是在说反话，讥讽当时的言论没有自由。最后一句“万一讲草木虫鱼还有不行的时候，那么这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们可以讲讲天气嘛”愈是刻意宽解愈显出其无可宽解，貌似平淡实则沉痛，正是周作人惯有的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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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史上“周氏兄弟”是两个不能避开的山峰。所以，我们几乎养成了一种不良习惯，说到杂文言必称鲁迅，而说到散文就一定要谈到周作人。鲁迅的杂文辛辣而锋芒毕露，周作人的小品文静默而平和冲淡。从小我们就在鲁迅的“国民性”教育下成长，对人生的很多东西，常常只看到黑暗，而不知道如何去应对现实。也许，今天我们可以换个角度，从周作人身上去看看知识分子在现世中为文为人的艰辛努力，以及处理现实景遇时候的圆和通透。在历史与现实的两难中，我们看到一生寂寞的周作人身后并不寂寞。在他身上演绎了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悲剧。
散文史上历来论者都推崇”平淡”的境界，以为是散文的极境，而且，不少人认为，周作人的散文小品之所以在现代首屈一指，就是因为他做到了真正的平淡。
陈思和在关于周作人的传记中说：“他在拒绝了政治力量后，奇迹般地在自己的专业－－散文创作上建立起独创的价值标准－－美文。”由于周作人对闲适达观、“微妙而美”的生活方式的追求，包含着超越于那个时代对于理想生活环境的认识，他的散文在渊博和优美两个方面达到了中国现代散文的一个顶峰。然而，周作人的“闭门读书论”也好“夜抄公”也好，都是在逃遁现实无情的围捕。这不免让人想起了中国士人的隐逸，或者和尚的遁世。周作人曾说：“中国的隐逸都是社会的，或政治的，他有一肚子的理想，却看得社会浑浊无可实施，便只安分去做农工，不再多管，见了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却是所谓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想了办法要留住他。”从中可以看出，周作人心目中的隐士，是一些胸怀理想和抱负，在经历了浩劫动荡之后，对社会和理想产生了悲观绝望情绪，而后消极遁世的人。这就是知识分子固有的骨子里的“济世”情结。然而，周作人并不是一味的想着去“济世”在1921年的散文胜业中，有这样一句话：“野和尚登高座妄谈般若，还不如在僧房里译述几章法句，更为有益。”周作人看到了现世的人和事存在着种种的危难，然而他更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是那样的渺小，于是他便退而求其次，为自己营造一个“平淡”的象牙塔式的“自己的园地”
鲁迅当年批评朱光潜的“静穆论”时说：“凡论文艺，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这话很对，其实因立‘极境’而陷入‘绝境’者，又何止文艺？周作人的散文创作，在开始的时候也是相当激进的。我们看看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论“黑幕”等等，都是相当激进的，而且并不在鲁迅之下。然而或许是从乌篷船、喝茶、故乡的野菜起，周作人就“平淡”开了。周作人的大部分散文都是貌似平淡，其内在的思想感情却实是忧愤抑郁，即使是他后期被林语堂讥为“专抄古书，越抄越冷”的抄书体文章，也不能摆脱郁愤的底子，如果仅仅是把这些文章看作知识性小品，那就太遗憾了。举个例子，比如看云集中的草木虫鱼小引，名为“草木虫鱼”应该是很闲适平淡的了，可仔细一看却不是，几乎通篇都是在说反话，讥讽当时的言论没有自由。最后一句“万一讲草木虫鱼还有不行的时候，那么这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们可以讲讲天气嘛”愈是刻意宽解愈显出其无可宽解，貌似平淡实则沉痛，正是周作人惯有的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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