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06儿童—&mdas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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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信念、有信仰的头脑来说，人类这个词决不是个可以疏远、可以漠然置之的概念，象只见眼前的“流弊”的人对这个概念所抱的态度那样。不，前者和后者之间，有一条斩不断的链条，它的每一个环节都具有一股通达关心人类的最高感情的传动力量。借助于这条链条，现在的斗争必然会在人类未来的命运赖以立足的远方得到呼应，并且在那里播下丰收的种子。不是所有的光芒都会在斗争的波折中消失，其中一部分光芒必将穿透黑暗，为以后的革新提供出击点。这个思想使真理的捍卫者们的心跳得更坚定，使建树功绩所必需的力量得到增强。因为这是一切功绩中真正的丰功伟绩，因为意识到勇敢而坚定地完成了这个功绩，便能真正地使被侮辱与被折磨的心得到慰藉。
这一类的优越性，儿童是不可能有的。他们对于亲身参加生活建设的事是陌生的；他们盲目地服从偶然伸向他们的手的指示，并不知道这只手会把他们置于何地，会引导他们走向胜利还是走向灭亡？会使他们坚强到足以顶住无法避兔的怀疑的压力，还是使他们成为这种压力的牺牲品呢？甚至在吸收知识的时候（往往要付出艰苦努力的代价），他们也没有能力断定，这是真的知识，还是无用之物呢
象我上面说到的那样，儿童的实际的效用，直到如今仍然被理解为：它起着供各种教育试验的animaevilis1的作用。
1拉丁语：低级生物。
先说父母吧。爸爸希望谢辽沙长大了做文官；妈妈坚持要他当武将。爸爸说，人的使命是审判和惩罚别人。妈妈确信，还有一个更崇高的使命，那就是抗击敌人，保卫祖国。
“可是瞧着吧，他一上战场准给打死！”爸爸吓唬说。
“放心吧，不会打死的：打起仗来我们替他请长假让他回家！”妈妈顶了回去。
这些不高明的谈话——有时表面上也有点无关紧要的变化——不断地当着谢辽沙本人的面重复着，谢辽沙细心地谛听着，摇摆着，不知该站在哪一边。但是，他的父母是精明的。他们明白，只有得到谢辽沙本人的支持，他们才能坚持自己的主张。他们知道怎样取得这种支持。结果弄得谢辽沙虽然不甚了了，还是回答说：“唔，好爸爸！我真想做个检察官，象柯里亚叔叔那样！”或者：“唔，好妈妈！等我做了大将军，我的肩头上一定会象帕沙伯伯那样佩带满是杠杠的肩章，蓄他那样香喷喷的胡子！”这些天真的愿望肯定是由父母的影响产生的结果。
“你看，他自己感觉到了自己的使命呢！”爸爸说。
“哎，serge，serge1呀！你昨天是怎么说的！肩章什么的你忘了吗？”妈妈责备谢辽沙。
1法语：谢尔盖，即谢辽沙的正名。
于是，为了争取谢辽沙，两方面向他施加压力。父亲方面的压力是不时赏他几家伙，说：
“叫你知道我的厉害，军官！”
母亲方面的压力在外表上要诱人得多。她额外给谢辽沙一些糖果和点心，说：
“谢辽沙，你长大了当军官吗？”
妈妈终于胜利了；谢辽沙穿着军官制服，幸福而扬扬自得地坐着自备的四轮轻便马车，由自备的快马拉着，奔驰在涅瓦大街上。
但是，在我们这个盛行见风使舵的时代，原来的诱惑力很快便成了明日黄花。三、四年以后，谢辽沙开始考虑，倾向于认为还是爸爸的话对。
是呀，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的真正的使命确是在于审判和惩办别人。大多数和谢辽沙年龄相若的人已经成功地弄到了这样的差事。米佳-波丹奇柯夫做了检察官的同僚；费佳-斯特里古诺夫做了地方法院的官吏；马卡尔-波鲁亭甚至快要升副省长了。可是他谢辽沙还是个小尉官。他不能怨自己官运不佳，也不能怪上司冷落他，但是在他选择的宦途上，总有一点什么东西使他的官运不能尽如人意。国外敌人一直没有动静，即将开战的传闻并不确实，因而看不见立功扬名的机会。再说，功名固然好，但是万一给打死了呢了
“ah，sacrrrrebleu！”1
1法语：啊，真见鬼！
剩下的是国内敌人，但是跟他们斗争，连功劳也捞不到一个。他是个小尉官，在这种斗争中起不了什么独当一面的作用，只有听从那位米佳-波丹奇柯夫摆布的份儿。
“我跟‘他’谈判的时候，”米佳说“你把住门，不让人出进，我打个手势——你就马上一枪崩掉他！”
谢辽沙痛苦已极。谋求审判和惩办别人的美差的风气，在上流社会中非常盛行，使他也开始坐卧不宁。行行好吧！他算是什么军官，他的身体远远不够军官的条件，何况他连为了获得胜利的桂冠而必须不怕牺牲的勇气也没有啊。不行，这件事无论如何得纠正：于是他越来越回避跟妈妈交谈，越来越经常跟爸爸商议
一天早晨。谢辽沙终于穿着文官制服回到家里。妈妈惊叫着晕了过去：
“我希望你至少也要当个宫廷侍卫官！”
“好妈妈！您会饶恕我吗？”他祈求着“咯”的一声跪了下去。
我知道，上面这个例子里描写的痛苦和失败，没有多大的意义，因而不能算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要知道，问题不在于这痛苦有无意义，而在于它是意外地落到头上，在于制造这痛苦的是一种盲目的偶然情况，它根本不承认有深入考察受教育者的禀赋的必要，更没有遇到后者任何微弱的反抗。
更糟糕的是“常规”所造成的后果。由于“常规”作祟，儿童的生活彻底地遭受着戕害，遭受着无法挽回、无法纠正的戕害，因为给“常规”帮忙的还有那些精通业务的大师——不遗余力为“常规”效劳的教育家们。
为了满足“常规”的要求，他们摧残儿童的禀赋，使儿童的头脑陷入愚昧无知的黑暗，而且，如果说他们并非经常公开地为愚民政策辩护的话，那么，这仅仅是因为他们另有相应的手段，不必采用这个挽救世道人心的极端措施1，而用另外一种不太触怒人类良心、却同样有效的办法去代替它。这手段便是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用教育学上古往今来一直在兜售的大量无用之物代替真正的知识。
1指“公开地为愚民政策辩护”
试问：儿童有能力反抗这些戕害他们一生的企图吗？唉！他们被无法逃避的重轭压垮了，不但不给予任何还击，还亲自迎着灾祸走去，顺从地接受各方面加在他们身上的打击。可怜的、不幸的儿童啊！
他们就这样沉浸在愚昧无知的状态中，带着无用的胖乎乎的手儿，心里怀着审判和惩办别人的唯一理想，慢慢地长大成人，最后出现在生活的舞台上。他们没有评价行为和分辨善恶的标尺。他们的心已经未老先衰，他们的头脑不会因为向往善行和人道精神而感到温暖，他们不知真理为何物。能否成功地抓住时机，满足眼前的迫切需要——这便是他们渴望的目的物，这便是帮助他们苟且偷安、瞎混日子的动力。
在童年时期“常规”利用儿童的混沌，将他们的智力局限在狭隘的范围内。现在，尽管年龄不断增长，但原来的那个“常规”仍旧是他们一切思想和行为的唯一的指导者。他们温顺地遵循着童年时期的传统习惯的指点，愈陷愈深地沉入偶发的社会情绪的黑暗渊薮，成为社会情绪的严酷命令的驯服工具。他们已经长大，但仍然还是儿童，还是愚昧无知，还是缺乏足以帮助他们分清一时之间的混乱现象的那种抵抗力。
可怜的、不幸的儿童啊！这就是盲目的偶然性给你们的未来所准备的东西，也就是舆论称之为幸福的命运的那种命运！
然而，我的上述意见很可能遭到反对。比如，有人可能对我说，我揭示的只是那些必然地打上了宿命论印记的现象。既然儿童在童年时期的无知是自然本身所注定的，那事实上便不可能使他们知事明理。既然他们的智力发展还不到那样程度，那便不可能要求他们关心自己未来命运的安排。
所有这些我都知道得很清楚，而且乐于表示同意。但是，除了这些见解之外，我怎么也弄不明白的是：究竟根据哪些理由得出童年最幸福的结论？
诚然，儿童意识不到人们要将他们引至何处，要把他们置于何地，这便使他们摆脱了许多心灵上的痛苦；如果他们意识到了他们的处境，这些痛苦便会毁掉他们。但是，考虑到他们的未来充满了危险，这种一时的轻松又有什么意义呢？
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仍然坚信，从绝对意义上来说，任何时期都没有比儿童时期更为不幸的了，舆论支持相反的意见，它大错而特错了。依我看，这种错误见解是有害的，因为它搅乱社会的视听，妨碍公众清醒地看待儿童问题。
再者，我丝毫也不否定教育学所能给予儿童的重要帮助，但是我不能容忍教育事业上依据一时的偶发情绪一个接一个地滥作规定的专横行为。教育学首先应当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其使命是在人类的正在成长的后裔身上培养对于未来的理想，而不是使他们屈从于混乱的现状。因为。我再说一遍，社会受混乱的驱策，摈弃知识而求救于蒙昧的时代是存在的。难道直接地或者委婉地提出的这类任务，能使教育学增光吗？
。对于有信念、有信仰的头脑来说，人类这个词决不是个可以疏远、可以漠然置之的概念，象只见眼前的“流弊”的人对这个概念所抱的态度那样。不，前者和后者之间，有一条斩不断的链条，它的每一个环节都具有一股通达关心人类的最高感情的传动力量。借助于这条链条，现在的斗争必然会在人类未来的命运赖以立足的远方得到呼应，并且在那里播下丰收的种子。不是所有的光芒都会在斗争的波折中消失，其中一部分光芒必将穿透黑暗，为以后的革新提供出击点。这个思想使真理的捍卫者们的心跳得更坚定，使建树功绩所必需的力量得到增强。因为这是一切功绩中真正的丰功伟绩，因为意识到勇敢而坚定地完成了这个功绩，便能真正地使被侮辱与被折磨的心得到慰藉。
这一类的优越性，儿童是不可能有的。他们对于亲身参加生活建设的事是陌生的；他们盲目地服从偶然伸向他们的手的指示，并不知道这只手会把他们置于何地，会引导他们走向胜利还是走向灭亡？会使他们坚强到足以顶住无法避兔的怀疑的压力，还是使他们成为这种压力的牺牲品呢？甚至在吸收知识的时候（往往要付出艰苦努力的代价），他们也没有能力断定，这是真的知识，还是无用之物呢
象我上面说到的那样，儿童的实际的效用，直到如今仍然被理解为：它起着供各种教育试验的animaevilis1的作用。
1拉丁语：低级生物。
先说父母吧。爸爸希望谢辽沙长大了做文官；妈妈坚持要他当武将。爸爸说，人的使命是审判和惩罚别人。妈妈确信，还有一个更崇高的使命，那就是抗击敌人，保卫祖国。
“可是瞧着吧，他一上战场准给打死！”爸爸吓唬说。
“放心吧，不会打死的：打起仗来我们替他请长假让他回家！”妈妈顶了回去。
这些不高明的谈话——有时表面上也有点无关紧要的变化——不断地当着谢辽沙本人的面重复着，谢辽沙细心地谛听着，摇摆着，不知该站在哪一边。但是，他的父母是精明的。他们明白，只有得到谢辽沙本人的支持，他们才能坚持自己的主张。他们知道怎样取得这种支持。结果弄得谢辽沙虽然不甚了了，还是回答说：“唔，好爸爸！我真想做个检察官，象柯里亚叔叔那样！”或者：“唔，好妈妈！等我做了大将军，我的肩头上一定会象帕沙伯伯那样佩带满是杠杠的肩章，蓄他那样香喷喷的胡子！”这些天真的愿望肯定是由父母的影响产生的结果。
“你看，他自己感觉到了自己的使命呢！”爸爸说。
“哎，serge，serge1呀！你昨天是怎么说的！肩章什么的你忘了吗？”妈妈责备谢辽沙。
1法语：谢尔盖，即谢辽沙的正名。
于是，为了争取谢辽沙，两方面向他施加压力。父亲方面的压力是不时赏他几家伙，说：
“叫你知道我的厉害，军官！”
母亲方面的压力在外表上要诱人得多。她额外给谢辽沙一些糖果和点心，说：
“谢辽沙，你长大了当军官吗？”
妈妈终于胜利了；谢辽沙穿着军官制服，幸福而扬扬自得地坐着自备的四轮轻便马车，由自备的快马拉着，奔驰在涅瓦大街上。
但是，在我们这个盛行见风使舵的时代，原来的诱惑力很快便成了明日黄花。三、四年以后，谢辽沙开始考虑，倾向于认为还是爸爸的话对。
是呀，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的真正的使命确是在于审判和惩办别人。大多数和谢辽沙年龄相若的人已经成功地弄到了这样的差事。米佳-波丹奇柯夫做了检察官的同僚；费佳-斯特里古诺夫做了地方法院的官吏；马卡尔-波鲁亭甚至快要升副省长了。可是他谢辽沙还是个小尉官。他不能怨自己官运不佳，也不能怪上司冷落他，但是在他选择的宦途上，总有一点什么东西使他的官运不能尽如人意。国外敌人一直没有动静，即将开战的传闻并不确实，因而看不见立功扬名的机会。再说，功名固然好，但是万一给打死了呢了
“ah，sacrrrrebleu！”1
1法语：啊，真见鬼！
剩下的是国内敌人，但是跟他们斗争，连功劳也捞不到一个。他是个小尉官，在这种斗争中起不了什么独当一面的作用，只有听从那位米佳-波丹奇柯夫摆布的份儿。
“我跟‘他’谈判的时候，”米佳说“你把住门，不让人出进，我打个手势——你就马上一枪崩掉他！”
谢辽沙痛苦已极。谋求审判和惩办别人的美差的风气，在上流社会中非常盛行，使他也开始坐卧不宁。行行好吧！他算是什么军官，他的身体远远不够军官的条件，何况他连为了获得胜利的桂冠而必须不怕牺牲的勇气也没有啊。不行，这件事无论如何得纠正：于是他越来越回避跟妈妈交谈，越来越经常跟爸爸商议
一天早晨。谢辽沙终于穿着文官制服回到家里。妈妈惊叫着晕了过去：
“我希望你至少也要当个宫廷侍卫官！”
“好妈妈！您会饶恕我吗？”他祈求着“咯”的一声跪了下去。
我知道，上面这个例子里描写的痛苦和失败，没有多大的意义，因而不能算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要知道，问题不在于这痛苦有无意义，而在于它是意外地落到头上，在于制造这痛苦的是一种盲目的偶然情况，它根本不承认有深入考察受教育者的禀赋的必要，更没有遇到后者任何微弱的反抗。
更糟糕的是“常规”所造成的后果。由于“常规”作祟，儿童的生活彻底地遭受着戕害，遭受着无法挽回、无法纠正的戕害，因为给“常规”帮忙的还有那些精通业务的大师——不遗余力为“常规”效劳的教育家们。
为了满足“常规”的要求，他们摧残儿童的禀赋，使儿童的头脑陷入愚昧无知的黑暗，而且，如果说他们并非经常公开地为愚民政策辩护的话，那么，这仅仅是因为他们另有相应的手段，不必采用这个挽救世道人心的极端措施1，而用另外一种不太触怒人类良心、却同样有效的办法去代替它。这手段便是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用教育学上古往今来一直在兜售的大量无用之物代替真正的知识。
1指“公开地为愚民政策辩护”
试问：儿童有能力反抗这些戕害他们一生的企图吗？唉！他们被无法逃避的重轭压垮了，不但不给予任何还击，还亲自迎着灾祸走去，顺从地接受各方面加在他们身上的打击。可怜的、不幸的儿童啊！
他们就这样沉浸在愚昧无知的状态中，带着无用的胖乎乎的手儿，心里怀着审判和惩办别人的唯一理想，慢慢地长大成人，最后出现在生活的舞台上。他们没有评价行为和分辨善恶的标尺。他们的心已经未老先衰，他们的头脑不会因为向往善行和人道精神而感到温暖，他们不知真理为何物。能否成功地抓住时机，满足眼前的迫切需要——这便是他们渴望的目的物，这便是帮助他们苟且偷安、瞎混日子的动力。
在童年时期“常规”利用儿童的混沌，将他们的智力局限在狭隘的范围内。现在，尽管年龄不断增长，但原来的那个“常规”仍旧是他们一切思想和行为的唯一的指导者。他们温顺地遵循着童年时期的传统习惯的指点，愈陷愈深地沉入偶发的社会情绪的黑暗渊薮，成为社会情绪的严酷命令的驯服工具。他们已经长大，但仍然还是儿童，还是愚昧无知，还是缺乏足以帮助他们分清一时之间的混乱现象的那种抵抗力。
可怜的、不幸的儿童啊！这就是盲目的偶然性给你们的未来所准备的东西，也就是舆论称之为幸福的命运的那种命运！
然而，我的上述意见很可能遭到反对。比如，有人可能对我说，我揭示的只是那些必然地打上了宿命论印记的现象。既然儿童在童年时期的无知是自然本身所注定的，那事实上便不可能使他们知事明理。既然他们的智力发展还不到那样程度，那便不可能要求他们关心自己未来命运的安排。
所有这些我都知道得很清楚，而且乐于表示同意。但是，除了这些见解之外，我怎么也弄不明白的是：究竟根据哪些理由得出童年最幸福的结论？
诚然，儿童意识不到人们要将他们引至何处，要把他们置于何地，这便使他们摆脱了许多心灵上的痛苦；如果他们意识到了他们的处境，这些痛苦便会毁掉他们。但是，考虑到他们的未来充满了危险，这种一时的轻松又有什么意义呢？
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仍然坚信，从绝对意义上来说，任何时期都没有比儿童时期更为不幸的了，舆论支持相反的意见，它大错而特错了。依我看，这种错误见解是有害的，因为它搅乱社会的视听，妨碍公众清醒地看待儿童问题。
再者，我丝毫也不否定教育学所能给予儿童的重要帮助，但是我不能容忍教育事业上依据一时的偶发情绪一个接一个地滥作规定的专横行为。教育学首先应当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其使命是在人类的正在成长的后裔身上培养对于未来的理想，而不是使他们屈从于混乱的现状。因为。我再说一遍，社会受混乱的驱策，摈弃知识而求救于蒙昧的时代是存在的。难道直接地或者委婉地提出的这类任务，能使教育学增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