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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聂小雨是聂大跃妹妹这一条，当然是最重要的一条，也是秦石峰对聂小雨上心的根本。有一次聂大跃到内地去走访代理商，秦石峰和魏长青俩单独喝酒，喝着喝着就说到了聂小雨，秦石峰经不住魏长青的盘问，实话实说：深圳比聂小雨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也有，但是那些女人只能做朋友，不可能发展成为老婆。魏长青问为什么？秦石峰说：“因为我不知道那些女孩到底是爱我这个人还是爱我的钱。但是聂小雨不一样，聂小雨是聂大跃的妹妹，聂大跃的妹妹难道还会贪我的钱吗？所以，如果聂小雨能跟我，那就是真的。”
既然对聂小雨有了这种想法，秦石峰当然就把本来不经意的许愿当作履行合同一样来认真对待。不但真的帮着聂大跃做这笔业务，而且还为聂大跃提了很多建议。其中有些建议还真被聂大跃采纳了。比如秦石峰对聂大跃说：企业要发展一定要打破家族式管理，一定要防止一言堂而导致决策失误。秦石峰还举出国内外一些企业失败的例子对聂大跃说：决策失误是一个企业一夜之间轰然倒塌的唯一因素，任何其他的失误都是慢性病，只有决策失误是突发性心脏病，最危险。秦石峰还说过：一个民营企业要想走得更远，必须建立科学的决策制度。民营企业同样面临改革提升的问题，只有不断改革才能健康发展。民营企业也要有产品运作发展到资本运作。
聂大跃采纳了秦石峰的这些建议，准备高薪聘请一个专家型管理人才来做总经理，另外还成立了一个管理决策委员会，重大问题由这个委员会集体研究决定，以避免决策失误。聂大跃还聘请秦石峰为他的决策顾问，根据秦石峰的建议，委员会采用双向否定制，一项决策，即使其他人都同意，只要董事长聂大跃一个人反对，则决议不能通过，反过来，一项决策即使聂大跃本人赞同，但只要委员会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反对，则聂大跃同意的决议也不能通过。
聂大跃因此就发现，秦石峰泡是泡，但有时候泡得有道理，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在企业内部相当于过去的皇帝，老板必须要虚心听取意见，特别是像秦石峰这样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同时又善于表达自己观点的人的意见。
聂大跃已经察觉到秦石峰对聂小雨的意思，他的态度是：顺其自然，缓慢发展。
有一次三个男人碰在一起，秦石峰和聂大跃在说的很起劲，但是魏长青始终没有插嘴。其实他们三个在一起，总是秦石峰说的多，聂大跃说的少，魏长青基本上不说话。在大多数情况下，魏长青都是当听众的，甚至当服务员，及时地给他们续水。但是今天有些特别，今天魏长青既不说话也不续水，仿佛心不在焉。
聂大跃问：“怎么了？”
魏长青说：“没什么。”
聂大跃又问：“没什么你怎么不高兴了？”
聂大跃能这样说话，就说明聂大跃是他们三个中的大哥了，仿佛魏长青真要是有什么难处他就有义务帮助摆平。这倒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年纪最大，其实他的年纪并没有魏长青大，关键是聂大跃最有钱，老板们在一起，谁最有钱谁就是老大。
魏长青被问急了，只好实话实说：生意不好做，刚刚应付完黑道老大，税务局又来查帐，前几天被他老婆万冬梅炒掉的那个会计心理不平衡，跑到区税务局稽查科去检举揭发了，如果查出问题，魏长青将被罚款，而罚款中的一部分将作为奖金奖励给那个会计。
秦石峰说：“这叫什么话？这不是鼓励告密者吗？这符合以德治国吗？”
聂大跃没说话，掏出手机给税务局长打电话。聂大跃是区纳税大户，连续三年通报表扬，跟区税务局长很熟。
聂大跃请局长吃饭、洗桑拿。局长说：你是纳税模范，我应该请你才对。聂大跃把魏长青的情况说了。局长当场打电话给稽查科长，说眼下那么多虚开增值税发票和骗取出口退税的事情你们不查，跑去查一个咖啡官干什么？局长的话很有原则性，完全符合当时中央“抓大放小”的精神，科长也不是傻瓜，立刻就听出局长的口气了，马上顺秆子溜，回答说：接到举报肯定是要查一下的，其实我们也知道没什么大问题，咖啡馆交定税，能有什么大事呀。
万冬梅一定要请聂大跃吃饭答谢，聂大跃推不过，只好和秦石峰一同前往。席间，秦石峰对魏长青夫妇说：你把咖啡馆兑出去，套回资金买股票吧。魏长青夫妇没敢接话，而是看着聂大跃，仿佛聂大跃真的变成他们的大哥了，这种大事须由大哥说了算。
聂大跃说：“好，好主意。”
魏长青认为既然聂大跃都说“好主意”了，那就肯定是好主意了，决定照办。
其实聂大跃是随口说的，并没有认真思考。聂大跃当时在想着另外一件事，想着胡娅沁要跟他闹离婚的事。
聂大跃与胡娅沁是在农村插队的时候认识的。岳洲当时是县，上山下乡也不如大城市正规。大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固定的知青点，这些知青点叫“集体户”一个“集体户”里面多则几十个知识青年，少的也有七八个十几个。这么多知识青年男男女女在一起，尽管有吵嘴打架的，有勾心斗角的，有争风吃醋的，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但是他们至少不孤独不寂寞。而聂大跃他们不一样，聂大跃他们是小地方人，小地方人下乡都没有北京上海的知青那么正规。事实上，聂大跃当时下放的那个生产队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聂大跃，另一个是胡娅沁。聂大跃是高中毕业，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他们年级的“连长”长的人高马大，而胡娅沁是初中毕业，本来年龄就小，加上瘦，看上去跟上海人发的死面馒头，根本没有长开的样子。按照聂大跃当时的条件可能看不上胡娅沁，但是胡娅沁是矿上的，具有了某种优势。这种优势与她身上的一些劣势相抵消，最终使她达到了与聂大跃相同或相近的高度，于是，他们平衡了，并且最终结为夫妻。
许多年之后，当人们面对日益增多的离婚现象进行评述时，一个占了上风的观点是：婚姻其实是一桩交易，这桩交易的基础是公平，什么是公平？双方综合条件相当就是公平。当双方中的一方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原来的平衡被打破，离婚就成为不可避免。
反对的一方说：不对，婚姻是以双方的感情为基础的，而交易最忌讳感情。
占上风的一方说：感情也不是凭空建立的。感情也可以折算成平衡要素。条件变了感情也会发生变化。
事实上，双方的观点都没有错。婚姻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在双方结婚前，精神的东西多，物质的成分少，结婚之后，成天跟柴米油盐打交道，浪漫少了，现实多了，自然就是精神的东西少了，物质的东西多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按照这个观点，那么，离婚的主要原因是物质基础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离婚与物质有关。但凡事都有例外，比如现在胡娅沁要与聂大跃离婚，就不属于这种情况。
与大城市知识青年另一个差别是上山下乡地点的远近。像北京的上山下乡到革命生地延安，上海的上山下乡到云南或黑龙江边境。大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地方远其实也是一种待遇，这种待遇是岳洲这样小地方的知青享受不到的，他们只能就地下放，下在本县境内。由于比较近，所以就不需要乘火车而只要乘汽车就行，因此，当年聂大跃和胡娅沁他们下乡时就少了火车站台上热闹的欢送场面。但打锣敲鼓是免不了的。当年聂大跃和胡娅沁就是与几十个知识青年一起坐着汽车从城关镇被打锣敲鼓送到“东头”的。
“东头”位于京广铁路的东面，离城关镇虽然没有上河口和老雁窝那么远，但由于隔着一条京广铁路，并且当时没有横跨铁路的立交，两边往来不方便，因此，给城关镇人的感觉反而比上河口或老鹰窝更加遥远、更加闭塞、更加偏僻。
当时“东头”的官方名称叫“东方红人民公社”聂大跃胡娅沁等几十个知识青年直接被拉到公社。
公社其实就像一个小集镇，标志性的建筑不是公社大院，而是大院旁边那个大礼堂。聂大跃他们首先就是被安排在大礼堂里面的。
公社大礼堂远远地看上去与城关的电影院没有什么两样，于是聂大跃当时还想：农村跟城里差不多嘛。
聂大跃这样想也是有根据的。上初中的时候，学校有一阵子特别喜欢搞忆苦思甜，搞到最后压轴戏是吃忆苦饭。在吃忆苦饭之前，聂大跃想象着一定非常难吃。那时候有一种说法，说在万恶的旧社会，广大劳动人民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既然是“猪狗食”能不难吃吗？聂大跃没有吃过“猪狗食”但是他相信肯定是十分难吃。聂大跃当时是连长。所谓“连长”就是他们那个学校那个年级的学生头头。既然如此，那么就要吃苦在前。所以，当吃忆苦饭开始的时候，聂大跃拿出一种准备牺牲的精神，第一个冲上前，咬着牙，当众开吃。刚开始没有感觉，他下意识里故意让自己的味觉失灵，就像潜泳的时候故意使自己的呼吸系统暂时停止工作一样。然而味觉系统与呼吸系统并不一样，味觉是挡不住的，吃着吃着，短暂失灵的味觉又恢复了，但是，让聂大跃感到吃惊的是：这些“猪狗食”一点也不难吃。不但不难吃，这些用野菜和黑面做的窝窝头其实还蛮好吃的。至少偶然吃一次的时候是好吃的。
根据这个经验，聂大跃想：人家都说上山下乡多么可怕，其实也就是忆苦饭罢了，未必可怕。
进了公社礼堂之后，聂大跃才发现所谓的礼堂与城关电影院区别很大。原来这个公社礼堂也是图有外表，外表像城关的电影院，里面差远了。事实上，礼堂里面什么都没有，根本就是空空的，不仅主席台上没有云灯和幕布，而且整个礼堂里面没有凳子，一张凳子都没有，完全是一快空地，一块斜斜的土坡。聂大跃当场失望。好在他们全部都带了行李，这些行李主要组成部分是一个背包。那时候上学是开门办学，在上山下乡之前，他们多次学工学农学军，还搞过野营拉练，所以，一个个背包打得像模像样，放在地上正好可以当凳子坐，和老照片上当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差不多。
聂大跃他们就那样坐在背包上听公社书记做关于欢迎他们的讲话。书记讲完了之后，是送他们下来的县上山下乡办公室的领导讲话，最后，是聂大跃代表广大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讲话。这样七讲八讲也就到了中午。到了中午他们就开始吃中饭。中饭是公社准备的，不错，有红烧肉，聂大跃在家里也是难得吃一次红烧肉，所以那天他吃了三大碗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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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聂小雨是聂大跃妹妹这一条，当然是最重要的一条，也是秦石峰对聂小雨上心的根本。有一次聂大跃到内地去走访代理商，秦石峰和魏长青俩单独喝酒，喝着喝着就说到了聂小雨，秦石峰经不住魏长青的盘问，实话实说：深圳比聂小雨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也有，但是那些女人只能做朋友，不可能发展成为老婆。魏长青问为什么？秦石峰说：“因为我不知道那些女孩到底是爱我这个人还是爱我的钱。但是聂小雨不一样，聂小雨是聂大跃的妹妹，聂大跃的妹妹难道还会贪我的钱吗？所以，如果聂小雨能跟我，那就是真的。”
既然对聂小雨有了这种想法，秦石峰当然就把本来不经意的许愿当作履行合同一样来认真对待。不但真的帮着聂大跃做这笔业务，而且还为聂大跃提了很多建议。其中有些建议还真被聂大跃采纳了。比如秦石峰对聂大跃说：企业要发展一定要打破家族式管理，一定要防止一言堂而导致决策失误。秦石峰还举出国内外一些企业失败的例子对聂大跃说：决策失误是一个企业一夜之间轰然倒塌的唯一因素，任何其他的失误都是慢性病，只有决策失误是突发性心脏病，最危险。秦石峰还说过：一个民营企业要想走得更远，必须建立科学的决策制度。民营企业同样面临改革提升的问题，只有不断改革才能健康发展。民营企业也要有产品运作发展到资本运作。
聂大跃采纳了秦石峰的这些建议，准备高薪聘请一个专家型管理人才来做总经理，另外还成立了一个管理决策委员会，重大问题由这个委员会集体研究决定，以避免决策失误。聂大跃还聘请秦石峰为他的决策顾问，根据秦石峰的建议，委员会采用双向否定制，一项决策，即使其他人都同意，只要董事长聂大跃一个人反对，则决议不能通过，反过来，一项决策即使聂大跃本人赞同，但只要委员会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反对，则聂大跃同意的决议也不能通过。
聂大跃因此就发现，秦石峰泡是泡，但有时候泡得有道理，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在企业内部相当于过去的皇帝，老板必须要虚心听取意见，特别是像秦石峰这样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同时又善于表达自己观点的人的意见。
聂大跃已经察觉到秦石峰对聂小雨的意思，他的态度是：顺其自然，缓慢发展。
有一次三个男人碰在一起，秦石峰和聂大跃在说的很起劲，但是魏长青始终没有插嘴。其实他们三个在一起，总是秦石峰说的多，聂大跃说的少，魏长青基本上不说话。在大多数情况下，魏长青都是当听众的，甚至当服务员，及时地给他们续水。但是今天有些特别，今天魏长青既不说话也不续水，仿佛心不在焉。
聂大跃问：“怎么了？”
魏长青说：“没什么。”
聂大跃又问：“没什么你怎么不高兴了？”
聂大跃能这样说话，就说明聂大跃是他们三个中的大哥了，仿佛魏长青真要是有什么难处他就有义务帮助摆平。这倒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年纪最大，其实他的年纪并没有魏长青大，关键是聂大跃最有钱，老板们在一起，谁最有钱谁就是老大。
魏长青被问急了，只好实话实说：生意不好做，刚刚应付完黑道老大，税务局又来查帐，前几天被他老婆万冬梅炒掉的那个会计心理不平衡，跑到区税务局稽查科去检举揭发了，如果查出问题，魏长青将被罚款，而罚款中的一部分将作为奖金奖励给那个会计。
秦石峰说：“这叫什么话？这不是鼓励告密者吗？这符合以德治国吗？”
聂大跃没说话，掏出手机给税务局长打电话。聂大跃是区纳税大户，连续三年通报表扬，跟区税务局长很熟。
聂大跃请局长吃饭、洗桑拿。局长说：你是纳税模范，我应该请你才对。聂大跃把魏长青的情况说了。局长当场打电话给稽查科长，说眼下那么多虚开增值税发票和骗取出口退税的事情你们不查，跑去查一个咖啡官干什么？局长的话很有原则性，完全符合当时中央“抓大放小”的精神，科长也不是傻瓜，立刻就听出局长的口气了，马上顺秆子溜，回答说：接到举报肯定是要查一下的，其实我们也知道没什么大问题，咖啡馆交定税，能有什么大事呀。
万冬梅一定要请聂大跃吃饭答谢，聂大跃推不过，只好和秦石峰一同前往。席间，秦石峰对魏长青夫妇说：你把咖啡馆兑出去，套回资金买股票吧。魏长青夫妇没敢接话，而是看着聂大跃，仿佛聂大跃真的变成他们的大哥了，这种大事须由大哥说了算。
聂大跃说：“好，好主意。”
魏长青认为既然聂大跃都说“好主意”了，那就肯定是好主意了，决定照办。
其实聂大跃是随口说的，并没有认真思考。聂大跃当时在想着另外一件事，想着胡娅沁要跟他闹离婚的事。
聂大跃与胡娅沁是在农村插队的时候认识的。岳洲当时是县，上山下乡也不如大城市正规。大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固定的知青点，这些知青点叫“集体户”一个“集体户”里面多则几十个知识青年，少的也有七八个十几个。这么多知识青年男男女女在一起，尽管有吵嘴打架的，有勾心斗角的，有争风吃醋的，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但是他们至少不孤独不寂寞。而聂大跃他们不一样，聂大跃他们是小地方人，小地方人下乡都没有北京上海的知青那么正规。事实上，聂大跃当时下放的那个生产队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聂大跃，另一个是胡娅沁。聂大跃是高中毕业，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他们年级的“连长”长的人高马大，而胡娅沁是初中毕业，本来年龄就小，加上瘦，看上去跟上海人发的死面馒头，根本没有长开的样子。按照聂大跃当时的条件可能看不上胡娅沁，但是胡娅沁是矿上的，具有了某种优势。这种优势与她身上的一些劣势相抵消，最终使她达到了与聂大跃相同或相近的高度，于是，他们平衡了，并且最终结为夫妻。
许多年之后，当人们面对日益增多的离婚现象进行评述时，一个占了上风的观点是：婚姻其实是一桩交易，这桩交易的基础是公平，什么是公平？双方综合条件相当就是公平。当双方中的一方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原来的平衡被打破，离婚就成为不可避免。
反对的一方说：不对，婚姻是以双方的感情为基础的，而交易最忌讳感情。
占上风的一方说：感情也不是凭空建立的。感情也可以折算成平衡要素。条件变了感情也会发生变化。
事实上，双方的观点都没有错。婚姻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在双方结婚前，精神的东西多，物质的成分少，结婚之后，成天跟柴米油盐打交道，浪漫少了，现实多了，自然就是精神的东西少了，物质的东西多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按照这个观点，那么，离婚的主要原因是物质基础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离婚与物质有关。但凡事都有例外，比如现在胡娅沁要与聂大跃离婚，就不属于这种情况。
与大城市知识青年另一个差别是上山下乡地点的远近。像北京的上山下乡到革命生地延安，上海的上山下乡到云南或黑龙江边境。大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地方远其实也是一种待遇，这种待遇是岳洲这样小地方的知青享受不到的，他们只能就地下放，下在本县境内。由于比较近，所以就不需要乘火车而只要乘汽车就行，因此，当年聂大跃和胡娅沁他们下乡时就少了火车站台上热闹的欢送场面。但打锣敲鼓是免不了的。当年聂大跃和胡娅沁就是与几十个知识青年一起坐着汽车从城关镇被打锣敲鼓送到“东头”的。
“东头”位于京广铁路的东面，离城关镇虽然没有上河口和老雁窝那么远，但由于隔着一条京广铁路，并且当时没有横跨铁路的立交，两边往来不方便，因此，给城关镇人的感觉反而比上河口或老鹰窝更加遥远、更加闭塞、更加偏僻。
当时“东头”的官方名称叫“东方红人民公社”聂大跃胡娅沁等几十个知识青年直接被拉到公社。
公社其实就像一个小集镇，标志性的建筑不是公社大院，而是大院旁边那个大礼堂。聂大跃他们首先就是被安排在大礼堂里面的。
公社大礼堂远远地看上去与城关的电影院没有什么两样，于是聂大跃当时还想：农村跟城里差不多嘛。
聂大跃这样想也是有根据的。上初中的时候，学校有一阵子特别喜欢搞忆苦思甜，搞到最后压轴戏是吃忆苦饭。在吃忆苦饭之前，聂大跃想象着一定非常难吃。那时候有一种说法，说在万恶的旧社会，广大劳动人民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既然是“猪狗食”能不难吃吗？聂大跃没有吃过“猪狗食”但是他相信肯定是十分难吃。聂大跃当时是连长。所谓“连长”就是他们那个学校那个年级的学生头头。既然如此，那么就要吃苦在前。所以，当吃忆苦饭开始的时候，聂大跃拿出一种准备牺牲的精神，第一个冲上前，咬着牙，当众开吃。刚开始没有感觉，他下意识里故意让自己的味觉失灵，就像潜泳的时候故意使自己的呼吸系统暂时停止工作一样。然而味觉系统与呼吸系统并不一样，味觉是挡不住的，吃着吃着，短暂失灵的味觉又恢复了，但是，让聂大跃感到吃惊的是：这些“猪狗食”一点也不难吃。不但不难吃，这些用野菜和黑面做的窝窝头其实还蛮好吃的。至少偶然吃一次的时候是好吃的。
根据这个经验，聂大跃想：人家都说上山下乡多么可怕，其实也就是忆苦饭罢了，未必可怕。
进了公社礼堂之后，聂大跃才发现所谓的礼堂与城关电影院区别很大。原来这个公社礼堂也是图有外表，外表像城关的电影院，里面差远了。事实上，礼堂里面什么都没有，根本就是空空的，不仅主席台上没有云灯和幕布，而且整个礼堂里面没有凳子，一张凳子都没有，完全是一快空地，一块斜斜的土坡。聂大跃当场失望。好在他们全部都带了行李，这些行李主要组成部分是一个背包。那时候上学是开门办学，在上山下乡之前，他们多次学工学农学军，还搞过野营拉练，所以，一个个背包打得像模像样，放在地上正好可以当凳子坐，和老照片上当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差不多。
聂大跃他们就那样坐在背包上听公社书记做关于欢迎他们的讲话。书记讲完了之后，是送他们下来的县上山下乡办公室的领导讲话，最后，是聂大跃代表广大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讲话。这样七讲八讲也就到了中午。到了中午他们就开始吃中饭。中饭是公社准备的，不错，有红烧肉，聂大跃在家里也是难得吃一次红烧肉，所以那天他吃了三大碗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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