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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意要送服务员一件小纪念品，服务员不敢要，说你们有规定，您看怎么办？经理听后大为感动，没想到他这间小餐厅居然深得台湾同胞如此厚爱，居然要给我们免单。
“免单是什么意思？”萧博儒继续装疯卖傻，要装就要装到底。这次我没让小服务员再费心了，我抢在她前面对萧博儒解释了。萧博儒把那个蛤蟆脑袋摇晃了几下，连声说不行。最后，单肯定是照买了，不但单照买了，而且那份礼物也在经理的首肯之下由小服务员收下。经理一直将我们送至马路上，双方仿佛是多年的老朋友，但我不太高兴，因为我发现那份贵重的礼品竟然是我们在杭州春江楼免费索取的那些小纪念品。我有一种服务员被欺骗甚至被玷污的感觉，仿佛餐馆服务员是我的同胞，而萧老板是日本人一样。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当时这种感觉是怎么冒出来的。
萧老板很给面子，不仅按照我的要求与我家乡的市政府对外经济协作办公室的官员进行了会谈，而且还实地考察了几个当地的地方企业。那时候还没有给国营企业解困收购兼并这一说，双方只是谈合作谈投资的事。萧老板是比较诚实的，我亲耳听他对协作办主任说：“我并不是一个很大的老板，只是前年才争取到青年创业投资贷款办起了这家小公司。”但协作办主任对萧博儒到底能不能投资似乎并不介意，只要他能按协作办的要求到他指定的企业去“考察”就好像心满意足了。实事求是地说，协作办主任还是比较务实的，他并没有要求我们象征性地搞一个“意向投资协议书”如果他有这项要求，我也会尽力满足他的，如果那样，他当年的“政绩”肯定会更好些，但协作办主任没有这么做，所以我认为他还是个蛮正派的人，我为家乡有这样廉洁奉公的好官员而感到欣慰，也为主任的表现没有让我们大陆人丢脸而对他心存感激。大约感激是互相的，协作办主任对我好像也十分感激，觉得我为家乡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这让我有点莫名其妙，以为他当官的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地会说客气话，其实不然，他是当真的。就在我们要走的前一天晚上，协作办主任将我拉到一边，正儿八经地说：“你看，你对家乡这么关心，我们真的想好好感谢你，这样吧，你看你有什么事需要市里面出面帮忙的，尽管说，没问题。”我刚开始有一种无功受禄的感觉，但看他说的那么认真，如果不找他帮点忙倒像是反而不给他面子了，于是想了想，还真想出了事来。我说：“是这样，我现在跟单位算是请假，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如果方便，能不能帮我把人事关系挂到市里？”主任满口答应，说没问题，这事我正好可以管得着，我就帮你把关系挂在市政府驻深办事处，你们院虽说是与市里平级的，但只要我发函，他们肯定会给面子。
萧老板还专门上我家坐了坐，看望了我的老婆孩子，遗憾的是他空手而来的，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应该空手的。尽管有这样的感觉，但我并没有很在意，想着毕竟是台湾来的，可能礼节与我们不同。那天恰好我岳父在我家，他们还聊了天。岳父有个哥哥在台北，四九年过去的，当时是国民党空军，后来是公务员，想着条件应当可以，但从来没回来过，可能是他在台湾另成家了，不好面对这边的亲儿子。前二年从台北寄来一千美元，是寄到我岳父这里的，大约是相信我岳父是高级知识分子，是处长，会比较公正地分配这笔钱。尽管如此，为了不给自己的弟弟带来可能的麻烦，他还专门列了份长长的名单，指明谁谁谁多少多少，其中在清华大学当讲师的侄女只分到十美元。好在那位讲师当时不在国内，正在美利坚合众国作为期两年的交流讲学，否则分到这十美元不知怎么想。我岳父还不错，分到一百，但岳父没要，全部给了他哥哥那一房的人，并且岳父好像还不高兴，说：台湾人一定还以为我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吧。所以，今天岳父对萧老板的空手造访也见怪不怪。岳父好像比那位协作办主任更有见识，对萧老板不卑不亢，给我长了脸。
不知是岳父的长脸还是主任的盛情，或者是我老婆孩子的客观存在让萧老板更放心，反正出差回来后萧博儒对我更信任。表现之一是他经常让我去罗湖提现金。要用钱了，他就拿出一张取款单，在上面签上他“萧博儒”三个大字，交给我，并让公司那辆拉货用的双排座跟着我，去位于罗湖的海燕大厦二楼一家外资银行取现金。最多的一次是取十五万港币，一千元一张的票子，一百五十张，将裤子口袋塞得满满的。说实话，我完全可以将它拿走，那个双排座司机根本就没跟我上来，海燕大厦附近不允许停车，车停得老远，我拿了钱跑到广州了他可能都不知道，如果萧博儒为此找到我家，我老婆完全可以反过来向他要人，这么大的中国，他到哪找我？报案也没任何证据，没法受理，但我不可能这么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除非我永远不想做君子了。我还是要做君子的，所以没有这么做。说实话，有时想着他对小姐们的那个猴相，又觉得真该拿走算了。
，执意要送服务员一件小纪念品，服务员不敢要，说你们有规定，您看怎么办？经理听后大为感动，没想到他这间小餐厅居然深得台湾同胞如此厚爱，居然要给我们免单。
“免单是什么意思？”萧博儒继续装疯卖傻，要装就要装到底。这次我没让小服务员再费心了，我抢在她前面对萧博儒解释了。萧博儒把那个蛤蟆脑袋摇晃了几下，连声说不行。最后，单肯定是照买了，不但单照买了，而且那份礼物也在经理的首肯之下由小服务员收下。经理一直将我们送至马路上，双方仿佛是多年的老朋友，但我不太高兴，因为我发现那份贵重的礼品竟然是我们在杭州春江楼免费索取的那些小纪念品。我有一种服务员被欺骗甚至被玷污的感觉，仿佛餐馆服务员是我的同胞，而萧老板是日本人一样。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当时这种感觉是怎么冒出来的。
萧老板很给面子，不仅按照我的要求与我家乡的市政府对外经济协作办公室的官员进行了会谈，而且还实地考察了几个当地的地方企业。那时候还没有给国营企业解困收购兼并这一说，双方只是谈合作谈投资的事。萧老板是比较诚实的，我亲耳听他对协作办主任说：“我并不是一个很大的老板，只是前年才争取到青年创业投资贷款办起了这家小公司。”但协作办主任对萧博儒到底能不能投资似乎并不介意，只要他能按协作办的要求到他指定的企业去“考察”就好像心满意足了。实事求是地说，协作办主任还是比较务实的，他并没有要求我们象征性地搞一个“意向投资协议书”如果他有这项要求，我也会尽力满足他的，如果那样，他当年的“政绩”肯定会更好些，但协作办主任没有这么做，所以我认为他还是个蛮正派的人，我为家乡有这样廉洁奉公的好官员而感到欣慰，也为主任的表现没有让我们大陆人丢脸而对他心存感激。大约感激是互相的，协作办主任对我好像也十分感激，觉得我为家乡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这让我有点莫名其妙，以为他当官的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地会说客气话，其实不然，他是当真的。就在我们要走的前一天晚上，协作办主任将我拉到一边，正儿八经地说：“你看，你对家乡这么关心，我们真的想好好感谢你，这样吧，你看你有什么事需要市里面出面帮忙的，尽管说，没问题。”我刚开始有一种无功受禄的感觉，但看他说的那么认真，如果不找他帮点忙倒像是反而不给他面子了，于是想了想，还真想出了事来。我说：“是这样，我现在跟单位算是请假，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如果方便，能不能帮我把人事关系挂到市里？”主任满口答应，说没问题，这事我正好可以管得着，我就帮你把关系挂在市政府驻深办事处，你们院虽说是与市里平级的，但只要我发函，他们肯定会给面子。
萧老板还专门上我家坐了坐，看望了我的老婆孩子，遗憾的是他空手而来的，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应该空手的。尽管有这样的感觉，但我并没有很在意，想着毕竟是台湾来的，可能礼节与我们不同。那天恰好我岳父在我家，他们还聊了天。岳父有个哥哥在台北，四九年过去的，当时是国民党空军，后来是公务员，想着条件应当可以，但从来没回来过，可能是他在台湾另成家了，不好面对这边的亲儿子。前二年从台北寄来一千美元，是寄到我岳父这里的，大约是相信我岳父是高级知识分子，是处长，会比较公正地分配这笔钱。尽管如此，为了不给自己的弟弟带来可能的麻烦，他还专门列了份长长的名单，指明谁谁谁多少多少，其中在清华大学当讲师的侄女只分到十美元。好在那位讲师当时不在国内，正在美利坚合众国作为期两年的交流讲学，否则分到这十美元不知怎么想。我岳父还不错，分到一百，但岳父没要，全部给了他哥哥那一房的人，并且岳父好像还不高兴，说：台湾人一定还以为我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吧。所以，今天岳父对萧老板的空手造访也见怪不怪。岳父好像比那位协作办主任更有见识，对萧老板不卑不亢，给我长了脸。
不知是岳父的长脸还是主任的盛情，或者是我老婆孩子的客观存在让萧老板更放心，反正出差回来后萧博儒对我更信任。表现之一是他经常让我去罗湖提现金。要用钱了，他就拿出一张取款单，在上面签上他“萧博儒”三个大字，交给我，并让公司那辆拉货用的双排座跟着我，去位于罗湖的海燕大厦二楼一家外资银行取现金。最多的一次是取十五万港币，一千元一张的票子，一百五十张，将裤子口袋塞得满满的。说实话，我完全可以将它拿走，那个双排座司机根本就没跟我上来，海燕大厦附近不允许停车，车停得老远，我拿了钱跑到广州了他可能都不知道，如果萧博儒为此找到我家，我老婆完全可以反过来向他要人，这么大的中国，他到哪找我？报案也没任何证据，没法受理，但我不可能这么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除非我永远不想做君子了。我还是要做君子的，所以没有这么做。说实话，有时想着他对小姐们的那个猴相，又觉得真该拿走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