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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光是很准的。
秦老板有一次对我说，他现在非常忙，他的主要业务在香港，所以很少过来，他想把经理的位置让出来，还说他准备公开选拔经理，要我也参加竞选。我听了后明显感到身体里的血液往上涌，但嘴上却投其所好地说：我看唐小姐就不错，对公司很忠诚，做事不唬。秦老板这时候普通话仿佛大有长进，他好像完全听懂了我说的话，楞了一会儿，说：不行，唐小姐要负责香港写字楼那边的工作，那边的定单大部分靠她。我又说：香港那边不是有您吗？他笑笑，笑得很天真，像个大小孩，摇摇头，说：不行，我今后要经常过大陆这边来，我准备在关外搞一个大的工业区。我问：公司准备般到关外吗？他说不，搞大工业区是搞房地产开发，搞起来后出租给人家开工厂，就像我们这间厂，就是租用蛇口鱼工贸的。他还告诉我，关内已经没有地皮了，就是有也留着做商业用地，不会用来做工厂，还说现在香港老板来深圳都喜欢在关外开厂，因为关外人工更平。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工厂租给别人，而自己却又要租别人的厂房，在内地我还没听说过厂房可以租的。
那时候我还没听说过房地产开发这个词。后来的发展证明，秦春泉在商业运作上确实是有远见的。随着像他自己这样一些本来在香港根本就不起眼的小老板在大陆的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香港和台湾小老板跑到深圳来，借助于这边改革开放的东风，及在劳动力、厂房租金、税收、环保征收、辅助原料及生活费用方面的低成本，不用几年就一个个成了大老板。这些人过来都是要租用厂房的。刚开始是深圳特区内，比如像秦老板自己，后来是深圳特区外，也就是所谓的“关外”就是秦老板现在打算在那里建工业区的地方，再后来就是东莞，由香港向内地逐步推进。
秦老板有时正和我说着话，手机响了，他取出来，打开翻盖(比石大哥的那种先进，石大哥当时用的还是砖头块似“大哥大”)，迅速往楼顶上跑，边跑边对着手机里大喊，喊什么我听不懂，但肯定是谈业务的，不是电镀业务就是开发工业区业务。我不知道该不该跟着他跑，好像跟不跟都不好，只好跟在后面走，隔一段距离，等我到达楼顶时，他差不多正好打完电话，然后他问我刚才说到哪里，等我告诉他后，我们接着说。有几次，秦老板干脆把我叫到楼顶上说话，这样，一旦手机响起，他随时接听，非常从容，再也不用狼狈地奔跑了。现在回想，秦老板当时用的手机一定是香港的，蛇口与香港隔水相望，香港手机在蛇口的楼顶能用。
秦老板与我很少谈他个人的事。关于他个人的事，我是从陈秉章和工人们那里听来的。厂里有许多跟秦老板一个村的人，有些还是他的亲戚，比如秦德能、秦德龙、秦德宝等等，我甚至怀疑秦老板这一辈是春字辈，他的下一辈是德字辈。果然，我在员工登记表当中发现了有一个叫秦春盛的，我问秦德龙：秦春盛是你叔吗？他说：可以这么说吧，秦老板还是我叔呢，有什么用？秦德龙告诉我，这里姓秦的都是一个祖宗，有的还是很近的亲戚，比如秦春盛就是秦德宝的堂叔，但亲戚不一定就会得到照顾，得到照顾的亲戚也不一定就真心为他卖命。从秦德龙身上，我发现自己以前的看法有偏差，五百多工人中，素质并非一般齐，有那么多素质差的，也必然有几个甚至几十个素质高的，比如秦德龙，至少比那些以为全世界就只有说白话、潮洲话和客家话三种人的女工素质高许多。后来，在我当上经理之后，我真的将秦德龙提为工段长，还将另外一个说客家话的小伙子调到化验室学化验。这些自是后话。
秦德龙告诉我：秦老板家成分不好，所以文革期间受压迫很惨，他就与人结伙偷渡去了香港。但去香港的人未必都能发财，事实上，当初他们大队(现在是村)一起去香港的有十几个人，最后混出头的只有秦老板一个人，还有一个李生，现在跟着秦老板做，混得也可以。我问哪个李生，秦德龙说就是前两天与老板一起来得那个李先生。我问李先生为什么叫李生，秦德龙笑，他说香港人就这么叫，李先生就称李生，王先生就称王生。我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香港人说话能省就省，比如“早晨好”香港人就只说“早晨”两个字，反正大家都知道是那个意思就行了。其实内地也是，王大明不喊王大明，而是简称老王或小王，但如果你是两个字，比如你叫王明，则别人就喊王明，而不称老王或小王了，因为反正都是两个字，没的可省，不如直呼其名算了。
陈秉章曾对我说过，副经理对秦老板很有些意见，我想不通，现在将秦德龙对我说的与之一联系，似乎有点通了。
副经理和秦老板不仅是一个村的，而且两人是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当年在一个班时，副经理是个乖孩子，学习成绩好，经常给秦老板抄作业，后来长大了，副经理由于自己乖巧，更由于他父亲是大队书记，顺理成章地进村小学当了民办教师，而秦老板则老老实实地下地种田。而且由于家庭出生富农，生产队不把他当人，什么脏活累活没人干的活都派给他，好事轮不到他，坏事全往他身上推。那时候只有一个人不歧视他，就是副经理。据说，秦老板偷渡之前对自己的父母都没说，但他对大队书记的儿子副经理说了。秦老板有点迷信，他认定成事在天，于是他对他最好的朋友说，如果副经理当时反对他这么做或干脆去检举揭发他，那就说明天意不让他偷渡，他就认了，谁知他这个好朋友听完之后没有任何反应，跟没听见一样，秦老板就偷渡去了，并且一直认为是命中注定自己一定会成功的，结果就真的成功了。今天在蛇口恒基公司里，秦老板和副经理之间的这段历史一直是工人们经久不衰的话题，并且有好几个版本。一种说法是副经理这人天性就四平八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与秦老板虽然是好朋友，但好朋友是不是偷渡与他没关系，所以他没反应；另一种说法是副经理很狡猾，他是故意装着没听见，假如秦老板偷渡成功了，并且将来发达了，他没反对没揭发就是支持，就有功，就有资本沾光，如果偷渡没成功，被抓了，他没任何责任，对政府可以说是他根本就没听见，私下对秦老板还可以说：你看，我什么话都没说，还不是要你三思吗？还有一种说法最离奇，说其实副经理当时听了之后立刻就考虑自己是不是跟了去，但天生优柔寡断的性格使他一时拿不定主意，所以没来得及反应。不管是那一种说法，反正秦老板与副经理二人的关系不一般，反正后来秦老板衣锦还乡时第一个就找副经理，要他辞去那狗屁民办教师，跟他出来干一番事业。依副经理的性格，是不会轻易“下海”的，但他经不住身边人的怂恿，特别是看着以前靠自己关照的秦春泉摇身一变成了香港大老板，连县长都屁颠屁颠跟在后面，多少也激起他体内雄性荷尔蒙的膨胀，加上他当时正为“民转公”的事闹得很不顺心，于是就跟着秦老板来到蛇口，干起了现在这个副经理。
副经理对秦老板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个人待遇上。副经理的工资是每月两千五百元，这个工资待遇与我当时在设计院相比是高得惊人了，相当于一个国家甲级设计院里二十名工程师的工资！相对于副经理自己来说，那更是不得了，就算他当时顺利地“民转公”了，每月工资才七十二元，一个月抵好几年了，按说，副经理应该相当满意了，其实不然。问题出在一个“比”字上。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这话谁都知道，秦老板知道，副经理也知道，但知道归知道，比还是照比。秦老板给副经理的待遇是拿他跟国内的人相比的，这样比起来他给副经理的待遇就很高很高，比国务院总理都高。副经理拿他的待遇跟香港师傅相比，这样一比他的待遇就很低很低，比香港一个买冰棍的老太太都低。要说他们二位谁都没错，所以结怨就越来越深。秦老板之所以要按国内的标准比，因为你副经理本来就是中国大陆人，而且是大陆贫困地区的乡下人，深圳户口也是秦老板最近出钱给解决的，即使按深圳的标准，每月两千五也不算低的。副经理之所以要跟香港师傅比，因为恒基公司本来就是港资企业，副经理事实上等于是这个港资企业的负责人，所付出的劳动和对公司贡献远远大于公司里任何一个香港人，就论与秦老板个人的交情来说，他也远远深于任何一个港籍职员，难道就因为自己没有香港居民身份，就一定要在待遇上比自己的下级低十倍？！既然说到待遇，还不仅仅是工资，就是吃饭，还是在副经理几乎翻脸的情况下，通过唐小姐调停才争取到与港人同等地位的。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两千五和两万五对副经理来说反正都是用不完，但教书先生出身的副经理咽不下这口气，要不是他天生平和的性格，恐怕早就闹翻了。
尽管副经理是个能沉得住气的人，但他对秦老板的强烈不满还是偶尔表露出来。副经理有两个表露方式，一是消极怠工，本着我拿多少钱干多少事的精神，只管行政，不管生产，甚至于有时候希望生产上出问题，他躲在一边看笑话，反正你秦春泉花了那么多钱请了几个香港师傅，管我什么事？二是脸色铁青，副经理是不会轻易发怒的，一旦发怒就脸色铁青，据说副经理与秦老板在一起经常脸色铁青。直到今日，我仍然记得副经理脸色铁青的样子，事实上，每当我用到“脸色铁青”这个词组，我的脑中马上就浮现副经理当时的样子。副经理面色洁白，温文尔雅，脸一泛青就格外有震撼力，使我过目不忘。
的眼光是很准的。
秦老板有一次对我说，他现在非常忙，他的主要业务在香港，所以很少过来，他想把经理的位置让出来，还说他准备公开选拔经理，要我也参加竞选。我听了后明显感到身体里的血液往上涌，但嘴上却投其所好地说：我看唐小姐就不错，对公司很忠诚，做事不唬。秦老板这时候普通话仿佛大有长进，他好像完全听懂了我说的话，楞了一会儿，说：不行，唐小姐要负责香港写字楼那边的工作，那边的定单大部分靠她。我又说：香港那边不是有您吗？他笑笑，笑得很天真，像个大小孩，摇摇头，说：不行，我今后要经常过大陆这边来，我准备在关外搞一个大的工业区。我问：公司准备般到关外吗？他说不，搞大工业区是搞房地产开发，搞起来后出租给人家开工厂，就像我们这间厂，就是租用蛇口鱼工贸的。他还告诉我，关内已经没有地皮了，就是有也留着做商业用地，不会用来做工厂，还说现在香港老板来深圳都喜欢在关外开厂，因为关外人工更平。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工厂租给别人，而自己却又要租别人的厂房，在内地我还没听说过厂房可以租的。
那时候我还没听说过房地产开发这个词。后来的发展证明，秦春泉在商业运作上确实是有远见的。随着像他自己这样一些本来在香港根本就不起眼的小老板在大陆的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香港和台湾小老板跑到深圳来，借助于这边改革开放的东风，及在劳动力、厂房租金、税收、环保征收、辅助原料及生活费用方面的低成本，不用几年就一个个成了大老板。这些人过来都是要租用厂房的。刚开始是深圳特区内，比如像秦老板自己，后来是深圳特区外，也就是所谓的“关外”就是秦老板现在打算在那里建工业区的地方，再后来就是东莞，由香港向内地逐步推进。
秦老板有时正和我说着话，手机响了，他取出来，打开翻盖(比石大哥的那种先进，石大哥当时用的还是砖头块似“大哥大”)，迅速往楼顶上跑，边跑边对着手机里大喊，喊什么我听不懂，但肯定是谈业务的，不是电镀业务就是开发工业区业务。我不知道该不该跟着他跑，好像跟不跟都不好，只好跟在后面走，隔一段距离，等我到达楼顶时，他差不多正好打完电话，然后他问我刚才说到哪里，等我告诉他后，我们接着说。有几次，秦老板干脆把我叫到楼顶上说话，这样，一旦手机响起，他随时接听，非常从容，再也不用狼狈地奔跑了。现在回想，秦老板当时用的手机一定是香港的，蛇口与香港隔水相望，香港手机在蛇口的楼顶能用。
秦老板与我很少谈他个人的事。关于他个人的事，我是从陈秉章和工人们那里听来的。厂里有许多跟秦老板一个村的人，有些还是他的亲戚，比如秦德能、秦德龙、秦德宝等等，我甚至怀疑秦老板这一辈是春字辈，他的下一辈是德字辈。果然，我在员工登记表当中发现了有一个叫秦春盛的，我问秦德龙：秦春盛是你叔吗？他说：可以这么说吧，秦老板还是我叔呢，有什么用？秦德龙告诉我，这里姓秦的都是一个祖宗，有的还是很近的亲戚，比如秦春盛就是秦德宝的堂叔，但亲戚不一定就会得到照顾，得到照顾的亲戚也不一定就真心为他卖命。从秦德龙身上，我发现自己以前的看法有偏差，五百多工人中，素质并非一般齐，有那么多素质差的，也必然有几个甚至几十个素质高的，比如秦德龙，至少比那些以为全世界就只有说白话、潮洲话和客家话三种人的女工素质高许多。后来，在我当上经理之后，我真的将秦德龙提为工段长，还将另外一个说客家话的小伙子调到化验室学化验。这些自是后话。
秦德龙告诉我：秦老板家成分不好，所以文革期间受压迫很惨，他就与人结伙偷渡去了香港。但去香港的人未必都能发财，事实上，当初他们大队(现在是村)一起去香港的有十几个人，最后混出头的只有秦老板一个人，还有一个李生，现在跟着秦老板做，混得也可以。我问哪个李生，秦德龙说就是前两天与老板一起来得那个李先生。我问李先生为什么叫李生，秦德龙笑，他说香港人就这么叫，李先生就称李生，王先生就称王生。我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香港人说话能省就省，比如“早晨好”香港人就只说“早晨”两个字，反正大家都知道是那个意思就行了。其实内地也是，王大明不喊王大明，而是简称老王或小王，但如果你是两个字，比如你叫王明，则别人就喊王明，而不称老王或小王了，因为反正都是两个字，没的可省，不如直呼其名算了。
陈秉章曾对我说过，副经理对秦老板很有些意见，我想不通，现在将秦德龙对我说的与之一联系，似乎有点通了。
副经理和秦老板不仅是一个村的，而且两人是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当年在一个班时，副经理是个乖孩子，学习成绩好，经常给秦老板抄作业，后来长大了，副经理由于自己乖巧，更由于他父亲是大队书记，顺理成章地进村小学当了民办教师，而秦老板则老老实实地下地种田。而且由于家庭出生富农，生产队不把他当人，什么脏活累活没人干的活都派给他，好事轮不到他，坏事全往他身上推。那时候只有一个人不歧视他，就是副经理。据说，秦老板偷渡之前对自己的父母都没说，但他对大队书记的儿子副经理说了。秦老板有点迷信，他认定成事在天，于是他对他最好的朋友说，如果副经理当时反对他这么做或干脆去检举揭发他，那就说明天意不让他偷渡，他就认了，谁知他这个好朋友听完之后没有任何反应，跟没听见一样，秦老板就偷渡去了，并且一直认为是命中注定自己一定会成功的，结果就真的成功了。今天在蛇口恒基公司里，秦老板和副经理之间的这段历史一直是工人们经久不衰的话题，并且有好几个版本。一种说法是副经理这人天性就四平八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与秦老板虽然是好朋友，但好朋友是不是偷渡与他没关系，所以他没反应；另一种说法是副经理很狡猾，他是故意装着没听见，假如秦老板偷渡成功了，并且将来发达了，他没反对没揭发就是支持，就有功，就有资本沾光，如果偷渡没成功，被抓了，他没任何责任，对政府可以说是他根本就没听见，私下对秦老板还可以说：你看，我什么话都没说，还不是要你三思吗？还有一种说法最离奇，说其实副经理当时听了之后立刻就考虑自己是不是跟了去，但天生优柔寡断的性格使他一时拿不定主意，所以没来得及反应。不管是那一种说法，反正秦老板与副经理二人的关系不一般，反正后来秦老板衣锦还乡时第一个就找副经理，要他辞去那狗屁民办教师，跟他出来干一番事业。依副经理的性格，是不会轻易“下海”的，但他经不住身边人的怂恿，特别是看着以前靠自己关照的秦春泉摇身一变成了香港大老板，连县长都屁颠屁颠跟在后面，多少也激起他体内雄性荷尔蒙的膨胀，加上他当时正为“民转公”的事闹得很不顺心，于是就跟着秦老板来到蛇口，干起了现在这个副经理。
副经理对秦老板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个人待遇上。副经理的工资是每月两千五百元，这个工资待遇与我当时在设计院相比是高得惊人了，相当于一个国家甲级设计院里二十名工程师的工资！相对于副经理自己来说，那更是不得了，就算他当时顺利地“民转公”了，每月工资才七十二元，一个月抵好几年了，按说，副经理应该相当满意了，其实不然。问题出在一个“比”字上。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这话谁都知道，秦老板知道，副经理也知道，但知道归知道，比还是照比。秦老板给副经理的待遇是拿他跟国内的人相比的，这样比起来他给副经理的待遇就很高很高，比国务院总理都高。副经理拿他的待遇跟香港师傅相比，这样一比他的待遇就很低很低，比香港一个买冰棍的老太太都低。要说他们二位谁都没错，所以结怨就越来越深。秦老板之所以要按国内的标准比，因为你副经理本来就是中国大陆人，而且是大陆贫困地区的乡下人，深圳户口也是秦老板最近出钱给解决的，即使按深圳的标准，每月两千五也不算低的。副经理之所以要跟香港师傅比，因为恒基公司本来就是港资企业，副经理事实上等于是这个港资企业的负责人，所付出的劳动和对公司贡献远远大于公司里任何一个香港人，就论与秦老板个人的交情来说，他也远远深于任何一个港籍职员，难道就因为自己没有香港居民身份，就一定要在待遇上比自己的下级低十倍？！既然说到待遇，还不仅仅是工资，就是吃饭，还是在副经理几乎翻脸的情况下，通过唐小姐调停才争取到与港人同等地位的。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两千五和两万五对副经理来说反正都是用不完，但教书先生出身的副经理咽不下这口气，要不是他天生平和的性格，恐怕早就闹翻了。
尽管副经理是个能沉得住气的人，但他对秦老板的强烈不满还是偶尔表露出来。副经理有两个表露方式，一是消极怠工，本着我拿多少钱干多少事的精神，只管行政，不管生产，甚至于有时候希望生产上出问题，他躲在一边看笑话，反正你秦春泉花了那么多钱请了几个香港师傅，管我什么事？二是脸色铁青，副经理是不会轻易发怒的，一旦发怒就脸色铁青，据说副经理与秦老板在一起经常脸色铁青。直到今日，我仍然记得副经理脸色铁青的样子，事实上，每当我用到“脸色铁青”这个词组，我的脑中马上就浮现副经理当时的样子。副经理面色洁白，温文尔雅，脸一泛青就格外有震撼力，使我过目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