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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理父亲的遗物，发现一个红色的本子。上面是父亲生前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欠帐。去世18年的父亲，他的呼吸在这本欠帐簿上是如此急促、鲜活。如果不是我的泪水告诉我，我还误以为他仍然活着。
上面写满了我熟知的名字。他们都是父亲的朋友或者我的长辈、亲戚。他们的名字被父亲这位多才的知识分子用红蓝钢笔一遍遍默写。他们的后面是一串串数字和归还的日期。现金15元。麦子50斤。柴草100斤。这些借钱给父亲的人多数是乳名——秀枝。银庭。梅兰。龙柱
这是些过期的、失效的欠帐。1990年9月6日，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天，母亲如释重负地告诉我们：“你爹把欠帐都还清了。”
我知道，这不是父亲生前所有的欠帐记录，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因此，我放弃了垒加这些数字的好奇心。我还知道，父亲短暂的生命与这些欠帐有极大的关联。父亲用这些欠帐在艰难的岁月里垒起了三座房子。一座送给了祖父祖母。一座送给了母亲。一座送给了我这位长子。身居城市的父亲只是个家庭过客。
2
父亲应该还有另一个帐本，那不是欠帐，而是他的收入帐目。父亲没有记，凭父亲的秉性，他不会记载。但这个帐目，没有失传，年年岁岁，在乡亲们的诉说、记忆、赞美中润色着、续写着。
每年的春节，我会与一位生前与父亲交情深厚的魏克泉叔叔喝酒。不出十分钟，他的话题必定转移到父亲身上。这位叔叔不是一个口才出众的人，没有多少文化，所讲的故事也是年年重复。当父亲这个字眼从他口中说出，我的眼睛就会湿润。但我坚持不把眼泪流出来。我故作平静，把有关父亲的老故事听完，一直听到骨头里去。
父亲在沾化县城富国和下河乡工作的时候，经常会在冬天农闲的时候接待一些穿戴破旧、满脸土色的乡下人。那些人可能是我的本家，如我的远房爷爷、叔叔、哥哥，更多的则是另一个姓氏的人，甚至是外村的人。他们是一些地地道的庄稼人，他们推着独轮车，独轮车上装满了高高的柴草垛。他们是一些拾柴人，在野洼里，他们冒着寒风，用铁制的大耙子一耙耙搂着养家糊口的柴草。攒够一车子，他们便会套上襻绳，弓起腰背把柴草送回家。他们路途遥远，要走100多华里路。中间他们必须歇息，甚至在途中过夜。父亲那里成了他们最好的歇息地点。我们村在外边工作的不止父亲一人，可他们为什么独独选中父亲呢？他们不知道我们家庭困难吗？小时候，我们弟兄几个经常这样不解地问母亲。母亲一句话便把我们打发了：“你爹脾气好。”
父亲，我的父亲像会乡照顾他的父亲、弟弟、儿子一样，心甘情愿地接待这些特殊的客人。父亲放下手头的工作，去食堂打来饭菜。父亲会把平时舍不得吃的菜买来，多买上几个馒头。父亲还会去小卖部买上一瓶好酒，与这些乡亲们痛饮。那些热辣辣的乡村语言，在父亲的脸上、心里流淌着，直到泛滥成灾。之后，父亲会烧一大壶开水，让这些离家数日的乡亲洗洗脸、烫烫脚，带着感激和满足进入梦乡。
一觉醒来，我的父亲已经把饭菜准备好。临走，我的父亲做出了一个重复千百次的动作——为这些拾草的乡亲装足白白的卷子（馒头的俗称）。这些乡亲们会不好意思地拒绝，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家庭人口多，父亲身体也不好，不能再这样让父亲破费了。我的父亲，这位做过宣传工作的人，自有他的劝说理由——你们的干粮，留给我吃。我可以用炉子热热。这么硬的干粮，你们没法吃。
乡亲们走了，我的父亲会一顿顿啃食这些掺着糠的高粱窝头或者玉米饼子。我的父亲有着厉害的痔疮。这些干粮，无疑会增加他解大便的难度。
3
逢年过节，父亲回家几天，乡亲们的饭食就会排满。在自己家里，父亲吃不了几顿饭。每顿饭前，父亲就会揣一瓶酒，或者拿一包茶叶，急匆匆去赴他淳朴的乡宴。因为父亲在家里呆的时间少的缘故，在我们兄妹6个心里，父亲只是一个概念，没有多少温度。我们很少叫爹，一是不习惯，二是父亲太神圣，只能仰望，然后敬而远之。
父亲回家的第一站，永远不会是自己的家。为此，母亲生前常常为此唠叨。一进村，父亲说不定被谁叫走。如果不被叫走，父亲便会先到祖父家里。父亲回家不管带多少吃的、用的东西，等到我们家里的时候，几乎是两手空空了。
父亲姊妹4个，父亲最长。父亲下面是我的两个姑姑，最小的是我的一个叔叔，只比我大4岁。在乡亲们口中传为美谈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父亲对待我叔叔的呵护。我与叔叔结婚相隔一年。父亲请来木匠，为叔叔和我每人打了一套衣橱。最好的木料，父亲让用在叔叔的衣橱上。叔叔1977年考上大学，四年的费用也是父亲供应。“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有你的，就有你叔的。就是没有你的，也有你叔的。”直到现在，那些比我年龄大的叔叔、哥哥们，谈起父亲，依然是对榜样般的满脸敬仰。
4
说起父亲的孝顺，如果你是个陌生人，你会怀疑我讲述的故事的真实性。因为父亲的孝顺已经超出一个普通人的范围。我祖父弟兄四个，那三个爷爷与我祖父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但在我父亲眼里，分明比一个祖母的叔叔更亲。几个爷爷的酒、茶，基本是由父亲供应的。我们家连父亲8口人，没有劳力，还要拿缺粮款，日子相当紧巴。但紧归紧，父亲过日子从来不是量入而出。他会借。他的工资化整为零供给了他人，自己的孩子没饭吃，他就去借，凭他的好名声，他轻而易举就能借来。
1979年农历4月，祖父突然生病，喉头发紧。28日，我与几个爷爷乘着马车，去冯家医院为祖父看病。半路上，在爬一个高坡时，躺在我怀里的祖父挣扎着抬起胳膊，用沙哑的声音说：“我不行了。”急速赶到了医院，抢救针已经无力回天，年仅62岁的祖父闭上眼睛。我仿佛听到一座房屋轰然倒塌的声音。
赶紧给父亲打电话，不敢告诉他祖父已经去世，只说病重。聪明的父亲预感到事情的严重，快到医院门口时，腿脚不听使唤，竟一连摔了七八个跟头。手上流着殷红的血，身上成了泥猴。见到祖父的尸体，父亲只哭了几声就昏倒在地。在场的人连忙用手指甲掐父亲的人中，把父亲抢救过来。醒过来的父亲，放弃了一个公社副书记的身份，哭得昏天黑地，让老天爷也为之动容。
回到家里，父亲很少吃喝，坚持为父亲守灵。他的眼神黯淡无光，总在呆滞地默默注视天空。他在默默地想，如果可以用自己的身躯换回父亲的命，那多好！
恰好，我现在手里有父亲当时的一本日记，上面记述了他当时的疼痛和绝望。父亲一连为祖父写了6首悼念诗词。笔迹已经有些退色，但那力透纸背的哭喊声永远无法熄灭。说实话，父亲的文笔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好，但诗词里面凝结的情感，却是撕心裂肺一样尖锐和沉重。其中一首梦中会可见一斑：“常伴父亲坐/相对议论多/一会论国事/一会话桑麻//常伴父亲坐/枕巾泪成河/眼望风霜面/欲言心肝裂//常伴父亲坐/醒来思绪多/掌灯对孤影/自叹苦命薄。”
祖父去世前那段时间，我的身体也不好，正在家里休养。父亲叫我去他工作的乡医院养病。我很固执地拒绝了父亲，为此，父亲满脸怒色。祖父去世以后，父亲却多次感谢我。父亲说：“也许是天意，这么多孩子，没有一个守在老人面前。要不是你，你爷爷走的时候，一个孩子也见不到，那会很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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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父亲的遗物，发现一个红色的本子。上面是父亲生前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欠帐。去世18年的父亲，他的呼吸在这本欠帐簿上是如此急促、鲜活。如果不是我的泪水告诉我，我还误以为他仍然活着。
上面写满了我熟知的名字。他们都是父亲的朋友或者我的长辈、亲戚。他们的名字被父亲这位多才的知识分子用红蓝钢笔一遍遍默写。他们的后面是一串串数字和归还的日期。现金15元。麦子50斤。柴草100斤。这些借钱给父亲的人多数是乳名——秀枝。银庭。梅兰。龙柱
这是些过期的、失效的欠帐。1990年9月6日，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天，母亲如释重负地告诉我们：“你爹把欠帐都还清了。”
我知道，这不是父亲生前所有的欠帐记录，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因此，我放弃了垒加这些数字的好奇心。我还知道，父亲短暂的生命与这些欠帐有极大的关联。父亲用这些欠帐在艰难的岁月里垒起了三座房子。一座送给了祖父祖母。一座送给了母亲。一座送给了我这位长子。身居城市的父亲只是个家庭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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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应该还有另一个帐本，那不是欠帐，而是他的收入帐目。父亲没有记，凭父亲的秉性，他不会记载。但这个帐目，没有失传，年年岁岁，在乡亲们的诉说、记忆、赞美中润色着、续写着。
每年的春节，我会与一位生前与父亲交情深厚的魏克泉叔叔喝酒。不出十分钟，他的话题必定转移到父亲身上。这位叔叔不是一个口才出众的人，没有多少文化，所讲的故事也是年年重复。当父亲这个字眼从他口中说出，我的眼睛就会湿润。但我坚持不把眼泪流出来。我故作平静，把有关父亲的老故事听完，一直听到骨头里去。
父亲在沾化县城富国和下河乡工作的时候，经常会在冬天农闲的时候接待一些穿戴破旧、满脸土色的乡下人。那些人可能是我的本家，如我的远房爷爷、叔叔、哥哥，更多的则是另一个姓氏的人，甚至是外村的人。他们是一些地地道的庄稼人，他们推着独轮车，独轮车上装满了高高的柴草垛。他们是一些拾柴人，在野洼里，他们冒着寒风，用铁制的大耙子一耙耙搂着养家糊口的柴草。攒够一车子，他们便会套上襻绳，弓起腰背把柴草送回家。他们路途遥远，要走100多华里路。中间他们必须歇息，甚至在途中过夜。父亲那里成了他们最好的歇息地点。我们村在外边工作的不止父亲一人，可他们为什么独独选中父亲呢？他们不知道我们家庭困难吗？小时候，我们弟兄几个经常这样不解地问母亲。母亲一句话便把我们打发了：“你爹脾气好。”
父亲，我的父亲像会乡照顾他的父亲、弟弟、儿子一样，心甘情愿地接待这些特殊的客人。父亲放下手头的工作，去食堂打来饭菜。父亲会把平时舍不得吃的菜买来，多买上几个馒头。父亲还会去小卖部买上一瓶好酒，与这些乡亲们痛饮。那些热辣辣的乡村语言，在父亲的脸上、心里流淌着，直到泛滥成灾。之后，父亲会烧一大壶开水，让这些离家数日的乡亲洗洗脸、烫烫脚，带着感激和满足进入梦乡。
一觉醒来，我的父亲已经把饭菜准备好。临走，我的父亲做出了一个重复千百次的动作——为这些拾草的乡亲装足白白的卷子（馒头的俗称）。这些乡亲们会不好意思地拒绝，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家庭人口多，父亲身体也不好，不能再这样让父亲破费了。我的父亲，这位做过宣传工作的人，自有他的劝说理由——你们的干粮，留给我吃。我可以用炉子热热。这么硬的干粮，你们没法吃。
乡亲们走了，我的父亲会一顿顿啃食这些掺着糠的高粱窝头或者玉米饼子。我的父亲有着厉害的痔疮。这些干粮，无疑会增加他解大便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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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年过节，父亲回家几天，乡亲们的饭食就会排满。在自己家里，父亲吃不了几顿饭。每顿饭前，父亲就会揣一瓶酒，或者拿一包茶叶，急匆匆去赴他淳朴的乡宴。因为父亲在家里呆的时间少的缘故，在我们兄妹6个心里，父亲只是一个概念，没有多少温度。我们很少叫爹，一是不习惯，二是父亲太神圣，只能仰望，然后敬而远之。
父亲回家的第一站，永远不会是自己的家。为此，母亲生前常常为此唠叨。一进村，父亲说不定被谁叫走。如果不被叫走，父亲便会先到祖父家里。父亲回家不管带多少吃的、用的东西，等到我们家里的时候，几乎是两手空空了。
父亲姊妹4个，父亲最长。父亲下面是我的两个姑姑，最小的是我的一个叔叔，只比我大4岁。在乡亲们口中传为美谈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父亲对待我叔叔的呵护。我与叔叔结婚相隔一年。父亲请来木匠，为叔叔和我每人打了一套衣橱。最好的木料，父亲让用在叔叔的衣橱上。叔叔1977年考上大学，四年的费用也是父亲供应。“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有你的，就有你叔的。就是没有你的，也有你叔的。”直到现在，那些比我年龄大的叔叔、哥哥们，谈起父亲，依然是对榜样般的满脸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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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父亲的孝顺，如果你是个陌生人，你会怀疑我讲述的故事的真实性。因为父亲的孝顺已经超出一个普通人的范围。我祖父弟兄四个，那三个爷爷与我祖父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但在我父亲眼里，分明比一个祖母的叔叔更亲。几个爷爷的酒、茶，基本是由父亲供应的。我们家连父亲8口人，没有劳力，还要拿缺粮款，日子相当紧巴。但紧归紧，父亲过日子从来不是量入而出。他会借。他的工资化整为零供给了他人，自己的孩子没饭吃，他就去借，凭他的好名声，他轻而易举就能借来。
1979年农历4月，祖父突然生病，喉头发紧。28日，我与几个爷爷乘着马车，去冯家医院为祖父看病。半路上，在爬一个高坡时，躺在我怀里的祖父挣扎着抬起胳膊，用沙哑的声音说：“我不行了。”急速赶到了医院，抢救针已经无力回天，年仅62岁的祖父闭上眼睛。我仿佛听到一座房屋轰然倒塌的声音。
赶紧给父亲打电话，不敢告诉他祖父已经去世，只说病重。聪明的父亲预感到事情的严重，快到医院门口时，腿脚不听使唤，竟一连摔了七八个跟头。手上流着殷红的血，身上成了泥猴。见到祖父的尸体，父亲只哭了几声就昏倒在地。在场的人连忙用手指甲掐父亲的人中，把父亲抢救过来。醒过来的父亲，放弃了一个公社副书记的身份，哭得昏天黑地，让老天爷也为之动容。
回到家里，父亲很少吃喝，坚持为父亲守灵。他的眼神黯淡无光，总在呆滞地默默注视天空。他在默默地想，如果可以用自己的身躯换回父亲的命，那多好！
恰好，我现在手里有父亲当时的一本日记，上面记述了他当时的疼痛和绝望。父亲一连为祖父写了6首悼念诗词。笔迹已经有些退色，但那力透纸背的哭喊声永远无法熄灭。说实话，父亲的文笔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好，但诗词里面凝结的情感，却是撕心裂肺一样尖锐和沉重。其中一首梦中会可见一斑：“常伴父亲坐/相对议论多/一会论国事/一会话桑麻//常伴父亲坐/枕巾泪成河/眼望风霜面/欲言心肝裂//常伴父亲坐/醒来思绪多/掌灯对孤影/自叹苦命薄。”
祖父去世前那段时间，我的身体也不好，正在家里休养。父亲叫我去他工作的乡医院养病。我很固执地拒绝了父亲，为此，父亲满脸怒色。祖父去世以后，父亲却多次感谢我。父亲说：“也许是天意，这么多孩子，没有一个守在老人面前。要不是你，你爷爷走的时候，一个孩子也见不到，那会很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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