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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我很规矩，过着清洁有序的生活，没想过恋爱什么的。我天生一副低嗓子，人又瘦削，不是那种温香满怀的小女子。老实说，我不是不自卑的。但我喜欢学校，在这里你可以遇见各式各样的教授，其中有些人物确实很精彩。譬如古典文学老师，总穿紧身裤，布置我们写秦腔唱词，捏粉笔的兰花指在空中指指戳戳，头发烫成小卷卷，我的天，大男人哪。我们班的男生在三八妇女节那天集体送他一份礼物，听说他哭了。嘿嘿。教英文的那位，四十余岁，家庭妇女扮相，对襟袄，黑长裙，老棉鞋，挖苦人的功夫堪称精湛，动辄就骂：
“你们这帮小孩儿，不是最羡慕出国吗？就你们这水准，以后最好申请上哈佛——哈尔滨佛学院！”
还有辛先生。刚进学校那年公共课多如牛毛，教邓小平理论的便是辛先生，他的出生地距离我家不过十来里路。他不知从什么地方知道了我的籍贯，待我格外亲热些。他是个好人，专业是思想政治。教这种科目，若能保持客观，没有偏见，便是好教师。辛先生是温吞水一样的一个人，没有脾气的好好先生，做了二十几年讲师，迟迟升不了副教授。他那一科偏偏又试验学生选教师的制度，他很知道讨好学生，改卷子，最高分是100分，最低分是60分，他不会跟学生过不去，他也不会跟自己过不去。结果选他课的学生越来越多，每年他都是最抢手的先生。
他很小心翼翼地捧着他的饭碗，几十年如一日。看样子也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教这么多年的书，也不晓得寂寞不寂寞。然而大学是安静的。辛先生五十几岁了，儿子去了国外。
辛先生一点风度都没有，面皮姜黄，五官模糊不清，有些发福，头发秃了顶。但他的小菜做得相当不错，冬瓜火腿汤、面条鱼炒蛋，很有家乡风味。辛太太退了休，养一只玳瑁色的猫，在家种了许多竹子。他们住的是一楼，幽凉、阴暗，家具抹得很洁净。
我在辛家吃过几次饭，渐渐也不大去了。他们是一对很闷的人，除了追述陈年旧事，再有就是细细询问我的家事。我不喜欢。
然而在学校里真是什么样的人都会碰到。
大二那年，我邂逅了大鼻子情圣佟槿栖。他在第一堂课提到了台湾导演蔡明亮，而我在那堂课上睡着了。这些，我都永远永远无法忘记掉。
那天早晨下了雪，好些人缩进被子睡懒觉。我裹一条大大的围巾，仓促地往课室赶。雪一直一直落下来，在风里簌簌地碎碎地轻轻飞。
我平素漫不经心的，念书呢，却是在行。我的中学老师说，微红这孩子，聪明是够了的，竟还用笨学生的程式用功。是，用功的时候我是有点拼命的味道，消极无望地，完全不讲什么章法套路，三步两脚地只顾挥拳乱打，反倒将一身好端端的武艺荒废了。
念了大学我依旧镇日循规蹈矩地呆在图书馆，将老师指定的参考书一本一本借来读，连古代汉语亦不例外。古旧的线装书深奥晦涩，念过之后，一片茫然。
我是不大逃课的，每门课厚厚一册笔记。大学老师多半没什么耐性，在黑板上边写边讲，速度奇快，我一字不拉地狂记狂听，就像漫画里的傻孩子，差点连“此处老师打喷嚏”这种句子都会出现。
在大学里玩的孩子很多，但我不可以，我是个紧张的人，我要赶功课、拿奖学金、做家教，想到那些一辈子都做不完的事情，我简直要狂叫一声，吞枪自杀了。
经过生物系葱茏的实验园圃，我看到一位长头发的女孩子伫立雪中，捧一册英文书，旁若无人地朗朗诵读。不用听我都知道她念的是莎士比亚的戏剧，跳过哈姆雷特的精彩对白，专扮那苦难的奥菲利亚。
女孩子着意摹仿苏格兰乡村口音，可惜舌头卷曲太过，听上去像一只发音含混、被冻傻了的猫。那女孩曾经是园艺专业最优秀的学生，三年以前，英语没能考过公共四级，拿不到学士学位，疯了。家长撒手不管，把人扔学校里，从此以后她就常常在园圃里诗意而肉麻透顶地做show，大声念英文旁白，尽是些微茫的角儿，若是威尼斯商人，她就是最后出场的法官。反反复复念那几句道白。也没有别的，并不闹腾。
“太平，迟到啦。”有女同学从我身边过。我笑笑，跟上去。
同学跟我说：“佟老师是最好的教授，听说是欧洲回来的。”
我笑：“不见得欧洲回来的就长三只眼睛。”
同学说：“去年那个姓梁的，不知多可怕，整个学期就讲了一部战舰波将金号，一本讲义用足20年不舍得换。”
我打个呵欠：“从国外回来混饭吃，也是有的。”在这个问题上，她们迷信得要命，但凡外国的月亮，总是大的，哪怕那是非洲呢。我猜这佟教授也不过是汉语夹着英文，中西文化大杂烩，黑糊糊煮上一锅迷魂汤蒙人罢了。
我们一路赶往教室，这学校在郊外，地方大，未经雕琢的美很是难得。中文系的教学楼是青砖灰瓦的那一幢，墙上爬满是藤蔓，庭院中有大片大片的芭蕉，叫人想起诗经里蒹葭苍苍花木芬芳的情致。
楼前泊着一部流线型的欧宝，我认得那牌子，不由得多看两眼。一名女子坐在驾驶室里低头编织毛衣，车灯亮着，可以看见她柔和的侧影与纤细的手指，年纪不算轻了，短发做成仿三十年代皱皱的小波浪，有些凌乱美。她穿地衣色的羊毛大衣，是秋天湖泊的那种绿色，非常非常动人心魄。
课室里疏疏散散的几个人，教授已经到了，大衣挽在手臂上，大冷的天，只穿米色的棉质衬衫。荒唐的是，这人年纪不轻了，竟还梳f4的长头发，身材硕壮，像只马桶。我看他一眼，他戴黑眼镜，面目模糊，却有一只触目惊心的大鼻子。我别过脸去，不感兴趣。
第一排座位照例空着，我坐过去，摊开一本新的笔记薄。这门课是电影鉴赏。我的专业比较暧昧，叫做影视编导，然而前几届的毕业生无一例外做了教师记者公务员，与浮华的声色世界一点边都沾不上。
教授挽起衣袖，在黑板上写了佟槿栖三个字，旁边是一列电话号码，我抄在薄子上。他开始讲授的时候，陆陆续续又来了些人。教授大约染了外国脾气，并不计较，一径讲下去，也没有讲稿那些，随心所欲地介绍他所推崇的导演。
“蔡明亮是华人导演中，我比较属意的一个”教授说，一开口我就知道这人没什么特点。教外国文学的副教授，丑是一般的丑，但人家笑起来呵呵呵的，像个肆意的孩童，不由你不跟着乐。课程乏味没关系，逗逗乐子也是好的。
我后排是两个女生，兴致昂然地窃窃私语，点评他的身家背景。这些鸡婆，永远都在发春期。我的耳朵混杂在各路声响里，嗡嗡嗡，嗡嗡嗡，疲惫不堪。
“喂，你知道吗，他在德国住了三年”
“岂止德国，他有剑桥的文凭呢。昨天我去系办公室，主任正在打电话，主任说，‘康斯坦丁算什么，我们这里的佟槿栖有正宗的剑桥文凭。’真了不起，我从来不认识真正从剑桥毕业的人”
“蔡明亮的主人公永远叫小康，并且扮演者永远是李康生，据说此人是蔡明亮偶然在台北的一家电玩店里发现的，沉默、木呐，有点神经质，对来来往往的一切都感到茫然，这种阴暗的气质和表情贯穿了蔡明亮几乎所有的作品”教授说。他皱着眉头，全无笑容。我咬了咬笔，我所知道的国外教育是淡色的、温吞的、喧哗的，而佟槿栖太过目中无人，我怀疑他毕业于围城里那所冒牌的克莱登大学。
“嘿，你发现没有，他的侧面很像蓝色生死恋里面那个爱哭的哥哥”
“我呸，你别气我，他那身胚，压得死一头大象”
“我就喜欢他那样的，够男色”
“喂喂喂，别那么色迷迷”
“在青少年哪咤中，小康是个正在读书的中学生，可是对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想往和迷恋，有一天，他遇上一个在街头浪荡的惨绿少年阿泽，阿泽夜晚偷盗，白天飑车，玩游戏，泡妞，小康对他的生活无比羡慕，并逐渐发展成为对于他本人盲目的爱意”教授说。
“蔡明亮是不错的”
“是，这教授似乎有点鉴赏力，听听他说什么”我身后终于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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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我很规矩，过着清洁有序的生活，没想过恋爱什么的。我天生一副低嗓子，人又瘦削，不是那种温香满怀的小女子。老实说，我不是不自卑的。但我喜欢学校，在这里你可以遇见各式各样的教授，其中有些人物确实很精彩。譬如古典文学老师，总穿紧身裤，布置我们写秦腔唱词，捏粉笔的兰花指在空中指指戳戳，头发烫成小卷卷，我的天，大男人哪。我们班的男生在三八妇女节那天集体送他一份礼物，听说他哭了。嘿嘿。教英文的那位，四十余岁，家庭妇女扮相，对襟袄，黑长裙，老棉鞋，挖苦人的功夫堪称精湛，动辄就骂：
“你们这帮小孩儿，不是最羡慕出国吗？就你们这水准，以后最好申请上哈佛——哈尔滨佛学院！”
还有辛先生。刚进学校那年公共课多如牛毛，教邓小平理论的便是辛先生，他的出生地距离我家不过十来里路。他不知从什么地方知道了我的籍贯，待我格外亲热些。他是个好人，专业是思想政治。教这种科目，若能保持客观，没有偏见，便是好教师。辛先生是温吞水一样的一个人，没有脾气的好好先生，做了二十几年讲师，迟迟升不了副教授。他那一科偏偏又试验学生选教师的制度，他很知道讨好学生，改卷子，最高分是100分，最低分是60分，他不会跟学生过不去，他也不会跟自己过不去。结果选他课的学生越来越多，每年他都是最抢手的先生。
他很小心翼翼地捧着他的饭碗，几十年如一日。看样子也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教这么多年的书，也不晓得寂寞不寂寞。然而大学是安静的。辛先生五十几岁了，儿子去了国外。
辛先生一点风度都没有，面皮姜黄，五官模糊不清，有些发福，头发秃了顶。但他的小菜做得相当不错，冬瓜火腿汤、面条鱼炒蛋，很有家乡风味。辛太太退了休，养一只玳瑁色的猫，在家种了许多竹子。他们住的是一楼，幽凉、阴暗，家具抹得很洁净。
我在辛家吃过几次饭，渐渐也不大去了。他们是一对很闷的人，除了追述陈年旧事，再有就是细细询问我的家事。我不喜欢。
然而在学校里真是什么样的人都会碰到。
大二那年，我邂逅了大鼻子情圣佟槿栖。他在第一堂课提到了台湾导演蔡明亮，而我在那堂课上睡着了。这些，我都永远永远无法忘记掉。
那天早晨下了雪，好些人缩进被子睡懒觉。我裹一条大大的围巾，仓促地往课室赶。雪一直一直落下来，在风里簌簌地碎碎地轻轻飞。
我平素漫不经心的，念书呢，却是在行。我的中学老师说，微红这孩子，聪明是够了的，竟还用笨学生的程式用功。是，用功的时候我是有点拼命的味道，消极无望地，完全不讲什么章法套路，三步两脚地只顾挥拳乱打，反倒将一身好端端的武艺荒废了。
念了大学我依旧镇日循规蹈矩地呆在图书馆，将老师指定的参考书一本一本借来读，连古代汉语亦不例外。古旧的线装书深奥晦涩，念过之后，一片茫然。
我是不大逃课的，每门课厚厚一册笔记。大学老师多半没什么耐性，在黑板上边写边讲，速度奇快，我一字不拉地狂记狂听，就像漫画里的傻孩子，差点连“此处老师打喷嚏”这种句子都会出现。
在大学里玩的孩子很多，但我不可以，我是个紧张的人，我要赶功课、拿奖学金、做家教，想到那些一辈子都做不完的事情，我简直要狂叫一声，吞枪自杀了。
经过生物系葱茏的实验园圃，我看到一位长头发的女孩子伫立雪中，捧一册英文书，旁若无人地朗朗诵读。不用听我都知道她念的是莎士比亚的戏剧，跳过哈姆雷特的精彩对白，专扮那苦难的奥菲利亚。
女孩子着意摹仿苏格兰乡村口音，可惜舌头卷曲太过，听上去像一只发音含混、被冻傻了的猫。那女孩曾经是园艺专业最优秀的学生，三年以前，英语没能考过公共四级，拿不到学士学位，疯了。家长撒手不管，把人扔学校里，从此以后她就常常在园圃里诗意而肉麻透顶地做show，大声念英文旁白，尽是些微茫的角儿，若是威尼斯商人，她就是最后出场的法官。反反复复念那几句道白。也没有别的，并不闹腾。
“太平，迟到啦。”有女同学从我身边过。我笑笑，跟上去。
同学跟我说：“佟老师是最好的教授，听说是欧洲回来的。”
我笑：“不见得欧洲回来的就长三只眼睛。”
同学说：“去年那个姓梁的，不知多可怕，整个学期就讲了一部战舰波将金号，一本讲义用足20年不舍得换。”
我打个呵欠：“从国外回来混饭吃，也是有的。”在这个问题上，她们迷信得要命，但凡外国的月亮，总是大的，哪怕那是非洲呢。我猜这佟教授也不过是汉语夹着英文，中西文化大杂烩，黑糊糊煮上一锅迷魂汤蒙人罢了。
我们一路赶往教室，这学校在郊外，地方大，未经雕琢的美很是难得。中文系的教学楼是青砖灰瓦的那一幢，墙上爬满是藤蔓，庭院中有大片大片的芭蕉，叫人想起诗经里蒹葭苍苍花木芬芳的情致。
楼前泊着一部流线型的欧宝，我认得那牌子，不由得多看两眼。一名女子坐在驾驶室里低头编织毛衣，车灯亮着，可以看见她柔和的侧影与纤细的手指，年纪不算轻了，短发做成仿三十年代皱皱的小波浪，有些凌乱美。她穿地衣色的羊毛大衣，是秋天湖泊的那种绿色，非常非常动人心魄。
课室里疏疏散散的几个人，教授已经到了，大衣挽在手臂上，大冷的天，只穿米色的棉质衬衫。荒唐的是，这人年纪不轻了，竟还梳f4的长头发，身材硕壮，像只马桶。我看他一眼，他戴黑眼镜，面目模糊，却有一只触目惊心的大鼻子。我别过脸去，不感兴趣。
第一排座位照例空着，我坐过去，摊开一本新的笔记薄。这门课是电影鉴赏。我的专业比较暧昧，叫做影视编导，然而前几届的毕业生无一例外做了教师记者公务员，与浮华的声色世界一点边都沾不上。
教授挽起衣袖，在黑板上写了佟槿栖三个字，旁边是一列电话号码，我抄在薄子上。他开始讲授的时候，陆陆续续又来了些人。教授大约染了外国脾气，并不计较，一径讲下去，也没有讲稿那些，随心所欲地介绍他所推崇的导演。
“蔡明亮是华人导演中，我比较属意的一个”教授说，一开口我就知道这人没什么特点。教外国文学的副教授，丑是一般的丑，但人家笑起来呵呵呵的，像个肆意的孩童，不由你不跟着乐。课程乏味没关系，逗逗乐子也是好的。
我后排是两个女生，兴致昂然地窃窃私语，点评他的身家背景。这些鸡婆，永远都在发春期。我的耳朵混杂在各路声响里，嗡嗡嗡，嗡嗡嗡，疲惫不堪。
“喂，你知道吗，他在德国住了三年”
“岂止德国，他有剑桥的文凭呢。昨天我去系办公室，主任正在打电话，主任说，‘康斯坦丁算什么，我们这里的佟槿栖有正宗的剑桥文凭。’真了不起，我从来不认识真正从剑桥毕业的人”
“蔡明亮的主人公永远叫小康，并且扮演者永远是李康生，据说此人是蔡明亮偶然在台北的一家电玩店里发现的，沉默、木呐，有点神经质，对来来往往的一切都感到茫然，这种阴暗的气质和表情贯穿了蔡明亮几乎所有的作品”教授说。他皱着眉头，全无笑容。我咬了咬笔，我所知道的国外教育是淡色的、温吞的、喧哗的，而佟槿栖太过目中无人，我怀疑他毕业于围城里那所冒牌的克莱登大学。
“嘿，你发现没有，他的侧面很像蓝色生死恋里面那个爱哭的哥哥”
“我呸，你别气我，他那身胚，压得死一头大象”
“我就喜欢他那样的，够男色”
“喂喂喂，别那么色迷迷”
“在青少年哪咤中，小康是个正在读书的中学生，可是对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想往和迷恋，有一天，他遇上一个在街头浪荡的惨绿少年阿泽，阿泽夜晚偷盗，白天飑车，玩游戏，泡妞，小康对他的生活无比羡慕，并逐渐发展成为对于他本人盲目的爱意”教授说。
“蔡明亮是不错的”
“是，这教授似乎有点鉴赏力，听听他说什么”我身后终于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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