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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做法很好。改革开放，不能忽视干部作风建设啊！于是，派人下来搞了次专题调查，写出一篇很漂亮的经验材料，分别登在省报和省委内部刊物上。当然，省委组织部的同志不知道有什么“工作往下走，领导往上走”之类的顺口溜。西州的经验一宣传，各地市也深感干部作风很有必要整一下。各地市都搞了，省直机关也不能太被动，也很认真地搞了一次。这样，张兆林倡议的干部作风整顿，成为全省学习的榜样。
张书记的肚子明显地腆了起来。孟维周原先似乎不曾注意，他是上次同张书记一道游泳时发现的。不久前，张书记到外面转了一圈，先是到北京跑几个项目，拜访了几位老同志，再到沿海考察。在鼓浪屿海滨浴场，孟维周第一次发现张书记的肚子已经很大了，立即联想到涵养、度量、宰相肚里能撑船之类的话。张书记也的确是宰相肚里能撑船。现在干部的思想越来越复杂，背地里议论领导已司空见惯，对张兆林也很有微词。但孟维周注意到，一切难听的话，在张兆林那里，都是左耳进，右耳出，从不耿耿于怀。肯定会有很多告状信飞往北京，中纪委那里不用说，北京那些老同志手里也会有举报信的。张兆林在北京拜访了很多老同志汇，却没有流露半句怨言，这让老同志很放心。有位老同志高度赞扬道：“小张呀，家乡有你这样的好同志当书记，是群众的福气！全区干部群众能够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家乡大有希望。”孟维周当时听到这句话，忍不住想笑，但还是拼命地止住了。本来险些儿要脱口而出的爆发性的笑声，化作一种感激的微笑，柔和地荡漾在脸颊上。倒不是想笑话张书记的汇报不实在，这一点他也是不敢笑的。一失笑便会成千古恨。他是想起了一个很不雅的玩笑。有回坐在会场听报告，张兆林讲到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便有人悄悄儿说笑：“男女做ài时才真的是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啊。”孟维周还是个尚未开蒙的童男子，但他猜想男女间应该是那么回事吧。
张书记的确不在乎人们说三道四，他只一股劲儿地抓大事。凡是大事，都要抓得有声势，有影响。省报上隔三岔五便有西州的报道，这个偏远山区的知名度眼看着越来越高了。可有人看问题就是偏激，说所谓提高本地知名度，实则是张兆林自己出风头，捞资本！
最近，地区又办成了一件大事，即将开通程控电话。这是西州地区“两走工程”的关键性项目之一。实现“两走”通讯太重要了。原计划用这个项目向“五一”劳动节献礼的，因故未能如期完工，便改为向“七一”党的生日献礼。可又未能完工，只得改向“十一”国庆献礼。张书记给地区邮电局向局长打过一次电话，很严肃地说：“再也不能拖了，‘十一’再有问题，你自己上电视台向全区人民交待。”邮电局虽是条条管的，却也不敢得罪地委。向局长说：“张书记，我用党票和职务保证，一定在‘十一’上午八时准时开通程控电话！”
现在是九月中旬，看进度是没有问题了。张书记开始考虑，怎样把开通程控电话这事搞得有声势一点。这是全区人民热切关注的大事呀！地区邮电局准备热热闹闹地搞一次剪彩庆典。张书记不同意。现在什么都搞剪彩，群众有看法，又落俗套。他指示邮电局再研究一个庆典方案。不等邮电局的方案出来，张书记自己有一个点子。他打算在“十一”上午八时拨通第一个电话，代表西州全地区人民向省委刘书记报喜，感谢省委、省政府的支持。电视台将直播张兆林打电话的实况，然后又在晚上黄金时间滚动播出。
张兆林叫来陆专员和吴秘书长谈这个想法。陆专员说：“这个点子好，又别致，又简单，又有意义。”
吴秘书长也说：“这样好，这样好。”
孟维周心想：是否也要附和一句，说张书记的策划很有新意？到底还是忍住了。不能讲策划。策划这个词，虽然在社会上早就很时髦了，但以往常常讲策划阴谋，官场很多人至今还把它当贬义词。要讲只能讲谋划、筹划之类。而谋划又有太过心计的意思，还是不妥；看来只有讲筹划，似乎筹字有极尽辛劳的含义。词典上当然不是这么解释的，词典上是死的语言，生活的语言才是活的，而官场上的语言又最精妙。所以还是讲筹划吧。可他还来不及讲，张书记已向吴秘书长做指示了：“省里领导很忙，吴秘书长辛苦一下，上省里跑一趟，向省委办公厅汇个报，征得刘书记同意。”
三天之后，吴秘书长从省城回来，向张书记汇报。省里领导的确很忙，联系起来还真困难，但事情总算落实得差不多了。
原来，吴秘书长先向省委谷秘书长汇报了西州地委的想法。谷秘书长对这种不搞排场，简朴办事的作风给予了高度赞扬，说：“我一定向刘书记转达你们地委的想法。”
吴秘书长在西州驻省办事处住了一晚，第二天再打电话同谷秘书长联系。谷秘书长答复说：“刘书记原则同意。具体安排，请你们同刘书记的秘书伍秘书衔接。”
伍秘书也很忙，刘书记有多难找，伍秘书就有多难找。当天晚上十二点了，才挂通了伍秘书的电话。伍秘书毕竟是书记身边的人，很热情，说已上床睡了，还是爬起来接了电话。伍秘书说：“谷秘书长同我讲了这事。你们张书记准备在电话里讲什么话？”
吴秘书长说：“就是报喜，代表全区人民报喜，感谢省委、省政府的支持。”
伍秘书说：“这样吧，电话里扯不清，我明天清早七点五十在办公室等你，你将你们张书记要讲的话写上给我。八点我要跟刘书记出去。”
之后，吴秘书长连夜拨通了张书记的电话。张书记沉吟一会儿，一句一顿地说了几句。吴秘书长在这边飞快地记了下来。他放下电话，又工工整整地抄了一遍。吴秘书长对自己的字不满意，可又是深夜，外面打字店都关门了。便对办事处袁海说：“小袁，你的字怎么样？”袁海谦虚道：“不行不行。”吴秘书长却把笔和纸推到了他的面前。袁海就认真地抄了起来。吴秘书长看到小袁的字还可以，就放心了。可袁海刚写了半行，吴秘书长说：“等会儿，等会儿。”吴秘书长刚才猛然意识到，这稿子虽只有百把个字，总也得有个题目才是，不然，一个光头文章，怎么送上去？但这样的文章，吴秘书长还是平生头一次碰上，不知怎么处理。既不能标个某某同志在某处的讲话，又不能标个关于什么的报告，怎么都不伦不类。真是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了。吴秘书长踱着方步冥思苦想了好一阵，才想到了一个不算太如意的标题：十月一日张兆林同志给省委刘书记的电话。
忙完之后，已是凌晨两点多。
次日一早，吴秘书长同袁海一道准时将稿子送给伍秘书。伍秘书热情地握着吴秘书长的手，说：“好吧，等定下来再通知你们。坐下喝杯茶吗？”
吴秘书长起身告辞，说：“不了，你忙。我们办事处小袁随时找你联系行吗？”
伍秘书说：“行！行！”
张书记听完吴秘书长的汇报，表示满意，并指示吴秘书长，要他交待小袁，随时同家里联系。吴秘书长说：“交待了，交待了。”
同省里联系得基本妥当了，邮电局向局长跑来汇报，说剪彩活动只怕还是要搞，他们省局要来领导。这就让张书记为难了。省邮电局不好得罪的，地区的通信建设要倚仗他们支持。但如果同意搞剪彩，对省里又不好交待。省委谷秘书长对他们不搞剪彩是给予了赞赏的，而且向省委刘书记作了汇报。
张书记反复考虑了一会儿，表了个态：“原则同意搞剪彩活动。气氛要热烈，场面要简朴；不在排场，重在庆祝。”
张兆林私下却有一计，吩咐电视台，庆典活动的各项内容都要录像，但是电视上只出现张兆林向省委报喜的内容，而剪彩的场面不上电视。因为整个儿庆典活动都有省邮电局领导在场，如果不弄些摄像机去晃晃，他们说不定会有看法的。反正电视新闻那会儿，正是酒桌上觥筹交错的时候，省邮电局的领导看不到的。只要新闻报道上注意了，省委那头也好说了。不得已而为之，只好如此了。
很快就是九月三十号了，省委那边还没有最后的消息。办事处袁海一天一个电话回来。他打听到，刘书记上北京出差去了。原计划二十九号回省里，航班是上午十点四十到达。临时又因天气原因，改坐火车了，正点的话是三十号上午十一时到站。
三十号下午四点多了，袁海还没有电话来，吴秘书长着急了。他打电话给办事处，一个女孩回答说：“稿子已到手了，袁主任赶火车回来了。”
吴秘书长发火了，怪他们怎么不先打个电话报告一下，这边领导急死了。办事处的女孩吓坏了，忙说：“袁主任刚才急急忙忙交待一句就赶火车了。我刚准备打电话汇报，吴秘书长您的电话就来了。”
吴秘书长不听那么多了，忙跑去报告张书记，好让张书记放心。张书记拍了一下大腿，说：“这个小袁，脑子这么不活，不知道发传真过来？你看你看，越忙越乱。素质问题，素质问题啊！”吴秘书长感到这事自己有责任，忘记交待小袁发传真了，便说：“也是也是，我交待过让他发传真过来的。一忙，可能忘了。不过还误不了事，火车是明天清早七点十分到站。”
次日清早，孟维周奉命接站。他很担心，因为这趟火车几乎没有正点过，有时一晚就是个把小时。今天若是这样，那就惨了。没有省里定的稿子，张书记怎么去打电话？又不能再打电话到省委办公厅去问那个稿子。问什么呢？难道问我们张书记怎么给省委刘书记打电话？
孟维周觉得省里办事也太死板了。不就是打个电话吗？弄得这么烦琐。张书记本来很会讲话的，这么一限制，还真不知怎么讲了。
果然晚点了。一打听，说是预计七点二十五到站。能在这个时间到还误不了事，一超过七点四十就危险了。
老天保佑，七点二十五火车终于到了。袁海老远就把手扬得高高的。孟维周也把手扬得高高的。但人多拥挤，袁海怎么也快不了。两人手一握，立即往小车跑去。一上车，袁海就将稿子拿了出来，交给孟维周。
孟维周接着稿子，说：“你发个传真过来不省事多了。”
袁海马上意识到自己忙个通宵，倒忙了个愚蠢，便掩饰道：“想过发传真，但听说最近机要局这边机子不行，收文效果不好。怕误事，干脆送回来算了。”
孟维周打开稿子一看，两页半纸，电脑打印的，格式像是相声脚本。一浏览，也就是些极平常的话。他不由得感慨道：“搞得太严肃了，太严肃了。”
袁海说：“上面领导讲话，不随便讲的。前任省委书记有次在北京开会，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他时，因为事先没有准备好讲稿，讲了几句就前言不搭后语了，影响很不好。”
新落成的电信大厦气派不凡。一楼营业厅里，地委和行署主要领导、省邮电局领导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济济一堂，他们在等待八点钟的到来。根据安排，打过电话之后，各位领导同志再到外面去举行简朴而隆重的剪彩仪式。张书记同省邮电局的领导热情地交谈着。电视台的记者们各项准备就绪。孟维周赶到了，没事似地走到张书记面前，递过一个信封。张书记也没事似地接过信封，不马上打开看。过了片刻，省邮电局的领导同别的同志搭话去了，张书记才取出稿子来，慢悠悠地吸着烟，看了一遍。
张书记将稿子塞进口袋，毫无表情地望了一眼孟维周。孟维周知道张书记在望自己，却佯装不知，同记者们招呼去了。张书记在这些细节事情上特别欣赏孟维周。换了别人，送这稿子给张书记，一定是火急火燎的样子，而孟维周却像什么事都没有似的。一切都滴水不漏，除了张书记、陆专员、吴秘书长和孟维周，在场的人没有谁知道这场戏原来还有那么个脚本，而且这脚本刚刚才送到，也没有谁知道谈笑风生的张兆林背上一直在冒虚汗。
八点整一到，张书记按下电话机免提键，亲自挂通了省委书记办公室的电话——
“喂，刘书记吗？您好！”“是。请问哪位？”
“我是张兆林。”
“哦，兆林同志，您好！”“刘书记，我给您报个喜。我区的程控电话，今天正式开通了。这是我们西州开通程控后打的第一个电话。我们西州全地区六百万人民，非常感谢省委、省政府的关怀，一定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认真实施‘两走工程’，努力实现经济的超常规发展！”
接着，电话里传来刘书记洪亮的声音。
电视记者们紧张地忙碌着。西州电视台正在直播。当天晚上，电视台又播放了这条新闻。自然安排在头条。此后又重播了三天。
次日晚上，省电视台也播了这条新闻。第三日，省里日报就此发了头条新闻，还配发了一则评论，题目：新闻之外的话题。副标题：不搞剪彩，不搞庆典，为这样的开业仪式叫好！
这个做法很好。改革开放，不能忽视干部作风建设啊！于是，派人下来搞了次专题调查，写出一篇很漂亮的经验材料，分别登在省报和省委内部刊物上。当然，省委组织部的同志不知道有什么“工作往下走，领导往上走”之类的顺口溜。西州的经验一宣传，各地市也深感干部作风很有必要整一下。各地市都搞了，省直机关也不能太被动，也很认真地搞了一次。这样，张兆林倡议的干部作风整顿，成为全省学习的榜样。
张书记的肚子明显地腆了起来。孟维周原先似乎不曾注意，他是上次同张书记一道游泳时发现的。不久前，张书记到外面转了一圈，先是到北京跑几个项目，拜访了几位老同志，再到沿海考察。在鼓浪屿海滨浴场，孟维周第一次发现张书记的肚子已经很大了，立即联想到涵养、度量、宰相肚里能撑船之类的话。张书记也的确是宰相肚里能撑船。现在干部的思想越来越复杂，背地里议论领导已司空见惯，对张兆林也很有微词。但孟维周注意到，一切难听的话，在张兆林那里，都是左耳进，右耳出，从不耿耿于怀。肯定会有很多告状信飞往北京，中纪委那里不用说，北京那些老同志手里也会有举报信的。张兆林在北京拜访了很多老同志汇，却没有流露半句怨言，这让老同志很放心。有位老同志高度赞扬道：“小张呀，家乡有你这样的好同志当书记，是群众的福气！全区干部群众能够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家乡大有希望。”孟维周当时听到这句话，忍不住想笑，但还是拼命地止住了。本来险些儿要脱口而出的爆发性的笑声，化作一种感激的微笑，柔和地荡漾在脸颊上。倒不是想笑话张书记的汇报不实在，这一点他也是不敢笑的。一失笑便会成千古恨。他是想起了一个很不雅的玩笑。有回坐在会场听报告，张兆林讲到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便有人悄悄儿说笑：“男女做ài时才真的是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啊。”孟维周还是个尚未开蒙的童男子，但他猜想男女间应该是那么回事吧。
张书记的确不在乎人们说三道四，他只一股劲儿地抓大事。凡是大事，都要抓得有声势，有影响。省报上隔三岔五便有西州的报道，这个偏远山区的知名度眼看着越来越高了。可有人看问题就是偏激，说所谓提高本地知名度，实则是张兆林自己出风头，捞资本！
最近，地区又办成了一件大事，即将开通程控电话。这是西州地区“两走工程”的关键性项目之一。实现“两走”通讯太重要了。原计划用这个项目向“五一”劳动节献礼的，因故未能如期完工，便改为向“七一”党的生日献礼。可又未能完工，只得改向“十一”国庆献礼。张书记给地区邮电局向局长打过一次电话，很严肃地说：“再也不能拖了，‘十一’再有问题，你自己上电视台向全区人民交待。”邮电局虽是条条管的，却也不敢得罪地委。向局长说：“张书记，我用党票和职务保证，一定在‘十一’上午八时准时开通程控电话！”
现在是九月中旬，看进度是没有问题了。张书记开始考虑，怎样把开通程控电话这事搞得有声势一点。这是全区人民热切关注的大事呀！地区邮电局准备热热闹闹地搞一次剪彩庆典。张书记不同意。现在什么都搞剪彩，群众有看法，又落俗套。他指示邮电局再研究一个庆典方案。不等邮电局的方案出来，张书记自己有一个点子。他打算在“十一”上午八时拨通第一个电话，代表西州全地区人民向省委刘书记报喜，感谢省委、省政府的支持。电视台将直播张兆林打电话的实况，然后又在晚上黄金时间滚动播出。
张兆林叫来陆专员和吴秘书长谈这个想法。陆专员说：“这个点子好，又别致，又简单，又有意义。”
吴秘书长也说：“这样好，这样好。”
孟维周心想：是否也要附和一句，说张书记的策划很有新意？到底还是忍住了。不能讲策划。策划这个词，虽然在社会上早就很时髦了，但以往常常讲策划阴谋，官场很多人至今还把它当贬义词。要讲只能讲谋划、筹划之类。而谋划又有太过心计的意思，还是不妥；看来只有讲筹划，似乎筹字有极尽辛劳的含义。词典上当然不是这么解释的，词典上是死的语言，生活的语言才是活的，而官场上的语言又最精妙。所以还是讲筹划吧。可他还来不及讲，张书记已向吴秘书长做指示了：“省里领导很忙，吴秘书长辛苦一下，上省里跑一趟，向省委办公厅汇个报，征得刘书记同意。”
三天之后，吴秘书长从省城回来，向张书记汇报。省里领导的确很忙，联系起来还真困难，但事情总算落实得差不多了。
原来，吴秘书长先向省委谷秘书长汇报了西州地委的想法。谷秘书长对这种不搞排场，简朴办事的作风给予了高度赞扬，说：“我一定向刘书记转达你们地委的想法。”
吴秘书长在西州驻省办事处住了一晚，第二天再打电话同谷秘书长联系。谷秘书长答复说：“刘书记原则同意。具体安排，请你们同刘书记的秘书伍秘书衔接。”
伍秘书也很忙，刘书记有多难找，伍秘书就有多难找。当天晚上十二点了，才挂通了伍秘书的电话。伍秘书毕竟是书记身边的人，很热情，说已上床睡了，还是爬起来接了电话。伍秘书说：“谷秘书长同我讲了这事。你们张书记准备在电话里讲什么话？”
吴秘书长说：“就是报喜，代表全区人民报喜，感谢省委、省政府的支持。”
伍秘书说：“这样吧，电话里扯不清，我明天清早七点五十在办公室等你，你将你们张书记要讲的话写上给我。八点我要跟刘书记出去。”
之后，吴秘书长连夜拨通了张书记的电话。张书记沉吟一会儿，一句一顿地说了几句。吴秘书长在这边飞快地记了下来。他放下电话，又工工整整地抄了一遍。吴秘书长对自己的字不满意，可又是深夜，外面打字店都关门了。便对办事处袁海说：“小袁，你的字怎么样？”袁海谦虚道：“不行不行。”吴秘书长却把笔和纸推到了他的面前。袁海就认真地抄了起来。吴秘书长看到小袁的字还可以，就放心了。可袁海刚写了半行，吴秘书长说：“等会儿，等会儿。”吴秘书长刚才猛然意识到，这稿子虽只有百把个字，总也得有个题目才是，不然，一个光头文章，怎么送上去？但这样的文章，吴秘书长还是平生头一次碰上，不知怎么处理。既不能标个某某同志在某处的讲话，又不能标个关于什么的报告，怎么都不伦不类。真是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了。吴秘书长踱着方步冥思苦想了好一阵，才想到了一个不算太如意的标题：十月一日张兆林同志给省委刘书记的电话。
忙完之后，已是凌晨两点多。
次日一早，吴秘书长同袁海一道准时将稿子送给伍秘书。伍秘书热情地握着吴秘书长的手，说：“好吧，等定下来再通知你们。坐下喝杯茶吗？”
吴秘书长起身告辞，说：“不了，你忙。我们办事处小袁随时找你联系行吗？”
伍秘书说：“行！行！”
张书记听完吴秘书长的汇报，表示满意，并指示吴秘书长，要他交待小袁，随时同家里联系。吴秘书长说：“交待了，交待了。”
同省里联系得基本妥当了，邮电局向局长跑来汇报，说剪彩活动只怕还是要搞，他们省局要来领导。这就让张书记为难了。省邮电局不好得罪的，地区的通信建设要倚仗他们支持。但如果同意搞剪彩，对省里又不好交待。省委谷秘书长对他们不搞剪彩是给予了赞赏的，而且向省委刘书记作了汇报。
张书记反复考虑了一会儿，表了个态：“原则同意搞剪彩活动。气氛要热烈，场面要简朴；不在排场，重在庆祝。”
张兆林私下却有一计，吩咐电视台，庆典活动的各项内容都要录像，但是电视上只出现张兆林向省委报喜的内容，而剪彩的场面不上电视。因为整个儿庆典活动都有省邮电局领导在场，如果不弄些摄像机去晃晃，他们说不定会有看法的。反正电视新闻那会儿，正是酒桌上觥筹交错的时候，省邮电局的领导看不到的。只要新闻报道上注意了，省委那头也好说了。不得已而为之，只好如此了。
很快就是九月三十号了，省委那边还没有最后的消息。办事处袁海一天一个电话回来。他打听到，刘书记上北京出差去了。原计划二十九号回省里，航班是上午十点四十到达。临时又因天气原因，改坐火车了，正点的话是三十号上午十一时到站。
三十号下午四点多了，袁海还没有电话来，吴秘书长着急了。他打电话给办事处，一个女孩回答说：“稿子已到手了，袁主任赶火车回来了。”
吴秘书长发火了，怪他们怎么不先打个电话报告一下，这边领导急死了。办事处的女孩吓坏了，忙说：“袁主任刚才急急忙忙交待一句就赶火车了。我刚准备打电话汇报，吴秘书长您的电话就来了。”
吴秘书长不听那么多了，忙跑去报告张书记，好让张书记放心。张书记拍了一下大腿，说：“这个小袁，脑子这么不活，不知道发传真过来？你看你看，越忙越乱。素质问题，素质问题啊！”吴秘书长感到这事自己有责任，忘记交待小袁发传真了，便说：“也是也是，我交待过让他发传真过来的。一忙，可能忘了。不过还误不了事，火车是明天清早七点十分到站。”
次日清早，孟维周奉命接站。他很担心，因为这趟火车几乎没有正点过，有时一晚就是个把小时。今天若是这样，那就惨了。没有省里定的稿子，张书记怎么去打电话？又不能再打电话到省委办公厅去问那个稿子。问什么呢？难道问我们张书记怎么给省委刘书记打电话？
孟维周觉得省里办事也太死板了。不就是打个电话吗？弄得这么烦琐。张书记本来很会讲话的，这么一限制，还真不知怎么讲了。
果然晚点了。一打听，说是预计七点二十五到站。能在这个时间到还误不了事，一超过七点四十就危险了。
老天保佑，七点二十五火车终于到了。袁海老远就把手扬得高高的。孟维周也把手扬得高高的。但人多拥挤，袁海怎么也快不了。两人手一握，立即往小车跑去。一上车，袁海就将稿子拿了出来，交给孟维周。
孟维周接着稿子，说：“你发个传真过来不省事多了。”
袁海马上意识到自己忙个通宵，倒忙了个愚蠢，便掩饰道：“想过发传真，但听说最近机要局这边机子不行，收文效果不好。怕误事，干脆送回来算了。”
孟维周打开稿子一看，两页半纸，电脑打印的，格式像是相声脚本。一浏览，也就是些极平常的话。他不由得感慨道：“搞得太严肃了，太严肃了。”
袁海说：“上面领导讲话，不随便讲的。前任省委书记有次在北京开会，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他时，因为事先没有准备好讲稿，讲了几句就前言不搭后语了，影响很不好。”
新落成的电信大厦气派不凡。一楼营业厅里，地委和行署主要领导、省邮电局领导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济济一堂，他们在等待八点钟的到来。根据安排，打过电话之后，各位领导同志再到外面去举行简朴而隆重的剪彩仪式。张书记同省邮电局的领导热情地交谈着。电视台的记者们各项准备就绪。孟维周赶到了，没事似地走到张书记面前，递过一个信封。张书记也没事似地接过信封，不马上打开看。过了片刻，省邮电局的领导同别的同志搭话去了，张书记才取出稿子来，慢悠悠地吸着烟，看了一遍。
张书记将稿子塞进口袋，毫无表情地望了一眼孟维周。孟维周知道张书记在望自己，却佯装不知，同记者们招呼去了。张书记在这些细节事情上特别欣赏孟维周。换了别人，送这稿子给张书记，一定是火急火燎的样子，而孟维周却像什么事都没有似的。一切都滴水不漏，除了张书记、陆专员、吴秘书长和孟维周，在场的人没有谁知道这场戏原来还有那么个脚本，而且这脚本刚刚才送到，也没有谁知道谈笑风生的张兆林背上一直在冒虚汗。
八点整一到，张书记按下电话机免提键，亲自挂通了省委书记办公室的电话——
“喂，刘书记吗？您好！”“是。请问哪位？”
“我是张兆林。”
“哦，兆林同志，您好！”“刘书记，我给您报个喜。我区的程控电话，今天正式开通了。这是我们西州开通程控后打的第一个电话。我们西州全地区六百万人民，非常感谢省委、省政府的关怀，一定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认真实施‘两走工程’，努力实现经济的超常规发展！”
接着，电话里传来刘书记洪亮的声音。
电视记者们紧张地忙碌着。西州电视台正在直播。当天晚上，电视台又播放了这条新闻。自然安排在头条。此后又重播了三天。
次日晚上，省电视台也播了这条新闻。第三日，省里日报就此发了头条新闻，还配发了一则评论，题目：新闻之外的话题。副标题：不搞剪彩，不搞庆典，为这样的开业仪式叫好！